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宦官时代

第三次宦官时代为十五至十七世纪时，明朝于的宦官干预朝政的时代。

明初对宦官的禁制

朱元璋建立明朝，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宰相一职，集君权、相权于一身，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天要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又设立“殿阁大学士”，长驻宫殿，作为皇帝秘书。

朱元璋在位期间，大学士的职责和现在的文胆或秘书相同，有不输给宰相的工作量，但没有宰相的实权。大学士帮助皇帝批阅奏章，回复信件，捉刀文稿，也会分析案情，并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但大学士草拟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大学士自己也不知道，因他们和皇帝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的意见要靠主管内廷的宦官来转达，这些奏章称为“票拟”，宦官的身份虽然卑微，但在递送奏折、旨意的过程中已有秘书之实，同时因随伺皇帝而有进言影响皇帝决策的机会，只要有心上下操弄，即可轻易干政，外朝权臣亦可藉与之勾结独揽大权，如万历初期的首辅张居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起初，朱元璋明白宦官干政可能扰乱朝纲，曾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更严禁宦官识字，以防其舞文弄墨。但这样的局面却被靖难之变起兵夺位的明成祖朱棣轻易打破，朱棣夺位后，召用解缙、胡广、杨荣等入文渊阁参与机务，明朝内阁制度建立。更由于许多宦官在靖难之变中曾经暗助朱棣，因此朱棣也宠信宦官。

明成祖打破禁制

建文帝在位时，御中官日严，下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朱棣起兵时，宦官多逃入其军。靖难之役后，朱棣夺得皇位，得助于宦官，“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另一方面，因华北以北地区长期受异族统治，导致朝中官员大都来自南方，在成祖掌权之后，部分为免朝政皆为一地方势力所把持，部分因宦官中出身北方、朝鲜者多利于外事，随开始重用宦官，例如派遣郑和、侯显、王景弘等率船队七下西洋，宣扬国威。又设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交由宦官主持，“令嬖昵者提督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成祖的决策产生的的影响十分重大，不但令宦官被委派行政任务的行为惯例化，使之主掌握东厂等机构更是令宦官集团常态化的掌握警察权，而隐然形成除科举官僚外的另一个官僚体系，其对情治权的掌握更令朝臣不论为排除异己、营私或自保均须结纳宦官。从而导致明朝政治加速腐败。

宦官得到学习机会

明宣宗设“内书堂”，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从此宦官可以读书识字、舞文弄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司礼监又取得“批红”之权，可代理皇帝批奏章，“后来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与政，惟有秉笔太监与政矣”。

由于明朝宦官可以受到正式教育，所以他们的知识和道德水平，整体上比第一、二次宦官时代的宦官高。皇帝也仗重宦官处理政事，与士大夫集团对抗，这也与第一、二次宦官时期，宦官只以亲近及控制皇帝得以掌权又不一样。

宦官权力的发展

第三次宦官时代，由司礼监太监王振揭开序幕。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控制锦衣卫，正统七年（1442年）王振毁去宫门所铸太祖禁内臣预政之铁碑，正统十四年（1449年）又劝英宗御驾亲征，最后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削弱明朝的边防力量，只能修长城加强边防。

明宪宗在位时，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西厂，后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一度废除，明孝宗时宦官之权势一度压抑，明武宗时复设西厂，并设内行厂，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正德五年（1510年）除去刘瑾后，西厂与内行厂一同废除。

明神宗在位时因国本之争而怠政，最后的三十年只在金銮殿亮过一次相。内阁大学士数十年见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拟”，所有的“票拟”都要仰仗宦官转达，宦官的权力遂膨胀，但神宗仍掌握朝局。

魏忠贤专权是明朝宦官为患最烈的时期，天启帝整天忙着木工，没时间批阅公文，这给了魏忠贤很好发辉的舞台，当时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争先向宦官卖身投靠，甚至建立生祠，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国子监生陆万龄上书，称魏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因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其后，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黄运泰造生祠迎塑像时，“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魏忠贤更严酷打压复社、东林党。直到崇祯帝即位后，迫使魏忠贤自经为止，虽然崇祯帝清洗阉党，但明朝内忧外患，积重难返，挽救不了明朝的江山，李自成在北京时“下令尽逐内监，无老幼贵贱，即以其杖驱之，皆号泣徒跣，破面流血而去”。《国榷》甲申年四月戊午朔，述“（李自成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