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轟炸
|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轟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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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 |||
 潮汐行動中一架B-24轟炸機向位於羅馬尼亞普洛耶什蒂的阿斯特拉羅馬納煉油廠投彈[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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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美國 英國 蘇聯 中國 法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 新西蘭 波蘭 |
 德國 意大利 日本 匈牙利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芬蘭 泰國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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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阿諾德 卡爾·斯帕茨 柯蒂斯·李梅 切斯特·尼米茲 查爾斯·波特爾 理查德·皮爾斯 亞瑟·哈里斯 亞瑟·泰德 克利福德·麥克埃文 喬治·瓊斯 蔣介石 謝爾蓋·胡佳科夫 亞歷山大·諾維科夫 亞歷山大·戈洛瓦諾夫 |
赫爾曼·戈林 阿爾貝特·凱塞林 沃爾弗拉姆·里希特霍芬 胡戈·施佩勒 里諾·福吉耶 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 埃托雷·穆蒂 東久邇宮稔彥王 杉山元 河邊正三 南雲忠一 特內格·卡爾曼 喬治·傑內斯庫 亞爾·倫德奎斯特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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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中國： 法國：
荷蘭：
波蘭
蘇聯： |
德國 日本：
意大利： | ||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轟炸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敵方的領土、鐵路、公路、港口、城市以及工業區進行的持續性空中打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諸多空軍戰略家認為對工業及政治基礎設施而非純軍事目標進行打擊將能帶來重大勝利[13]。戰略轟炸時常涉及對平民居住區的轟炸，相關軍事行動有時刻意針對平民，以達到震懾作用並擾亂其日常秩序，但可能會觸犯戰爭罪行。不過二戰爆發時國際法並未明確禁止對城市區域的轟炸，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班牙內戰及中日戰爭中這一情形已有發生。
二戰期間的戰略轟炸自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時即已開始。德國空軍對波蘭諸多城市及平民區進行了無差別的轟炸行動，目標包括華沙[14]。隨戰事發展，軸心國及同盟國的轟炸規模均明顯提升。1940年9月德國空軍開始對英國城市進行轟炸[15]。1942年後英國對德國的轟炸限制逐漸放寬，開始針對工業區域，並最終擴展至平民區[16][17]。美國對德國的轟炸跟隨這一邏輯，對漢堡、德累斯頓及其他德國城市的燃燒轟炸廣受爭議[18]。
在侵華戰場，日本對平民目標進行了持續的轟炸（如重慶）。在太平洋戰場，美國於1944年10月開始對日本進行成規模的空襲行動[19]，而至1945年3月已開始採用燃燒轟炸，造成日本民眾的重大傷亡，殺死的人數甚至比原子彈還要多；1945年8月6日及9日則對廣島和長崎進行了原子彈轟炸，是史上僅有的兩次核轟炸。
戰略轟炸為一軍事戰略，與密接支援及戰略空中力量有顯著區別[20]。戰略轟炸的效用在戰間及戰後都受到了廣泛的討論[21][22][23][24]，由於造成大規模屠殺平民的效果，作法極具爭議性。德國空軍及英國皇家空軍均未能挫傷敵軍士氣並完成致命一擊。但亦有學者認為戰略轟炸顯著破壞了敵方的工業生產能力[25][26]，戰間期的戰略轟炸支持者則認為這一行動最終導致了日本的投降[27]。
法律爭議
[編輯]由於年代原因，1899年以及1907年的海格會議僅僅制定了關於陸戰與海戰的條款。在當時，空戰還只是停留在腦海之中。雖然有些國家嘗試將空戰包括在國際人權公約中，但是它們都沒能在二次大戰前達成此目標。當然，也不是說空戰由此而不在戰爭法的管轄之內，只是各國政府對於如何解釋空戰有着比較明顯的分歧。[28]這意味着那時的各式國際條約或國際習慣法均不限制針對平民所展開的空襲。[29]
對於國際法在空襲這方面的遺漏事實上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30]因為各式約束空戰的國際法都有着太鬆或太緊的條款，所以大多數國家都拒絕簽署此類條約，其中一個例子便是1923年起草的關於空戰的海格規則。 另外，對於各大國來說，剛剛研發出來的先進轟炸機給予了它們巨大的軍事優勢。由此，對於限制使用此類轟炸機的條約它們更是不願接受。 既然沒有任何詳細規定空戰的條約，各交戰國在戰爭初期便採用了被各主要交戰國所簽署1907年海格會議條約。而此條約沒有限制任何針對平民所展開的空襲。[31]
紐倫堡審判中戰爭罪的主檢察官Telford Taylor將軍寫到：
儘管像華沙、鹿特丹、貝爾格萊德、倫敦這些先遭受慘烈轟炸的城市是德軍而非盟軍造成了損失，但德國和日本的城市被摧毀並非出於報復，而是精心制定的方針，我們深刻體會到對城市和工廠進行空中轟炸已經是現代戰爭中在所有國家都會發生的事情。 [31]
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的（附件）第25條並未對平民得到豁免的程度提供明確的執行標準，海軍方面也是這樣。因此，像意大利空軍理論家、將軍朱利奧·杜黑這些人提出的理論似乎並不違反《公約》的規定。[32]基於這些原因，盟軍在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中並未將轟炸非軍事目標定為犯罪，下令採取類似行動的軸心國領導人也並未因此遭到起訴。Chris Jochnick在Roger Normand在他們撰寫的文章《暴力的合法性1：戰爭法的批判史》中解釋說：「法庭將對平民進行士氣轟炸和其他攻擊排除出審判後，這些做法已經被賦予了合法性。」[33]
道德倫理爭議
[編輯]戰略轟炸的概念以及戰爭期間的廣泛實施引發了戰後關於其道德性的爭論。出現了三種道德倫理觀點。[34][35][36][37]
一種是基於正義戰爭理論，強調非戰鬥人員擁有免受戰爭傷害的固有權利，不應成為故意攻擊的目標。堅持非戰鬥人員豁免權和使用武力的相對性。[37]
第二種是基於「工業網絡理論」，該理論提出集中精力摧毀敵方軍事、工業和經濟基礎設施，而不是軍隊，以此作為贏得戰爭的最快方式。支持者認為，二戰期間對城市進行戰略轟炸造成的平民死亡是合理的，因為它們縮短了戰爭時間，從而有助於避免更多的傷亡。
邁克爾·瓦爾澤在《正義與不正義的戰爭》（1977）中展現了第三種觀點。沃爾澤提出了所謂的「最高緊急狀態」理論。雖然他總體上同意正義戰爭理論，但他得出的結論是，對道德秩序的嚴重威脅將證明使用無差別的武力是正當的。[37]
空軍元帥羅伯特·桑德比爵士總結了他對轟炸倫理的分析：[36]
對轟炸倫理的研究不能不提醒人們，人是一種不合邏輯的生物，更容易受到情感的影響，而不是冷靜的理性。人具有自我欺騙和不加批判地壓制不受歡迎的事實的神奇力量；面對壓倒性的相反證據，他仍然能夠相信他想相信的東西。事實上，沒有哪個瞎子會看不見，也沒有哪個聾子會聽不見。因此，希望人們普遍接受關於空中轟炸倫理這樣一個情緒化主題的理性觀點無疑是不切實際的。
歐洲
[編輯]戰爭初期的政策
[編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航空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人們認為，大規模的轟炸機群將有能力摧毀城市。例如，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在1932年警告說：「轟炸機總會通過。」
當戰爭於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開始時，武裝中立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呼籲主要交戰方（英國、法國、德國和波蘭）將空襲限制在軍事目標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對未設防城市的平民區進行轟炸」。[38]英國和法國同意遵守這一要求，英國承諾「將轟炸嚴格限制在軍事目標上，但條件是所有對手都將嚴格遵守相同的戰爭法」。德國也同意遵守羅斯福的要求，並解釋說轟炸華沙是在協議範圍內，因為華沙被認為是一座設防城市，但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沒有將針對敵方平民作為其政策。
英國的政策於1939年8月31日制定：如果德國發起無差別的攻擊行動，英國皇家空軍「應該攻擊對戰爭至關重要的德國目標，特別是石油資源」。如果德國空軍只攻擊軍事目標，英國皇家空軍應該「對威廉港的德國艦隊發動攻擊」，並「在射程內發現海上戰艦時進行攻擊」。英國向盟友法國傳達了「不採取可能涉及平民傷亡風險的空中行動」意圖。
雖然英國承認轟炸德國會造成平民傷亡，但英國放棄將蓄意轟炸戰區外的民用目標作為軍事戰術。1940年5月15日，在德國轟炸鹿特丹的第二天，英國改變了政策，英國皇家空軍被允許攻擊魯爾區的目標，包括石油工廠和其它支持德國戰爭的民用工業目標。1940年5月15日指16日晚，英國皇家空軍首次空襲德國內陸，而法國戰役仍在繼續進行。[39][40]
歐洲早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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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
[編輯]德國入侵波蘭期間，納粹德國空軍對波蘭城市展開了大規模空襲，轟炸醫院等民用基礎設施，包括逃亡的難民。[41]德國空軍轟炸了波蘭首都華沙，以及小鎮維隆和弗蘭波爾。[42]對維隆的轟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首批軍事行動之一，也是第一次重大轟炸行動，轟炸是在一個幾乎沒有軍事價值的城鎮進行的；轟炸弗拉姆波爾被描述為測試戰術和武器實用性的實驗。英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在《1939-1945年的歐洲戰爭》中寫道：「沒有簡單的勝利：選擇弗蘭波爾的部分原因是它完全沒有防禦能力，部分原因是其巴洛克式的街道規劃為計算和測量提供了完美的幾何網格。」[43][44][45][46][47]
弗蘭波爾被選為實驗對象，因為低速飛行的試驗轟炸機不會受到火力的威脅。此外，位於中心的市政廳是工作人員理想的定位點。我們觀察了可見標誌後的方向可能性，以及村莊的大小，這保證了炸彈仍會落在弗拉姆波爾。從一方面來說，它應該使探測記錄更容易，從另一方面來看，它應該確認所用炸彈的效率。
德國空軍發出指令的目的是防止波蘭空軍影響地面戰鬥或攻擊德國領土。此外，德國空軍還通過直接戰術和間接空中支援來支持德國地面部隊的推進，對波蘭軍事動員中心進行攻擊，從而推遲波蘭有序的戰略兵力集中，並通過摧毀波蘭戰略鐵路線來阻止波蘭部隊的支援。[49]
瓦瑟坎特行動為轟炸機部隊對華沙目標的集中攻擊做準備。然而，根據波蘭教授托馬什·薩羅塔的說法，由於惡劣的天氣條件，行動被取消，而德國作家霍斯特·博格聲稱，這可能是由於羅斯福呼籲避免平民傷亡；據博格稱，美國禁止轟炸華沙住宅區內的軍事和工業目標。[50][51]
波蘭自9月初以來的報告指出，德國轟炸醫院並對平民進行掃射（由於德國飛機專門針對醫院進行標記，直到醫院被移至露天以避免此類襲擊，因此對醫院進行標記適得其反），以及對逃亡的平民不分青紅皂白的襲擊，薩羅塔稱，這直接違反了《海牙公約》。華沙於9月9日首次遭到德國地面部隊的襲擊，9月13日被圍困。德國作家布格聲稱，隨着德國地面部隊的到來，華沙的局勢發生了變化。根據《海牙公約》，這座城市可以合法地遭到襲擊，因為它是一座位於前線的防禦城市並拒絕投降。[52]
轟炸鐵路、公路和集結的軍隊對波蘭的動員造成了嚴重破壞，而對城鎮和軍事目標的襲擊則破壞了陳舊的波蘭信號網絡，擾亂了指揮和控制。在幾天的時間裡，德國空軍的數量和技術優勢對波蘭空軍造成了損失。1939年9月1日起，波蘭各地的空軍基地也遭到了德國空軍的轟炸。[53][54]
9月13日，根據波蘭國防軍的信息，德軍對華沙猶太區發動襲擊，理由是猶太人對德國士兵犯下了未指明的罪行，但可能是為了回應波蘭地面部隊的失敗並意圖發動恐怖襲擊。德國空軍183架轟炸機攜帶高爆彈和燃燒彈轟炸了華沙猶太區。9月22日，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發來信息：「緊急請求利用最後機會進行大規模轟炸，作為破壞性恐怖襲擊……將盡一切努力徹底摧毀華沙」。阿道夫·希特勒頒布了一項命令，阻止平民離開華沙並繼續展開轟炸，他認為這將促使波蘭投降。[55]
9月14日，法國駐華沙空軍武官向巴黎報告說，「德國空軍根據國際戰爭法，只轟炸軍事目標，因此法國沒有理由反駁。」猶太新年，德國空軍再次集中力量轟炸華沙的猶太人，轟炸猶太區以及猶太教堂。根據薩羅塔教授的說法，報告不準確，因為作者不知道維隆或卡米涅茨發生的轟炸事件，他於9月12日離開波蘭，目的是為了避免法國捲入戰爭，並且報告於1948年發表。
三天後，華沙被德軍包圍，數十萬張傳單被投放在城市上空，指示市民在可能發生的轟炸之前撤離城市。9月25日，德國空軍出動1150架次，投擲了560噸高爆彈和72噸燃燒彈。[56]
為了在西方戰役中保留轟炸機的力量，He 111轟炸機被Ju 52運輸機所取代。由於盛行風，導致轟炸的精度很差，甚至給圍攻的德軍造成了誤傷。[57]
波蘭對德國目標的唯一一次轟炸是由PZL23卡拉斯輕型轟炸機對奧瓦瓦的一家工廠實施的。由於蘇聯於1939年9月17日發動進攻，波蘭空軍於1939年8月18日離開波蘭，駐紮在波蘭東部的波蘭簡易機場和飛機即將被占領。雖然Pursuit Brigade追擊旅是波蘭首都華沙防禦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在戰爭開始一周後被轉移到盧布林。
但澤自由市也發生了一起無計劃的轟炸。9月7日晚上11點，一架波蘭盧布林R.XIII G水上飛機飛越該市，執行攻擊德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號戰列艦的任務。然而，該船已經離開了該市，因此水上飛機飛越但澤市中心，在那裡轟炸並向慶祝威斯特普拉特波蘭駐軍投降的德軍開火。[58]
西線，1939年至1940年5月
[編輯]1939年9月3日，在德國入侵波蘭之後，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西線戰爭開始。9月3日和4日，英國皇家空軍轟炸了德國多艘戰艦和小型船隻。9月3日，8名德國海軍士兵在威廉港被英國炸死，這是戰爭中首次被英國殺死的德國士兵；隨後英國對庫克斯港和黑爾戈蘭島進行了襲擊。1939年的黑爾戈蘭灣空戰顯示了轟炸機面對戰鬥機的脆弱。[59][60][61]
德國的第一次空襲是在1939年10月16日和17日，襲擊了羅塞斯和斯卡帕灣的英國艦隊。此後很長時間沒有活動。同時，英國皇家空軍的襲擊減少到每月不到一次。假戰依然在繼續，雙方展開了政治宣傳。[62][63]
英國禁止攻擊地面目標和港口內的德國軍艦，因為有造成平民傷亡的風險。赫爾曼·戈林早期發布的指示允許在任何地方對軍艦進行有限攻擊，包括在海上進行。而希特勒的OKW第2號命令和空軍第2號命令禁止在敵人轟炸德國之前攻擊人的海軍力量，指出「必須以不引發德國空中戰爭的爆發為指導原則。」[64]
阿爾特馬克號事件之後，德國空軍於1940年3月16日對英國海軍基地斯卡帕洛進行了打擊，首次出現英國平民的死亡。三天後，英國對德國在敘爾特島赫努姆空軍基地進行了攻擊，雖然中了一家醫院，但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德軍隨後進行了報復性的海軍襲擊。[65]
德國對法國的轟炸始於5月9日夜間。到5月11日，法國報告稱，亨恩-利塔爾、布魯瓦、朗斯、拉費爾、洛安、南希、科爾馬、蓬托瓦茲、朗貝爾、里昂、布、哈斯布魯克、杜倫斯和亞眠等地區遭到轟炸，至少造成40名平民死亡。[66]
當盟軍的輕型和中型轟炸機試圖通過打擊德軍的部隊和橋梁來拖延入侵時，英國戰爭內閣授權萊茵河以西的公路和鐵路等目標進行有限的轟炸。[67]
鹿特丹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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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利用轟炸鹿特丹，試圖讓荷蘭妥協投降。在德國發出第二次最後通牒後，努力失敗了。1940年5月14日，德國空軍被命令轟炸鹿特丹，以迫使被圍困的城市投降。這起有爭議的轟炸，轟炸針對的是被圍困市中心，而不是為壓力重重的德國第22步兵師（由馮·斯波內克中將指揮，於5月10日空降）在城市西北部和城市東部默茲河大橋與荷蘭軍隊的戰鬥中提供直接的戰術支援。在最後一刻，荷蘭決定投降，並派遣一名全權代表和其他談判人員越過德國防線。有人試圖取消襲擊，但轟炸任務已經開始。從法律上講，這次襲擊是針對對軍事目標和前線至關重要的城市防禦部分進行的，轟炸遵守了《海牙陸戰公約》第25至27條。[68][69][70][71]
在100架He 111轟炸機中，57架投下總重97噸的炸彈，引發的火災導致市中心2.8平方公里的區域被摧毀，包括21座教堂和4家醫院。襲擊造成800至1000名平民死亡，1000多人受傷，78000人無家可歸。2022年，檔案研究顯示，鹿特丹大轟炸期間共有1150至1250名平民、荷軍和德軍喪生。大約25000所房屋、2320家商店、775個倉庫和62所學校被毀。[72][73]
雖然德國歷史學家霍斯特·布格表示，英國的宣傳將平民傷亡人數誇大了30倍，但據當時的報紙報道顯示，荷蘭駐巴黎大使館最初估計有10萬人死亡，荷蘭駐紐約使館後來發布了修訂後的3萬人數字。國際新聞機構廣泛報道了這些數字，將鹿特丹描繪成一個被恐怖轟炸無情摧毀的城市，無視平民生命，廢墟下有3萬人死亡。有人認為，轟炸是針對明確的目標，並有助於德軍進攻。德國威脅要以同樣的方式轟炸烏得勒支，荷蘭最後選擇投降。[74][75][76][77][78]
盟軍的反應
[編輯]鹿特丹遭襲後，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於1940年5月15日授權襲擊萊茵河以東的德國目標。空軍授權元帥查爾斯·波爾特攻擊德國魯爾區的目標，包括石油工廠以及協助戰爭的民用目標。襲擊的根本原因是將德國空軍從前線轉移。丘吉爾在16日的一封信中向法國同行解釋了他的決定的基本原理：「我今天與戰爭內閣和所有專家一起審查了你昨晚和今天上午向我提出的增加戰鬥機中隊的要求。我們都同意，最好通過打擊敵人的生命體徵來吸引敵人到這個島上，從而幫助共同事業。」由於英國炸彈瞄準技術不足，隨後的襲擊「對城鎮和村莊造成了恐怖襲擊的影響。」5月15至16日晚，96架轟炸機越過萊茵河，襲擊了蓋爾森基興的目標。[79][80][81]
5月17日至18日晚，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轟炸了漢堡和不來梅的石油設施；投擲的燃燒彈引發了6場大火、1場中等規模的大火和29場小型火災。襲擊造成47人死亡，127人受傷。科隆的鐵路調車場當晚遭到襲擊。5月，埃森、杜伊斯堡、杜塞爾多夫和漢諾威也遭到轟炸機司令部的類似襲擊。6月，多特蒙德、曼海姆、法蘭克福和波鴻遭到襲擊。當時，轟炸機司令部缺乏必要的導航和轟炸技術背景，夜間轟炸的準確性極低。因此，炸彈通常散布在大片地區，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1940年6月7日至8日晚，一架法國海軍F.222式轟炸機轟炸了柏林，這是盟軍對德國首都的首次襲擊。[82]
即使英國襲擊了德國城市，但德國空軍直到法國戰役結束六周後才開始襲擊英國。[83]
不列顛戰役和倫敦大轟炸
[編輯]1940年6月22日，法國與德國簽署第二次貢比涅停戰協定。英國則繼續戰鬥。7月1日至2日，英軍襲擊了德國軍艦沙恩霍斯特號戰艦和歐根親王號重巡洋艦，16架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襲擊了德國的哈姆火車站。[84][85][86]
1940年6月初，不列顛戰役以德國對英國的小規模轟炸開始。「滋擾性襲擊」指用來訓練轟炸機機組人員進行晝夜攻擊，測試防禦能力並嘗試方法。這些訓練飛行持續到7月和8月，一直持續到9月的第一周。1940年6月30日赫爾曼·戈林發布的總命令指出：[87]
對英國的戰爭將僅限於對防禦力量薄弱的工業和空軍目標的破壞性攻擊……對相關目標進行最徹底的研究，即目標的關鍵點，是成功的先決條件。應盡一切努力避免平民遭受不必要的生命損失。——赫爾曼·戈林
對英吉利海峽航運和英國空軍的襲擊和小規模衝突於7月4日開始，並於7月10日升級，道丁後來提議將這一天作為戰鬥的正式開始日期。戰役期間，希特勒呼籲英國接受和平，但英國拒絕談判。[88][89][90]
希特勒仍然希望與英國通過談判實現和平，他明令禁止對倫敦和平民的襲擊，違反這一命令的飛行員都會受到懲罰。希特勒1940年8月1日發布的第17號指令確立了對英國的戰爭行為，並明確禁止德國空軍進行恐怖襲擊。元首宣布，恐怖襲擊只能是他下令報復的手段。[91]
8月6日，戈林制定了鷹日計劃：四天時間在英格蘭南部摧毀英國皇家空軍戰鬥機司令部，然後將轟炸目標對擴大到中部地區的軍事和經濟目標，直到日間襲擊可以不受阻礙地進行，海獅作戰即將開始時，再對倫敦發動大規模襲擊，引發難民危機。1940年8月8日，德軍轉而襲擊英國皇家空軍的戰鬥機基地。為了減少損失，德國空軍也開始實施夜間轟炸。從8月19日至20日晚開始，夜間轟炸的目標是航空業、港口和城鎮等戰略目標，包括倫敦周圍的郊區。[92][93]
到8月的最後一周，超過一半的空襲採取夜間轟炸。8月24日，幾架偏離航線的德國轟炸機意外轟炸了倫敦市中心。第二天，英國皇家空軍首次轟炸柏林，目標是柏林-滕珀爾霍夫機場和西門子公司。由於攻擊的誤差，導致德國認為這是無差別的轟炸，此舉激怒了希特勒：他下令通過對英國，特別集中對倫敦的夜間轟炸來打擊「英國人的夜間海盜行為」。1940年9月4日，希特勒在柏林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宣布：[94][95][96]
前幾天晚上，英國人轟炸了柏林。就這樣吧。但這是一個兩個人可以玩的遊戲。當英國空軍投擲2000、3000或4000公斤炸彈時，我們將在一個晚上投擲15萬、18萬、23萬、30萬、40萬公斤。當他們宣布他們將大規模襲擊我們的城市時，我們將根除他們的城市。總有一天，我們中的一個人會崩潰，而不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 --阿道夫·希特勒
倫敦大轟炸依然在進行中。戈林在阿爾貝特·凱塞林的敦促和希特勒的支持下，對英國首都發動了大規模進攻。9月7日，318架轟炸機對倫敦進行了連續不間斷的轟炸，倫敦碼頭區在日間襲擊中已經受損。1940年9月7日的襲擊已經成為一場明顯的恐怖行動，雖然主要目標是倫敦碼頭，但顯然有恐嚇倫敦民眾的意義。希特勒本人希望轟炸倫敦會恐嚇民眾屈服。他說：「如果800萬（倫敦人）發瘋，很可能會變成一場災難！」。在那之後，他相信「即使是一次小小的入侵也可能會有很長的路要走」。德國空軍夜間又出動了250架次轟炸機。截至9月8日上午，已有430名倫敦人遇難。德國空軍發布新聞公告，宣布他們在24小時內向倫敦投擲了100多萬公斤炸彈。在為期九個月的閃電戰中，許多英國城市遭到襲擊，包括普利茅斯、斯旺西、伯明翰、謝菲爾德、利物浦、南安普頓、曼徹斯特、布里斯托爾、貝爾法斯特、卡迪夫、克萊德班克、赫爾河畔金斯頓和考文垂。《英國國防》一書的作者寫道：[97][98]
儘管德國空軍在9月初通過的計劃中提到了對大城市人口的襲擊，但1940-41年秋冬季襲擊的詳細記錄並不表明其意圖是對平民進行不分青紅皂白的轟炸。選定的目標主要是工廠和碼頭。其他專門分配給轟炸機機組人員的目標包括倫敦金融城和白廳政府區。 --巴茲爾·科利爾
除了巴茲爾·科利爾的結論外，還有1941年在倫敦的亨利·阿諾德將軍1949年的回憶錄，支持科利爾的估計。亞瑟·哈里斯在1947年指出，德國未能抓住機會通過燃燒彈攻擊摧毀英國城市。[99]
隨着戰爭的繼續，電子技術也不斷升級。為了對抗德國的無線電導航設備，幫助導航員在黑暗中和雲層中找到目標，英國隨後地解決了對抗措施的問題（最明顯的是機載雷達，以及高效的欺騙性信標和干擾器）。[100]
即使轟炸對英國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破壞了平民的日常生活，但並沒有造成決定性影響。英國的防空系統變得強大，隨着德國放棄對英國的入侵，開始注意蘇聯，襲擊也逐漸減少。
轟炸曼海姆的阿比蓋爾·雷切爾行動是英國於12月16日對德國城市進行的首次報復性轟炸之一。1940年夏季，英國一直在等待機會，嘗試在選定的城鎮造成最大破壞的空襲，而這一機會是在德國突襲考文垂之後給予的。在內部，它被宣布為對考文垂和南安普頓的報復。丘吉爾於12月初正式下令實施新的轟炸政策，不展開宣傳，並將其視為一項實驗。目標標記和大多數炸彈都沒有擊中市中心。這促進了轟炸機流的發展。雖然這次空襲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但批准了進一步的行動。[101]
這是英國從精確打擊軍事目標轉向對整個城市進行區域轟炸的開始。[102]
戰爭後期的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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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的第一任參謀長 瓦爾特·韋弗將軍是烏拉轟炸機的大力支持者，但當他在1936年的一次飛行事故中去世時，在戈林的影響下，對戰略轟炸機計劃的支持開始迅速減少。在戈林的壓力下，韋弗的繼任者阿爾伯特·凱塞林選擇了一種中型、多用途、雙引擎戰術轟炸機。艾爾哈德·米爾希強烈支持戈林的觀點，他對德國空軍的未來起到了關鍵作用。米爾奇認為，德國工業（就原材料和生產力而言）每年只能生產1000架四引擎重型轟炸機，但雙引擎轟炸機的數量是這個數字的許多倍。1937年春天，就在德國空軍自己的技術辦公室通過Ju 89轟炸機和Do-19重型轟炸機準備進行測試時，戈林下令停止四引擎戰略轟炸機項目的所有工作。[103]
1939年，轟炸機B計劃試圖生產一種雙引擎戰略轟炸機，該轟炸機可以攜帶幾乎與盟軍四引擎重型轟炸機相當的炸彈載荷，但這是戰前快速轟炸機概念的發展。轟炸機B的設計旨在實現至少600公里/小時的最高速度。轟炸機B項目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因為預期的設計需要每對至少1500千瓦（2000馬力）的作戰可靠航空發動機，這是德國航空發動機行業在開發過程中遇到的嚴重問題。1942年春末，又啟動了一項設計計劃，開發具有跨大西洋航程的四引擎（後來是六引擎）轟炸機，攻擊美國大陸，並恰如其分地命名為「美國轟炸機」。這也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在戰爭結束之前，只有來自兩個設計競爭對手的五架原型機在空中進行測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在德國空軍服役的重型轟炸機是容易出問題的He 177轟炸機。在1937年11月的初步設計中，航空部錯誤地決定He 177也應該具有中等角度的「俯衝轟炸」能力。直到1942年9月戈林本人才取消了這一要求。He 177A於1942年4月投入使用，雖然小批量A-0系列生產原型飛機持續發生一系列發動機起火。這一缺陷，以及許多嚴重缺陷的設計特徵，導致戈林在當年8月譴責He 177A的戴姆勒賓士DB 601發動機只不過是容易着火、笨重的「焊接在一起的發動機」。1944年7月啟動的應急戰鬥機方案以及盟軍轟炸對整個德國航空業的破壞性影響，阻止了He 177B設計的任何生產。[104][105][106]
He 177A於1942年4月開始服役。此時，在英國皇家空軍對呂貝克發動毀滅性襲擊後，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德國空軍以貝德克轟炸展開報復：[107][108]
元首下令對英國的空戰打上更具侵略性的烙印。因此，在選擇目標時，應優先考慮那些襲擊可能對平民生活產生最大影響的目標。除了襲擊港口和工業外，還將對倫敦以外的城鎮進行報復性恐怖襲擊。為了支持這些襲擊，布雷活動將減少。 --1942年4月14日，元首總部向德國空軍最高司令部發出命令
1944年1月，四面楚歌的德國試圖通過斯坦博克行動（英國稱為「嬰兒轟炸」）的恐怖轟炸來打擊英國士氣。在戰爭的這個階段，德國嚴重缺乏重型和中型轟炸機，英國高效和複雜的防空系統增加了障礙，被德國占領的西歐機場越來越容易受到盟軍的空襲，這使得德國報復的有效性更加令人懷疑。
英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斷言：「戰爭期間，各方轟炸了對方的城市。例如，在入侵和占領俄羅斯期間，有50萬蘇聯公民死於德國的轟炸。這大致相當於盟軍突襲中死亡的德國公民數量。」德國空軍通過轟炸摧毀了許多蘇聯城市，包括明斯克、塞瓦斯托波爾和斯大林格勒。僅在1942年6月，塞瓦斯托波爾就投擲了20528噸炸彈。德國在東線的轟炸行動使其在西線的承諾相形見絀。從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4月30日，德國空軍在東線投擲了756773噸炸彈，平均每月22000噸。德國科學家發明了復仇武器：V-1導彈和V-2火箭——這些武器被用來從歐洲大陸對倫敦和英格蘭南部的其他城市發動空襲。這場戰役的破壞性比閃電戰小得多。隨着盟軍從西方向法國和德國推進，巴黎、列日、里爾和安特衛普也成為目標。[109][110]
英國和美國在「十字弓行動」中，將部分戰略轟炸行動用於消除德國「復仇武器」威脅。在1943年8月的九頭蛇行動中，V2的開發被先發制人地打擊的佩納明德研究設施。
戰爭後期的英國
[編輯]1941年9月23日，英國空軍參謀部的一份文件闡述了對城市進行區域轟炸的目的：[111]
襲擊城鎮地區的最終目的是摧毀占領該地區的人口的士氣。為了確保這一點，我們必須做到兩件事：第一，我們必須使該城鎮在物理上不適合居住；第二，我們必須讓人們意識到不斷的人身危險。因此，直接的目的是雙重的，即產生毀滅和對死亡的恐懼。
在區域轟炸行動的前幾個月，英國就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國家有限的資源對德國發動戰爭展開了內部辯論。英國皇家空軍（RAF）應該縮減規模，讓更多的資源流向英國陸軍和英國皇家海軍，還是應該遵循並擴大戰略轟炸方案？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發表了一篇有影響力的論文，支持轟炸行動，證明使用區域轟炸來「剝奪」德國勞動力是降低士氣和影響敵方戰爭生產的最有效方法。[112]
內閣要求高等法院法官辛格爾頓先生調查相互競爭的觀點。在1942年5月20日提交的報告中，他總結道：[113]
如果俄羅斯能夠在陸地上控制德國，我懷疑德國是否會承受12個月或18個月的持續、加強和增加的轟炸，這必然會影響她的戰爭生產、抵抗力、工業和抵抗意志。
最後，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德豪斯的論文，正是這種觀點占了上風，轟炸機司令部將一直是英國戰爭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的大部分工業生產被用於創建龐大的重型轟炸機艦隊。直到1944年，對德國生產的影響非常小，這引發了人們對轉移這麼多努力是否明智的懷疑——人們的反應是，在其它任何地方，這種努力都不可能如此輕易地產生更大的效果。
林德曼深受溫斯頓·丘吉爾的信任，丘吉爾任命他為英國政府的首席科學顧問，並在內閣中占有一席之地。1942年，林德曼向內閣提交了「脫屋行動」，展示了對德國城市進行密集轟炸可能產生的效果。內閣接受了這項任務，任命亞瑟·哈里斯空軍元帥執行這項任務。它成為對德國發動的總體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林德曼教授的論文提出了攻擊主要工業中心以故意摧毀儘可能多的房屋的理論。工人階級的房屋將成為襲擊目標，因為它們的密度更高，更有可能發生火災。這將取代德國勞動力，降低他們的工作能力。他的計算表明，英國皇家空軍的轟炸機司令部能夠很快摧毀位於城市的大多數德國房屋。該計劃在開始之前就極具爭議，但內閣認為轟炸是直接攻擊德國的唯一選擇（因為距離對歐洲大陸的重大入侵還有近兩年的時間），蘇聯要求西方盟國採取行動緩解東線壓力。英國很少有人反對這項政策，但議會中有三位著名的反對者，喬治·貝爾主教和工黨議員理查德·斯托克斯和阿爾弗雷德·索爾特。[114]
1942年2月14日，英國向空軍轟炸機司令部發布了區域轟炸指令。轟炸的重點是「敵方平民，特別是士氣」。雖然從未明確宣布，但這是英國最接近宣布無限制空中轟炸的一次——第22號指令說「因此，你有權不受限制地使用你的部隊」，然後列出了一系列主要目標，包括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杜塞爾多夫和科隆。次要目標包括布倫瑞克、呂貝克、羅斯托克、基爾、漢諾威、法蘭克福、曼海姆、斯圖加特和施韋因富特。該指令指出，「現在的行動應側重於敵方平民，特別是士氣」。為避免出現任何混淆，查爾斯·波爾特爵士於2月15日寫信給空軍元帥諾曼·博托姆利，「……我想很明顯，目標點將是建成區，而不是造船廠或飛機工廠」。工廠將不再是目標。[115]
第一次真正的轟炸發生在1942年3月28日至29日晚，當時234架飛機轟炸了呂貝克港。選擇這個目標並不是因為它是一個重要的軍事目標，而是因為它被認為特別容易受到攻擊——用哈里斯的話說，它「建造得更像一個比城市還輕的火」。舊木結構燃燒良好，突襲摧毀了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區。幾天後，羅斯托克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在空戰的這個階段，區域轟炸最有效和最具破壞性的例子是「千人轟炸」。轟炸機司令部通過組織和徵召儘可能多的飛機，能夠集結非常龐大的部隊，然後攻擊一個地區，壓倒防禦。飛機將交錯飛行，以便它們能夠連續到達目標上空：「轟炸機流」的新技術。
1942年5月30日，0時47分至2時25分，在「千年行動」中，1046架轟炸機向科隆投擲了2000多噸高爆彈和燃燒彈，由此引發的大火將其徹底燒毀。造成的損害是廣泛的。在海拔20000英尺的600英里外可以看到大火。約3300所房屋被毀，10000所房屋受損。12000場大火肆虐，摧毀了36家工廠，另有270家工廠受損，45000人無家可歸。只有384名平民和85名士兵死亡，但數千人撤離了這座城市。轟炸機司令部損失了40架轟炸機。
在埃森和不來梅又進行了兩千次轟炸機襲擊，但都沒有像科隆和漢堡的破壞規模那樣徹底動搖雙方。使用重磅炸彈（炸毀屋頂）和燃燒彈（在暴露的建築物中生火）的大規模襲擊在一些城市造成了火災風暴。其中最極端的例子是蛾摩拉行動、美國陸軍航空隊/英國皇家空軍對[[漢堡大轟炸|漢堡的聯合襲擊}}（45000人死亡）、對卡塞爾的襲擊（10000人死亡），對達姆施塔特的襲擊（12500人死亡）；對普福爾茨海姆的襲擊（21200人死亡）。
根據《毀滅的代價：納粹經濟的形成與瓦解》中的說法，1943年3月魯爾轟炸期間，轟炸機進攻達到了一個轉折點。在五個多月的時間裡，共投擲了34000噸炸彈。突襲後，鋼鐵產量下降了20萬噸，短缺40萬噸。斯佩爾承認，英國皇家空軍正在打擊正確的目標，突襲嚴重打亂了他增加產量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消耗需求的計劃。1943年7月至1944年3月，飛機產量沒有進一步增加。[116]
1943年漢堡大轟炸也產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結果。對虎I重型坦克生產和德國國防軍最強大的兩用火炮88毫米火炮生產的攻擊意味着兩者的產量都「倒退了幾個月」。除此之外，約62%的人口無家可歸，造成了更多的困難。然而，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被哈里斯對戰爭勝利的渴望分散了注意力，並試圖在1944年春季之前摧毀柏林並結束戰爭，但無功而返。[117]
1943年10月，哈里斯敦促政府就轟炸行動的目的向公眾誠實。對哈里斯來說，他在漢堡的完全成功證實了他的方法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他敦促：
轟炸機聯合進攻的目的……應該明確地說，這是對德國城市的破壞，對德國工人的殺害，以及對整個德國文明生活的破壞。……房屋、公共設施、交通和生命的破壞，前所未有規模的難民問題的產生，以及由於害怕延長和加強轟炸而導致的國內和前線士氣的崩潰，都是我們轟炸政策的既定目標。它們不是打擊工廠的副產品。
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發現，從9月23日開始，對多特蒙德-埃姆斯運河和中德運河的襲擊給萊茵河帶來了巨大的交通問題。它對貨物運輸，特別是德國經濟所依賴的煤炭運輸產生了直接影響；在沒有額外努力的情況下，到1945年2月，鐵路運輸（競爭煤炭）的出貨量減少了一半以上，到3月，「除了有限的地區，煤炭供應已經消除。」[118]
1945年3月12日，多特蒙德遭受了1108架飛機的毀滅性轟炸，其中包括748架蘭開斯特、292架哈利法克斯、68架蚊式轟炸機，這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單一目標的創紀錄襲擊。4800多噸炸彈通過市中心和城市南部投擲，摧毀了98%的建築物。[119]
英國的其它努力
[編輯]「懲戒行動」旨在通過削弱魯爾地區的水力發電和運輸來破壞德國的工業生產。德國還建造了大型夜間誘餌，如克虜伯誘餌基地，這是埃森克虜伯鋼鐵廠的德國誘餌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的設計是為了將盟軍的空襲從軍工廠的實際地點轉移。
1943年8月的九頭蛇行動試圖摧毀德國在遠程火箭方面的工作，但只推遲了幾個月。隨後的努力針對的是法國的復仇武器發射場。
美國在歐洲的轟炸
[編輯]1942年中，美國陸軍航空軍抵達英國，對英吉利海峽進行了幾次突襲。美國第八航空隊的B-17轟炸機被稱為「飛行堡壘」，因為它們有10到12挺機槍的重型防禦武器——最終每架轟炸機最多有13挺12.7毫米口徑的「輕型槍管」勃朗寧M2重機槍——以及重要位置的裝甲。部分原因是它們的武器和裝甲更重，攜帶的炸彈比英國轟炸機小。鑑於所有這些，美國空軍在華盛頓特區和英國的指揮官採取了與德國空軍正面作戰的策略，通過相互防禦的轟炸機進行越來越大的空襲，白天在德國、奧地利和法國上空的高海拔飛行。此外，美國政府及其陸軍航空兵指揮官都不願不加選擇地轟炸敵方城鎮。他們聲稱，通過使用B-17和諾頓瞄準器，美國空軍應該能夠對德國戰爭機器至關重要的地點進行「精確轟炸」：工廠、海軍基地、造船廠、鐵路廠、鐵路樞紐、發電廠、鋼鐵廠、機場等。
1943年1月，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雙方同意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對德國的行動將由美國空軍在一項名為「空白行動」的聯合作戰進攻計劃中加強。英國空軍參謀長、皇家空軍元帥查爾斯·波爾特爵士負責英國和美國轟炸機行動的「戰略方向」。卡薩布蘭卡指令的文本寫道：「你的主要目標是逐步摧毀和擾亂德國的軍事、工業和經濟體系，削弱德國人民的士氣，使他們的武裝抵抗能力受到致命削弱。」在1943年3月4日的聯合戰略轟炸攻勢開始時，669架英國皇家空軍和303架美國陸軍航空隊重型轟炸機可用。[120]
1943年末，美國的戰略空襲在施韋因富特突襲中表現出來。雖然襲擊使用了戰鬥箱和裝配艦，但無人護航的轟炸機編隊無法與德國戰鬥機匹敵，造成了致命的傷亡，迫使第八航空隊停止了在德國的空中行動，直到1944年投入使用一架遠程戰鬥機，P-51戰鬥機的航程可以飛到柏林。
美軍領導人在大部分時間裡堅持對軍事目標進行「精確轟炸」的觀點，並駁斥了只轟炸城市的觀點。然而，歐洲的天氣惡劣，目標能見度低。1943年12月，美國第八航空隊接收了第一套H2X雷達。在前六架飛機抵達後的兩周內，第八指揮部允許他們使用H2X對一座城市進行區域轟炸，平均每周授權一次類似的襲擊，直到歐洲戰爭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間轟炸被稱為「精確轟炸」，因為大多數炸彈都落在鐵路調車場等指定目標附近。傳統上，空軍將瞄準點周圍半徑300米的圓指定為「目標區域」。雖然戰爭期間精度有所提高，但研究表明，總體而言，實施精確轟炸的炸彈中只有大約20%落在這個區域內。1944年秋天，第八航空隊投擲的所有炸彈中只有7%擊中了目標點三百米以內。[121]
然而，大規模的轟炸最終足以造成嚴重破壞，並迫使德國轉移軍事資源並進行反擊。德國戰鬥機和88毫米高射炮從東部和西部前線轉移是盟軍戰略轟炸行動的重要結果。
為了提高美軍的燃燒彈轟炸，所以仿製了一個的德國村莊，並多次被燒毀。它包含德國住宅的全尺寸複製品。事實證明，燃燒彈襲擊很成功，1943年7月，英國皇家空軍和美軍對漢堡發動了一系列襲擊，大約5萬平民死亡，城市大部分地區被毀。
隨着駐紮在意大利的第十五空軍到來，美軍在歐洲的指揮權被合併為美國駐歐洲戰略空軍（USSTAF）。隨着野馬戰鬥機的加入，以及第八航空隊對戰鬥機戰術的重大改變，旨在從1944年初開始確保美國在白天對德國的制空權，聯合轟炸機攻勢得以恢復。規劃者們在一次被稱為「大周」（1944年2月20日至25日）的行動中瞄準了德國空軍，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在德國空軍對英格蘭的斯坦博克行動（「嬰兒轟炸」）中，造成的德國空軍損失慘重。由於對美國空軍戰術的主要防禦手段遭受了如此嚴重的損失，德國規劃者被迫匆忙分散工業，而白天的戰鬥機永遠無法及時完全恢復。
1944年3月27日，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發布命令，將包括戰略轟炸機在內的歐洲所有盟軍空軍的控制權授予盟軍最高司令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將軍，艾森豪威爾將軍將指揮權委託給副手空軍元帥亞瑟·泰德。包括丘吉爾、哈里斯和卡爾·安德魯·斯帕茨在內的一些高級人物對這一命令表示抵制，但經過一番辯論，控制權於1944年4月1日移交給了盟軍遠征部隊最高司令部（SHAFF）。當聯合轟炸機攻勢於4月1日正式結束時，盟軍飛行員正在實現對整個歐洲的空中優勢。在繼續進行一些戰略轟炸的同時，美國空軍和英國皇家空軍將注意力轉向了支持諾曼底登陸的戰術空戰。直到9月中旬，對德國的戰略轟炸行動才再次成為美國戰略空軍的首要任務。[122]
戰略轟炸演變為白天由美國陸軍航空隊實施，而夜間由英國皇家空軍為對德國工業區，特別是魯爾區實施的大規模轟炸，隨後對漢堡、卡塞爾、普福爾茨海姆、美因茨等城市的直接轟炸，以及經常受到爭議的德累斯頓轟炸。
據稱，在德國投擲的炸彈中大約有10%未爆炸。
戰爭後期對荷蘭的轟炸
[編輯]亞洲
[編輯]
亞洲範圍內的大多數戰略轟炸是由日本和美國實施的。英聯邦曾計劃，等歐洲戰事結束，就派遣一支由多達1000架重型轟炸機組成的戰略轟炸部隊(「老虎部隊」)去遠東；但直到太平洋戰事結束，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概述
[編輯]早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後，美國的吉米·杜立特中校曾派出16架B-25戰略轟炸機襲擊日本的東京、橫濱、名古屋和神戶的油庫、工廠和軍事設施。
然而當美國成功發展B-29轟炸機後，美軍便有能力對日本作出有實質作用的戰略轟炸。B-29轟炸機的時速達563公里，飛行高度超過10,000公尺，續航里程為6,430公里。打擊距離達到2,400公里，並能攜帶9,000公斤的炸彈。當時軸心國的戰鬥機都不能達到此高度，即使達到也追不上它們的速度。
美軍的首輪使用B-29的襲擊是在1944年6月15日，47架B-29從成都起飛，轟炸位於日本九州的八幡鋼鐵廠。但這次攻擊並沒有造成太大的破壞，68架飛機中，只有47架飛抵目標，有4架未能起飛，有4架墜毀，有6架因機件問題要在途中棄置所帶的炸彈，有一架被擊落，其餘的大多只轟炸了次要的目標。
首次來自南方的襲擊是1944年的11月24日，美軍派出88架轟炸機空襲東京，意欲進行一次白天的精準轟炸。飛機在10,000公尺高空投彈，結果只有約30架飛機找到了轟炸目標，約10%命中預定目標，只有一個飛機製造廠受了輕傷。
當時美軍並未攻佔馬里亞納群島、硫磺島等軍事基地，如果由中國出發則會有補給問題，而且機場設備簡陋，距離也太遠，由中國起飛的B-29必須減少載彈量以運載燃料，故此B-29在中國的日子裏，只對日本發動了有限的攻擊。直到尼米玆海軍上將以跳島戰術攻佔了一些接近日本的島嶼後，美國第20空軍被編配到第21轟炸師，並開始籌備對日本本州的大規模轟炸。
日本實施的轟炸
[編輯]日本的戰略轟炸是由大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及大日本帝國陸軍航空部隊相互獨立的來實施。大多數空襲是針對中國的大城市，如上海、武漢和重慶，其中對重慶的空襲從1938年2月持續至1943年8月，共約5000次左右。
對南京和廣州的轟炸始於1937年9月22日及23日。它們激起了廣泛的抗議，國際聯盟遠東諮詢委員會的一份決議即為其體現。時任英國副外交大臣 Cranborne 勳爵在他的個人聲明中表達了義憤。
當整個文明世界聽說這些空襲的消息後，其所帶來的深深的恐怖感難以用語言形容。這些空襲所轟炸的地點往往離真正的敵意區域很遠。某些地方雖有軍事目標，然而在空襲中貌似完全不是首當其衝的。看樣子空襲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無差別的屠殺平民來製造恐怖……
——Cranborne 勳爵[123]:135
日本帝國海軍亦曾以航空母艦艦載機襲擊了當時中立的美國珍珠港及瓦胡島，時在1941年12月7日，造成近2500人死亡，令美國於翌日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還空襲過菲律賓及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空襲，1942年2月19日）。
台北大空襲
[編輯]1945年5月31日造成三千餘名台北居民當場死亡，傷者及無家可歸者更達數萬人以上。
對台灣他處的空襲另有：
- 松山空襲 1938年2月23日，蘇聯與中華民國空軍空襲松山飛行基地。
- 新竹空襲 1943年11月25日，美國與中華民國空軍於空襲日軍駐新竹空軍基地。
- 台灣沖航空戰 1944年10月12日 - 16日，日軍基地航空部隊與美國海軍機動部隊之間的戰役。首先轟炸新竹、高雄、沖繩。
- 高雄大空襲 1944年10月12日、1945年1月15日，做為南進基地的高雄市，岡山、左營、鹽埕受創最重。
- 岡山大空襲 1944年10月14日至20日，台灣空戰期間，美軍在台灣高雄州岡山的大規模空襲行動，派出130架B-29轟炸機，目標為岡山飛機製造廠及海軍61航空廠進行連續6天的大轟炸。
東京大轟炸
[編輯]主要指1945年3月10日、5月25日這兩次轟炸，導致：
- 75,000人當場死亡
- 100,000人受傷
- 1,000,000人流離失所
原子彈爆炸
[編輯]廣島市
[編輯]
廣島市原子彈爆炸事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在當時日本的廣島市，於日本時間1945年8月6日早上8點15分投下原子彈的歷史事件。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遭受核武器襲擊的都市。原子彈爆炸造成廣島市十幾萬居民死亡，都市遭到毀滅性打擊。
長崎市
[編輯]長崎市原子彈爆炸（1945年8月9日上午11時2分，即昭和20年8月9日）是指二次大戰末期由美軍對日本長崎市所發起的一次核攻擊[124]，亦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於戰爭中使用核武器[125]。（第一次為8月6日對廣島市的核攻擊）當時的長崎市人口有240,000，戰後估計死傷者達148,000人，而建築物就有大概36%受到全面燒燬、破壞[126]。
參見
[編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德國的戰略轟炸，德國空軍在德國和德國占領的歐洲上空進行的戰略防禦空襲
參考資料
[編輯]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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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編輯]- 圖解第三帝國，克里斯畢曉普、戴維喬丹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