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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炸新加坡 (1944年—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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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至1945年轟炸新加坡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

位於新加坡海軍基地的「海軍部九號」浮動旱塢（攝於1941年3月）是1945年美國陸軍航空軍兩次空襲的目標
日期1944年11月5日至1945年5月24日
地點
新加坡及附近水域
1°22′00″N 103°48′00″E / 1.3667°N 103.8000°E / 1.3667; 103.8000
結果 無定論
參戰方
 美國
 英國		  日本
參戰單位
美國第20轟炸機司令部
英國皇家空軍第222聯隊		 高射炮和戰鬥機部隊
傷亡與損失
9架轟炸機被毀 海軍基地、船塢和儲油設施受損
至少四艘船被毀，11艘受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陸軍航空軍於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出動B-29超級堡壘重型轟炸機11次空襲日本占領的新加坡，並在附近水域佈雷，這一系列行動史稱「轟炸新加坡」。大部分空襲以島上海軍基地和船塢設施為目標，美軍轟炸機部署到其他戰場後，英國皇家空軍繼續在新加坡附近佈雷，直至1945年5月24日。

日本留守新加坡的兵力不足，但還是能夠多次干擾美軍空襲並擊落少量轟炸機，同時還有幾次空襲因天氣欠佳導致未能有效打擊目標。新加坡重要的海軍基地和商用港口遭受重創，但針對附近島嶼儲油設施的襲擊成效不彰。佈雷作業對日本在新加坡的航運影響很大，導致三艘船被毀，另有十艘受損，但還不足以決定戰局。盟軍空襲令新加坡平民士氣大振，將其視為解放的前兆。整體而言，盟軍轟炸新加坡導致的平民傷亡不多，但還是有部分工人在軍用設施遇襲期間喪生，另有一次空襲導致數百人無家可歸。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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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新加坡日占時期和馬特霍恩作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數十年間，英國奉行「新加坡戰略」，將位於新加坡北岸三巴旺的新加坡海軍基地擴張，遏制日本朝當地擴張[1]。「英王喬治六世」旱塢和「海軍部九號」（Admiralty IX）浮動旱塢均是這段時間建成，即便在整個大英帝國都是非常重要的設施[2][3]。然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英國協部隊調至馬來亞，新加坡守軍僅數月後就被日軍擊敗，於1942年2月15日投降[4]。馬來亞戰役及之後的新加坡戰役期間，新加坡多次遭日本飛機轟炸，導致大批平民喪生[5]。

1940年8月位於「英王喬治六世」旱塢的瑪麗女王號遠洋客輪

新加坡海軍基地在1941至1942年的戰鬥期間基本未受損傷，成為大日本帝國海軍除本土外最重要的基地[6]。當地許多平民也像英國統治時期一樣應聘進入基地工作，只是日本海軍的管理紀律非常嚴厲，犯下小失誤就會招致毆打，盜竊及洩密還會被關進監獄甚至處死[7]。1944年2至4月，日本第二和第三艦隊從中太平洋轉移到新加坡及附近的林加群島，大幅縮短補充燃油的距離。作為此時大日本帝國海軍的主體，兩大艦隊已經包含該國剩下的絕大多數戰艦和航空母艦。[8]

負責防禦新加坡的武力不強。1945年初，日本在新加坡的空防力量僅有兩個配備機炮的陸軍中隊、部分海軍防空部隊和少量戰鬥機。部分高射炮是由馬來輔助人員操作。[9][10]本已不足的防空力量還受到多種因素制約，如陸軍和海軍協調不佳、槍炮火力控制設備短缺，而且沒有火控雷達和防空氣球[10]。日軍在新加坡附近沒有布署夜間戰鬥機，高射炮和探照燈的協作效果低下，所以防範夜間空襲的能力更差[11]。

1944年6月，美國陸軍航空軍第20轟炸機司令部（XX Bomber Command）開始從印度東北部的克勒格布爾出動B-29超級堡壘重型轟炸機執行作戰任務[12]。雖然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本土工業目標，但還是有約半數任務旨在支持盟軍在太平洋的其他行動[13]。第20轟炸機司令部由美國陸軍航空軍第二十航空隊指揮，第二十航空隊直接聽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亨利·阿諾德上將的命令，不像其他作戰單位那樣由盟軍在印度和中國戰區的指揮官統領[14]。阿諾德解除第20轟炸機司令部首長職位後，柯蒂斯·李梅於8月29日繼任[15]。

1944年10月下旬的雷伊泰灣海戰以日本慘敗告終，大日本帝國海軍的殘餘兵力集中成兩組。其中一組返回位於瀨戶內海的基地，另一組駐守林加群島。[16]10月27日，阿諾德向李梅提議，兵敗雷伊泰灣後，日本很可能更加依賴新加坡的海軍基地，第20轟炸機司令部應當襲擊島上目標。盟軍缺乏新加坡的最新情報，但10月30日美軍首度派B-29偵察機飛過該島上空並拍下很清晰的照片。李梅的參謀認為，日間空襲新加坡需要從克勒格布爾長途飛行6400公里，行動不可能成功，但阿諾德依然向第20轟炸機司令部下達進攻命令。[6]

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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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9轟炸機位於印度克勒格布爾（上方的「Kharagpur」）和錫蘭中國灣（左側的「China Bay」）的基地，以及位於東南亞的主要目標（右側和右下角）位置

首輪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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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5日，第20轟炸機司令部發動首輪空襲，從克勒格布爾周邊的基地出動76架B-29轟炸機飛往新加坡。由於目標距離極遠，每架轟炸機僅裝有兩枚450公斤的炸彈，飛行員接到的指示是無需保持嚴密隊型，投彈高度低於正常水平，最好在海拔6100米左右。空襲的主目標是「英王喬治六世」旱塢，次要目標是蘇門答臘北部的龐卡蘭布蘭丹（Pangkalanbrandan）煉油廠。[6]

早上6點44分，首批B-29轟炸機抵達新加坡海軍基地上空。轟炸十分精準，領隊轟炸機投下的炸彈距旱塢的沉箱塢門不到15米。第三架B-29轟炸機的炸彈也落在附近，其他飛機很多都直接命中旱塢，令其運作癱瘓三個月。落在旱塢內及附近的炸彈還導致基地正在維修的142米貨船受損，部分正在船塢和附近工作的平民無法逃離而被炸死，空襲還令海軍基地內的其他設施受損。轟炸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共有53架B-29轟炸機，七架襲擊龐卡蘭布蘭丹煉油廠。日方高射炮或戰鬥機基本沒有向來襲轟炸機開火，但還是有兩架B-29轟炸機因事故損毀。[6][17]此次空襲創下日間轟炸行動時長新紀錄[18]，日本軍人隨後殺害一批受傷的印度尼西亞工人[17]。「英王喬治六世」旱塢受損導致日本不能將其用於修復雷伊泰灣海戰中受損的艦隻[19]。

之後的空襲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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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於1945年1月第二次空襲新加坡。得知菲律賓戰役中受損的日本軍艦在新加坡維修後，第20轟炸機司令部從印度出動47架B-29轟炸機襲擊該島南岸的「海軍部九號」浮動旱塢和「英王喬治六世」旱塢。轟炸機於1月10日午夜左右起飛，次日上午8點20分開始抵達新加坡上空。僅有27架B-29轟炸機轟炸目標，並因柔佛海峽內日本軍艦的猛烈炮火壓制而未能造成損傷。其他B-29轟炸機改為轟炸機會目標，包括馬來亞的檳城，緬甸的丹老等，但整體缺乏成效，行動期間美方共損失兩架轟炸機。[11][20][21]

1945年1月，第20轟炸機司令部開始準備重新部置至馬里亞納群島。該部停止採用在中國境內基地加油後轟炸日本和東亞其他目標的戰術，改為打擊過去需從克勒格布爾出發襲擊的東南亞目標。克勒格布爾周邊的工業目標很少，所以第20轟炸機司令部的首要任務改為攻擊仰光、曼谷和新加坡主要港口及其他小港口的航運，攻擊手段除常規轟炸外，還包括布置水雷。部隊轉移期間，李梅於1月18日離開馬里亞納群島，羅傑·拉姆西（Roger M. Ramsey）准將接掌第20轟炸機司令部。[22]

2月1日，第20轟炸機司令部對新加坡海軍基地開展大規模常規空襲轟炸。當天共有112架B-29轟炸機出動，每架裝有四枚重450公斤的炸彈。共有88架轟炸機抵達新加坡，其中67架襲擊「海軍部九號」浮動旱塢。除炸沉旱塢外，空襲還摧毀裡面停泊的140米大船。另外21架B-29轟炸機襲擊新加坡海軍基地主要辦事處所在的西牆地區，炸毀許多建築和部分重型裝備。未能飛抵新加坡的飛機改道轟炸檳城和八都馬的目標。日軍戰鬥機擊落一架B-29轟炸機，另有一架在空襲中受損，後在降落時墜毀。[23][24]

美國陸軍航空軍襲擊新加坡的主要目標
（說明：上圖是按新加坡現在的海岸線繪製，不是二戰時期的海岸線）

第20轟炸機司令部原計劃於2月6日再度襲擊新加坡海軍基地，但被盟軍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路易·蒙巴頓海軍上將於2月3號下令取消。根據蒙巴頓的指示，馬來亞和新加坡都會在1945年下半年解放，介時盟軍就能用上新加坡和檳城的海軍設施。[23][25]為確定上級命令，拉姆齊和蒙巴頓在康提會晤。蒙巴頓要求第20轟炸機司令部優先襲擊吉隆坡地區目標，其次可以打擊新加坡一些經過仔細挑選的位置，其中包括新加坡海軍基地的西牆地區、海軍儲油倉庫和商用碼頭設施，但不包括「英王喬治六世」旱塢及其他擁有重型機械的碼頭和地區。西貢是第20轟炸機司令部的第三優先目標，第四優先目標是新加坡附近島嶼的儲油場。[26]

2月24日，第20轟炸機司令部再度空襲新加坡，共計116架B-29轟炸機攜帶燃燒彈前往轟炸該島最南端的帝國碼頭（Empire Dock）區。帝國碼頭屬商用碼頭，第20轟炸機司令部認為這是當地唯一適合的主要目標。共有105架B-29轟炸機抵達新加坡，將碼頭附近39%的倉庫面積燒毀，另有許多儲油罐嚴重受損。[27]燃燒彈的煙霧將目標遮擋，26架轟炸機只能盲炸，導致精度欠佳，碼頭附近的民居和商業區受損，上百幢商用或民用建築被毀。據《海峽時報》報導，此次空襲造成396人流離失所。[28][29]美方僅有一架B-29轟炸機在返回印度途中因油料耗盡墜毀[30]。

三寶島上的油罐（攝於1936年）是1945年3月12日美方空襲的目標之一

3月2日，第20轟炸機司令部再度空襲新加坡。許多飛機此時正前往馬里亞納群島，所以出發執行此次任務的只有64架B-29轟炸機。共有49架轟炸機抵達目標，使用重230公斤的炸彈襲擊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商店和倉庫區，進一步加大過去空襲造成的破壞，但在日方軍艦的防空炮火壓制下成果寥寥，兩架B-29轟炸機被擊落。[11][31]

此後，第20轟炸機司令部在轉移到馬里亞納群島前還曾兩次襲擊新加坡地區各島嶼上的儲油設施，這兩次行動都沒有損失轟炸機。3月12日，三個B-29轟炸機大隊受命空襲新加坡南岸近海的毛廣島和實巴洛島（Sebarok Island），以及荷屬東印度巴淡島以南數英里處的桑布島。每個大隊負責不同島嶼，空襲期間完全沒有遭遇日本高射炮和戰鬥機抵抗，但因天氣不佳，44架抵達目標區域的轟炸機還是只能盲炸，導致成效不彰。3月29日深夜至30日清晨，29架B-29轟炸機前往攻擊毛廣島。為訓練機組人員的低空轟炸能力，為之後轟炸日本本土做準備，所有轟炸機均在海拔1500至2100米高度分別飛往目標。此次空襲共摧毀島上49個油罐中的七個，另有三個受損。[11][31]

新加坡附近的佈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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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擊日本航運作業，第20轟炸機司令部從1945年1月開始每逢滿月前後就會開展佈雷作業。1月25日夜間到26日凌晨，第444（444th Bombardment Group）和第468轟炸大隊（468th Bombardment Group）出動41架B-29轟炸機，在新加坡附近布下六片雷區。[32]當時還有其他轟炸機在西貢近海和金蘭灣佈雷，共同創造太平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空中佈雷作業紀錄[33]。2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12架B-29轟炸機受命在新加坡附近的柔佛海峽佈雷，其中十架在目標海域成功布下55顆水雷，還有一架在檳城佈雷。3月28日晚至29日凌晨，22架B-29轟炸機在新加坡附近佈雷。上述任務期間沒有轟炸機損毀。[34]

第20轟炸機司令部轉移後，英國皇家空軍第222聯隊（No. 222 Group RAF）使用B-24解放者重型轟炸機繼續在新加坡附近佈雷[35][36]。佈雷作業在5月24日中止，以免水雷影響原定九月執行的「拉鏈行動」（Operation Zipper）[37]。日軍在新加坡海峽各島嶼設立觀察哨搜尋雷區，但基本不起作用，往往是在船隻撞到水雷後才發現雷區。新加坡附近共有三艘船被空中投擲的水雷炸沉，另有十艘受損。此外，雷區還擾亂日本的護航路線，妨礙艦船修復。[38]整體而言，盟軍的佈雷作業持續時間太短，不足以決定戰局[34]。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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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英國皇家空軍某駕駛員查看盟軍轟炸對新加坡碼頭的破壞

第20轟炸機司令部的空襲令新加坡海軍基地受損，許多設施被毀，日軍從1944年11月開始一連三個月無法使用「英王喬治六世」旱塢，1945年2月起又無法使用「海軍部九號」浮動旱塢。每次空襲後，海軍基地的工人都會等待一段時間才復工，而且要求日方加薪並提供額外防空掩體。帝國碼頭區受損不但阻礙日軍港口作業，也導致戰爭結束後英國重建新加坡的工作受阻。針對新加坡附近島嶼儲油罐的空襲成效不彰，日本投降後許多油罐仍能使用。[39]

日本軍方對新加坡的防禦基本不起作用，面對11次日間空襲僅擊落九架轟炸機[40]。排雷作業同樣進展緩慢，每次盟軍佈雷後都要三個星期才能宣告港口安全[38]。被擊落的美國轟炸機飛機員有少數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等抵抗武裝取得聯繫，其他大多被日方俘虜並遭受嚴酷對待，大日本帝國海軍俘虜並囚禁在海軍基地的美軍人員甚至被斬首。戰爭結束後，涉嫌虐待或殺害戰俘的日方人員被送上實里達戰爭罪行法庭受審，罪名成立者被處決或判處長時間有期徒刑。[10]

空襲令新加坡平民士氣大振，他們把盟軍行動視為擺脫日本高壓統治並獲得解放的前兆[41]。許多平民相信B-29轟炸機所向披靡，看到美軍戰機隨心所欲地攻擊日本人令他們深受鼓舞。日方對此公開展示擊落的轟炸機和倖存機組人員，還會播放擊落B-29轟炸機的影片，但這種政治宣傳成效甚微。日方著重強調1月11日和2月24日空襲對清真寺的破壞，其中2月24日這次還是聖紀節慶祝活動期間，希望激起新加坡穆斯林對盟軍空襲的反抗情緒，但同樣沒有什麼效果。[42]公眾支持盟軍空襲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空襲均以軍事設施為目標，所以造成的平民傷亡很少，而且島上居民認為美軍轟炸非常精確[43]。不過，許多人因擔心會有更多空襲而囤積必需品，導致食品等物資價格上漲，日方同樣無法有效制止[4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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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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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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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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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urfett, Malcolm H.; et al. Between Two Oceans: A Military History of Singapore From First Settlement to Final British Withdrawal.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0-19-588482-5. 
  • Toh, Boon Kwan. Black and Silver: Perceptions and Memories of the B-29 Bomber, American Strategic Bombing and the Longest Bombing Missio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on Singapore. War & Society. 2020-05, 39 (2): 109–125. doi:10.1080/07292473.2020.174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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