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左宗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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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加一等轻车都尉赠太傅 | |
爵位 | 一等恪靖伯 → 二等恪靖侯 |
族裔 | 汉族 |
字号 | 季高、朴存、湘上农人 |
谥号 | 文襄 |
出生 | 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 1812年11月10日 大清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东乡左家塅(今湘阴县界头铺镇新光村) |
逝世 | 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1885年9月5日 (72岁) 大清福建省福州府 |
配偶 | 周诒端 |
出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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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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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注 1],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著名湘军将领、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外交家、实业家、改革家、诗人。一生亲历了讨伐太平天国、洋务运动、陕甘回变、新疆之役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然在中法战争马尾海战后,以钦差大臣之名重整湘军督办福建、台湾海疆防务期间,壮志未酬病逝于福州,享寿73岁。
宗棠少时屡试不第,功名止于举人,在醴陵渌江书院主讲二年,转而遍读群书,留意水利、农业,钻研舆地、兵法。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轻车都尉,封二等恪靖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生平
[编辑]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棠,父亲左观澜,母亲余氏。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以教书为业。从小左宗棠跟随父亲耳濡目染,后进入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湖南大儒贺熙龄,受到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求学期间,结识了胡林翼等同窗好友。道光十二年(1832年),20岁的左宗棠参加乡试,中举人。同年左宗棠与同乡富商千金周诒端结婚,入赘周家。
左
重大事件
[编辑]读书治学
[编辑]1826年(道光六年),左宗棠参加湖南湘阴县县试,得到第一名。[1]:411827年(道光七年),左宗棠参加长沙府试,得到第二名。[1]:41
1829年(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阅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精研大清历史、地理(包括水利)、军事、经济,并且做了脚注和笔记,当时的八股文学子对他“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1]:41
1830年(道光十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因为丁忧而回到长沙府,他曾请魏源编辑了清朝开国到道光的社会现实和经世致用的论文书《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前去贺长龄家请教,贺长龄“以国士见待”,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去他家借书,贺长龄亲自登楼梯取书,并且不以为烦,每次左宗棠还书,贺长龄询问左宗棠心得体会“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厌倦”,贺长龄劝告左宗棠“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1]:41
1831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进入南宋张浚、张拭开办的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教书的人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贺熙龄教书讲究“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认识了罗泽南等人,贺熙龄评价左宗棠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1]:42
1837年(道光十七年),左宗棠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到醴陵渌江书院讲学,书院有学子60余人,收入微薄。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途径醴陵,到安化省墓,醴陵县官吏请左宗棠写对联迎接,左宗棠写下“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到对联极为高兴,于是邀请左宗棠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次日,陶澍带着左宗棠周游醴陵,成为忘年之交,后来成为儿女亲家。[1]:42-43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长沙府开馆授学,女婿陶桄跟其学习,黄冕的3个儿子、周振的儿子周开锡也跟着左宗棠学习。这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回福建养病,林则徐的船从洞庭湖到湘江,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长沙,林则徐派人去湘阴柳庄邀请左宗棠前来,胡林翼担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胡林翼给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当时林则徐听说后写信请左宗棠担任云贵总督幕府,但是由于左宗棠长兄的遗子办婚事,同时还要给陶家孩子上课,因此没有前行,“西望滇池,孤怀怅结”。[1]:45左宗棠接到林则徐手下的邀请后写了“湖南举人左宗棠”大红拜帖,匆匆赶到林则徐在湘江的船上,在过板时,一脚踩空,落入湘江,换完衣服,两人乘船在岳麓山下一个僻静的停泊处喝酒畅谈天下大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1]:45左宗棠后来说,“伉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1]:45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全部给了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1]:45临别时,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45
平定陕甘回乱
[编辑]同治陕甘回变是于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事变。[2]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满清政府偏袒打死两个“偷竹子”的回民的汉人。激发长久以来回民被满族官员歧视压迫的怒火。同治回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10余年后才被清廷完全镇压。
叛乱在1862年开始,左宗棠在1867年接任陕甘总督前清军处于劣势。左宗棠首先派刘松山进攻陕北,1868年十二月,刘松山军击败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汉人武装董福祥军,董福祥遂率领部众逾十万人归降,刘松山择其精锐编成清军三营加强兵力。然后左军进攻陕西回军马正和、白彦虎等部,至1869年五月肃清陕西境内的回军。陕西回军向甘肃北路回军马化龙部的根据地金积堡撤退。左军刘松山部等部队继续向金积堡进军,表面上归顺清廷的马化龙代陕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粮尽援绝的马化龙最终于1870年十一月向左宗棠投降,于1871年正月被处死。[3]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1872年四月河州回军头目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3]:117-1181872年十月,清军收复西宁城。[3]:119-120白彦虎与陕回残军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后来又逃至沙俄并最后死于俄国。1873年九月,甘肃西北部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在坚守肃州城两年后也接近粮尽,向左宗棠投降。左宗棠在同月处死马文禄,同治陕甘回变就此告终。
收复新疆始末
[编辑]1864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
“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
“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钜,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宗棠亲自去找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当然了这种奉承话只可一听,甲午战争前大部分西方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将获胜。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新疆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慈禧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迪化”。如果迪化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迪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今酒泉),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迪化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迪化。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慈禧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慈禧太后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正式建省
[编辑]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设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迪化、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迪化、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里瓦几亚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摄政的西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从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4]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5]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战争
[编辑]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塞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长久相识的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就完全相反。
1884年6月,左宗棠入北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并以新疆的前车之鉴,力谏台湾建省。
1885年3月(农历正月),黑旗军[注 2]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然后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价击退法军,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6]以表明绝不退让。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7],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最终双方在同年6月9日(农历四月廿七日)签订《中法新约》,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法国和越南签订的《第二次顺化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的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注 3],并诬告台湾道道员刘璈,弹劾诬告刘璈十八款,使他们失去兵权并丧命[8]。
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自己却在一个月后的七月廿七日(阳历9月5日)病逝福州。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自此一蹶不振,而李鸿章的淮军在派系斗争中压倒湘军,控制了清廷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历史评价
[编辑]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学者对左宗棠的评价各有不同,没有统一意见;20世纪80年代之后意见逐渐统一[9],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左宗棠是晚清的伟大人物,为民族存亡和中国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是一个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人物。[10][11]
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史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12]
梁启超评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清朝人在著作中评价左宗棠说:“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13]
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9]
不过另一方面,左宗棠以铁腕手段严厉镇压回民暴动,甚至对叛军手下进行报复性屠杀[14],因此当时回民直斥其为“左屠夫”。[9][15]
轶事
[编辑]自比孔明、自谥忠介
[编辑]左宗棠年轻时自比为诸葛亮(孔明),常以“今亮”、“小亮”、“老亮”等自称,还在灯笼上题上“老亮”两个大字,后听闻林寿图以诸葛亮之“诸”(意指“多”,系当代太多人随意以诸葛亮自比)来讽刺他,之后便不再以孔明自喻了。[16]尝跟胡林翼说,希望自谥为“忠介先生”,心愿就满了。[17]左宗棠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便以“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左老三文章
[编辑]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时,当年主考官来到他手下任职。当年落榜的左宗棠记恨不已,将主考官叫来,自己将应试文章背出来。每背一段,便恶狠狠地问主考官:“这篇文章哪里不好了?像左老三(左宗棠在家中排行第三,人称“左老三”)这样有才的人,你都不录取为门生,想录取什么人?”又叫来左右:“他曾经在河南当过官,你们去河南,调查他干过什么坏事?”该主考官有自知之明,称病辞官[18]。
王八蛋滚出去
[编辑]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行礼:“吾二品总兵,与汝四品幕僚请安?岂有此理?”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大骂“王八蛋,滚出去!”[19],樊燮气极而向咸丰帝弹劾,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罢黜。左宗棠也因此离开了骆秉章处,推荐刘蓉代替自己。
樊燮大怒:“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在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为父报复。且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以作激励:“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后樊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焚烧洗辱牌以告慰当时已作古的樊燮,已有后人在功名上压倒左宗棠。
排左除胡
[编辑]由于钱庄大亨胡雪岩支持左宗棠,李鸿章在1883年趁胡雪岩囤积大量生丝滞销之机,命上海道员邵友濂故意拖延胡雪岩的饷款二十日[20],胡雪岩缺乏现金,无奈之下从自己的钱庄调现银五千万两周转。消息传出,一时市面大传,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并挪用钱庄的存款,故杭州府存户开始挤兑[21],于是胡氏杭州的“泰来钱庄”倒闭,接连各地皆发生挤兑风潮。童元松评论说:“1883年爆发的金融风潮是19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积生丝投机失败引起的。”[22]1883年12月3日,京师阜康分号关闭。接着,镇江、宁波、杭州、福州、金陵、汉口、长沙等分号亦相继倒闭,至于破产[23]。
左公柳
[编辑]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萧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颂“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濬,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亲兵皆总兵
[编辑]左宗棠为两江总督时,常用将领等级的高阶军官当副官。一次命一位“材官”(副官的俗称)亲手送信给江宁布政使(藩台,从二品),“材官”送信时,坐到这位藩台大人的炕上,与藩台“侃侃而谈”。第二天藩台面见左宗棠,也向左抱怨材官无礼。左宗棠当场把那位“材官”叫过来骂了一番,说,我的炕“由尔睡,由尔坐”,藩台大人的炕,你怎可以随便坐呢?藩台大惊,因为左宗棠表面上在骂材官,事实上在骂藩台,连总督的炕都可以随便坐,藩台的炕又如何呢?藩台于是去询问旁边的巡抚,才得知,这个“材官”官居“一品提督”头衔,而且身受黄马褂、当过总兵,比二品的藩台还大。还有另一位藩台去见左宗棠,发现辕门的戈什哈(卫兵)都坐着,没人向他行礼,所以很生气,向左宗棠告了一状。左宗棠于是下令,等会藩台出来时,所有卫兵“站队恭送,赎先倨之罪”。藩台仔细一瞧,这些卫兵都是“红顶花翎”,全是二品以上军官,使他吓得魂飞魄散。[注 4][24]
纪念
[编辑]家族
[编辑]左宗棠家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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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祖父:左逢圣
- 曾祖母:蒋氏
- 祖父:左人锦
- 祖母:杨氏
- 父:左观澜(1778-1830年)
- 母:余氏(1775-1827)
- 妻:周诒端,字筠心(1812-1870年),湘潭黄荆坪辰山人
- 长兄:左宗棫(1799-1823年)
- 二哥:左宗植(1804-1872年)
- 长女:左孝瑜(1833年生),字慎娟,适陶澍之子陶桄,著有《小石屋诗草》。[25]
- 次女:左孝琪(1834-1873年),字静斋,著有《猗兰室诗草》。
- 三女:左孝琳(1837年生),字湘娵,适湘潭黎福昌,著有《琼华阁诗草》。
- 四女:左孝瑸(1837年生),字少华,适湘潭周翼标,著有《淡如斋遗诗》。
- 长子:左孝威(1846-1873年),字子重。
- 次子:左孝宽(1847年生)
- 三子:左孝勋(1853年生)
- 四子:左孝同(1857-1924年),字子异,官至河南布政使,清亡后隐居为书法家。
脚注
[编辑]- ^ 左宗棠青少年时代喜欢豪言壮语,曾以诸葛亮自比,自称“今亮”。[1]
- ^ 当时的广西巡抚刘长佑是黑旗军的主要官方支持。刘长佑是湖南新宁县人,和湘军将领刘坤一、江忠源、刘光才是同乡,均为湘军系统重要将领。
- ^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炮击镇南关,提督冯子材在镇南关筑长墙三里多,筑垒扼守。二月八日,冯子材亲自督战,与法军大战,王德榜率部于甫谷布下伏兵,以高昂的代价战胜法军。但按《清史稿》不久即“移疾去”,实际上被除官。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德榜才补受贵州布政使,实际上是流放边疆地区。光绪十九年春,王德榜卒于任内,年57岁。
- ^ 左文襄素有兀傲名,督两江时,年齿既尊,一时显达,出其部下者至伙,故兀傲益甚。尝令材官某投书于江宁藩司,嘱其面投。及见藩司,即与升炕并坐,侃侃而谈,藩司不悦。翌日上院,举以告左,左呼材官至前,责之曰:“昨日命尔送信,尔公然与藩台大人分庭抗礼,荒谬绝伦。须知藩台大人之炕,非我之炕可比,我之炕,由尔睡,由尔坐,藩台大人之炕,岂有尔之座位乎?”藩司闻之,大不安。退而问巡捕,始知某盖题奏提督,赏穿黄马褂,曾署某处总兵者也。又一日,藩司谒左,见其亲兵戈什哈坐于仪门,未起立示敬也,告之左。左令巡捕传谕,于藩台大人回署时,站队恭送,赎先倨之罪。须臾,送藩司出,鹄立大堂两旁者皆红顶花翎。
参考资料
[编辑]-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马道宗. 《冰鉴》图文版. 北京市: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年. ISBN 7-80145-585-1 (中文(简体)).
- ^ 同治回乱的前前后后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4-11-09.
- ^ 3.0 3.1 3.2 李恩涵。同治年间陕甘回民事变中的主要战役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
- ^ 若米尼认为“占领伊犁与乌苏里这样一些破烂地方,补偿不了我们的军费”《俄国在东方》P144
- ^ 若米尼说“如果(英国人哥登)的意见正确的话,我认为这是我们不能冒险引起中华帝国崩溃的又一理由,因为那样将使我们面临一个可怕的不可知的未来”《俄国在东方》P148
- ^ 《中法战争》七 P401
- ^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P13
- ^ 台湾记忆 Taiwan Memory--国家图书馆:刘璈 Archive.is的存档,存档日期2012-12-28
- ^ 9.0 9.1 9.2 《王震将军评左宗棠:屠夫还是功臣?》. 凤凰网. [2008年9月8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年9月11日) (中文(简体)).
- ^ 左宗棠:每天进步多一点 命运爱你多一点. 和讯网. [20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3) (中文(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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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海昆仑录》. 9787226023594: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第276页 (中文(简体)).
- ^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635页
- ^ 精选书摘. 余杰《顛倒的民國》:左宗棠是民族英雄,還是種族屠殺的侵略者?.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网. 2019-07-31 [2019-12-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29).
- ^ 《清稗类钞·讥讽类》
- ^ 《清稗类钞·姓名类》
- ^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 ^ 刘成禺《世载堂杂议》
- ^ 刘体智. 卷二. 异辞录. 维基文库.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 ^ 周红岩:《胡雪岩与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风潮》,《金融经济》1999年第12期。
- ^ 《晚清钱庄动荡衰弱初探》黑龙江史志》2008年11期
- ^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本),第291—293页。
- ^ 《清稗类钞·讥讽类》
- ^ 湖南古代女性作家摭略(清至近代)-天下湖南网. txhn.net. [2011-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7).
相关条目
[编辑]延伸阅读
[编辑][在维基数据编辑]
外部链接
[编辑]- 李国祁:〈自强运动时期人物比较析论——曾国藩与左宗棠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李国祁:〈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军的战绩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李国祁:〈左宗棠与清季政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李恩涵:〈左宗棠的经世思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左宗棠之死:大清朝最后一棵顶梁柱
- 余杰《颠倒的民国》:左宗棠是民族英雄,还是种族屠杀的侵略者? -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官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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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 王有龄 |
浙江巡抚 1861 - 1864 |
继任: 曾国荃(未到任) |
前任: 耆龄 |
闽浙总督 1863 - 1866 |
继任: 英桂(署理) |
前任: 杨岳斌 |
陕甘总督 1866 - 1880 |
继任: 杨昌濬(护理) |
前任: 彭玉麟(未到任) |
两江总督 1881 - 1884 |
继任: 裕禄(署理、未到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