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史

中国道教史是二千多年来中国道教的发展、演变和兴衰。道教最具特征的信仰是肉身的长生不死，战国时代中期已有浓厚的求仙风气，老庄道家启发后来道教的教义，老子受追认为道教的始创者，尊为太上老君。秦始皇、汉武帝都迷恋神仙之说，积极求仙与长生不死。东汉时有组织的教团兴起，太平道人多势众发动起义，间接促使汉朝灭亡；五斗米道则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王国，演变成后世的天师道。晋代葛洪宣扬神仙思想，集各种长生术之大成，撰有《抱朴子》及《神仙传》，对后世影响重大。南朝时道士陆修静编订道经目录，整理修订斋醮等各类科仪，奠定道藏与道教仪式的基础。北朝道士寇谦之授予太武帝符箓，使北魏一度以道教为国教。

唐朝尊奉老子为皇室始祖，有唐一代道教得到帝室有力保护，要祈祷皇帝健康国家安宁，具有御用宗教的特点，唐玄宗热衷于道教祭祀，著名道士有司马承祯和杜光庭。宋朝利用道教提高帝室权威，宋真宗时有天书封祀事件，宋徽宗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内丹术经道士张伯端、白玉蟾等人的阐扬，从宋代开始流行。金朝是中国宗教史上创教活动最活跃的时代，有太一教、真大道教、全真教三个新道教教派兴起，全真教深获蒙元帝室信纳，模仿佛教建立出家制度，融合金丹派的内丹修炼法，一直流传至今。明清时代道教的特征是，将民间信仰中受欢迎的神灵，如文昌帝君、妈祖、关公等积极纳入道教，明世宗醉心道教，宠信道士，清室对道教的尊崇则不如前朝，正一教地位下降，但道教与民间社会仍关系紧密。民国时期道教被知识分子批评为封建迷信，影响力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道教进一步受打击，一度彻底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缓慢复兴。

战国时代

老子骑牛图

诸子百家中，道家与道教有密切关系。一般认为道家思想始于老子，由列子传到庄周。老子后来受尊为太上老君，视为最重要的道教之神。据称老子是楚国人，姓李名耳，东周守藏室（图书馆）吏，后来看到周室逐渐衰微，遂离开函谷关，并受关令尹喜之托，写了上下两篇文章《道德经》，共五千多字，之后“莫知其所终”。老子是道家的开山祖师，《道德经》表现出独特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其特点是人应效法自然之道，返回素朴浑沌的天真本性，远离人为之造作。政治上主张“无为”治国，建立小国寡民的消极国家，反对儒家思想。《道德经》的中心思想是“道”，道是五官不能感觉，难以形容的，是万物之源，万物离开道则不复存在，其作用是自然无为，超越时空而无限存在，永恒不变。道就是宇宙本体，若能体验到这点，也就能和绝对者合二为一，是为圣人。人必须无欲或寡欲，知足安份。仁义礼智信都是浅薄的人制造出来的，应予废除。这种学说后来被道教吸收，要求道士必须清静无欲，无为自然也是道教强调的主张之一。在道教信仰中，老子是太上老君在人世间的一个化身，太上老君即道之身，由气化而成，累世化身人间，世代作圣者之师。

《庄子》一书内容与神仙思想、道教有关，作者庄周据说是周朝“漆园”吏，一生未曾为任何诸侯效劳。庄子学说中心是解决生与死的问题，即个人的安身立命，着重实现超越自身的无我境地，与天合为一体。道、自然、天为同一事物，是万物之源，是无限的，而人类的智慧和知识是有限的，用人类的知识判断是非、善恶、真伪，只是局部和相对的。与天一致即脱离自我固执的局限之时，这种状态称为“死灰槁木”。从“真宰”的立场出发，万物无是非、善恶的区别，此说可称为万物一体观或无差别平等思想。《庄子》的养生说是超脱生死，和天合为一体。为此首先须使自己的心同真宰一致，排除智慧、欲望、名誉、利益，据说只要处于绝对境地，就能安身立命，超越是非善恶美丑，悠悠然自得其乐。具体实践方法是深呼吸和潜心静养，潜心静养的方法是“坐忘”，即放出全身力气，忘掉一切感觉，使身心完全空虚，进入这种状态才可接受“道”（大通）的作用，能与天地混成一起，处于超脱生死的境地。庄子深呼吸法被道教吸收后，演变成调息。《庄子》称和天合为一体的为真人、至人、神人、圣人，提及藐姑射山神人、活了八百岁的彭祖、西王母、黄帝等神仙，与神仙说有密切关系。《庄子》后来被当作道教经典，改称《南华真经》。

道教最具特征的信仰是肉身的长生不死，其思想可考发源于战国中期，人们普遍景仰神仙，憧憬不死不老、能遨游天空的仙人，神仙不死的传说流布于各地，咸认为神仙能不死与升天，并能实现凡人可望而不可得的一切愿望，成为实现人类梦想的偶像。齐威王及其子齐宣王、燕昭王等国君倾心于神仙，都曾派人出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

秦汉

秦代

秦始皇非常迷恋神仙说，前219年，他巡幸东部时即登泰山封禅，在泰山顶和山下隆重地祭祀天神和地神，目的是通神。封禅后去沿海各地巡行，一路祭祀名山大川和八神。当时山东一带许多方士上书谓三神山有神仙，有不死之药，秦始皇听信方士之言，下令徐福等方士斋戒，清除身上的不洁之物，率领数千名童男童女前往三神山求不死之药，但未能如愿。徐福未归，秦始皇求仙之心不死，前215年，又命方士去寻找神仙和不死之药，后来相信方士之言而自称真人，但派去寻找不死之药的方士都逃之夭夭。

西汉

汉代盛行长生不死之说。汉初张良追随赤松子学习神仙说，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亲自著书谈“神仙黄白之术”。有关昆仑山的山岳信仰和升仙传说亦十分流行。汉武帝时，许多方士来到皇帝身边，向他鼓吹神仙思想。武帝赏识的第一个方士是李少君，传说此人曾为异姓王掌管方药，已活了数百岁。谒见武帝时，李少君讲了“祠灶辟谷却老方”，若祭灶，鬼神便会光临，鬼神光临能使丹砂变成黄金，用黄金制造饮食器能延年益寿，乃至能会见海中蓬莱山的神仙，会见神仙并举行封禅便能不死，黄帝就是例子。武帝听信此言，立刻亲自祭灶，又派方士入海寻访安期生，叫人从丹砂等药中提取黄金。不久李少君死了，但武帝以为他未死。有见李少君受信任，沿海各地和燕齐的方士纷纷来到武帝身边，谬忌建议祭太一（北极神）；少翁主张宫室、衣服不像神，神物不至；栾大声称若能会见安期生、羡门等神仙，则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遇；公孙卿鼓吹黄帝骑飞龙升天，建议武帝封禅。武帝听信其言，让栾大于子夜时份穿着羽衣，立于白茅之上努力召请神仙。武帝又忙于祭祀太一、后土，建造柏梁台、通天台、铜柱、承露盘、仙人掌，在建章宫修太液池，池中建有仿三神山的岛屿，以及高二十余丈的高台，命名渐台，以见神仙。武帝也派数十人去蓬莱寻访神仙。

东汉

《正统道藏》本《太平经》书影

汉代人相信神仙能上天飞翔，认为神仙身体长毛，背上长翼，不但神仙能上天，得道者也可上天，传说淮南王刘安成为得道者后，率全家升天。东汉前期的养生术相当多，王充把当时神仙思想和神仙术，分为恬淡无欲和养精爱气、辟谷、导气（导引）、服饵四大类。在东汉，老子成为道教祭祀的对象，受追认为道教始创者。65年，楚王刘英晚年“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既好道教也学佛教斋戒祭祀。165年，汉桓帝到老子故乡苦县祭老子，命边韶作《老子铭》，谓老子代代转世，成为伏羲以来历代圣王的先生，这是老子转生说的祖型。汉桓帝又于宫中建立黄老和浮屠祠。当时人往往认为佛教和黄老性质相同，一并信奉，并根据《史记·老子传》记老子出关西去，“莫知其所终”，编造老子化胡说，谓老子写了《道德经》后去了印度，成为释迦牟尼本人或释迦的师父教化胡人，换言之佛道两教同源，佛教是道教的组成部分。166年，襄楷向桓帝上疏指出“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东汉后期，道教教团形成，分别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太平道源自于吉，一次在曲阳泉水边得神书《太平清领书》，此后以该书为经典，创立宗教集团，建精舍，行烧香等礼仪，读道书《太平清领书》，用符水为百姓治病，颇得人心。其中烧香这一点，多少是受佛教影响。《太平清领书》即道藏所收《太平经》，认为吉凶祸福取决于个人行为，劝人行善，排除恶行，多积善便能长生不老，此外主张房中术和尸解，规劝人们在静室中内省。《太平经》相信，太平世界需要圣明的君主，正直的臣下和柔顺的百姓，保持生命的方式是“守一”，使神和气和谐一致。《太平清领书》由于吉弟子宫崇献给汉顺帝，又由宫崇的弟子襄楷献给汉桓帝，但两次均未受领。不久此书落入张角之手。张角由此组织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信仰黄老道，传授弟子，让求治之人首先反省自己的过失，翻然悔悟后才令其喝符水，用手持“九节杖”作某种咒术治病。所收弟子若在短期内治愈的，便赞扬他有坚强信念，若久治不愈，便说他信念不诚。用此法治愈的人颇多，越来越多人投奔张角。张角有两个弟弟，也是教团的领导人。张角看到许多人集中到自己的麾下，便派遣弟子八人到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得徒众数十万，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八州的群众纷纷响应。

张角分信徒为36方，用以统率众人，其规模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方等于将军的称号，太平道可说有军队式的组织。张角势力雄厚，动员信徒试图推翻汉朝取而代之，自称天公将军，两个弟弟分别称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于184年举兵，其信徒皆头裹黄巾，史称黄巾之乱。当张角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后，立即在都城和地方州郡衙门墙壁贴上写有上述口号的标语，大方之长马元义率荆、扬两州数万之众准备首先在都城举兵，频繁来往都城和地方之间，以宫内官员为内应，准备就绪，计划于184年三月五日起义，但事前走漏了风声，马元义被捕，处以车裂之刑，汉灵帝下令逮捕张角等人，于是张角慌忙改变计划，提前于二月举兵，虽说准备不足，一时声势浩大，震动了朝廷，张角被讨平，两个弟弟一个被杀，一个病死，结果叛乱在一年之内终被平定，但其信徒在各地继续抵抗二十余年，许多人后来加入了曹魏的队伍。黄巾之乱成为促使东汉灭亡的重要因素。

《老子想尔注》敦煌抄本残卷

五斗米道比太平道稍后成立，创立者是沛国人张陵，被视为天师道祖师。他在四川鹄鸣山著道书，用咒鬼术为人治病，因治病有效，众人投奔，每个信徒缴交五斗米及其他杂物。他开创了以治病为中心的教义，组成宗教集团。177年前后死去，人们相信他死后升天。光和年间（178—183年）张脩在汉中宣传五斗米道，其教义与太平道大体相似，将病人引入静室，令“处其中思过，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一份置于山上，献给天神，一份埋于地下，献给地神，一份沉入水中，献给水神。天、地、水诸神称三官，故称三官手书。向每个病人索取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人们相信他而纷纷前往。张脩设祭酒、奸令、鬼吏等官职，祭酒专管信徒学习《道德经》，用咒术治病。

五斗米道教义传给了张鲁。张鲁颇有政治手腕和组织才能，他被刘焉启用，任督义司马，其母与刘焉过从甚密，为他登上政治舞台助了一臂之力。张鲁从来逐渐发展势力，在刘焉死后不再跟随其子刘璋，结果张母一族被满门抄斩，张鲁以此为借口在汉中自立，利用五斗米道的组织，建立以汉中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统治体制。张鲁自称师君，初学道者称鬼卒，道徒中的骨干称祭酒，祭酒发展了许多信徒时，称大祭酒或治头。五斗米道在各地设立道场，称为治，共24治，后来增至28治，其中心是阳平治，张鲁住在阳平治，后来教主所持的印刻有“阳平治教功印”字样。祭酒在交通要道建义舍，即免费住宿的旅馆，当中备有米、肉供旅客免费食用。据说住义舍的旅客若食用过量，鬼能使其生病。祭酒在教团中起教师作用，在政治组织上则起地方官吏作用。五斗米道教义信条是诚实，不欺骗他人，三官手书已制度化，禁止在春夏两季杀生、饮酒，还规定在春分、秋分时节祭社和灶。

张鲁称其祖父张陵为天师，父亲张衡为嗣师，自己为系师，人称三张，五斗米道称为三张之法，又称天师道。张鲁作了《老子想尔注》注释《道德经》，其中心思想是告诫信徒保持生活规范，否定祭祀、祈福、房中术，要求信徒遵守道诫，受天神的监察，天曹当降以仙寿和天福。《想尔注》声称老子就是道，道散形而为气，气凝聚而成太上老君。五斗米道要求信徒读的《道德经》就是《老子想尔注》。当时各地群雄纷纷崛起，张鲁势力与群雄不相上下，东汉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他的势力，采取怀柔政策，任命他做地方官，后来许多人建议他称汉宁王，但被他拒绝。张鲁政教合一的政权大约维持了三十年，215年被曹操讨伐，最后张鲁投降，把宝物和仓库打上封印，用作国家财产，甚得曹操赞赏，受命为镇南将军，五子得以列侯相待，张鲁之女被曹操招为儿媳。张鲁死后，儿子继承家业。五斗米道王国虽被消灭，但五斗米道却在张鲁时确立。此外，曹操召集了许多方士，给以优待，并加以监视，当中有精通服气、导引、辟谷、房中术的道士。

魏晋南北朝

三国

张鲁投降曹操后，四川许多祭酒与信徒转移到了魏国本土，各自相继布教，信徒日渐增多，天师道开始受统治阶层所接受，教团领袖得到曹魏封侯授职，享受优遇。

在东吴，传说秦代徐福出海寻找仙药，并未到达蓬莱山，而是到了海中的亶洲，一去不返，其子孙数万户仍住在亶洲，不时到会稽买布。会稽以东地区，也有人出海偶尔因风而漂流到亶洲。孙权听了这个故事，于230年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率士兵一万人去亶洲和夷洲，以寻找仙药。卫温待等人只去了夷洲，从那里带回数千居民。孙权还把能行使分形法、入火不热、遇刀不伤的方士姚光，擅长辟谷和隐形术的介象召进宫中，以厚礼相待。传说孙权又曾为道士葛玄兴建道观。239年，孙权在芜湖建立城隍祠，此外又为土地神蒋子文建立祠庙，后者大受人民信奉。东吴有一道教流派“李家道”。据云四川有一位叫李阿的人，不食五谷，穴居山中，但身体健康，人称为“八百岁公”，人们请他判断吉凶，不获回答，但依他的表情而预卜吉凶。后来吴国出现一位操蜀地方言名为李宽的人，用符水为人治病，人们认为他就是李阿，称他“李八百”，意指他活了八百岁。李宽深受贵族和百姓信赖，弟子近千人，普通人不得近身，只得在门外向他叩拜。他的高足弟子会咒水、用符、导引、服气。李宽病死后，人们深信他尸解了。

晋代

王蒙绘《葛稚川移居图》，葛稚川即葛洪

四世纪初两晋之交时，葛洪撰写了《抱朴子》一书，集中了过去的神仙思想。葛洪特别推崇炼丹术，自称其学说是由汉末左慈，经葛玄、郑隐传授下来的。除了金丹经典外，郑隐还传授《三皇内文》、《枕中五行》等书，精通天文、图谶，有弟子50余名，而葛洪是唯一获受传奥秘的。在葛洪20岁时，郑隐据云预知江南将发生动乱，携带仙药，率领高足前往霍山。葛洪也受教于岳父南海太守鲍靓。鲍靓精通天文、图谶、医术诸法，自称曾得遇仙人阴长生，受传成仙、尸解之法。葛洪曾召集义军与叛乱的石冰作战，因军功获授伏波将军的称号。事平后，葛洪前往洛阳以阅览图书，但正值八王之乱，于是打算折回故乡，又因乡里爆发陈敏之乱，葛洪进退两难，改到襄阳侍候嵇含。嵇含受任命为广州刺史，洪作为参军，先到广东募集士兵，但当他离开襄阳后，嵇含被杀，葛洪仍在广东逗留数年，可能在此期间师事南海太守鲍靓。数年后，葛洪回到乡里，于317年编写《抱朴子》。同年晋元帝任命他为关中侯，以后一度在王导手下做官，到晚年打算炼丹药以求长生，听说越南出产丹砂，打算做广西勾漏县令，于是举家南下，到达广州后，被刺史邓岳强行挽留，不得已入广东罗浮山，一面炼丹一面著书，343年卒于罗浮山。

《抱朴子》外，葛洪尚有《神仙传》、《隐逸传》等多种著作。《抱朴子》分内外两篇，内篇20卷，记述神仙思想，外篇50卷，记述儒学。葛洪整理有关神仙书籍中记载的各种学说，以及他本人学到的道术，归纳为以金丹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阐述金丹、辟谷等各种长生法，成为集神仙思想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对各种长生术、长生不老药，以及金丹的制作方法、药材及采药方法、神符的种类与用途，均一一具体详述，并列举了天仙、地仙、尸解仙等神仙种类，不遗余力地强调神仙与仙术的实际存在，并非虚构。葛洪排斥张角与李家道的教义，认为分形和隐形等法只是小术而不太赞成，其学说中心是强调金丹，指出金丹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进入火中，百炼不消，埋入土中永远不朽，服用这两种东西以炼身体，就能不老不死。后人称这种炼丹以求长生的思想为金丹道。葛洪轻视祭祀、《道德经》和《庄子》，认为二书不是追求不死的著作，但尊奉老子为神，称为老君。《抱朴子内篇》又列举了道教经典和神符的名称，卷数多达679卷。葛洪也异常重视郑隐传授的《三皇内文》，强调该书的神效和威力。

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时，天师道成员追随晋室南下，把天师道传至江南。东晋时，颇多门阀贵族信奉天师道，如郗愔、王羲之，其子王凝之、王献之以及杜子恭等人。杜子恭不仅把天师道传给子孙，还在豪族中布教，精通神符与仙术，弟子甚多。益州人陈瑞再现张鲁的教义，自称天师，建道治，称信奉者之师为祭酒，以清净为中心教义，不许信奉者参加父母妻子的丧事。他们在“治”举行集会，不过若家属分娩或死亡，则不许参加。陈瑞信徒有千余人，其中还有高级官员郡太守。东晋中期，江苏句容附近的茅山出现了一个道派，称上清派，始创人是杨羲，他精于书画，遍读经史，于350年从女道士魏华存的长子获传授《灵宝五符》，其后他得众多神灵下凡降临（包括魏华存），获授经典和道诀，写出《上清经》，笔录神仙魏华存等降授的启示，传予在茅山修道的许谧。上清派在修行法方面强调存思冥想，也重视诵读经文。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之乱爆发。孙恩世代是天师道信徒，孙恩伯父孙泰是杜子恭的弟子，继承了杜子恭的道术，弟子很多，受尊敬为神，信徒把财产、子女奉献给他，以期得到福庆。朝廷担心会引起骚乱，将孙泰流放到广州，而他在广州亦颇得人心，朝廷又将他召回，由于他懂得长生术，受到官员们信赖。孙泰看到东晋已岌岌可危，欲煽动群众叛乱，结果被杀，侄儿孙恩逃到海岛，信徒听到孙泰之死，均不相信，认为他尸解了，不断将物资、供物运到孙恩的岛上。孙恩伺机报仇，看到东晋社会动荡，认为时机已到，率领岛上百余信徒在会稽登陆，杀会稽内史王凝之。当时天师道信徒王凝子并无军事准备，告诉部下自己入静室祈祷，请求神兵相助，贼兵必退。孙恩队伍这时已达数万，江南各地百姓听到孙恩杀王凝之的消息，纷纷响应，短短十余天内，其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十万，在各地杀了许多太守官员和门阀贵族。孙恩自称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数年间在江浙地区大肆抢掠。其部下随军携带女眷，孙恩认为这是累赘，遂将婴儿投河杀害，说：你先去仙堂享福，我早晚也要步你后尘。401年，孙恩率十万大军溯长江而上，威胁都城建康，但被刘裕击败。刘裕穷追孙恩，直捣老巢，402年，孙恩走投无路投海自尽，叛乱暂告平息。他的伙伴不信他自杀身亡，而是成为水仙，数百信徒及孙恩的众妾纷纷投海。孙恩的小舅卢循出身名门，被孙恩余党推为首领，南去广东一带发展势力，410年，卢循率十万大军进逼建康，再被刘裕击败，逃回南方，次年投海自尽。

南朝

南朝时著名的道士有陆修静和陶弘景。刘宋时期，陆修静收集道经进行分类。他曾隐居于云梦山，452年往京城建康买药，被宋文帝召入宫人讲道，后因宋文帝被杀而离京到庐山修道。467年，陆修静被宋明帝召进宫中讲道，列席的王公贵族都感到佩服，宋明帝乃于都城北郊建立崇虚馆，给陆修静居住。他整理道经，总结成“三洞”分类法，471年曾设斋为生病的宋明帝祈祷，同年上献最早的道经目录《三洞经书目录》。“三洞”指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分别以上清经、灵宝经、三皇经为中心。他收集和阅览道书，指出道教经书并符图药方总共有1228卷，其余的都是伪经。《三洞经书目录》奠定了后世道藏的初步基础，意义重大。

陆修静又编撰了不少斋戒、科仪的典籍，十分重视斋仪与斋功，认为斋仪可以检束身、口、心“三业”，防止人犯罪，他甚至相信，斋仪能祈神赐福，感动天地，招至群神，解除累世之罪，消灾解难，修德去病，达济一切愿望。他把天师道、上清经、灵宝经的斋仪结合起来，编成“九斋十二法”。至今道士仍声称，他们修建的斋仪是陆修静所传下来的。陆修静并有意改革天师道。陆修静强调“三会日”的重要性，想重建天师道已废弛的三会日制度，要求所有道民在每年的1月7日、7月7日和10月5日参加宗教集会，在聚会中坦白罪过，陈述善行，从道官领受科戒，并报告家庭人口变化，以加强信徒与道士的联系。陆修静也强调当时已没有严格执行的“宅录”制度，要求根据天师道既有的规定，道民入道，须把全家男女老少的人数登记于册，通常是在每年的三会日上，申报家中的生死嫁娶以更新记录。据此宅录，道民向道官缴纳“命信”，即敬神的信物，而道官则派守宅之官予以保护。陆修静主张彻底清理更正宅录，强化道教组织。

陶弘景文集《陶贞白集》明代刊本

陶弘景是上清派的集大成者，曾任下级官吏，师事道士孙游岳，在重病中得宗教悔悟，一面做官一面修行，得到上清经真迹，492年辞官隐居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梁武帝即位前，陶弘景援引图谶献上“梁”的国号，甚受梁武帝信赖，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他曾炼丹和受佛教五大戒，颇受佛教影响。北方名僧昙鸾曾到江南拜访陶弘景，学术长生不老之术。梁武帝虽热衷于佛教，但跟陶弘景亲密如故。陶弘景不仅擅长辟谷、服气、导引等养生术，还精通阴阳五行、遁甲和本草学，撰有《真诰》与《登真隐诀》。他高度崇拜上清经，甚至相信诵经万遍，毋须服药就能升仙。养生思想方面，陶弘景采摭前人各家的养生言论，主张形神双修，养神和炼形并重，保持形神统一，以致长寿长生。修道者应服食药石以炼形，吸收天地精气以养神，以和气洗涤气质，以德行止息争辩。为了保存形神，人应清心寡欲，减少思虑，保持内心和谐，控制七情六欲，并保持恰当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南朝时，江南各地名山中都有道士炼仙药或修行，如刘宋时武当山道士孙道胤曾为地方官炼丹。当时道馆制度兴起，一些道士在山中修道，依山洞修筑居所，称之为馆；道士在都邑修建居住和修行的地方，也多半叫馆。道馆经济上主要告朝廷的供给，或贵族富豪的施舍供养，小部分来自做法事的收入。南齐梁初时写成的上清派经书《太霄琅书》，论述道士应遵守的戒律和仪范，借用了不少天师道礼仪，但又坚持了与天师道不同的立场。

北朝

北魏时天师道与朝廷深相结纳。北魏道武帝时，有人上献关于服饵的经书，道武帝设立仙人博士，建造仙坊欲炼金丹，但金丹始终未练成，道武帝的热情亦消失。为了应付佛教的挑战，北魏道士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寇谦之出身名门，是南雍州刺史寇赞之的弟弟，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志，修习天师道，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后来拜被视为谪仙的成公兴为师七年，先后入华山及嵩山穴居，一同食药练仙。成公兴离去后，寇谦之仍旧居于嵩山，415年忽遇大神太上老君，获授天师之职，得赐予经诫，受命要清整改革道教，并获仙人指授服气导引口诀之法。寇谦之自此辟谷，教授弟子十多人修仙之术。学者称寇谦之的教团为“新天师道”。寇谦之摒弃五斗米道原有的租米钱税和房中术，要遵循清虚之道，提出纠正天师张陵以后，各地祭酒任意传授符箓、征收钱税和男女间规矩紊乱的现象。423年，寇谦之又遇见老君的玄孙大神李谱文，及随从而来的赤松子、王乔、张陵等一众仙人，获赐与新出的符箓与仙经《录图真经》，得告予幽冥之事，并受命布教领民，辅助“太平真君”。寇谦之的仪式和教义吸收了不少佛教元素。424年，寇谦之前往京城平城，把经书献给刚即位的太武帝。

寇谦之起初未获完全信任，却受喜爱道教的大臣崔浩拜师，并获向皇帝推荐。太武帝听信崔浩的话，尊崇寇谦之为天师，迎接寇谦之留在嵩山的弟子入京，在京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有坛五层，供养道士120人之额，并改元“太平真君”，亲自到道坛领受符箓。太武帝通过接受符箓，获得道教天命，确保自己统治汉土的天子名分。431年，寇谦之建议太武帝建造高耸的“天宫”，以交接天神和炼丹，但天宫始终未能完成。太武帝并扬道抑佛，下令镇压佛教。寇谦之则不敌视佛教，曾劝止太武帝处死三千僧侣，反对太武帝的废佛令。当时道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自此北魏每位皇帝即位都亲受符箓。491年，孝文帝下诏尊重道教，将道坛由京城城南，迁往城外桑干河南岸，赐名崇虚寺，道士名额90人，每逢一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坛主、道士和乐师共106人，均要举行祭祀活动。迁都洛阳后仍保留此制度。北魏宣武帝也崇尚神仙思想，把宫中后苑华林园建成神仙世界，当中挖掘天渊池，池中建蓬莱山，山上设仙人馆。民间道士则模仿佛像雕造道像，现存最古的道像是505年所造。东魏承袭北魏的官修道观制度，到548年，崇虚寺因没有杰出的道士而被废止，道士移居别的道观。

北周武帝即位后，召集儒、释、道三教的学者在宫中玄谈，希望三教归一，协调一致，但僧侣和道士只是互相批评排斥。572年武帝掌握实权后，命令甄鸾调查佛道两教异同，甄鸾遂撰写《笑道论》多方批评道教，之后道安也上献《二教论》指责道教。573年，武帝发出诏令，以儒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574年，北周武帝下诏废佛道二教，销毁经书和佛道像，命令僧人道士还俗。据佛教方面的记载，道士张宾曾代表道教与僧侣辩论而大败。为了统一管理宗教，武帝在长安设立通道观，学士定员120名，目的是要各种宗教组织归为一体，以便阐明圣贤教义。武帝废佛道二教的行动，实以灭佛为首务，佛寺僧团也因此受害最深。武帝并让通道观学士王延在通道观整理道经，作《三洞珠囊》7卷。王延是长安郊外的楼观道士，楼观道从北魏末年开始，就积极吸纳南朝的三洞经书。574年至578年间，周武帝亦发起道教类书《无上秘要》的编纂，统整道教义学，其编纂人员可能即是通道观的学士。通道观弘阐“圣哲微言”的研究计划后来因武帝于578年驾崩而夭折。

隋唐

隋代

582年，隋朝把通道观移往大兴城，更名为玄都观，以王延为观主。隋文帝年号“开皇”取自道经。隋炀帝颇羡慕长生，在东都洛阳宫苑的人工湖，修造了模仿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假山，尊重擅长辟谷术的道士徐则、宋玉泉、孔道茂等数人。隋炀帝时大兴城有道观10所，而佛教寺院则多达120所。隋代时，道教法箓种类及授予法箓的程序，都已制度化，道士初受五千文箓，再依次受三皇箓、洞玄箓、上清箓。一般的授度仪式会将各级的符箓、经教一起授受，根据不同的品级阶位，而分别领受不同的“戒律、符箓和经教”。

唐代

唐代道教得到帝室有力保护，要祈祷皇帝健康，国家安宁，具有御用宗教与镇护国家的特点。据说李渊起兵时，在山西羊角山得到老君显灵和指示而获胜，即位后在羊角山修造老子庙，624年亲临终南山参拜当地老子庙。621年，李世民曾拜访著名道士王远知，得到将统一天下的预言，故朝廷厚待王远知，在王远知常住的茅山建立太平观，度道士27人。626年，唐高祖为整顿佛道二教，下令长安保留三寺三观，全国各州保留一寺一观，德高望重的僧尼、道士、女冠由官府供给衣食，不合资格的道士僧尼则要还俗。做过道士的傅奕上疏高祖，提出要整顿寺院和僧尼，佛道两教关系变得紧张，佛教方面著文反驳傅奕，道士李仲卿《十异九迷论》、刘政喜《显政论》则支持傅奕的观点。结果道教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僧人法琳被判罪流放益州。唐太宗不太相信神仙思想，却追认老子为唐室祖先，终唐一代皇室亦秉持这个看法。635年，王远知再次回到茅山，与弟子王轨一同致力于茅山的复兴。636年发生佛道论争，道士蔡子晃和成玄英与僧侣慧净论战，翌年太宗降旨，规定道先佛后，宫中举行仪式时顺序道士在先、僧侣在后。637年，唐太宗修建亳州老君庙，与孔庙一样下赐封户20户。

唐高宗曾参拜亳州老君庙，敬献老子以“太上玄元皇帝”尊号，并建立祠堂。674年，朝廷下旨上自王公，下至百官都要学习《道德经》，《道德经》也成为考选官员的科目之一，在明经科里设老子策一课。高宗又把潘师正、刘道合、叶法善等道士置于自己的侧近，以礼相待，为他们建道观，并令刘道合炼金丹。唐高宗起初承继唐高祖各州设一寺一观的政策，683年下诏上州、中州、下州分别各建三、两、一所国立道观，各观设新道士七名。唐高宗时著名道士孙思邈隐居终南山，专心修练、炼丹及医学研究，著有《太清丹经要诀》、《千金要方》等书，曾受诗人卢照邻拜师问道，获后世尊为“药王”。武后命史崇等人收集道经，为其撰写音义，称《一切道经音义》。705年，唐中宗复位后即下令各州设一寺一观，最初命名为“中兴”，后来改称“龙兴”，并授与史崇玄等道士以官位。唐睿宗把两个女儿送去做女冠，为她们修建金仙、玉真两观，两观皆规模宏大，陈设华丽，另外召请高道司马承祯进宫，垂询阴阳术数。司马承祯主要著作为《坐忘论》，引用了《道德经》、《庄子》、《妙真经》、《西昇经》等经典。

元始天尊像

唐代最醉心道教的皇帝是唐玄宗。721年他召请司马承祯入宫，亲受法箓，为他在天台山建桐柏观，在王屋山建阳台观。司马承祯上奏说，五岳均有上清真人下凡的洞府，玄宗于是在五岳都兴建真君祠。733年，要求一般人家户户都必备一本《道德经》，规定科举增加老子策以取代尚书策和论语策。唐玄宗并御撰《道德经》注。741年，在东西两京及全国各州建玄元皇帝庙，规定每年在当中举行一次斋醮；此外在两京和各州设“崇玄学”，学生要读《道德经》、《庄子》、《文子》和《列子》，设立“道举”，考试合格者按贡举及第者同等对待。老子诞辰为庆祝节日，该天全国放假。744年铸造元始天尊的铜像，置于全国各地的开元观。唐玄宗可谓深受司马承祯、吴筠、张果等道士的影响。道士和僧侣原本都隶属祠部司，唐玄宗时则改属专管宗室属籍的宗正寺。道教获得各种特权，受皇室厚待，全国有道观1687所，当中住有女冠的道观有550所。玄宗派人搜罗道经，整理之后，总数3744卷，其目录命名为“三洞琼纲”，这是后世道藏的前身。唐代中期，道士朱法满编撰《要修科仪戒律钞》16卷，详细记载道士的生活方式和遵守的戒律，当时的位阶和法服制度，还有道士举行的上章、设斋、葬礼等礼仪。

唐朝有多位皇帝都服用金丹。唐宪宗服食道士所炼的丹药后，反而缩短了寿命。同样因服用金丹而早死的皇帝有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敬宗相信崇信道士，其中有受赐紫衣，位至简校光禄少卿的刘从政。武宗亦倾心道教，甫即位即召赵归真等81名道士进宫，在三殿举行金箓斋，亲临三殿设立的九玄坛领受法箓。841年，武宗封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任崇玄馆学士，令与赵归真于宫中修法箓。武宗按赵归真的建议在宫中建望仙观，在844年召81位道士在宫中设九天道场祭祀天尊，历时三个半月之久。武宗还把宫中安置佛像的内道场改作道教道场，代之以天尊像和老子像。武宗有意加强道教教团的势力，并压抑佛教，841年武宗生日，按例在宫中举行僧道辩论，武宗只赐道士紫衣，而僧侣没有，这是罕见的做法。武宗又在宫中修建仙台，欲在其上烧炼金丹，但始终金丹没有炼就，赵归真恐慌下借口取药材而打算逃往西藏。846年，武宗驾崩，唐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

唐代道教要为皇帝和国家祈福。806年左右，朝廷设置了管理道士和女冠的机构，称为道录司。各道观于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及十月十五日即三元日和皇帝诞辰，分别举行金箓斋和明真斋，在历位皇帝的忌日举行祭祀。在三元日，道观举行讲经、传经活动。在国立道观里，设有观主、上座、监斋等职位，定员各一名，主持日常工作及监督指导道士修行；道士中有法师、威仪师、律师之别，德高望重、精通教义的特称为练师。每次举行斋醮时国家供给钱粮，赐予土地。出家为道士的方法，即所谓得度制度化，方法有三：一是通过国家考试，即试经；二是在皇帝即位、国家节日，为死者祈福行善时，皇帝特准的恩度；三是交纳金钱获得度牒的“进纳”。这些制度佛道二教情况相同。自唐中宗时起，国家财政困难时，就有可能出售度牒，任何人都可以买牒出家，从而获得免税特权。

由于佛道两教观点对立，唐高宗数次召请两教代表人物进宫辩论。自此在皇帝面前举行佛道辩论成了惯例，唐代中期以后进行了十多次，即所谓“三教谈论”。三教谈论初期观点的确严重对立，后来逐渐有所缓和，变成礼仪性的谈论。664年，道世考证道经的真伪，认为除《道德经》外，其余都是伪作，应全部销毁。668年朝廷召集大臣和道士、僧侣讨论《老子化胡经》真伪，确认是伪书，唐高宗下敕将其烧毁。705年唐中宗复位时，《化胡经》再次成为佛道两教议论的中心，再次断定《化胡经》是伪经，决定删除书籍中一切与化胡有关的内容，同时取消道观里绘制的化胡图，和挂在佛寺的老子像。在佛道论争中，道教为挽回教义上的劣势，剽窃了佛经，编写出《本际经》和《海空智藏经》，另外又编撰了归纳道教教义的《道教义枢》。佛教则模仿道教的《老君父母恩重经》，伪造出《佛说父母恩重经》。

唐末最著名的道士是杜光庭，他曾参加科举失败，愤然入道，成为天台山高道应夷节的弟子。他眼看天师道流传于世的道教科仪几乎失传，便加以积极搜集，鉴别真伪，分门别类，整理成《道门科范大全集》87卷。书中详细指导道士每天早午晚祈祷的方式、各种科仪的程序、劝请的诸神、诵经等等，可谓集道教仪式之大成，完成了斋醮的各种作法，为后世一直沿用。此外还吸收和改造了佛教的忏法，使之道教化。杜光庭撰写了许多有关斋醮、忏法礼仪的书，注释《常清静经》，编写《道教灵验记》、《神仙感遇传》、《历代崇道记》等书。唐僖宗曾召杜光庭进宫，授官麟德殿文章应制，成为道教领袖。后来他随僖宗避难四川，在青城山结茅居住，僖宗返都后他也曾进京设醮。

五代十国

五代时，玉皇、吕洞宾、许真君等神灵开始受人崇信，后来吕洞宾成为八仙之一。后梁废除管理道士的机构道录司。后唐时，宫中仍举行佛道辩论。后周世宗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问及飞升及黄白之术，陈抟劝谏说：天子应以治天下为务。

十国方面，907年，前蜀王建召杜光庭作为皇太子的先生，并令其修金箓斋。杜光庭后来向王建辞官，全力投身整理道经，多方搜集在唐末战乱中失散的道书。继承王建的王衍喜好道教，受过杜光庭的道箓，去青城山上清宫设醮，视仙人王子晋为王家的祖先，封“圣祖至道王晨皇帝”的尊号。后蜀孟昶追求长生不老，学习金丹口诀，注释《阴符经》和《参同契》，召见以神符治病的道士程晓，垂询长生之法。后蜀道士彭晓完全从内丹角度注释《周易参同契》，对内丹成仙信仰影响很大。内丹学说把人体当作炉鼎，体内的精气神就是药物原料，在人体内部烧炼成丹，人就能升仙。吴王杨行密为道士聂师道建立玄元宫，常请聂师道祈祷神灵降临，祈晴求雨，授以尊号“逍遥大师”。南唐李昪和李璟都让道士为其炼丹，李昪因此而早卒。李昪又为聂师道的弟子王栖霞修建玄真观，封“玄博大师”。吴越政治安定，搜集了不少道书，太祖钱镠专访道士闾丘方远，在天柱山的大涤洞为他修建庵堂。闾丘方远师从天台山道士叶藏质，在唐末时已受唐昭宗召见，但他拒不应召。他一面修道一面博览群书，反复研究《太平经》，归纳其重点为30篇《太平经钞》。

宋金

北宋

道教与宋朝关系密切。宋太祖曾祭祀老子，多次行幸北岳庙、太清观，在华山建造西岳庙，在京城建造建隆观，在969年召见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询问养生之术，苏澄隐劝谏国君必须奉行无欲无为之道。972年，宋朝下诏禁止私度道士，任命刘若拙为左街道录，集合道士于京城考试，下令学业不足的道士还俗。刘若拙颇得太祖信任，往往在宫中设坛祈晴求雨。宋太宗往往优待著名道士，赞许修建道观。977年，宋太宗把道士张守真在终南的住宅改为北帝宫，翌年召请华山道士丁少微，丁少微次年进宫，上献金丹、巨胜等药材。太宗还在京师与苏州建太一宫，祭太一神，在舒州建灵仙观，祭司命真君。984年召见陈抟，赐予“希夷先生”之号，并亲赴太一宫祭太一神。992年召请擅长辟谷的隐士种放，但种放未应召，太宗钦佩他的高节而赐钱三万。擅长方术的王德一请求将私宅改为道观，太宗应允，赐予寿宁观名额。太宗还将祖父的旧宅改为洞真宫，设女冠31名。据云张守真得翊圣保德真君传授为民除妖的剑法，和为国祈福的结坛法。宋真宗时大臣王钦若信奉道教，撰写《翊圣保德传》，记载宋室对道教的态度，以及翊圣保德真君下凡的情况、真君教诫等等。

宋真宗时，道教与宋室的关系因“天书事件”而更为紧密。1008年，真宗自称曾梦见神人，告知将有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下降；不久京城发现上有文字的黄帛，认为这就是天降之书。据说天书称赞真宗，告诫他要清静简俭，还说赵宋江山将千秋万世。真宗将天书下降事件禀告天地、宗庙、社稷，面对三清行天书下降大礼，沿用天书名称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去泰山封禅，在宫廷门外建立昭应宫供奉天书。不久，天书再次降临泰山，真宗下诏将天书下降定为天庆节，在都城的太清宫设道场。1009年，官方修撰《天庆道场斋醮仪式》一书，分发全国，召集道士修斋设醮。1012年再有神人下凡事件，真宗得赵氏始祖赵玄朗降临，事后真宗将玉清昭应宫的一部分改为圣祖殿，并视轩辕黄帝为圣祖，称昊天玉皇上帝。从此一般人也广泛信奉玉皇大帝。真宗非常信奉道教，行幸于各地道观，大量兴建道观，让女儿入道，使道教教团经济势力迅速膨胀。1015年，召见龙虎山天师道第24代天师张正随，赐号“真静先生”。从此天师道历代教主获赐以先生之号成为惯例。张正随自称第24代天师，把江西贵溪县龙虎山作为本山，传说当年张鲁第三子张盛就任第四代天师，受传父亲的剑与印，拒绝曹魏的官职，南来到龙虎山再兴教义。

真宗以宫中所藏全部道书编辑道藏，由王钦若任主编，而实际进行编工作的是戚纶、陈尧佐和道士朱益谦等人，在浙江余杭县按旧目录进行整理，共得4359卷，其目录真宗御赐名为《宝文统录》。但《宝文统录》错误颇多，分类欠完善，1013年道士张君房获任命著作佐郎，重编道藏，把宫中下赐的道经，苏州、台州、越州保存的各千余卷旧道藏经，后来宫中再赐予从福建地区获得的道经，连同摩尼教经书等全部汇集起来，与多名道士一同在杭州编辑，前后七年，编成4565卷，分为465函，于1019年呈送真宗，这就是《大宋天宫宝藏》。张君房又取《大宋天宫宝藏》的精华，编撰《云笈七签》一书。宋神宗时，因国家财政拮据，开始发售度牒。本来度牒上要写上姓名，可是售出的度牒却没有姓名，由购买者自己填写，叫空名度牒，通过地方官或商人之手，大量转售给个人。出售的度牒越来越多，有时达每年万份以上，在宋徽宗时甚至超过三万，因僧道人数太多，一度停止出售，后因金军入侵，军费扩大，不得已又重新出售度牒。神宗时一枚度牒价值130贯。后来朝廷连紫衣和大师之号也出售。出售度牒制度使教团丧失威信，出家人质素降低，寺观藏污纳垢。

“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异常关心道教，深受道士刘混康影响，此外魏汉津、王老志、王仔昔、第30代天师张继先等道士，也经常出入宫廷。宰相蔡京对道教有好感，利用道教讨好徽宗。1114年，官府调查五代时被僧侣夺去的道观，次年下令删去藏于台州天宁寺的三教图，和《辨正论》中侮辱道教的文字，甚至烧掉《辨正论》、《佛道论衡》等诽谤道教的佛教书籍。1108年，朝廷制定《金箓灵宝道场仪范》晓喻天下。徽宗又认为有天神下凡，撰写《天真降临示现记》。1114年，朝廷设立26等道阶，各有名号，相当于一般职称的中大夫到将仕郎。次年左街道录徐常知推荐林灵素进宫，使徽宗对道教更为崇信。林灵素修习过茅山派和天师道的道法，擅长役使鬼神、消灾的五雷法，被视作神霄派的开祖。他说上帝的长男是掌管南方的长生大帝君，长生大帝君降世便是徽宗陛下，天上还有八百仙卿、仙官，现在全降于人世，协助帝君治国，如宰相蔡京乃左元仙伯。

徽宗下令编辑道藏，1117年完成《政和万寿道藏》5481卷。徽宗又开设了“道学”（国立道教学校），1118年于太学设《道德经》、《列子》博士，开封府学设道学博士，开创了道士做官的先例。林灵素又报告说长生大帝君降临，徽宗十分信服，自称教主道君皇帝，道教毕竟又成了国教。徽宗撰写《御注道德经》颁布天下，林灵素在宝箓宫等地讲授道经时，徽宗有时也会在座。蔡京设置了16级的道官和11级的道职，这些道官与道职与一般官员享有同等待遇。后来林灵素因过分专横跋扈而被逐出宫廷，但徽宗尊崇道教的信仰并无改变，直至北宋灭亡。徽宗一朝，道士相当富足，领取俸禄，每次设斋均有数十万收入，道观拥有许多田地，道士甚至养有妻妾。许多穷苦百姓也买道服穿上赶赴斋会，为的是混口饭吃，或得几个零用钱，这叫千道会。

道教教派方面，道士张伯端开创修炼内丹的金丹道，1069年前后，他受传刘海蟾的金丹道奥秘“金液还丹火候诀”，著有《悟真篇》。传说自此直至元代金丹道依次传了七位祖师。张伯端把人体看作一个小天地、小炉鼎，生成万物的是大天地大炉鼎，在体内炼丹，要懂得天地生成万物的规则。北宋末年，新道术“天心正法”兴起，属雷法的一种，用咒符驱使雷神，以驱邪、治病、祈雨为目的。信奉该道术的道士称为天心派，将五代南唐的道士谭紫霄奉为开祖，徽宗时参与编辑道藏的元妙宗就是天心派道士。

南宋

宋高宗和宋孝宗都信奉佛教过于道教，只召见天师道的天师。自1145年，朝廷向道士征收免丁钱，道士失去了部分免税特权。南宋时整理了几种老子传记，包括谢守灏《混元圣纪》及贾善翔《犹龙传》，两书并记述历代老子转生现世之说。1164年，李石撰《太上感应篇》，讲述三教伦理道德。天师道与宋室关系较为密切，第32代天师张守真曾用雷法为朝廷治妖，也曾设醮令泛滥的长江退水。第33代天师张景渊曾为皇太子设醮治病；第35代天师张可大曾制伏钱塘江的洪水与驱蝗，受宋理宗召见，获任命掌管三山符箓及诸道观。宋理宗还向臣民推荐《太上感应篇》，宣扬道教的善恶报应思想。

教派方面，1128年，江西玉隆万寿宫道士何真公为了拯救百姓，祈请教主许真君，领受净明经典，创建西山许逊仙道教团，即后来的净明道。1171年，净明道编造最早的功过格《太微仙君功过格》，推动功过格的流行。南宋道士白玉蟾时，内丹术兴起，用金丹术语修炼守一，与道合一。金丹派以北宋张伯端为开祖，以《悟真篇》为祖经，传至白玉蟾得以集大成，其教法以内丹为主，兼擅雷法。南宋天心派道士邓有功编撰《上清天心正法》，解说天心派道术；神霄派的雷法则由王文卿和萨守坚继承，其雷法融合了内丹和符箓，经典有《高上神霄宗师受经式》。各种咒法被并入道教诸派，特别合并为天师道的神霄雷法，归纳为《上清灵宝大法》等大型咒法仪轨书籍。

金国

金朝是中国宗教史上创教活动最活跃的时代，有太一教、真大道教、全真教三个新道教教派兴起。太一教是在约1139年由道士萧抱珍在河南汲县所创立，其法箓称“太一三元”，用符箓治病救灾、驱蝗、除妖、祈晴，禁止道士饮酒、食肉、取妻，教派内设有掌管符箓和药物的役职，受人们赞颂济世利民，并会埋葬没有后人掩埋的尸体，拯救劳苦大众。太一教继法嗣的道士皆改姓萧，初兴时许多在战乱中受苦的百姓都前往汲县要求当萧抱珍的弟子，遂重修汲县以东的三清院为庵堂，取名太一堂。教派发展迅速，山东真定、赵州等地都修建了太一堂。金熙宗召请教祖萧抱珍为皇室治病驱魔。太一教第二祖是萧道熙，继嗣时是年仅十岁的少年，善于讲法，1169年获金世宗赐敕道士名额，在河南、山东一带信徒众多。萧道熙曾奉召到燕京，出任燕京天长观住持，1175年后返回汲县和赵州，1186年将教主之位传予第三祖萧虚寂，当时信徒已达数万之众。萧虚寂选定在天长观居住，1207年因驱蝗有功，出任道教提点。

真大道教兴起于金国。1142年，创教人刘德仁在流浪中遇到神人老子，授与《道德经》的要点，从此开创教派，弟子日渐增加，病人不问远近都来向他求医。刘德仁见信徒渐增，制订了九条戒律。真大道教的本旨是清静无为，仁爱慈俭，禁止色欲、杀生、饮酒，要拯救他人摆脱痛苦，不争吵，去掉私心与邪念，不靠人施舍，自力耕作、种桑养蚕以求衣食。祖师不用符箓，只对天祈祷为人治病，早晚烧香和恭敬拜天。真大道教以《道德经》为中心，兼收佛教的五戒十善和忠孝仁义的儒家教义，有三教合流的倾向。1161年，刘德仁奉诏上京，住于天长观，展开布教活动。但真大道教第二祖和第三祖和金朝关系不算密切，没有受到皇室援助和恩惠，到金代末年方有该派道士获任命为道官。

王重阳与弟子七真

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出身豪门，武举及第，不满只能充当征收酒税的小吏，辞职到终南山隐居，1159年在甘河镇遇某隐士，受传金丹道口诀，从此皈依宗教，此事全真教称为“甘河遇仙”，该隐士是锺离权、吕洞宾或刘海蟾。王重阳从此与世隔绝，当了道士，专心修行，1161年自挖墓穴，在穴中坐禅，两年后又埋掉墓穴，在刘蒋村结庐而居，一边修行一边布教，但当时几乎无人合作，仅有弟子三人。1167年，王重阳烧掉茅庵，只身前往山东。后人在刘蒋庵的废墟上建立重阳万寿宫，教徒称之为祖庭。到山东后，王重阳在宁海州会见了富翁马钰，并在其家食住，在庭院修建全真庵寝居，终于说服马钰为其弟子，此后许多人开始信奉此教，王重阳挑选了马钰、谭处端等七人为高足，一面指导一面布教，在山东北部沿海组建了五个教团，然后他率领高足回去陕西，1170年到达开封时病逝。马钰等七位弟子被种为全真教的七真，而东华帝君、锺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则合称五祖。

王重阳著有《立教十五论》教诫弟子，具有三教同源思想，规劝人读《般若心经》、《孝经》、《道德经》、《常清静经》，把三教比为鼎的三只脚，其教义吸收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思想，规劝人出家、云游，主张不立文字，以打坐为修行方法。马钰把行坐住卧全称为“行道”，这正是禅宗的说法。全真教视酒色财气为修行的大敌，禁止杀生、偷盗，订立全真清规，有逐出、罚拜等六种惩戒。全真教把道士的修行分为“真功”和“真行”两种，真功是个人心性的修炼，要保持清净不动心；真行就是积德，要拯救贫苦有难的穷人。全真教排斥过去道教重视的符箓、咒术、外丹。1170年王重阳死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和丘处机把祖师的遗体运回祖庭安葬，守丧三年，然后各奔他方布教。

马钰为全真教第二祖，留在陕西中部发展教派势力，发展迅速。1181年，金朝下令道士由京兆府返回乡里，马钰返回山东，而弟子已在山西、陕西布教。马钰在山东，与七真之一王处一、刘处玄继续布教，教派势力在各地壮大起来，王处一受金世宗召见，获召住天长观，并垂询长生不老之法，次年丘处机亦获召见，获邀主持世宗的生日祭礼。金章宗时，刘处玄也曾被召见。但金章宗又禁止秘密建立茅庵及道观，没收无敕名额的观庵，这些禁令打击了全真教，祖庭的道士流散四方。1197年，金国为了维持猛增的军费，开始发售空名度牒，全真教乘机购买道观名额，同年王处一得章宗召见，他买得敕名额后，把祖庭改为灵虚观。刘处玄也得到章宗召见，全真教购买度牒者三百余人，观主吕道安买了数十张道观名额。金朝末年，丘处机领导全真教，居于栖霞县太虚观，获朝廷赐予道藏，敬慕者与日俱增，1214年协助金国平息山东的叛乱。但金宣宗和宋宁宗召见丘处机的邀请，都被拒绝。全真教的特征是道观制度、禁欲和自我修养，道教出家修练至此成为制度，基本精神是过俭朴的生活。入道者须出家住于观庵，其生活规范、托钵和云游的方法，都模仿禅宗的清规。在全真教陆道和的《全真清规》，明显看到《百丈清规》和《禅苑清规》的影响。

蒙元

全真教在蒙元时大盛。1219年丘处机获成吉思汗召请，他为了阻止蒙古人的杀戮和发展教派的势力，接受弟子尹志平的建议，翌年率尹志平等18位弟子北上，到达位于印度河上游的成吉思汗行宫，三次晋见成吉思汗，被询问及有无长生不老之药，他答以敬天爱民、清心寡欲、不可杀人等教晦。丘处机在行宫逗留了近一年，获成吉思汗授予道士免除一切税的特权，于是于1224年回到北京，住于天长观。1227年，成吉思汗改天长观为长春宫，下旨由丘处机统辖全国道士，掌管道教一切事宜。丘处机过世后，弟子尹志平继位，全真教利用金元交替的混乱时期，在各地修建道观，救济水深火热中的贫民，尹志平师弟李志常等人谒见过窝阔台，与蒙古皇室关系密切。期间宋德方分别在太原的龙山与山东掖县的寒同山，开凿道教石窟，另一方面，宋德方等全真道士有鉴于道经于战乱中丧失，于临汾县的玄都观用八年时间着手编辑道藏，于1244年完成约7800帙的道藏，收录了许多跟全真教有关的典籍。

李志常继尹志平出任掌教，他曾在哈剌和林修建道观和教授蒙古贵族子弟，当时各路道官均由全真教道士担任，教徒遍布天下，李志常受任命为北京玄学主管，全真教势力达到全盛期。但部分全真教道士把寺院霸占为道观的做法，以及刊行《老子化胡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严重刺激了佛教，引起了佛道论争。蒙哥时代，雪庭福裕与李志常有过争论，李志常败北；1257年在忽必烈面前又起辩论，全真教再次败北，结果《化胡经》等经书连同刻板被焚毁，17名道士被脱冠脱服。1281年，忽必烈再次审查道经的真伪，决定除《道德经》外，把其他道书统统烧掉。全真教抵受得住佛道论争败北的打击，仍在各地建道观、设醮，与元室关系仍然密切，五祖七宗获得忽必烈的追封；1310年，五祖七宗又获元武宗加封。14世纪初，金丹派的陈致虚为了壮大教派的声势，与当时的全真教拉上关系，宣称金丹派是由王重阳与马钰，传至赵友钦与陈致虚，自此人们就认为金丹道一派也属于全真教，张伯端等七位道士也被视作全真教的祖师。

太一教的势力受到蒙元的认可，第四祖萧道辅与忽必烈有密切联系，于1246年及1252年，分别受窝阔台之妃和忽必烈召见，在士大夫中也享有盛名。忽必烈即位后，第五祖萧居寿常受命设醮，在北京和哈剌和林建太一广福万寿宫。1279年，元室给太一教历代教主追封真人号。第六祖萧全祐同文人名士有密切交往，当时太一教信徒东起山东，西至陕西，北至哈剌和林，几乎遍布北方。第七祖萧天祐常为元朝举行祭祀。真大道教亦得到蒙古帝国的承认。第五祖郦希诚在动乱中往来山东、河北等地，竭力维持教派，建立了几个道观，受蒙古宪宗召见和赏赐，在北京城南给他建立天宝宫，获得在每州设一名道官的权利，以便统辖信徒。教派的势力甚至发展到蒙古本土，郦希诚可谓真大道教的中兴之祖。从第六祖孙德福到第八祖岳德文，真大道教都厚受优宠。1281年北京长春宫审核道藏内容时，第七祖李德和与全真、正一两派的教主同时出席。第八祖岳德文时，教派势力还深入江南，在江南有数千信徒和400个庵观。在13世纪末，真大道教因嗣教问题发生内哄，第九祖张清志因讨厌斗争而到华山隐居，后来复职平息纷争，威望甚高。

元朝天师道又叫正一教。1276年临安陷落，忽必烈召见了第36代天师张宗演，厚待礼遇，令其统辖江南道教，据说张宗演还有权发给度牒，并在各地设立道官。忽必烈在京城建立崇真万寿宫，命张宗演弟子张留孙任住持，此道观成为正一教在京师的本山。张留孙侍奉于忽必烈近侧，获得集贤院中道教主管职，在元武宗时当上集贤院的主管，甚受恩宠，于文人中颇有名气。其弟子吴全节亦深受皇室信任，于1298年任崇真万寿宫提点，其后继张留孙任集贤院道教主管，统辖江南地区的道教。在元代后期，皇帝对正一教与全真教大体上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南宋初宁全真创立东华派，元初林灵真时是东华派的全盛期，林灵真撰有《灵宝领教济度金书》320卷，记录其灵宝斋法。净明道重视对百姓的教化，强调实践伦理，删除繁琐的咒术教法，否定出家思想，提倡对民众进行社会救济，重视忠孝道德。元初玉隆万寿宫道士刘玉清整净明法中杂多的咒术道法，创立了净明道。净明道又编写功过格小册子，宣扬道德实践。许多宋元时期的各派道法于元末明初时汇编为《道法会元》一书，以清微派、灵宝派为主，兼及正一、净明及神霄等派。

明代

明代何朝宗文昌帝君坐像

明朝推行严格的宗教统一管理政策，以实施中央集团和整顿僧道。朱元璋称帝不久，即设置玄教院，统一管理道教，1373年，下诏在各府、州、县各设立一所道观，集中道士在此住食，进行考核，合格者才给予度牒。1382年改组玄教院为道录司，分为全真、正一两派，同一官职分设左右两员。江西龙虎山设正一真人一名，阁皂山和茅山各设灵官一名，太和山（武当山）提点一名。1395年将出家人集中于京城进行考试，未掌握经典者令其还俗。明成祖自命为真武神转世，据说武当山就是真武神的居住地，故成祖大力修建武当山道观。明宣宗时代，把原来规定每三年发一次度牒的制度，改为五年一次到十年一次，在明宪宗时代甚至二十年未发过一次度牒，以保证出家人的质素。宪宗后期开始因财政困难而发售度牒，当时价值是十至十五石米，明世宗时则价值白银四两至十两不等。正一教方面，元末明初的天师是第42代天师张正常，据云他善于以符水治病，受人崇拜，曾一再受朱元璋召见，受令以正一教主身份统率道教，官阶正二品，但朱元璋因“天师”的称号侵犯了天子的权威，因而废止，改称真人。其后各代天师仍常奉召入宫设斋，密切关系一直维持至明末。惟第46代天师张元吉曾犯杀人罪，被剥夺真人号并判刑两年。

明朝皇帝中，最醉心于道教的是明世宗，他好鬼神之说，日夜设醮，宠信正一教道士邵元节、陶仲文，自称“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与宋徽宗一样可称为道教皇帝，最后因服丹药而致死。邵元节于1524年首次入宫祈求雨，深受世宗信任，受命总领道教。陶仲文受邵元节推荐，擅长符咒和房中术，曾宫中驱魔及治愈太子疾病，身兼少傅、少保、少师之职，位极人臣，可谓前所未有。编纂道藏方面，元末道藏散失不全，明惠帝即位后不久即下令编辑道藏，明英宗继承其遗愿，于1445年完成5305卷的《正统道藏》，下赐予白云观为首的各地著名道观。第50代天师张国祥感到有需要增加道经，于1601年奉命给《正统道藏》续编180卷道经，称《续道藏》。

明代全真教势力衰落，与帝室无密切关系，有南宗与北宗之分，北宗是王重阳系统，南宗是张伯端系统，把张伯端等七人与马钰等七真对应起来。武当道兴起于湖北均县以南的武当山，传说武当山是玄天上帝（玄武）所居之地，在元代已有多所道观。武当道在明室的赞助下得以恢复，明成祖下敕在武当山祭祷玄天上帝，为告慰太祖之灵与为人民祈福，又在山上修建了四座道观，各道观都住五十名道士，获赐许多田地。武当道以炼丹、驱邪为本领，与武当道有关的道士张三丰擅长辟谷，颇受民众欢迎。明代士人在科举前常通过扶乩，预测考试题目及功名前程，吕祖和文昌帝君都是乩坛主要的降乩神明。明清时代道教的特征是，将民间信仰中受欢迎的神灵，如文昌帝君、妈祖、关公、蚕神等积极纳入道教，各自创作道书，结果让道教与民间信仰的界线变得模糊。

清代

清末白云观道士

清代道教并无积极活动的教派。正一教起初与朝廷有良好关系，历代天师必定入朝受赐，但清朝比明朝轻视天师。第52代天师张应京入朝时，顺治帝赐其一品印，而乾隆帝将天师降至正五品，继而不让天师晋谒皇帝，仅由礼部引见，道光帝则禁止天师入宫，取消正一真人之号。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天师的威望仍然很高，正一教道士仍在各地设醮、驱蝗、求雨等，在小说中天师则是神通广大的道士。全真教方面，白云观第七代住持王常月德高望重，获顺治帝三次赐给紫衣，在白云观设戒坛培养道士，制定清规戒律，从那时起白云观起到十方丛林的作用。王常月公开发放度牒发展信徒，在白云观主讲道法，有千多人入道，被视作全真教的中兴。全真教道士都要遵守初真戒、中极戒、天仙大戒，这些戒律沿用到民国时期。属金丹派的刘一民自称悟到金丹是贯通三教之理，领会者能成圣，他专一培养弟子和著书立说，撰有《道书十二种》等著作。在清代，不少道士兼有佛号，将佛道两教结合起来修行。

道经编纂方面，清政府不积极支持重印道藏经，整个清代没有重刊过《正统道藏》。康熙年间彭定求编成《道藏辑要》，收道书近300种，部分是《正统道藏》没有收入的明清人著作。第一部《吕祖全书》于1744年在湖北武昌的吕祖乩坛涵三宫完成汇辑，此后于乾隆、嘉庆二朝，在杭州、苏州和北京，相继出现由不同吕祖乩坛弟子编纂和刊刻的三种《吕祖全书》。闵一得编纂道教丛书《古书隐楼藏书》，以丹书为主，金盖本收书36种，万本收28种。汪登伟指所谓《道藏续编》实为丁福保见到《古书隐楼藏书》后，据此增删编修而成。

净明道方面，清初全真教法嗣徐守诚住在西山学习净明道，长期执掌净明道本山玉隆万寿宫宫事，与继承其位的周德锋一起，刊行《太上灵宝净明宗教录》，书中修改了净明道传统的祖师系谱，新加入吕洞宾和白玉蟾两位真人。虽然正一天师地位遭贬降，正一派火居道士（不出家的道士）及其法事仪式仍在民间发展，联系紧密。清末北京城有60多座道观，以及大大小小500多座道教的神庙。在各城市和乡间，祈安大醮、超度斋会，以及各类祭典游行和酬神演戏活动，是随处可见的常景。清代各地也纷纷涌现以扶乩活动为中心的道坛或道堂，它们并非以道士或道观为核心，而是以皈依弟子和信众为中心，供奉吕祖等神灵，透过扶乩与神明直接沟通。台湾方面，据说1590年时道教开始传入台南，传教者是出身福建漳州的闾山三奶派道士。17、18世纪时，大量移民从福建省来到台湾，也带来了道教。1740年，茅山派和正一教传入台湾北部；1823年，清微派道教亦传入。全真教传入台湾，可追溯至咸丰初年驻台南三官庙的龙门派道士，但传承情况不明。

中华民国

大陆时期

为了振兴道教，1913年中国全国道教总会成立，于白云观设本部，重要地区设立分会，但并未发挥重大作用，道教教团势力进一步受削弱。五四运动要破除迷信，道教遭受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常被贬为迷信风俗，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必须抛弃和废除的旧传统，道教影响力明显下降。道教信仰被钱玄同、鲁迅等人攻击为骗人的或毫无意义，道教越发被知识分子抛弃。道教在五四运动以后受到批判并非个别现象，当时是整个传统文化都被全面否定。民国时，龙虎山流传着“虽灭不灭，虽绝不绝，六十三代”的预言。1927年，国民政府的江西省政务会议下令取消张天师名号，没收其财产，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被逐出龙虎山，前往上海，在1949年12月迁居台湾。1928年，国民党公布神祠存废标准，五岳、龙王、城隍、文昌、财神、瘟神、赵玄坛、狐仙诸神都列入废除之列，画符念咒的道教应废除。正一派火居道士的道馆业务，在1930年代的风俗改革运动中被勒令停止并取缔。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亦提倡破除迷信，但人们照旧信赖诸神、赶庙会。抗战期间，道教教团没有经济基础，道士只是无所作为地打发日子，许多道观都挪作他用，唯有沈阳太清宫和北京白云观等绝少数道观仍保留宏大规模和严肃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白云观一景

1949年以后，政府规定不准从事占卜算命、符水治病等活动，斋醮法事则不得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正一道馆陆续关闭，正一派火居道士没有了固定的道馆，失去生存的基础，纷纷另谋生计。只有以道观为中心的全真教继续传播道教。道教不仅退出中国大陆政治体系，并在文化、教育、艺术、文学等领域被边缘化。道教信仰和仪式在民间社会受到政治打压，百姓对道教神明的香火供奉完全被禁止，道教活动在中国大陆社会几乎完全消失。许多道士成为农民，许多宫观被迫关闭或遭破坏。道观变成学校或工厂，白云观不少道士都找到新职业和还俗。政府于1957年以白云观为本部，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保障与政府方针同心协力的道士的生活，并维修著名道观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如重建山西芮城县的永乐宫，修复太原龙山的道教石窟等。但人们已抛弃了道教信仰，既无人请求道士念咒和驱邪，也无人信仰财神，去道观仅是为了参观文物。1950年白云观尚有24名道士，到1966年前后只剩下几名，道士在这里学习毛泽东思想。在1949年前后，四川全省有五百多个道士，后来只剩下几十个。文革以前，成都的百多个道观只有一个被保留下来，四川省只有四大道观对民众开放。

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开始开放发展，道教重新焕发生机，大量道观获得恢复和重建，道教仪式活动亦得以重新发展，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约有三千名道士。宫观是人们过年过节常去的地方；1980年代中期，百多个道观对公众开放，有廿多个宫观开始培养年轻道士，每个宫观里大约有廿来个年轻道士。一些大宫观生产酒、茶等饮料，同时为参观游览者提供服务，接受捐助，武当山每年接待了70万的朝山者。虽然道教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影响广泛，但人们不愿意被称为道教徒。1990年代以后，宫观缓慢地恢复，其速度远远不及佛教寺庙，因道教多以仪式服务为主，在讲经论道上相对薄弱，其形式难以凝聚在家居士或成为聚会组织，较难在当代社会争取到资源。据2017年统计，正式登记注册的道教场所有8200多处，教职人员有四万多人，道教度亡法事仍为人民提供精神安慰。香港方面，因为时局政权变化，许多广东道教团体和正一派道士南迁香港，在殖民地政府宗教自由的政策下，道教信仰和仪式得以茁壮生根。至今香港有百多所的道观、道堂和道坛，道教仪式蓬勃发展，太平清醮仍在乡村社区定期举行，长洲的太平清醮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见

• 香港道教
• 台湾道教
• 新加坡道教
• 越南道教
• 朝鲜道教
• 日本道教
• 瑶族道教

参考文献

书籍

• 洼德忠. 《道敎史》. 萧坤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ISBN 9784634430907 （中文（简体））. 
• 刘笑敢. 《道教》. 陈静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32547876 （中文（简体））. 
• 秋月观暎. 〈道教史〉. 福井康顺 (编). 《道教　第一卷》. 朱越利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5–59. ISBN 9787532500130 （中文（简体））. 
• 金正耀. 《中國的道教》.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ISBN 9787507831849 （中文（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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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世维. 〈「當代道教」研究方法之反思〉. 《长庚人文社会学报》. 2018, 11.1: 47–73 [2022-08-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7-06） （中文（繁体））. 

延伸阅读

• 吕鹏志. 〈法位與中古道教儀式的分類〉. 《宗教学研究》. 2012, 2: 1–10 [2022-08-28] （中文（简体））. 
• 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 由张安琪等翻译. 〈清初蘇州的道教與民間信仰——穹窿山施道淵的個案〉. 《清史研究》. 2015, 1: 27–38 [2022-08-28] （中文（简体））. 
• 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 由曹新宇等翻译. 〈清代江南地區的城隍廟、張天師及道教官僚體系〉. 《清史研究》. 2010, 1: 1–11 [2022-08-28] （中文（简体））. 
• 欧福克（Volker Olles）. 〈清代文人與道教——以四川蒲江長秋山凌虛閣為例〉. 《宗教学研究》. 2022, 4: 96–104 [2022-12-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7-14） （中文（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