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可案
案件始末
[編輯]順治四年（1647年）丁亥四月，一位法號函可的和尚，原是明朝禮部尚書韓日纘的長子[1]，因藏有「逆書」《再變記》[2]而遭到滿洲大將巴山、張大猷等逮捕[3]，被擒送軍前，函可身上有洪承疇的印牌，牽涉到洪承疇[4]，「拷掠至數百，絕而復甦者屢，但曰某一人自為，夾木再折，血淋沒趾無二語，觀者皆驚顧咋指，嘆為有道。」[5]。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考慮到穩定江南局勢，不想再生事端[6]，對函可從輕發落，流放到瀋陽[7]。
順治四年（1647年）丁亥四月，一位法號函可的和尚，原是明朝禮部尚書韓日纘的長子[1]，因藏有「逆書」《再變記》[2]而遭到滿洲大將巴山、張大猷等逮捕[3]，被擒送軍前，函可身上有洪承疇的印牌，牽涉到洪承疇[4]，「拷掠至數百，絕而復甦者屢，但曰某一人自為，夾木再折，血淋沒趾無二語，觀者皆驚顧咋指，嘆為有道。」[5]。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考慮到穩定江南局勢，不想再生事端[6]，對函可從輕發落，流放到瀋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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