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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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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各地国小可见的“礼义廉耻”匾牌
芝加哥唐人街“天下为公”牌楼背面,上书“礼义廉耻”。
芝加哥唐人街“天下为公”牌楼背面,上书“礼义廉耻”。
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国时期的“四维八德”被认为需“破四旧”而加以毁坏。图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西门牌坊背面的八德“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在文革时被人用水泥破坏。牌坊由国立中大首任校长邹鲁题字。

四维八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其中“四维”出于相传是齐国管仲所作的《管子》一书,该书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第六讲中特别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八德”,当时称为固有之道德。两者合而为之“四维八德”。[1]

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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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牧民篇有如下文字,应为“四维”的源起: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动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地位,并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再增修战时的意义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并且以正面方式陈述四维重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四维是立国的根本,是个人处世的标准。

四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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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即是合理合宜,有节有礼,也就是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的“不逾矩”。儒者通过“省吾身”以避免行为“逾矩”。直到“从心所欲”却能,“不逾矩”,达到王阳明所谓的“此心光明”的境界。这个理是人本的天理。合礼就是合乎天理,不伤天害理。天理的标准就是仁。儒家讲究“学以致用”。学养能够达到“仁”的境界,行为必然合乎“礼”。

“义”即是宜。 也就是行为正当,合乎正道。

“廉”是凡事堂堂正正,坦荡无遮。能如是,贪赃枉法之事,何由发生?

“耻”是不盲从,知道取舍之道。因此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因为根据仁的标准决定取舍,所以没有邪恶的行为。儒家运用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最基本的就是达到不违仁。 就是王阳明说的“致良知”。

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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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八德屏风画
韩国的八德屏风

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家”乃对于中国文化的强势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

新八德指忠孝、仁爱、信义及和平。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特别重视倡导,因共计有八字,故一般惯例简称为“八德”。孙中山说: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所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了。……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义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

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之一,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好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2]

民国廿三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发动新生活运动,八德与四维并为两大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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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四維八德,中華百科全書. [2014-07-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1-01). 
  2. ^ 孙文. 《三民主義》 重排初版. 台北: 正中书局. 1978: 65–69.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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