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宦官時代

第三次宦官時代為十五至十七世紀時，明朝於的宦官干預朝政的時代。

明初對宦官的禁制

朱元璋建立明朝，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廢除宰相一職，集君權、相權於一身，朱元璋在位時，平均每天要批閱一百五十件奏章，裁決四百種案件，又設立「殿閣大學士」，長駐宮殿，作為皇帝秘書。

朱元璋在位期間，大學士的職責和現在的文膽或秘書相同，有不輸給宰相的工作量，但沒有宰相的實權。大學士幫助皇帝批閱奏章，回覆信件，捉刀文稿，也會分析案情，並把自己的意見上呈皇帝，但大學士草擬的意見皇帝會不會採納，大學士自己也不知道，因他們和皇帝之間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他們的意見要靠主管內廷的宦官來轉達，這些奏章稱為「票擬」，宦官的身分雖然卑微，但在遞送奏摺、旨意的過程中已有祕書之實，同時因隨伺皇帝而有進言影響皇帝決策的機會，只要有心上下操弄，即可輕易干政，外朝權臣亦可藉與之勾結獨攬大權，如萬曆初期的首輔張居正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

起初，朱元璋明白宦官干政可能擾亂朝綱，曾立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更嚴禁宦官識字，以防其舞文弄墨。但這樣的局面卻被靖難之變起兵奪位的明成祖朱棣輕易打破，朱棣奪位後，召用解縉、胡廣、楊榮等入文淵閣參與機務，明朝內閣制度建立。更由於許多宦官在靖難之變中曾經暗助朱棣，因此朱棣也寵信宦官。

明成祖打破禁制

建文帝在位時，御中官日嚴，下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朱棣起兵時，宦官多逃入其軍。靖難之役後，朱棣奪得皇位，得助於宦官，「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另一方面，因華北以北地區長期受異族統治，導致朝中官員大都來自南方，在成祖掌權之後，部分為免朝政皆為一地方勢力所把持，部分因宦官中出身北方、朝鮮者多利於外事，隨開始重用宦官，例如派遣鄭和、侯顯、王景弘等率船隊七下西洋，宣揚國威。又設錦衣衛、東廠等特務機構，交由宦官主持，「令嬖暱者提督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成祖的決策產生的的影響十分重大，不但令宦官被委派行政任務的行為慣例化，使之主掌握東廠等機構更是令宦官集團常態化的掌握警察權，而隱然形成除科舉官僚外的另一個官僚體系，其對情治權的掌握更令朝臣不論為排除異己、營私或自保均須結納宦官。從而導致明朝政治加速腐敗。

宦官得到學習機會

明宣宗設「內書堂」，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從此宦官可以讀書識字、舞文弄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司禮監又取得「批紅」之權，可代理皇帝批奏章，「後來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與政，惟有秉筆太監與政矣」。

由於明朝宦官可以受到正式教育，所以他們的知識和道德水平，整體上比第一、二次宦官時代的宦官高。皇帝也仗重宦官處理政事，與士大夫集團對抗，這也與第一、二次宦官時期，宦官只以親近及控制皇帝得以掌權又不一樣。

宦官權力的發展

第三次宦官時代，由司禮監太監王振揭開序幕。1435年，9歲的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司禮太監王振帶着他遊戲，控制錦衣衛，正統七年（1442年）王振毀去宮門所鑄太祖禁內臣預政之鐵碑，正統十四年（1449年）又勸英宗御駕親征，最後發生了「土木堡之變」，削弱明朝的邊防力量，只能修長城加強邊防。

明憲宗在位時，成化十二年（1476年）設西廠，後於成化十八年（1482年）一度廢除，明孝宗時宦官之權勢一度壓抑，明武宗時復設西廠，並設內行廠，明朝宦官之權勢無以復加，正德五年（1510年）除去劉瑾後，西廠與內行廠一同廢除。

明神宗在位時因國本之爭而怠政，最後的三十年只在金鑾殿亮過一次相。內閣大學士數十年見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擬」，所有的「票擬」都要仰仗宦官轉達，宦官的權力遂膨脹，但神宗仍掌握朝局。

魏忠賢專權是明朝宦官為患最烈的時期，天啟帝整天忙着木工，沒時間批閱公文，這給了魏忠賢很好發輝的舞台，當時政府高級官員和士大夫階層，公然爭先向宦官賣身投靠，甚至建立生祠，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國子監生陸萬齡上書，稱魏忠賢可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為「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其後，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且「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黃運泰造生祠迎塑像時，「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魏忠賢更嚴酷打壓復社、東林黨。直到崇禎帝即位後，迫使魏忠賢自經為止，雖然崇禎帝清洗閹黨，但明朝內憂外患，積重難返，挽救不了明朝的江山，李自成在北京時「下令盡逐內監，無老幼貴賤，即以其杖驅之，皆號泣徒跣，破面流血而去」。《國榷》甲申年四月戊午朔，述「（李自成軍）盡驅內官出城，毋再入。凡數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時，內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楊木棍，塗以朱，至是即以驅閹人，都人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