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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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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外交、价值外交、价值取向外交、或价值导向外交（英语：Value Oriented Diplomacy or Value Diplomacy or Value-based Diplomacy），有时亦称为原则外交（Principled Diplomacy）等，通常指奠基于尊重普世价值的外交政策方针，强调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权利（有时亦延伸至环保、和平、市场经济等价值）的尊重。[1][2][3]这种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可表现在推动落实上述价值；支持实践这些价值的国家或与其强化合作关系；建立“价值同盟”（Alliance of Values）；对抵触上述价值的行动予以批判、施压、或制裁（如经济制裁等）；对缺乏上述价值的国家则推广促进这些价值的生根发展等。民主和平论的多项研究即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与和平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民主国家的一切作为需尊重民意，共同分享自由民主制等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因内部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与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精神而较不容易发生武装冲突。[4][5]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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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出身政治学教授与大学校长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参见：昭昭天命、美国优越主义、围堵政策、推倒这堵墙、和平演变、美国支持的威权政体列表和美国优先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立宪民主国家，历届经选举产生之政府多少都将独立宣言（凡人皆生而平等）、《美国宪法》（权力分立）、《美国权利法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请愿自由等）与盖兹堡演说（民有、民治、民享）、其他法案（如劳工权利）及《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揭橥之价值（The values captur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 other global and regional commitmen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s upo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as founded centuries ago.）融入其外交政策。[1]美国国务院即表明促进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与人权保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Promot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are central to U.S. foreign policy.）[6][7]

讽刺美国外交多重标准的漫画，对特定国家严苛，对特定国家宽松

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更是标举相关精神，如具理想主义思想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即强调民族自决等。其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哈瑞·杜鲁门、约翰·肯尼迪、吉米·卡特、隆纳·雷根、比尔·克林顿、乔治·沃克·布希、巴拉克·奥巴马等总统任内都提出重视民主制度与人道主义精神之对外政策。[8]

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希访问英国时称两国人民有个“价值同盟”，设定彼此外交政策方向的是两国最深的信念。由于珍视自身的公民权利，因而为他人的人权而挺身。（...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eoples have an alliance of values... The deepest beliefs of our nations set the direction of our foreign policy. We value our own civil rights, so we stand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others.）[9]他在日本京都发表演说时亦强调促进自由民主价值与开放社会之重要性，提及日本、韩国与台湾的民主发展历程，并敦促中国、朝鲜及缅甸进行改革。[10]

美国的影响力促进了菲律宾、韩国与台湾等亚太国家在1980年代的民主化。[来源请求]美国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提出一连串对中国的制裁措施。[11][12]此后也开创了以“美中人权对话”的模式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

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United States'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现有一位兼任总统西藏事务特别代表（President'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ibetan Issues）的平民安全暨民主人权次卿（Under Secretary for Civilian Security,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其下设有民主人权暨劳工助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与主管难民等事务之其他职务。[13]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也设有人权与民主事务的小组委员会。

 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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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萨哈罗夫奖、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和欧中人权对话

对人权之尊重与捍卫是明载于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基本条约》、《里斯本条约》与《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等文献的核心价值，这项承诺亦适用于其对外政策。[14][2]欧盟成员国也在中国军事镇压八九民运后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欧盟自1997年开始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2007年5月，由欧盟与中国代表在柏林举行人权对话时，德国与会代表拒绝中国的要求，不同意在会议时排除香港非政府组织，导致会议流产。[15]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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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首位女总理梅克尔
参见：德中人权对话、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科索沃宣布独立事件和伊朗绿色革命

出身共产主义东德、1989年柏林墙被拆之后投身民主运动、于2005年成为德国总理的梅克尔标举“新自由主义”，强化与美国等民主阵营国家关系，强调“价值观外交”（value diplomacy）与“原则外交”（principled diplomacy），包括对俄罗斯与中国等人权纪录差（poor human rights records）的国家。[16][17][18]

她在2007年9月21日在总理官邸会见西藏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支持西藏文化自治，是现任总理正式会见达赖之首次。虽面临中国政府之威胁，梅克尔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针锋相对地表示：“我是德国总理，我有权决定在哪里和谁见面。不会因为对华贸易关系而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她的幕僚在“世界报”强调，接见达赖正是“价值导向”外交的展现，如果退让，就得不到中国的尊重。梅克尔于2008年3月藏区流血冲突发生之际即表示未来还会再接待到访的达赖喇嘛。[17][18][19][20][21]

梅克尔在德国国会发表施政报告时表示，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建立在价值上，因此伸张人权和捍卫经济利益其实是一体两面，本身并不矛盾。建立于价值的外交，有助于提升德国的声望。她说，不论在中东、伊朗或柯索伏等外交事务上，德国正是因为采取这种“价值导向”的策略，才赢得国际声望，值得所有国民骄傲。梅克尔在接受访问时也重申：在对外政治，我们不容普世原则与经济利益相互冲突。[22]

德国总统克勒于2007年出访中国前，也接见了国际特赦组织代表，询问中国人权"受迫害"的情况，克勒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也主动当面提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15]

2007年10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通过一份亚洲政策文件，阐述了外交政策中更多价值取向的重要性。该文件赞扬日本、印度、韩国是民主体制最巩固的亚洲国家，应加强与同享“共同价值”的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并与美国及澳洲合作。不民主、也不自由的中国成功崛起，与津巴布韦、苏丹、缅甸、委内瑞拉等国拓展关系，不顾环保和人权的标准贷款给发展中国家，不仅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也为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该党的外交发言人说，中国拿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存底来制造导弹和射下卫星，实在没有必要每年援助中国六千八百万欧元、拿德国纳税人的钱来帮助中国解决内陆的贫穷问题。为防止在人权辩论中中国做出反西方的“条件反射”，绿党建议将目光集中在违反中国本国法律的现象上，并指出中国国内的重重矛盾。绿党警告道，不可以借口"对华政策是欧洲政策"，在两国之间的交往中忽略人权议题。[23][24]

梅克尔访问中国时总会要求会见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或意见领袖，对中国的人权和言论自由等问题表示关注。曾与梅克尔会面的北京媒体人表示她不是那种简单地拿钱（可以）收买的西方政客﹐她还想着在推动中国民主化方面要有所表示，这也是她被欣赏、受人尊敬之处。2012年，梅克尔两天的访中行程原包括亲自造访现有体制内较开放敢言的广州媒体《南方周末》编辑部，被视作她对民主自由等理念的鼓励，也是她价值外交的体现。但此计划因提前曝光而遭当局以“业务繁忙，无力接待”为由取消。梅克尔在出访前接受非官方媒体的《南周》采访﹐其做法与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访中时点名只接受《南周》采访（虽然采访提问需事先得到中共审批）如出一辙。[25][26]

2016年3月下旬，德国总统高克先在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与独立记者高瑜的律师莫少平与尚宝军等会面；之后在上海对大学生演讲时强调人权与自由的重要性。他以自身经验谴责前东德共产政权剥夺人民自主权，没有自由、平等与秘密的公开选举，批评共党政权让民众噤声并羞辱与领袖唱反调的人，政府缺乏公信力，与民众间互不信任，大多数人民不快乐也不自由，整个体制缺乏正当性。高克同时着重工会的重要性，而中国惟一的工会还掌控在政府手中。高克也强调学术自由，“大学要作为一个研究不受干扰、讨论自由坦诚的地方，自由是珍贵之宝。”高克也表达德国对中国公民社会近来发生的一些事的担忧。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德国媒体对高克的演说赞誉有加，认为是“包装精美的严厉批评”。[27][28]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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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的价值外交则主要表现在参与海外的和平维持与重建等行动。[29][30][31]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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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组阁的安倍晋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自2006年起所倡议自由与繁荣之弧，是强调与和日本同样具有尊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的国家强化合作的外交政策。麻生太郎任外相期间出版过《自由与繁荣之弧》一书，揭示日本外交应推进的方向和远景，主张应在国际上争取同属追求自由、民主的价值同盟。[32]这项构想被外界认为隐含有联合自由民主制国家以抗衡、牵制、围堵中国、俄罗斯等国之意涵。[33][34][35][36][37][38][39]

安倍与麻生两人访问台湾时都表示日本与台湾是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以及法治社会等共同价值的友好伙伴，形成现在密切的台日关系。[40][41][42]

安倍首相于2013年1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与总统尤多约诺举行联合记者会，发表了与东南亚国协共同努力深化并普及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海洋要靠法治及规则来管理、共同保护亚洲的多种文化与传统等对东盟外交政策的五项原则，以强化区域安定与发展。[43][44]

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于2013年1月31日在致交流协会成立40周年纪念之贺辞表示：“支撑起日台间深厚友谊与信赖关系的正是民主、自由、和平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台湾民众在这40年间，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也深植了公平与公正的政治制度，作为同样拥有这些基本价值观的我国亦对此甚为欣喜。”[45]

 中华民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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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台湾民主基金会、亚洲民主人权奖和民主太平洋联盟

李登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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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李登辉

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于1995年6月成为中华民国（台湾）第一位访问美国的现任国家元首，他在其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说，当中强调“我们随时准备伸出援手，我们亟盼与各国分享民主的胜利果实。”宣扬台湾的民主成就与对国际社会的实质贡献。[46][47]2005年，李登辉前总统再次访问美国华府国会山庄、纽约、洛杉矶等地，提出自由民主国家应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对抗威胁亚太安全之共产制度与军事霸权崛起的“亚洲的自由战略”主张。他期待美国与印、日、台、韩等国建立战略联盟，唯有发展并巩固自由民主国家的全球与区域合作，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帮助中国改革政治、走向民主，才能使中共政权终结其奴役压迫制度、尊重人类的普世价值，与亚洲国家一同走上自由、民主、和平之路。[48][49]

陈水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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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陈水扁于2002年指出，亚太地区国家绝大多数已经选择民主制度，民主的扩大与巩固是促进和平与发展及全球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稳定基石。台湾做为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典范，愿强化与先进民主国家与亚太民主国家的合作基础，塑造“美日台三边民主国家”伙伴关系及“亚洲民主同盟”关系，建立民主合作机制与亚太民主社群，对持续深化巩固亚洲新兴民主及促进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民主化做出贡献。他重申安全、民主和经济是确保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三个主要“锚”，台湾将透过文化与教育将民主价值深植民心，并本着“人权立国”的理念使台湾的人权标准与先进国家同步，对巩固国际民主社会进行回馈与贡献。[50][51][4][5]

陈水扁于2004年5月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表示：“长久以来，台湾与美、日及许多国际友邦的友谊基础，不仅在于维护共同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与和平的‘价值同盟’关系。...过去这几年，我们筹设民主太平洋联盟、成立民主基金会，积极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地球村的其他成员共同分享并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52]外交部长陈唐山于同年在美国以“台湾民主化与美国精神的价值同盟”为题演说时再度强调“台湾愿意在自由、民主、人权与和平等普世价值的追求上，与友邦建立‘价值同盟’关系”。[53][54]

行政院院长游锡堃于2004年10月于“台日论坛2004年台北会议”致词时表示“台、日、美同为崇尚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三国在此一共同基础上一向维持良好互动与密切关系。为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台、日、美三方‘价值同盟’的紧密合作实属必要，安全必须获得保障，经济始能繁荣发展。美国与日本之间已有《美日安保条约》，我与美国之间则有《台湾关系法》，此二项机制已经提供台、日、美在安保方面的合作平台，三方应借此建立安全对话管道，加强反恐合作并巩固区域安全。”[55][56]

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吕秀莲

2005年5月，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在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演讲时表示：“廿一世纪是国民主权的时代，由人民来决定一切...台湾的外交，应是价值外交...我要提出的是‘价值外交’。我们要让全世界看清楚，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立国价值是跟全世界主流国家一致的，我们代表主流价值...更重要的是，台湾跟美国、欧美国家有同样的价值，我用的是soft power柔性力量，至少包括人权、民主、和平，我把‘爱心’都放进去，再加上科技发展...我们台湾打的是柔性的力量，我们是和平、合作、分享，我们的人权、民主、和平...我们的宗旨是DPP，不是民进党，而是民主（democracy）、和平（peace）、繁荣（prosperity），谁能拒绝民主、和平、繁荣？没有民主、和平就没有真正的繁荣，所以DPP是一个核心价值。”[57][58]

总统陈水扁在授勋给教廷前外长陶然枢机主教以表彰他多年来提升台湾与教廷邦谊的友好合作关系时表示：“台湾与教廷是价值同盟，对于民主、人权、自由与和平有共同的信仰，并期盼双方的价值伙伴关系可以永远持续下去。”[59]

外交部2005年度及尔后迄今的施政重点也表明“致力与美、日、欧盟及国际友邦建立自由、民主、人权与和平的‘价值同盟’伙伴关系及经济共荣的‘策略联盟’关系”。[60][61][62]外交部也说明“在1990年代以后，台湾靠着深耕民主与人权的独特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以‘台湾经验’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外交’更成为我国参予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策略。”[63]

陈水扁总统于2007年对缅甸军政府镇压事件表达谴责后，副总统吕秀莲在总统府召开“声援缅甸民主化座谈会”，集合国内外民间团体力量，在民主太平洋联盟架构下成立“太平洋声援缅甸民主化网络”（Pacific Network for Democracy in Burma），提供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及人道救援，协助缅甸早日走向民主化。[64]

外交部部长黄志芳亦表示：“民主、自由与人权是我核心价值，我外交工作亦是依循此核心价值进行推动...成立‘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呼吁全球‘民主社群’成员共同协助、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等非民主国家扬弃威权体制包袱...邀请韩国、蒙古、萨尔瓦多、波兰及南非等五个新兴民主国家卸任元首共同主持开幕仪式。”[65]

蔡英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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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踏实外交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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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韩国总统李明博与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希在华府举行的记者会上以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市场经济价值和信赖为基础建立新的韩美关系为目标提出了“21世纪韩美战略同盟”，这一概念的三个核心部分是：价值同盟、信任同盟和构建和平同盟。[6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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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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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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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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