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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多尔·冯·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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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多尔·冯·博克
Fedor von Bock
1939年8月26日，作为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费多尔·冯·博克
昵称“屈斯特灵的圣火”
“垂死者”
出生(1880-12-03)1880年12月3日
 德意志帝国勃兰登堡省奥得河畔屈斯特灵
（今波兰奥得河畔科斯琴）
逝世1945年5月4日(1945岁—05—04)（64岁）
 纳粹德国威悉-埃姆斯大区欧登堡
效命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帝国（—1918年）
德国 魏玛共和国（—1933年）
纳粹德国 纳粹德国
服役年份1898年—1942年
军衔元帅
统率第1步兵师
第3军
第1集团军
北方集团军群
B集团军群
中央集团军群
南方集团军群
参与战争
获得勋章功勋勋章
骑士铁十字勋章
签名

莫里茨·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弗朗兹·费多尔·冯·博克（德语：Moritz Albrecht Friedrich Franz Fedor von Bock[1]，1880年12月3日—1945年5月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陆军元帅。博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表现优异而获得了功勋勋章，并在战后成为魏玛防卫军限额的4,000名军官一员。在约20年的战间期间，博克的军事地位逐渐高升，1937年时他成为了德军中资历仅次于威尔纳·冯·弗里奇与格特·冯·伦德斯特的第3号人物[2]。二战爆发后，博克先于1939年波兰战役中指挥北方集团军群；1940年博克再于西线攻势中指挥B集团军群；1941年博克再度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为入侵苏联的作战：“巴巴罗萨行动”的主力。

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博克指挥中央集团军群完成了数个重大的包围与歼灭会战，俘虏与击溃超过百万名苏军，但到了1941年9月中央集团军群在博克的反对下被抽调装甲部队至其他战线，延迟了对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攻击时间，使苏军得以组织、集结部队和设置防线，当地的冬季亦到来，而德军莫斯科前线部队并未获得冬季装备，攻击力度尽失。不久苏军自远东调来的生力军发动反攻，德军节节败退，而主张尽快撤退的博克则被阿道夫·希特勒解职，征服莫斯科失败的“台风行动”也成为了前者最为有名的指挥事例。

1942年初博克再度出任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后又为B集团军群司令，指挥蓝色方案，但到了7月13日，博克因部队进展过慢，引起希特勒不满而被免职，从此便再未获启用。在战争最后几天的1945年5月3日博克与其妻子和女儿于乘车前往汉堡的路上被英国的战斗轰炸机扫射，乘客全数身受重伤，博克本人则在隔天于欧登堡的医院中去世，他也因此成为了纳粹德国唯一一位被盟军击毙的元帅。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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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柏林大光野普鲁士军官军校。

博克出生于勃兰登堡省的屈斯特灵，该地是一个古老的城堡，位于柏林东方的奥得河畔[3]。博克的家庭是一个普鲁士新教贵族，有着可追溯到条顿武士时代的古老军事传统。博克的曾祖父曾在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中服役[4]，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博克（Friedrich Wilhelm Bock，1780年5月25日–1838年2月1日）则是普鲁士军驻耶拿的少校，曾担任驻马格德堡的军队副司令职务[5]，妻子为阿尔贝丁·冯·豪登查米（Albertine von Hautcharmoy，1800年6月16日–1876年1月11日）[5]。父亲卡尔·莫里茨·冯·博克（Karl Moritz von Bock，1828年1月15日–1897年4月16日）是普法战争时的一位军官，后被晋升为少将，并曾任托尔高的指挥官[5]。卡尔曾在圣康坦战役中指挥第44步兵团，后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继续指挥，使第44步兵团最终得以于法耶一地重挫法军[6]。因卡尔对普军的胜利有功，受集团军司令奥古斯都·卡尔·冯·哥埃本推荐获颁功勋勋章，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决定以加封头衔代替奖励[5]，因此在1873年1月19日，卡尔被加封为贵族[6]。

博克的母亲为奥尔加·海涅·福朗西斯卡·冯·法金汉（Olga Helene Fransziska Freifrau von Falkenhayn，1851年3月4日–1919年12月14日），她是俄罗斯和德国出身的贵族，具有女爵头衔[7]，同时也是未来德国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金汉的姐姐[5]。卡尔与奥尔加于1873年10月19日结婚，育有两个儿子—博克与他的兄长费多尔·法朗兹·卡尔（Fedor Franz Karl，1876年2月6日–1943年12月3日）[8]，由于博克的家族与俄罗斯贵族关系密切，因此依照传统地被赋予了俄罗斯名字—“费多尔”（德语：Fedor、俄语：Фёдор）[9]。日后博克之兄成了德军第3集团军的参谋将军，并与博克一样，获得了功勋勋章[5]。

在博克出生前10年，德意志帝国完成了统一，当时国内军国主义相当兴盛，故博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柏林大光野的普鲁士王家中央军官学院就读，与后来的元帅君特·冯·克鲁格与武装党卫队大将保罗·豪塞尔为同班同学[10]，由于博克亲切的性格，同学们都以“小博克”（Böckchen）称呼他[5]。博克的课业成绩相当突出，包括现代语言、数学和历史都相当优异，并能说流利的俄语、法语与英语[11]。由于家庭与学校的影响，忠于国家和以军职奉献一生的思想深深稳固在博克心里，这在往后二战其指挥风格中不时地显现出来[11]。博克于1897年成为了驻坡兹坦帝国步兵警团候补军官[12]，1898年3月15日起正式任官[13]，阶级少尉[12]，于驻柏林斯潘道的第5徒步近卫团（德语：5. Garde-Regiment zu Fuß）中服役[13][14]。博克的军事教育平顺，于1903年10月1日时进入了军事高级中学；1904年3月1日起成为了军务的辅助指导官；同年7月12日起，博克成为了第5徒步近卫团第1营的行政参谋官[13]。1905年，博克与年轻的普鲁士贵族玛莉·冯·莱欣贝克（Mally von Reichenbach）结婚，并在波兹坦驻军处举行传统的军事婚礼[15]，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16]，但1910年博克的妻子即因病而逝[17]。

1906年1月28日，博克晋升为团上行政参谋官[13]，后进入了柏林普鲁士战争学院就读[18]。博克也在这时期加入了“陆军爱国联盟”，与日后在二战担任要职的德国将领——弗朗兹·哈尔德、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和格特·冯·伦德斯特结识[17][14][4]。1908年9月10日，博克晋升中尉。1910年至1912年，博克并未继续就读战争学院，反被派往总参谋部进行参谋业务的培训[14]。1912年3月22日，博克晋升上尉[14]。1913年10月1日起，博克转调至近卫军总参谋部的军需处（Ib）服务[13]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隶属于巴伐利亚皇储鲁普雷希特的第6集团军，同年5月又调至第11集团军参谋处[13]。但另有资料指出博克在此时期任职为近卫军参谋部的代理作战处长（近卫军隶属于第2集团军），之后于1915年1月26日晋升为近卫军作战处长[13]。在各部服役期间，博克曾参与过那慕尔、圣昆丁、伊普尔等地的作战制定[14]。然而由于博克对参谋工作感到厌烦，同时也想要前线指挥的资历[19]，因此他谒见鲁普雷希特，表示欲另调他职并获准，博克因而成为了第4徒步近卫步兵团下的一个营长，而此调任时间点各方资料不一，有的写为1916年1月28日[13][20]，也有表示1917年者[17][9]。1916年12月30日，博克晋升少校[13]。博克曾参与过索姆河战役和康布雷战役[17][19]，他的单位伤亡惨重，康布雷战役令他损失70％的人员[21]，因此他的营还被戏称作“自杀营”[9]。之后，博克转调到南德的后备部队——第200步兵师，担任参谋[19]（有资料指出博克于1916年8月6日转调到第200步兵师[13][20]，但当时康布雷战役并未开始，与上述资料有所矛盾），博克在第200步兵师中几乎受到全部参谋军官的厌恶[19]。1917年4月11日至，博克转任皇太子威廉指挥的“德国皇太子集团军群（德语：Heeresgruppe Deutscher Kronprinz）”参谋部担任军需处长，同年7月27日起则任集团军群作战处长[13]。在此期间，博克与威廉培养出了深切的友谊，后者曾在回忆录《我的德国战斗英雄之回忆》（Meine Erinnerung aus Deutschlands Heldenkampf）中如此描述博克：“凭着无穷无尽的精力，即使在最艰困和最严苛的情势下，这位天赋异禀的军官对我和我参谋长的支援从未动摇过。[22]”

1918年4月，博克因索姆河和康布雷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了德国军事奖励中级别最高的勋章——功勋勋章[19]。在德国停战之前2天，博克曾晋见人在比利时斯帕的德皇威廉二世，他请求德皇返回柏林并下令镇压基尔的叛军，但并未成功[16]。在德国政府投降、国内暴动的时候，博克指挥军队协助镇压左翼份子的行动，虽然他对右翼势力企图恢复君主制国家的“卡普政变”感到同情，但也拒绝加入[22]，他也对在这段期间内诞生的魏玛共和国强烈的蔑视。

魏玛共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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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正在检阅部队进入苏台德的博克（右侧瘦高的敬礼者）

一次大战结束、魏玛防卫军成立后，博克成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军10万兵力的人员之一，在共和政府成立前四年，博克一直关注著东疆可能来自波兰的攻击[16]。1920年12月18日，博克晋升中校。1922年，魏玛政府与新生的苏联签订了《拉帕洛合约》，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双方也急需重整军事力量，博克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尤金·奥特、库尔特·冯·哈默斯坦-埃垮特等人被汉斯·冯·塞克特所挑选，成为“特殊R部门”的一员，负责规避《凡尔赛条约》的限武条例[23]，包括前往苏联境内组织与训练往后为德国大肆扩军的人事基础，还有包括坦克与飞机等武器的开发和战术运用，博克中校为其中的一名活跃份子[21]。

R部门的联络官为布鲁诺·恩斯特·布钦鲁克（英语：Bruno Ernst Buchrucker）少校，他领导了一支名叫“工作指挥部”（Arbeits-Kommandos）的部门，表面上是支援民间建设的官方机关，实际上是暗中培养数量超过《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德军兵员，这些人员被称作“黑色国防军”，它们亦依据其“秘密法庭”机关（Femegerichte）的命令，将为盟军管制委员会（英语：Military Inter-Allied Commission of Control）工作的左翼线民谋杀，以保护德国的军事机密、维持遵守条约的表象[24]。博克在这些谋杀行动中涉入颇深[25]，其中一次的谋杀案中，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写道：“舒尔兹中尉（Schulz，被指控为杀害线民的“黑色国防军”成员）什么都没做，只是执行了命令，但无疑地，冯·博克上校、冯·施莱谢尔与塞克特将军，应该要坐在被告（指舒尔兹）旁边。[26]”博克则在法庭上做过数次伪证，表示防卫军并未和“黑色国防军”有所关联，也没有做过谋杀一类的事[26]。1923年9月27日，布钦鲁克动员4,500名“黑色国防军”成员聚集于柏林外，准备发起政变推翻共和政府、建立专制国家（此事件被称为“屈斯特灵政变（英语：Küstrin Putsch）”），博克对于布钦鲁克未得到防卫军的允许就擅自行动一事十分愤怒，尽管他当机立断马上下达了复员令，但布钦鲁克也提早于9月30日就发动了政变，最终行动彻底失败[27]。

1924年初，博克成为了驻库尔贝格（今科沃布热格）的第4步兵团第2营营长[28]。在1925至1926年期间又成为国防部的参谋军官[28]。在1928年后期，博克被任命为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第1骑兵师师长[28]。1930年再被任命为驻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第1步兵师师长。1931至1935年期间，博克还担任了德国在斯德丁的第2军区司令。他的晋升相当顺利，1925年5月20日，博克晋升为上校、1929年2月6日为少将（一说2月1日[29]）、1931年2月7日为中将[28]（一说2月1日[29]）。1935年，当希特勒上台宣布征兵后不久，博克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的第3军军长[21]，并在同年3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就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空军的阿尔贝特·凯塞林将军，未来博克将与后者在各大军事行动中携手合作。1936年10月20日，博克与威海尔敏·歌德莱贝·杰尼·冯·波登（Wilhelmine Gottliebe Jenny von Boddien）再婚[30]。

希特勒和其纳粹政府上台后施行扩军政策，博克尽管私下对纳粹党员的诸多行径抱着不苟同与怀疑的态度，但十分欢迎希特勒让德国重新武装的决定，对于国内外政治也基本上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当希特勒强迫许多德军将领退伍时（如布伦堡-弗里奇事件），博克仍留于现役[28]。博克以集团军群司令的身份参与许多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工作，包括对未来国防军甚为重要的陆空协同作战训练。1938年3月15日，博克晋升大将。1938年3月，博克指挥了进军奥地利的德军第8集团军，并对于路上装甲部队妥善率低所造成的行军效率颇有怨言，还因此与第2装甲师师长海因兹·古德里安发生冲突[31]。不久，博克再指挥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32]。10月，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大将被强迫退役，博克因此成了德国陆军中最资深的将领[31]。11月10日，博克调任至驻于柏林的第1集团军担任总司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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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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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波兰战役

1939年8月25日博克被任命为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该部队预计担任进攻波兰时德军的北翼兵力，并施行将维斯瓦河以北的波军包围歼灭的行动，兵力约630,000人[32]，下辖格奥尔格·冯·屈希勒的第3集团军与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与其对阵的主要是波军的“莫德林（波兰语：Armia „Modlin”）”和“波莫查（波兰语：Armia „Pomorze”）”集团军。9月1日北方集团军群的第3集团军自东普鲁士南下，前往比得哥什切断波兰走廊与第4集团军会师，直至9月4日德军即歼灭走廊一带的波军，并占领了格鲁琼兹与姆瓦瓦。9月14日博克的部队已推进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苏军会师[32]，还举行了德苏联合阅兵。短短5个星期，波兰军在德苏两军的进攻下被摧毁，博克因为指挥战功而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33]。

西线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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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法国战役
1940年4月博克正在准备发动西线攻势

1939年10月博克被任命为发动西线攻势的B集团军群司令，在原先的“黄色行动”进攻计划中，博克的部队要担任主攻，从比利时击退盟军部队到索姆河，并有37个师（其中有8个装甲师），这个计划极类似1914年失败过的施里芬计划，博克在他自己的备忘录中将黄色案大肆批评[32]。后来陆军总司令部采用了由曼斯坦计划衍生出的新型计划，令博克改作助攻的角色，下辖瓦尔特·冯·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以及屈希勒的第18集团军，共28个师，其中有3装甲师，任务是要进入比利时与荷兰，吸引英法联军北上增援，进而让主力的A集团军群通过阿登森林将其包围歼灭，对于此计划，博克的反应有两种说法，一为支持[34]，一为不悦其担当次要的任务[35]。

5月10日攻势发起后，德国空军的空降猎兵迅速夺取了默兹河上的桥梁以及摧毁了埃本-埃美尔要塞，陆军则遭遇了法军的第一流部队，显示出后者正落入陷阱。攻势发起仅5天，荷兰退出了战争，再过13天后比利时也跟着投降，由博克向比利时国王商谈该国投降事宜[36]。在攻击敦克尔刻口袋的行动中，博克激烈地反对希特勒的停止命令，但仍无作用[37]。盟军后，博克的部队同A集团军群重新布署，执行“红色方案”，南下将剩余的法军击溃。

6月下旬法国投降，博克也参加了投降仪式[38]。6月24日博克将集团军群司令部设于巴黎。7月19日博克在希特勒所举办的胜利宴会中被晋升为陆军元帅[36]。在1940年夏季大部分间里，博克辗转于柏林的家和巴黎的司令部之间，除了短暂担任法国军事占领司令的工作外，还预备要作为进攻英国的头一批部队指挥[39]。博克曾向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商讨，表示要重建法国、安顿难民和释放部分战俘，令其归于安定，也方便他的占领工作（另一方面，博克其实也对管理占领事务感到厌恶，在日记中记述自己有如一名“管家”[34]），但总是遭到哈尔德敷衍的回应。8月底陆军总司令部将博克的B集团军群调至东普鲁士，对于希特勒即将攻打苏联的意图，博克完全不知情，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可能要我作一个吓唬苏联人的稻草人[40]”，9月11日博克将占领区工作交给了威廉·冯·里布元帅，动身前往柏林。

苏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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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抵达柏林后先参与了军事会议，但不是讨论希特勒暗中已决定发动的德苏战争，而是集中于技术性的事务上。不久博克将B集团军群司令部设于波森，但他一度被陆军总司令部扣留于柏林，哈尔德用的理由是“波森与柏林间的交通状况不佳”，但实际上是欲使博克强迫退役，原因包括他对北海和西线的作战冷嘲热讽的批评、对于新式战争型态：闪击战存有疑虑和本身冷漠傲慢的个性令他受人嫌恶，下级指挥官也常批评：“博克很难伺候[41]”。早在1940年9月时陆军总司令部就曾想过把博克免职，但对于谁来接替其位置有所争论，意见无法统一，仲裁权再度回到希特勒手中，但提出的继任者名单（预计第1顺位者为克鲁格元帅，接着是威廉·李斯特元帅、赖歇瑙元帅，以及另外两、三位较低阶军官，其中包括一位少将）马上被其所否决[41]，博克得以继续留任，希特勒作这个决定被认为是因为他认定博克为职业军官，不过问政治，并会忠心的执行命令，另外也可能是他想借由此机会加强控制军官团[42]。然而博克因为长年患有的胃溃疡复发，不得不入院，一直病了4个月，在这期间由李斯特接替其集团军群司令职务，而后由于李斯特调至巴尔干，由克鲁格暂时代理其职务，这段时间主要由B集团军群参谋长汉斯·冯·沙莫斯向博克报告集团军群事务。到了1940年12月3日是博克的60岁生日，希特勒前去探望，并向其表示：“将苏联从地球上消灭将是必要的”，一直到这个时候博克才知道德国正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在此之前，陆军总司令部对此从未以正常军事管道透漏给博克，后者听闻后对德军的征苏行动感到不安，也并未支持[43]，而希特勒则希望博克能担当一个决定性的角色[44]。

中央集团军群的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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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巴巴罗萨作战”攻势路线图，该计划将德军部队分成3个集团军群，同时攻取3个战略目标，博克对此作法深感忧虑，认为这无疑是将德军在广大作战地域上稀少的兵力浪费在次要目标上。

1941年1月2日沙莫斯带给博克由哈尔德的参谋部拟定对苏作战的“巴巴罗萨作战”和集团军群准备事务资讯，按照该计划，博克将担任主攻，指挥兵力对苏作战部队中最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其人数超过100万名士兵，共有48个师，其中有身为德国陆军主要战力的9个装甲师、6个摩托化步兵师、30个步兵师、3个保安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与一个预备师（党卫队第2师“国家师”），由第2、第3装甲兵团（由于中央集团军群比另外两个集团军群多了1个装甲兵团，在进行传统的两翼包围歼灭战时会更加容易，相反地，另外两个集团军群缺乏速度同样快的另一翼，充其量只能将敌人击退而不能围歼，这也是中央集团军群在巴巴罗萨作战初期时比另外两个集团军的战果还要高的主要原因[45]）和第4、第9集团军所组成，并得到了凯塞林元帅的第2航空队的空中支援，中央集团军群将同另外两个德军集团军群于广正面上对苏军发动攻击，再往北方绕过平斯克沼泽后直趋斯摩棱斯克，再歼灭白俄罗斯内的敌军，与原先巴巴罗萨计划的内容不同的是，博克建议绕过列宁格勒与喀琅施塔得，他不希望德军宝贵的战力被浪费到次要目标上，应全力进攻莫斯科这个交通与政经中心，其重要度仅次于歼灭苏军有生力量而已，但他的想法被陆军总司令部拒绝，列宁格勒、喀琅施塔得、基辅和莫斯科仍是应夺取之城市，而歼灭敌军的行动则仍为主要目标[46]。与以往不同的是，博克因为预见苏联的广大正面与纵深，德军若采用保守的线性作战方式将会让各个地方空无兵力，减少夺取任何单一目标之机会，故采用了德军的新式作战原则，即装甲兵暴露出侧翼的深入突穿、装甲兵不需再等步兵赶上等等的考虑[47]。1月31日，博克病情暂时稳定下来，前去陆军总司令部开会，会议中布劳希奇与哈尔德对征俄行动十分悲观，甚至考虑放弃进攻行动[48]，陆军也假定苏军将于道加瓦河—第聂伯河一线前进行抵抗，但当博克对此感到怀疑、而向哈尔德提问：“你是否有情报知道敌军会守在河流前面？”时，哈尔德仅回答：“（会不会）那差别不大[48]”。

2月3日博克回到波森处理中央集团军群组织事务与图上演习、兵棋推演，而在隔天，一位来自陆军总司令部的哈尔斯特·拉铁克上校（Harst Ratheke）借口有机密事务而与博克密谈，前者表示是代表一群军官来向博克报告，他们认为在对英战争未结束前，德国不应发动对苏战争，希望博克能参加目前正在柏林秘密策划中的军事政变，以挽救德国的国运，但博克听了非常生气，他拒绝其提议，并马上把拉铁克免职，于日记中记述这是一个“极尽无聊之事”[49]。2月与3月期间博克积极备战，并解决一些步兵派和装甲兵派将领的争执，如第3装甲兵团司令赫尔曼·霍特和第9集团军司令阿道夫·斯特劳斯之事，前者反对将第9集团军的5个步兵师派遣到第3装甲兵团，认为会妨碍前进，而斯特劳斯则认为霍特只指挥装甲部队而不支援步兵，违反统一指挥之基本原则。博克认为苏联领土内道路网原始、单有装甲部队容易造成壅塞，因此在第9集团军的地区中，霍特必须有装甲兵和步兵的指挥权。3月30日博克参加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会中后者强调，这场战争必须是“空前的残忍和无情”，博克对此宣言感到怀疑，他对哈尔德与布劳希奇问道：“难道这是要我们杀害老百姓与非战斗人员”？但只得到回避的无意义答案，他认为，若不将俄国人视同战斗人员看待，他们将会是“抵抗到底”的敌人。6月4日博克收到了《政委命令》，这道命令要求德军一旦俘虏到苏联政委，将其直接就地处决，另外还有射杀任何涉嫌加入游击队的苏联百姓的命令书。博克对这些命令公然反对[50]，认为这将破坏军纪，他打电话到陆军总部抗议，但只收到敷衍的回应。最终他决定对此命令进行修改，并设置军事法庭来管理俄国境内的法律事务[51]。6月21日博克接见一位自莫斯科回来的德国官员，后者请求博克运用其影响力阻止这场战争，博克对他表示：“现在要阻止这场战争也为时已晚了，若我采取行动将被视作兵变，此外从世界上消灭共产主义的灾祸、给予苏俄人民文化与政治的自由乃德国至高的使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适合执行这伟大的任务，德国也从未如现在准备的完善过[52]”

巴巴罗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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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巴巴罗萨行动
毕亚里斯托克-明斯克双重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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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毕亚里斯托克-明斯克战役
图为1941年7月2日明斯克口袋中被德军俘虏的战俘

1941年6月22日3点15分苏德边界上的数千门德军火炮开火射击，其空军也攻击预定的机场和补给站，德国陆军越过国界向苏联发动进攻，开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战斗。在战斗开始后1小时，博克收到最初的作战报告，各处都是成功而充满信心的消息，博克相信苏军已遭到战略上的奇袭。古德里安的部分部队已渡过布格河、霍特也顺利地朝尼门河畔的格罗德诺挺进、斯特劳斯与克鲁格的先头部队也跨越了杰斯纳河，位于中路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塞也在开战四天后被占领。然而南翼的主力部队在布格河的渡河行动被拖延至26日，因此造成了原本大范围包围明斯克计划有所改变。毕亚里斯托克的苏军仅能由步兵为主的第4与第5集团军进行纵深较浅的钳形包围。6月23日中央集团军群的侦察机报告大量苏军向东方撤退，博克担心苏军的混乱是否业已恢复？是否有意进行有组织的突围？亦或退至别列津纳河的沼泽中[53]？然而根据先前的状况分析，苏军仅进行零散的而不协调的反击，即便大部分抵抗得非常剧烈，其主力业已被德军所分散，博克认为，将该区敌军包围歼灭的时机应未失去。6月23日晚博克命令第3装甲兵团占领波里姆斯克与维特布斯克的交叉口，以阻止敌人建立起新防线[53]。

6月24日博克的两个装甲兵团先头部队已分别占领了斯洛尼姆与维尔纳，但南翼的第2装甲兵团遭遇到一些困难，北翼则是畅行无阻地朝白俄罗斯境内深入，这时碰到了一个问题：北面的装甲部队应南下完成钳形攻势，还是应以更深入的维特布斯克为目标继续挺进？博克倾向后者，他认为包围明斯克不具决定性，而且敌人应预料到他们会攻击该目标，苏军将大量集中部队于该处[54]，除此之外博克也认为若要让德军的战事顺利，苏军必须一直处于目前这样的混乱之中，持续深入境内可达到如此效果；然而博克因为先前与陆军总司令部多次的不愉快，他不希望因擅自命令霍特的装甲兵团攻势方向而再额外增加与后者的冲突，因此他请示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后者同意他的看法，博克非常高兴，并期望未来战事时能获得部队布署的自由，这时他决定要将装甲部队推进到斯摩棱斯克前的高地[55]，但6月25日希特勒下令要求博克的装甲兵团停止东进，南下去歼灭明斯克口袋中的苏军，之所以如此的决定乃是因为希特勒接获苏军远比西方国家士兵抵抗得更为激烈的报告，而导致其过于谨慎和踌躇。博克对此决定极力反对，他和部下：“闪击战之父”兼第2装甲兵团司令的古德里安将军意见相同，应由步兵担任扫荡，而不该限制装甲部队的行进[56]，他命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许蒙特（Rudolf Schmundt）向希特勒陈述其意见，在等待期间，博克召集其步兵军团指挥官的斯特劳斯和克鲁格，要求他们尽快赶上并包围明斯克口袋中的敌军，这样可让希特勒感到在不动用装甲兵力时也能完成围歼作战，但克鲁格不愿意，认为敌人对右翼的反抗逐次增强，博克可能必须抽出装甲兵来对应。博克对此发怒，斥责克鲁格：“你到底站在哪一边[57]”？当天下午希特勒回复：禁止博克在口袋的苏军被消灭前继续让装甲部队前进，博克更为愤怒，他于日记中写道：“这种强加于我装甲部队的限制，使得我们失去一个成功的大好机会”，但博克最终还是按照命令行事[57]。

6月26日布劳希奇来到博克迁到科布林告诉后者希特勒的新决定，他将一直由博克直接指挥的两个装甲兵团拨交给克鲁格指挥，后者原先指挥的第4集团军步兵部队则拨给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克鲁格的单位变成新成立的“第4装甲集团军”，介于中央集团军群和第2与第3装甲兵团之间。博克激烈地反对，但于事无补（值得注意的是，古德里安于回忆录中提到，布劳希奇表示这是博克自愿转拨部队给克鲁格的，以让他自己可以规避作战之责任[58]）。6月28日两只装甲兵团完成合围，6月30日第4与第9集团军部队于斯洛宁会师，他们一直不停地清剿包围圈中的敌军。到了7月，毕亚里斯托克-明斯克双重会战到此结束，德军消灭了苏军的3个集团军，后者共损失417,000人、3,332辆坦克、1,809门火炮和250架飞机。[59]博克注意到有大量俄军挣脱了德军薄弱的包围圈（约250,000人左右），因此想解除包围的部分部队，继续东进，但这时陆军总司令部又再度干涉，要求博克留下部队拘束包围圈中的苏军部队（实际上当时正快速崩溃中），博克反驳苏军的情况以及报告德军的战果，这才获得了行动上的自由。

斯摩棱斯克包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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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斯摩棱斯克战役 (1941年)
1941年7月8日博克与其部下：第3装甲兵团司令赫尔曼·霍特（右二）和第8航空军司令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右一）

7月3日博克继续让部队东进，意图夺取下一个目标—深具战略价值的“斯摩棱斯克陆桥”地区，此地为第聂伯河和道加瓦河两条河流间的缺口，无天然障碍，夺取其可对德军巩固对莫斯科的攻势。当天在博克的力促之下，古德里安与霍特的部队完成了苏德战争当时推进最晚的1天，1天内前进100多英哩[60]，博克告诉他们不要顾虑克鲁格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一切由他承担其责任[60]。到了7月6日博克接获戈梅利的苏军正集中装甲兵力，准备向西北发动逆袭，这对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装甲兵团侧翼是一个潜在危机。同样地为了防止陆军总司令部因为此消息变得过于谨慎而不放手让他发挥，博克自行搭机侦查，最终他接受了古德里安的意见：继续前进[60]。7月7日古德里安部队已经渡过第聂伯河，博克为其进展迅速感到高兴，但前者在隔天又退回了西岸，博克询问后才知道克鲁格又未准许古德里安渡河，后两者还因此起了很大的争执，博克替古德里安辩护，并下令重新渡河[61]。博克后来虽打电话给陆军总司令部抗议克鲁格指挥装甲部队一事，但仍没有结果[61]。7月10日第3装甲兵团全部部队抵达维布切斯克，第2装甲兵团也重新展开渡河，并于隔天占领了什克洛夫。步兵赶上后，装甲兵团又再度东进，斯摩棱斯克逐渐有合围之势。然而在目前对德军有利的情势下，博克于13日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希特勒将要在斯摩棱斯克战事结束后将主攻目标移至乌克兰[62]，博克感到极为震惊，他向布劳希奇抗议，陈述其侦查的结果判断，在斯摩棱斯克前方处苏军正集结大量部队，中央集团军群尚保有冲力，可以获得决定性胜利，并继续东进。布劳希奇告诉博克，别列津纳河附近的苏军仍激烈的抵抗，因此禁止装甲部队再继续东进[63]，现在的情况与一个月前的明斯克口袋极为相似，博克的部队同样地又被禁止前进。

两支装甲兵团部队继续往斯摩棱斯克以东前进，在此期间，古德里安与博克两人发生了冲突，前者负责关闭“斯摩棱斯克口袋”东部的最后一个缺口，但古氏没有兴趣填补该缺口，而欲攻克斯摩棱斯克东南方的叶利尼亚[64]，建立攻击莫斯科的跳板。博克认为古德里安这项行动会提高包围圈中苏军突围的可能，导致整体大局变动，博克因此写信给古德里安重申命令，但当后者收到时已攻克叶利尼亚，便向东北与霍特的第3装甲兵团会师。一直到7月27日“斯摩棱斯克口袋”才完成。此时包围翼仅是薄弱的装甲部队，要扫荡的步兵部队还在河岸对面，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因担忧渡河受苏军逆袭而犹豫不决，博克仍继续催促其渡河[65]。待各步兵军团赶上压缩口袋后战斗才算结束，斯摩棱斯克战役一直要到8月5日才消灭掉包围圈内所有苏军，自7月10日以来，德军已于此地俘虏了310,000名士兵、3,205辆坦克和3,126门火炮[66]。然而即使战果庞大，中央集团军群自开战以来已经过长期激烈的战斗，装备严重耗损，必须进行换装检修，苏军将领谢苗·铁木辛哥亦将于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被重创西部方面军残部集结起来，在叶利尼亚给中央集团军群前锋的装甲部队很大的压力。

转向基辅与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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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基辅战役 (1941年)和列宁格勒围城战
海因兹·古德里安，德军闪击战战术重要的缔造者之一，他极力反对将部队于进攻莫斯科前调至南方，博克与他有同样想法，但两人因个性迥异而引发冲突

巴巴罗萨作战策划之初，南方与中央集团军群间存在着不适宜作战的普莱皮特沼泽，故德军并未计划于该区部署兵力，到了8月初该区苏军兵力尚保持完整，而南方集团军群又迟迟攻不下基辅，从而使苏军在莫斯科至黑海的战线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中央集团军群部队也因为该区沼泽地形而部队行进缓慢），这时希特勒已决定要将莫斯科列为次要目标，调动中央集团军群装甲部队南下与南方集团军群合作去包围乌克兰，他认为这不仅能拔除该区的苏联陆军之威胁，也能将德军极为依赖的罗马尼亚油田屏除于苏联轰炸机航程之外和占领苏联的农业核心、主要粮食产区的乌克兰可显示出德军的胜利。8月1日博克收到一道指示将中央集团军群转调部队至乌克兰的命令，他对陆军总部的命令不解，要求后者解释，但仍没有收到明确之答复。8月6日希特勒前往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视察，博克以极好的心情迎接，但这时希特勒并未表现出对攻打莫斯科的热情，博克大为失望。在接见希氏前，博克就曾将古德里安与霍特召来，告诉他们俩必须将进攻莫斯科的理由力陈给希特勒，博克自己再进一步表态支持两人，尝试说服他，为防止节外生枝，博克并未叫各集团军的司令前来接见希特勒[67]。然而希特勒却没有召开会议，而改采用个别会谈，当希特勒召见博克后，后者力陈继续追击苏军与攻击莫斯科的重要性，而希特勒则问道其部队要多久才能抵达莫斯科，博克估计在8月底。希特勒尔后又召见了博克、霍特和古德里安3人，突然表示乌克兰与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性，并拒绝继续往莫斯科前进，接着便讨论起其他问题。博克一直耐心等待希特勒表达完看法，欲继续尝试说服他，但希特勒之后又没有答应，而且也匆匆离开了该地，就这样，博克失去了最后影响希特勒战略决策的机会[68]。

博克心中还未放弃对莫斯科的攻击，故在8月上旬修整完毕后，中央集团军群仍没有立刻倾全力南下与南方集团军群的第6集团军围歼“基辅口袋”的苏军，博克心想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可能会对他的决定作事后的认可。然而8月16日，博克接获要求将霍特的第3装甲兵团的4个师转调北方集团军群的命令；18日又接获将古德里安的部队调至南方的命令，博克相当气愤，对于这种作法向陆军总司令部抗议（然而博克并未将此事怪罪于希特勒，反认为最高统帅部“神智不清了”[69]），同样没有效果。古德里安与博克虽然之间因为个性不合而有些宿怨，但对于当前的南进同样持以反对，博克告诉古德里安一定要在8月24日晋见希特勒时以一个前线将领的身份说服他，但隔天见过希特勒回来后，古德里安告诉博克：“南进已成定局，反对均为无效”，博克再次被他所激怒，认为古德里安不忠实、太容易被说服[70]。博克即使暂时失去了装甲部队也下令各步兵军团继续前进，让回调之装甲部队可以更好发挥，但到了8月31日又被陆军总司令部下令停止前进，博克即失去机动兵力的情况下于莫斯科前方采取守势。

至9月下旬南部的基辅会战宣告结束，德军再度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完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歼灭战。然而当时苏联已进入秋雨季，路面因为雨水的冲刷而变得满地泥泞，坦克行驶速度大为减缓。因为对基辅和列宁格勒的支援，使得博克丧失了他最有力的装甲兵力，只能在这期间停留于司令部规划对莫斯科的攻势—“台风作战”，博克对此计划督导与制定的极为周详，希望可获得陆军总司令部的满意以早日展开攻势，后者同意后，告诉博克该行动最晚将在9月30日开始。博克告知部下必须在11月7日冬季开始前将莫斯科攻下，并答应希特勒将在此日占领莫斯科[71]。中央集团军群此时也为台风作战而被增强了兵力，各区的装甲师陆续汇集于该集团军群，最终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集结了56个步兵师、14个装甲师和8个摩托化师，有14,000件间接火力支援武器和1,000多辆坦克，总兵力达到1,929,000名士兵[72]，但离最初预计发起攻击时间因南北的额外战事已经延迟了1个月，苏军争取到时间加强对首都的防护。

台风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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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莫斯科战役
“台风作战”期间的博克，正要前往前线视察

10月1日博克展开了对莫斯科的攻势。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10月时，第2装甲兵团改名为“第2装甲集团军”）突破了苏军的抵抗，沿着至奥廖尔的公路前进。10月3日下午博克下令古德里安压迫图拉，但此命令被陆军总司令部所取消，为的是让其与埃里希·霍普纳第4装甲集团军（自北方集团军群转调而来）和同霍特的部队一同包围佛亚斯马的苏军，博克衡量权益利弊后同意陆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暂时搁置前进莫斯科的企图，转向包围苏军。10月8日赫普纳的部队已抵达尔富尔亚斯马，古德里安的第17装甲师也进入了邻近的布良斯克，博克督促各集团军司令尽快消灭这两个巨大的口袋，并同时命令克鲁格进攻莫扎伊斯克，好让他可以同时宣布这3个城被其攻下的消息[73]。然而当天夜里，希特勒发电报指示博克让第3与第4装甲集团军立刻往莫斯科进发、从南北两方向将其包围。博克对此命令颇为气恼，但并无责怪希特勒，反认为是由于其幕僚未将状况完全告知后者的问题。10月9日起莫斯科一带天气骤变，刮起了风雪，德军尚握有战术上的优势，但进攻的动能大幅降低，许多车辆也被迫弃置于道路或田野上。10月11日陆军总司令部质问博克：“就目前恶劣天气来看，是否适宜继续进攻”？博克认为尽管天气日益将继续恶化、德军也已蒙受人员与装备的损失，但并非无法忍受的程度，以及自二战爆发至今为止，德军在欧陆上从未失利过，现在夺取莫斯科的机会日后绝不可能再有，加上从现实角度来看，若德军不攻击改采防御的话，其防线与补给基地距离长达600英里，与进行攻击的难度相当，故他回答“继续进攻[74]”。

10月18日佛亚斯马-布良斯克双重会战（德语：Doppelschlacht bei Wjasma und Brjansk）结束，德军俘虏了超过50万名的苏军士兵。然而继续进攻莫斯科的德军情况困难，由于俄国泥泞的地形，博克部队许多的车辆不得不弃置，只得步行，又因为天气和苏军的抵抗而成果有限，且补给线拉的太长，使补给品只剩下以往每天最低需求量的25％，特别是食物最为缺乏[75]。赫普纳曾向博克建议考虑建设冬季防线，以脱离目前处于难以防守的阵地之处境，但博克对此不加以考虑。博克欲在11月1日恢复全面攻势，并预计于7日进入莫斯科。然而陆军总司令部又于10月29日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停止前进，并表示要将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兵团转到南方进攻沃罗涅日，以消除其右翼的威胁、疏通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通信，博克向陆军总司令部抗议，表示其正全力进攻莫斯科时，何能将庞大的装甲部队脱离泥沼，并调动到遥远的南方去？古德里安对此亦十分恼怒。博克再与布劳希奇联络，表示不可能执行此命令，最终南下的命令被取消了，但同时，博克与中央集团军群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76]。博克对希特勒也产生了不满，克鲁格在向希特勒报告后，表示后者了解中央集团军群目前状况，但不信任其书面报告，并对于尚未攻下莫斯科一事感到困扰。而博克的反应则是斥责希特勒自己在8月的所犯下的战略问题，才令中央集团军群陷入目前的窘境[77]。11月2日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早时所拍发的电报抵达博克的指挥部，前者暗示博克，鉴于当前德军状态不利，博克是否要自行请辞？另外在对苏战争胜利后，德国将酬谢博克至今为止的贡献，把斯摩棱斯克改名为“博克堡”，然而博克拒绝此提议，但同时也说，若要他请辞是希特勒的意思，那他就会“很高兴的”照做，而后戈培尔也无回复[78]。

随着时间过去，莫斯科前线的气温越来越低，德军攻击能量亦相对下降，前线士兵大多依旧没有冬装，因为冻伤和疲劳，人员损失也急遽增加，鉴于补给与人员之不足，博克向哈尔德表示中央集团军群已无法包围莫斯科，因此他欲改变目标为谢尔吉耶夫—德米特罗夫一线[79]，哈尔德的回答是在奥尔沙召开紧急会议，然而博克在会中又表示继续攻击无论是在心里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必须的，且认为德军最终将能占领莫斯科[79]。11月29日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先头部队突破了苏军的防御，抵达莫斯科西郊[80]。这时的博克已向陆军总司令部表示，中央集团军群已无法从事典型包围运动，只能进行正面攻击，但其不仅意义不大，即使德军进入该城，能否保有该城也成疑问。同时博克从布劳希奇的谈话中了解希特勒对其前线状况不了解，怀疑后者并未收到正确的资料，故博克越过陆军总司令部，直接向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谈话，后者回复了一道概括性的指示：“当损失惨重的攻势非常清楚地、已无任何成功的机会下，可以停止攻击”，换句话说，决定权在于集团军群手中[81]。而博克最后表示：“不管状况如何不利，我不会放弃希望，虽然征服莫斯科的机会非常渺茫，但仍是有可能的，‘胜败将决定于最后一个营[82]’”。12月5日，古德里安下令部队停止进攻，并从突出部撤回兵力以拉直战线[81]。

于恶劣天气下，在莫斯科前线的德军士兵

12月6日格奥尔吉·朱可夫上将指挥的苏军对疲倦不堪的德军展开大规模反攻，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顿时大量涌入撤退的请求，博克予以授权各指挥官自由行动，但苏军仍取得了惊人的战果，收复了加里宁、击溃了第3装甲集团军诸多的师、包围了第2装甲兵团于图拉以东的部队。博克力促各部队指挥官封锁敌人攻势、挽救受困的德军，在恶劣的天气下，不单是德军难以行动，连同装备较佳的苏军也无法扩张战果，使得德军免受到彻底的惨败[83]。12月13日布劳希奇与博克会面，后者提出将军队撤至戈梅利—莫吉廖夫一线、重整力量、等待援军，于明年春季再发动攻势。布劳希奇当时因不久前生过大病，面容极为憔悴，他表示他本人无权决定。之后决定于明天去与集团军群其他指挥官会面。散会后，博克想到布劳希奇的身体状况，进而反思自己的身体尚能支撑多久，担心其旧病复发，于是他决定在第2天早上请求辞去中央集团军群职务[84]。

然而第2天早上博克决定等布劳希奇与克鲁格和古德里安见面后再另作决定，之后3人都表示认同博克的意见。希特勒于此时电告命令：德军只能进行为缩短战线的“有限度”撤退，但苏军已因为天气的好转恢复其攻势，博克执意要撤退，而希特勒强硬地命令德军坚守岗位，不得后退一步[85]。12月18日博克接到了最高统帅部部长威廉·凯特尔的通知，要他去修个长假，而博克因怀疑希特勒的动机质问凯特尔，后者告知希特勒的说法：“博克去年曾有过很重的病，如今又受到这场紧张的战争影响，我了解他为什么旧疾复发。他将获得一个休养的机会[85]”。当天傍晚克鲁格来到博克的指挥部，告知他将代理其中央集团军群职务。然而不久后，博克发现克鲁格并非代理其职务，而是正式的总司令，由希特勒正式任命，博克的身份则变成了“元首后备团”的一员[85]。

1942年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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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南方集团军群与哈尔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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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
就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博克（最右者），正与希特勒商讨战事，在场另有艾贝哈德·冯·马肯森骑兵上将、弗里德里希·包路斯装甲兵上将和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大将在场

博克对于他当前于德国陆军中的地位感到困扰，他向许蒙特询问希特勒对他本人的看法，是否有认为怠忽职守或不称职[86]？而许蒙特的答复是希特勒并未以任何借口对付博克，“你仍为希特勒所重用”[86]。1942年1月15日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赖歇瑙元帅心脏病发作，仅两天后就去世，而在16日当天，博克即接到最高统帅部的电话，询问他是否能接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博克立刻答应并于1月20日正式任职[86]。

南方集团军群下有第6集团军（由弗里德里希·包路斯装甲兵上将指挥）、第17集团军（由霍特指挥）、第2集团军（由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大将指挥）、第1装甲集团军（由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大将指挥）和第11集团军（由曼斯坦指挥），博克还额外控制着罗马尼亚的第3与第4集团军。1942年1月中，苏军对乌克兰的德军前线展开大规模攻势，于伊久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带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到了该月月底，苏军已接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对南方集团军群部队的联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不久后苏军的挺进即中止，其主力：“西南方面军”的士兵已疲惫不堪，攻势能力大为减弱，便转为防御。到了1942年春德苏各区战线也转为稳定，双方正集结新军来筹备即将到来的夏季攻势。

希特勒将德军的1942年夏季目标放在苏联南部，于是对博克的南方集团军群大量增援，包括许多摩托化师、装甲师以及大量的预备队。博克计划5月18日发动一场新攻势：“腓特烈克斯行动”攻击沃尔昌斯克，但苏军早他6天即展开行动[87]，5月12日，“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爆发。5月17日苏军已抵达离哈尔科夫仅12英里处[88]，但随即被德军所制，该城仍为德军所掌控。5月17日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团军对西南方面军后方的第9集团军展开攻击，突破了苏军防线。方面军司令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向莫斯科报告情势，请求增援。苏军参谋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瓦西列夫斯基两度请求斯大林允许撤退都被拒绝。到了5月23日包路斯与克莱斯特的部队交会，苏军通往东方的撤退路线已被切断，西南方面军主力已被包围，被困在梅列法—洛佐瓦—巴拉克列亚构成的3角地区。5月底苏军投降，共240,000人被俘、损失1,200辆坦克和2,000门火炮，而德军仅损失20,000余人[89]。

尽管博克在苏联南方取得了主要胜利，希特勒并未特别高兴，反倒指责其在哈尔科夫前的布署畏首畏尾[89]。

蓝色方案，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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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蓝色方案
“蓝色方案”攻势图，图右中的沃罗涅日被博克视作掩护北翼的必要目标，因而投入兵力，但希特勒认为此举影响到南方高加索的进展，甚为不满，导致最终解除博克的职务。

在苏军大败后不久，德军已完成了夏季攻势：“蓝色方案”的筹备工作，预计要先清除顿河一带的苏军，再朝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进攻。博克对此作战公开反对，因为德军将倚赖大量素质低劣的轴心盟军掩护其左翼，但即使如此博克仍听命行事[89]。在作战开始前，第23装甲师的作战处长约哈希姆·莱契尔（Joachim Reichel）身怀一份蓝色方案秘密文件，驾机飞行时坠落于苏军控制区，秘密文件亦被后者缴获。此事后传至希特勒耳中，该人极为愤怒，命令博克立刻向其报到，凯特尔向博克说道：“……元首对此意外事件十分悲痛，他将此事视作德国军官团另一次怠忽职守与不称现职的明证……元首授权要我告诉你，他打算对所有失职军官，自你起，一律予以处分以儆效尤[90]”。博克与其争辩后再与希特勒替属下求情，他表示德国陆军若有失职的装况发生时，自能迅速、果断改正其错误，希特勒虽当面向博克表示此事将“有待决定”，并显得宽心了些，但之后还是解除了第23师师长汉斯·冯·波伊涅堡-兰斯菲尔德（英语：Hans Reichsfreiherr von Boineburg-Lengsfeld）中将与其隶属的第40军军长格奥尔格·施图姆装甲兵上将的职务，博克获悉后颇为震惊，虽然提出抗议，但未有结果[91]。

6月28日德军展开蓝色方案，博克指挥超过100万人的德军，虽然进展顺利，但将苏军于顿河以西前歼灭的企图则并未达成，且相较于1941年，博克显得极为注意其侧翼的安全，德军进展速度颇慢[89]，希特勒对此感到不耐烦。7月3日博克与希特勒会面，后者向其提出攻击沃罗涅日的要求，以确保德军北翼之安全，希特勒虽答应，但要求博克不要在人力和时间上作“不必要的浪费”，因为德军攻击重点将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然而7月5日在博克派遣两个师轻易攻下沃罗涅日后，随遭到苏军的强烈逆袭，致使博克决定再派第40装甲军的两个师去沃罗涅日，他估计几天内便能肃清当地的苏军，以不致重演1941年秋季中央集团军群逼近莫斯科时南翼受到威胁的事，但希特勒对于博克增援两个师这举动极为恼火，他立即命令博克抽回兵力，但因为几天前希特勒才批准过，且因为存有多次希特勒接受博克既成事实的决定，博克便决定不理其撤销前令的指示，继续攻击，希特勒更加愤怒[92]。7月7日希特勒将南方集团军群分为A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两部，博克指挥后者，前者由李斯特元帅指挥。7月13日博克接到了凯特尔的通知，前者B集团军群的指挥权被希特勒所解除，由魏克斯继任，博克问其理由为何，而凯特尔的答复则包括健康和沃罗涅日两事，且不愿多谈，博克虽继续争辩但于事无补。7月15日博克将指挥权交出，就此结束了其45年的军事生涯[92]。

博克被解职后希特勒私下和许蒙特表示，他仍旧是很欣赏博克，但他现在需要的是完全服从命令的指挥官[89]。

受冷落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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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21日德国“国殇纪念日”，博克出席柏林的展览会（前排左数第二位）

被解除职务后，博克并未就此放弃其军事生涯，他多次尝试与希特勒联络与接触，但常得到的答复不是希特勒没空，就是正有事外出。由于无事可作，博克常外出散步，但一次接到来自“保安警察”一位高级官员的通知，他有礼地告诫博克在未获得进一步指示前，请不要外出以免被人所认，否则将采取令博克不愉快的措施使他遵从[93]。此后博克长时间待在自家公寓中，透过报纸和收音机获得战事发展的消息，还从侍从军官处拿到1942年1月至7月间的南方集团军群作战纪录加以研究，写了许多信至最高统帅部，但都未获得回应。久而久之，博克也认定他将不再有获得重大职位的可能了[94]。

1942年9月5日《帝国》（Das Reich）报于封面刊登了博克的照片，并报导他正指挥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一事，之后整整1个月，其他德国报纸和无线电台也正播放着类似的新闻，世界上其他媒体也报导著博克于苏联南方作战之事，如《时代》9月21日期亦以博克为封面报导此事[95]。博克发现这几张刊登出的照片实际上是1942年6月他仍是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时所拍摄的，他对此表示：“真是活见鬼，这好像是在阅读自己的讣文[96]”，到了10月英国报纸对博克事件产生怀疑，登出文章报导其因对苏战争战略战术而和希特勒争执，进而被免职，并写道：“此乃象征德国军权的没落[96]”。尽管德国报纸迅速地否认此事，但世界其他媒体也报出博克目前行踪的揣测，有说他已被杀、被关入集中营、在柏林街头散步，瑞士报纸还称博克去了日本[97]。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博克一直待在柏林，少数人与他主动联系，其中一位为前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大将，他试图说服博克加入其集团，促使德国停止战争，而博克以此举将构成叛国罪、引发内战而婉拒[98]。1943年3月21日德国庆祝“休战纪念日”，博克接到最高统帅部的邀请而出席于柏林举办的展览会，这也是最后一次博克与希特勒的会面。1944年7月20日德国发生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政变（史称720密谋案），博克对密谋集团极为鄙视，他写道：“他们是否知道只是在毁灭自己？这并非拯救德国之道[99]”，在大量被捕的军官中还包括了博克的侄子海宁·冯·崔斯考、博克的两位前副官卡尔·汉斯·冯·哈登堡（德语：Carl-Hans von Hardenberg）伯爵与海因里希·冯·伦道夫-斯坦诺特（德语：Heinrich Graf von Lehndorff-Steinort）伯爵[100][101]。

1945年初苏军攻入东普鲁士，博克便离开该地，改居于柏林以北的普里茨瓦尔克一地[102]。4月28日博克接到曼斯坦元帅的电报，告知博克如果情况许可，请前往汉堡，当地将成立由卡尔·邓尼茨海军元帅领导的“弗伦斯堡”新政府[102]。博克连同妻女乘车前往当地，5月2日时已抵达汉堡附近的施瓦岑贝克[102]，与曼斯坦会面[103]。5月3日博克抵达荷尔斯泰因的伦萨恩一带（现今207快道处[104]），乘车时遭到英军战斗轰炸机的扫射[13]，驾驶瓦尔特·卡伦尼克（Walter Kallinich）、博克之妻、继女卡琳（Karin）和她朋友英格丽特·加尔（Ingrid Jahr）当场死亡，而博克身中枪伤与严重的烧伤，车辆也倾覆于沟中[104]，一支路过的德军车队将博克送往欧登堡的海军医院，而曼斯坦和博克16岁的继子丁尼斯（Dinnies）赶到医院。5月4日博克委托曼斯坦照顾他的继子，并向前者说道：“曼斯坦，拯救德国[105]”，凌晨4点20分博克辞世[104][106]，享年64岁。4天后德国无条件投降，博克为纳粹德国中唯一被盟军击毙的元帅[107]。博克被葬于伦桑的圣卡勒里纳（St Catharina）墓园，一旁为妻子的墓地[108]。

军事才能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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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于1941年时的照片

博克的军事能力被军事历史学家评为“保守”的，提倡闪击战的年轻德国将领亦认为博克是旧式军人[35]，后者也曾对使用装甲纵队深入敌军领土的作法多次表示怀疑[35]，他争论说这样将使攻击者两翼暴露于敌人，陷入危险之下，因而他倾向广大正面的攻击，即使在大为成功的西线战役后，博克也并未改变其看法[35]，但到了巴巴罗萨作战时，博克已接受古德里安的新一派装甲战运用方式[109][110]。军事历史学家肯尼兹·麦可塞在其著作中提及苏德战争前苏军装甲部队指挥官水准时表示：“在德军诸多优异的装甲战将领中，博克与古德里安无异是‘人中之龙’。[111]”博克并非是一位军事天才型的将领，但其带兵能力受到肯定。布鲁门特里特于回忆录中评价博克为“我国第一流的军事智囊人物，同伦德斯特和曼斯坦，具有指挥大规模作战的才干。[112]”

性格上，博克无疑是传统而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军国主义者[113]，也是德军中颇擅长演说的军官，因为其慷慨激昂的表现，被人冠以“屈斯特灵的圣火”的绰号[15][4]，他的私生活极为严肃且刻苦耐劳[113]，有资料指出他常连续工作好几天而不吃饭[114]，另外还被描述为“与生俱来的腓特烈普鲁士主义性格”、“暴力的国家主义者，有严格的纪律意识，只知道加强其部队及提升自己的军人生涯。[115]”博克不是优秀的理论家，但他责任感非常强烈，在他为母校向军校学生演讲时总是提到：“一位德意志军人最大的荣誉就是为祖国战死沙场。[15]”因为这个理念，博克多了个“垂死者”（Der Sterber）的昵称[116]。另外，博克也以性格高傲、冷漠、欠缺幽默感、野心勃勃、与同僚不合著称[114]，历史学家塞缪尔·米查姆写道：“博克有种使人愤怒的个人特质，鲜少与人和谐相处……他不喜欢纳粹份子、痛恨奥地利人以及不分国籍、藐视所有的平民……对于布劳希奇任职陆军总司令，就博克来看是个错误，在他心中只有一人能适任该职位，那就是费多尔·冯·博克。[39]”博克传记作者阿尔弗雷德·W·图伦尼（Alfred W. Turney）则在其著作序言中如此总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之际，博克的横死，可以说普鲁士贵族军国主义也差不多同时暴亡。[117]”

博克是君主主义者、鄙视纳粹主义，也从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将纳粹党的高级官员放在眼里，如1938年德国空军总司令、纳粹党高官的赫尔曼·戈林曾于一次宴会上与博克接触，戈林本人同博克一样，曾于一次大战因为英勇表现获得功勋勋章，他对博克表示拥有此勋章者都是他的朋友，而博克则以非常冷漠的态度回应：“有着同样的勋章，不能使我们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12]”至于希特勒，博克长期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也使得在前参谋长贝克与大批高级将领在战前遭希特勒撤职时，博克的地位能保持不坠的原因[118]，但另一方面，博克也反对希特勒处决所有苏联政委与游击队的命令，也从未实施过。博克不仅要求德军给予敌军战俘人道待遇、严厉而公平的对待苏联平民，还想说服其与德军合作，让他们获得土地的私有权[119]。对于与苏联的战争，博克自认德军的任务不仅是要歼灭其武装部队，还要让苏联人民摆脱共产主义[119]。

对于遏止乃至反叛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等相关事件，博克均未参与，如早在1939年11月9日，正值对波兰战事胜利，准备西线攻势时，C集团军群司令里布就曾找伦德斯特与博克来面谈，希望借由三人前线集团军群司令的意见，阻止希特勒的西线攻势，但博克与伦德斯特均拒绝[120]。在希特勒对法战争胜利后，博克更是不愿加入反抗集团。然而极其讽刺的是，自对苏战争爆发起，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部属以其单位为中心、发展出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反纳粹势力，其中心人物即为博克的侄子崔斯考，该人后来在克鲁格继任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时，也成为该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在作为博克部属的期间，崔斯考积极拉拢博克进入反纳粹势力，劝他在希特勒访问集团军群司令部时将其逮捕[121]，但被其所拒绝，甚至有次崔斯考向博克表示希特勒正将国家引向灾难时，后者随即大声怒斥：“我不许攻击元首！[121]”，然而他也并未通知盖世太保密谋份子之存在[122]，在这部分，历史学家傅宝真写道：“博克本人虽然非常轻视国家社会主义，也厌恶不断以恐怖手段而增强的流血战争。但由于个性不够明朗，为人谨慎与个性保守，阻止其只要稍微一点头或举一个指头，就可能推翻其所视为祸害欧洲人民与德国本身之灾难。然而像大多数的将领向元首做过宣誓的效忠，与保持普鲁士军人传统及荣誉，对政治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场一样，博克也不愿意直接介入，对反抗领袖向其接触的反应是只要反叛成功，一定会加以支持，但其本人却不愿接受失败之后果[123]。”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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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编辑]
  1. ^ 1.0 1.1 1.2 World War 2 Awards
  2. ^ Turney 1972，第8页
  3. ^ Turney 1972，第1页
  4. ^ 4.0 4.1 4.2 山崎雅弘 2009，第80页
  5. ^ 5.0 5.1 5.2 5.3 5.4 5.5 5.6 Johnston 1996，第13页
  6. ^ 6.0 6.1 Johnston 1996，第12页
  7. ^ Mitcham 2010，第37页
  8. ^ GeneaNet - 3
  9. ^ 9.0 9.1 9.2 Дивизия Ваффен СС - 1
  10. ^ Mitcham 2000，第276页
  11. ^ 11.0 11.1 Turney 1972，第2页
  12. ^ 12.0 12.1 12.2 Turney 1972，第3页
  13. ^ 13.00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13.07 13.08 13.09 13.10 13.11 13.12 13.13 13.14 13.15 13.16 13.17 13.18 13.19 13.20 13.21 13.22 13.23 13.24 Geocities
  14. ^ 14.0 14.1 14.2 14.3 14.4 Johnston 1996，第14页
  15. ^ 15.0 15.1 15.2 Turney 1972，第4页
  16. ^ 16.0 16.1 16.2 Mitcham 2010，第38页
  17. ^ 17.0 17.1 17.2 17.3 Turney 1972，第5页
  18. ^ 山崎雅弘 2009，第81页
  19. ^ 19.0 19.1 19.2 19.3 19.4 Mitcham 2000，第36页
  20. ^ 20.0 20.1 Johnston 1996，第558页
  21. ^ 21.0 21.1 21.2 山崎雅弘 2009，第82页
  22. ^ 22.0 22.1 Johnston 1996，第15页
  23. ^ Wheeler-Bennett 1967，第92-93页
  24. ^ Wheeler-Bennett 1967，第93页
  25. ^ Mitcham 2010，第39页
  26. ^ 26.0 26.1 Wheeler-Bennett 1967，第93-94页
  27. ^ Wheeler-Bennett 1967，第112页
  28. ^ 28.0 28.1 28.2 28.3 28.4 Mitcham 2000，第37页
  29. ^ 29.0 29.1 Wbs.ne
  30. ^ GeneaNet - 4
  31. ^ 31.0 31.1 Turney 1972，第10页
  32. ^ 32.0 32.1 32.2 32.3 Mitcham 2000，第39页
  33. ^ 33.00 33.01 33.02 33.03 33.04 33.05 33.06 33.07 33.08 33.09 33.10 33.11 Desertwar.net
  34. ^ 34.0 34.1 Дивизия Ваффен СС - 2
  35. ^ 35.0 35.1 35.2 35.3 Turney 1972，第19页
  36. ^ 36.0 36.1 山崎雅弘 2009，第83页
  37. ^ Johnston 1996，第153-154页
  38. ^ Life Magazine
  39. ^ 39.0 39.1 Mitcham 2010，第40页
  40. ^ Turney 1972，第15页
  41. ^ 41.0 41.1 Turney 1972，第20页
  42. ^ Turney 1972，第21页
  43. ^ Бок, Федор фон
  44. ^ Turney 1972，第23页
  45. ^ 滕昕云 2003，第301页
  46. ^ Turney 1972，第25页
  47. ^ Turney 1972，第25-26页
  48. ^ 48.0 48.1 Johnston 1996，第197页
  49. ^ Johnston 1996，第198页
  50. ^ Warlimont 1991，第162页
  51. ^ Turney 1972，第40页
  52. ^ 。Turney 1972，第42页
  53. ^ 53.0 53.1 Ailsby 2009，第42页
  54. ^ Turney 1972，第49页
  55. ^ Turney 1972，第50页
  56. ^ Turney 1972，第52页
  57. ^ 57.0 57.1 Turney 1972，第53页
  58. ^ Guderian 2001，第217页
  59. ^ Ailsby 2009，第54-55页
  60. ^ 60.0 60.1 60.2 Turney 1972，第56页
  61. ^ 61.0 61.1 Turney 1972，第57页
  62. ^ Turney 1972，第62页
  63. ^ Turney 1972，第63页
  64. ^ Ailsby 2009，第63页
  65. ^ Turney 1972，第66页
  66. ^ Ailsby 2009，第64页
  67. ^ Turney 1972，第72页
  68. ^ Turney 1972，第73页
  69. ^ Turney 1972，第81页
  70. ^ Turney 1972，第85页
  71. ^ Turney 1972，第87页
  72. ^ Kirchubel 2007，第68页
  73. ^ Turney 1972，第107页
  74. ^ Turney 1972，第112页
  75. ^ Turney 1972，第123页
  76. ^ Turney 1972，第129页
  77. ^ Turney 1972，第130页
  78. ^ Turney 1972，第132页
  79. ^ 79.0 79.1 Turney 1972，第137-138页
  80. ^ Turney 1972，第141页
  81. ^ 81.0 81.1 德国军事研究协会 2003，第226-227页
  82. ^ Turney 1972，第149页
  83. ^ Turney 1972，第155页
  84. ^ Turney 1972，第156页
  85. ^ 85.0 85.1 85.2 Turney 1972，第157-162页
  86. ^ 86.0 86.1 86.2 Turney 1972，第161、163、166页
  87. ^ Boog, Rahn & Stumpf 2001，第942-944页
  88. ^ Mitcham 2000，第42页
  89. ^ 89.0 89.1 89.2 89.3 89.4 Mitcham 2000，第43页
  90. ^ Turney 1972，第180页
  91. ^ Turney 1972，第182页
  92. ^ 92.0 92.1 Turney 1972，第183-185页
  93. ^ Turney 1972，第187页
  94. ^ Turney 1972，第188页
  95. ^ TIME - Cover
  96. ^ 96.0 96.1 Turney 1972，第189页
  97. ^ Turney 1972，第190页
  98. ^ Turney 1972，第191页
  99. ^ Turney 1972，第192页
  100. ^ Gedenkstätte Deutscher Widerstand
  101. ^ 傅宝真 2002，第345页
  102. ^ 102.0 102.1 102.2 Turney 1972，第193-194页
  103. ^ Johnston 1996，第26页
  104. ^ 104.0 104.1 104.2 Ritterkreuzträger
  105. ^ Johnston 1996，第27页
  106. ^ Kulturportal-west-ost
  107. ^ Ahoy.tk-jk
  108. ^ WW2gravestone
  109. ^ Anders 1994，第70页
  110. ^ Turney 1972，第26页
  111. ^ Macksey 1997，第75页
  112. ^ Kreipe et al. 1982，第48页
  113. ^ 113.0 113.1 Turney 1972，第3-5页
  114. ^ 114.0 114.1 Mitcham 2000，第35页
  115. ^ Ailsby 2009，第29页
  116. ^ TIME - 1942
  117. ^ Turney 1972，第7页（序章）
  118. ^ Turney 1972，第7-8页
  119. ^ 119.0 119.1 Turney 1972，第66、69页
  120. ^ Mitcham 2000，第47页
  121. ^ 121.0 121.1 Shirer 1998，第1342页
  122. ^ World War II Database
  123. ^ 傅宝真 2002，第253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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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编辑]
  • （中文）Anders, Wladyslaw, 《希特勒征俄之役》, 麦田出版, 1994 [1953], ISBN 957-708-192-4 
  • （中文）Turney, Alfred W., 《功虧一簣：德軍波克元帥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作戰憶述》, 国防部编译局, 1972 [1970] 
  • （中文）Guderian, Heinz, 《閃擊英雄古德林》（上）, 星光出版社, 2001 [1953], ISBN 9576771781 
  • （中文）Shirer, William L., 《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 麦田出版, 1998 [1960], ISBN 957-708-706-X 
  • （中文）德国军事研究协会, 《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 : 德國人的觀點》, 星光出版社, 2003 [1965], ISBN 9576771862 
  • （中文）傅宝真, 《希特勒與德國將帥間之關係及其共同主導的戰爭》, 台北：台湾民生出版有限公司, 2002, ISBN 957-98174-1-3 
  • （中文）Kreipe, Werner; Blumentritt, Günther; Bayerlein, Fritz; Zeitzler, Kurt, 《納粹將領的自述—命運攸關的決定》,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1968] 
  • （中文）Ailsby, Christopher, 《巴巴羅沙行動：一九四一年德軍入侵蘇聯》, 风格司艺术创作坊, 2009 [2001], ISBN 978-986-84311-8-8 
  • （中文）E. Moll, Otto, 《德軍元帥小傳》, 黎明文化事业出版, 1979 [1961] 
  • （中文）滕昕云, 《閃擊戰–迷思與真相》, 老战友工作室出版社, 2003, ISBN 957-30497-7-5 
  • （中文）Macksey, Kenneth, 《扭轉乾坤之謎:II大戰戰役搜祕 》, 丝路出版社, 1997 [1987], ISBN 957-787-091-0 
  • （日语）山崎雅弘, 《ドイツ軍名将列伝：鉄十字の将官300人の肖像》, 学研M文库, 2009, ISBN 978-4059012351 
  • （英文）Kirchubel, Robert, Operation Barbarossa 1941 (3): Army Group Center, Osprey Publishing, 2007, ISBN 978-1-84603-107-6 
  • （英文）Boog, Horst; Rahn, Werner; Stumpf, Reinhard,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VI: The Global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BN 0-198-228-880 
  • （英文）Wheeler-Bennett, John, The Nemesis of Power, London: Macmillan, 1967 
  • （英文）Mitcham, Samuel W., Hitler's Commanders: Officers of the Wehrmacht, the Luftwaffe, the Kriegsmarine, and the Waffen-SS, Cooper Square, 2000, ISBN 0-8154-1131-6 
  • （英文）Mitcham, Samuel W., The Men of Barbarossa: Commanders of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1941, Casemate Publishers, 2010, ISBN 1-935-149-156 
  • （英文）Warlimont, Walter,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1945, Presidio, 1991 [1962], ISBN 0-89141-514-9 
  • （英文）Johnston, David, Generalfeldmarschall Fedor von Bock: The War Diary 1939-1945, Schiffer, 1996, ISBN 0-7643-0075-X 

线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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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职
前任：
新创单位 		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
1939年8月27日 – 1939年10月5日 		继任：
威廉·冯·李布元帅
前任：
改名自北方集团军群 		B集团军群总司令
1939年10月12日 – 1941年6月20日 		继任：
改名为中央集团军群
前任：
改名自中央集团军群 		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
1941年6月21日至12月18日 		继任：
君特·冯·克鲁格元帅
前任：
瓦尔特·冯·赖歇瑙元帅 		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
1942年1月18日至7月9日 		继任：
被拆分为A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
前任：
拆分自南方集团军群 		B集团军群总司令
1942年7月9日至7月15日 		继任：
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大将
奖项与成就
前任者：
克劳德·奥金莱克 		时代杂志封面人物
1941年12月8日 		继任者：
哈斯本·E·金梅尔
前任者：
哈罗德·亚历山大 		时代杂志封面人物
1942年9月21日 		继任者：
威廉·法兰西斯·吉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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