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妖书案

第二次妖书案，此案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历史案件，是妖书案的一部分，由于国本之争引起的东林党争事件。

第一次妖书案

主条目：第一次妖书案

万历年间刑部侍郎吕坤撰《闺范图说》，写了许多后妃的故事，彰显妇德，司礼监秉笔太监陈万化将《闺范图说》送入宫内，明神宗赐给郑贵妃。郑贵妃意图成名，又在《闺范图说》中增加自己的故事，重新刊印。给事中戴士衡以为吕坤巴结郑贵妃，上疏弹劾吕坤，但神宗不理会。

万历廿六年（1598年），有个化名“燕山朱东吉”（寓意：北京的朱家，东宫大吉）的人撰写吕坤《闺范图说》的后记《忧危竑议》，说明郑贵妃欲使己子朱常洵夺取常洛的皇储之位，又指责吕坤与郑承恩、张养蒙、魏允贞等支持郑贵妃夺储，此书被称为“妖书”，神宗怀疑此书是出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樊玉衡之手，怒谪戴士衡、樊玉衡二人，后又怀疑阁臣张位是主谋．贬了张位，还有与张位亲近的官员们，如礼部侍郎刘楚先、右都御史徐作、国子监祭酒刘应秋、礼部主事万建昆、给事中杨廷兰等，是为第一次妖书案。

第二次妖书案

万历卅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书，署名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四川御史乔应甲书。书中托名“郑福成”（寓意：郑贵妃之子福王立储成功），言神宗立东宫之事，实为不得已，大肆批评首辅沈一贯与大学士朱赓，甚至沈一贯险贼，又说“朱赓，就是‘朱’家要‘更’换太子（‘赓’、‘更’为谐音）”。

文章内容

有问于郑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国本已固，无复可忧、无复可虑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郑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势，正贾生所谓厝火积薪之时也。”

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无谓储宫有未安乎？”曰：“然。夫东宫有东宫之官，一官不备何以称乎？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请，不得已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

曰：“改立，谁其当之？”曰：“福王矣。大率母爱者子贵。郑贵妃之专擅，回天转日何难哉？”

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盖朱名赓，赓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

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尽得众心，而必无变乱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蚁集膻蝇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岂有相公倡之，而众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门，仁义存，谁肯舍富贵而趋死亡乎？”

或曰：“众附，姓名可得数否？”曰：“余数之熟矣。文则有王公世扬、孙公玮、李公汶、张公养志，武则有王公之桢、陈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郑公国贤，而又有郑贵妃主之于内，此之谓十乱，《鲁论》所谓‘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

曰：“然则何以知此数人之所为乎？”曰：“数公皆人杰，无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广孝，岂止富贵终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扬、陈汝忠，则靖难之兵取诸京营而自足矣；有李汶，则三边险要有人控之矣；有孙玮于保定，则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无由至矣；有王之桢则宿卫禁城，有谁人能斩关而入乎？”

曰：“是固然矣。若张养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欤？”曰：“养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则朱公之乡人也。无不愿借相公之余光者，况有以招徕之乎？”

曰：“然则事可济乎？”曰：“必济。庸人倡，义人尚景从，而此数公皆人杰也。且复有郑妃与陈矩朝夕比周于帝前，以为之主，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或曰：“蛟门公独无言乎？”曰：“蛟门为人险贼，常用人而不用于人，故有福己自承之祸，则规避而不染，何以见其然也？夫锦衣卫西司房类奏，有名祖宗来，未有不升者。而皇亲王道化本内有名竟不升，岂其才力出诸菜佣下哉！盖沈相公欲右郑而左王，故核实之时令，亲家史起钦抑其功而不录，亦王之桢有以默授之也。”

曰：“然则子何以处此？”曰：“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余止听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

万历三十一年，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四川道御史乔应甲书。

后续

因其言词诡妄，时称妖书。朱赓得此书，立即进宫面奏皇帝。神宗看后大怒，即命东厂“大索奸人”。

沈一贯是浙党，与东林党人郭正域、沈鲤等人积怨已深，反借此案诬陷沈鲤等东林党人，兴起大狱、株连甚众。府同知胡化上书控告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朝廷调查之下，胡化承认自己诬告阮明卿，阮明卿的岳父给事中钱梦皋救援明卿，上书攻击郭正域及沈鲤，认为是他们作妖书的。但胡化反驳说：“阮明卿是我的仇家，我才告他，郭正域考取进士二十年间我们不相往来，怎么说他有牵连？”郭正域是太子的老师，后来由于太子出面保全郭正域，要求东厂提督太监陈万化帮忙，于是陈万化洗清了郭正域的冤情。

康丕扬上疏指出“妖书案”和“楚太子案”两案同源，牵扯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沈令誉是郭正域家聘的医生，因而参与了郭正域的官场生活，还是郭正域与外界联络的“通讯官”。而当时的佛教禅宗大师紫柏真可也因当时要求朝廷停止征收矿税，不停奔走在京师各界，而紫柏真可与沈鲤友好，因此亦被趁机牵连，且沈令誉也是紫柏真可的弟子。此后紫柏真可被东厂与锦衣卫严刑拷打，打得体无完肤，自狱中归后，伤重而圆寂，而另一位医师沈令誉亦被处以酷刑。史载：“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

不久，东厂又逮捕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供出他哥哥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原来皦生光原为顺天府诸生（秀才），但却时常在京师狡取人财。有一富商包继志，聘请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写了“五色龙文炤碧天，谶书特地拥祥烟。定知郑主乘黄屋，愿献金钱寿御前。”之诗，正要刊行时，皦生光却以“郑主乘黄屋”一句话有讽刺郑妃夺储之意，可能会引发文字狱，向包继志恐吓银钱，后来甚至恐吓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

最后皦生光被捕，在锦衣卫屈打之下成招，成为妖书主犯，由于《续忧危竑议》中写的都是朝廷之事，一个秀才无法知悉这样的内容，定是朝廷的人所为，不过陈万化发觉了皦生光以前写“郑主乘黄屋”以诈骗人财之事，已是大逆之罪，足以判死刑，所以就打算用皦生光来顶罪，以保全所有大臣。刑部尚书萧大亨想将“妖书”牵连到他讨厌的郭正域，拷打皦生光，逼其招供，但是生光宁死不屈。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皦生光被判斩首，神宗大怒，改为凌迟，此事就此打住。

第二次妖书案究竟谁是幕后主使，在史传中众说纷纭，

参考文献

• 朱孟阳《细说明代十六朝》2005-7-1，京华出版社 ，ISBN ：7807240601
•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