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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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领域作战（英语：Cognitive Domain Warfare），简称认知作战（英语：Cognitive warfare） 、“认知战”、认知域作战，亦可称为影响力作战（英语：Influence operation）、舆论战。是一种结合多元领域技术企图制造冲突的手段，目标是影响个人、团体或国家对某一问题、事件或局势的思考方式[1]。认知作战的目的，在于透过释放虚假信息，影响并破坏社会既有、互相信任的网络，并加深对立[2]、降低士气，打击对手项目和开展活动的能力[3]。也就是聚焦在被攻击方的大脑认知运作(心理意识、逻辑习惯)[4]。
概念
[编辑]定义
[编辑]学界对“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的定义，目前尚未完全获取共识[5]。哈佛大学贝尔佛中心的 Oliver Backes与Andrew Swab （2019）将认知作战定义为“一种旨在改变目标人群的思维方式的战略，并借此改变其行为方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Alonso Bernal 等人（2020）则定义认知作战是“外部实体对公众舆论的武器化，其目的是影响公众与（或）政府政策，或破坏政府行动及（或）政府机构的稳定”[6]:9-10。国防大学教授林政荣表示“认知作战”一词最早来自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一份报告，当中定义认知作战是一个新型竞争领域，超越传统的陆、海、空等空间，属于“一种非常规的作战方式，利用每一个人的心理偏见与反射性思维，透过科技网络，操控人类思维，引发思想改变，因而产生负面影响。”[7]；前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院长Robert H. Scales少将曾总结北约的作战理念谈及：“胜利将更仰赖掌握精神文化、而非占领地理上的制高点加以定义”[8]。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梁晓波认为，认知作战是以现代理论和科学为基础，进行舆论宣传、心理劝服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形式，以获得人们在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主动权[9]。
据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柏州指出，1999年共军校院学者提出“超限战”，要求动用一切手段，以弱击强，迫使敌方满足自己利益；中国共产党于2003年将“三战”理论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14年军事理论机构提出“制脑权”，重视意识形态操纵、影响力作战、战略消息战。说明中共对台民众运用认知、心理斗争手段，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10]
对于这类型的作战，亦有“影响作战”（英语：Influence operation）、“认知领域作战”[11]:3，或使用“认知域作战”等称呼（英语：Cognitive domain warfare）[12][9]。
与其它类型作战的关系
[编辑]认知作战可能包含传统宣传战、心理战、思想战以及法律战等多元领域[9][7][14]。“认知战”和“信息战”两者相较，信息战可透过在线社交媒体和实体人际网络，对已成为锁定目标的决策者发动（Ventre 2016; Libicki 2020; Prier 2020; Di Pietro, Caprolu, Cresci 2021），亦可误导扭曲选民的认知和情感（de Buitrago 2019; Serrano-Puche 2021）；而认知战除了聚焦媒体操作，同时着重延伸至“影响大脑运作”的神经科学领域，不限于一般大众传播媒体领域。在各种类似概念中，目前只有“认知作战”将神经科学做为武器投入各种实务应用，致力于影响目标对象的大脑认知运作[5]。
信息在认知作战中，是作战的武器。[1]:28认知作战中，信息也可以是真实或半真半假的，不需全然是“假新闻”[15][16]，从政府内部流出的文件、政治人物的不当言行，就足以引起社会分裂。[17]对于认知作战与信息战的区别，Rajesh Tembarai Krishnamachari（2004）认为“认知作战”是一种以影响敌方的意识和行为为目的的作战方式，它包括使用多种手段，如媒体、社交媒体、文化、政治等，以操纵和影响公众与敌方的意识；“信息战”是认知作战的一种组成部分，专注于使用信息和技术，如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电子和数字技术，以影响敌方的意识和行为。[18]梁晓波等论者则提出认知作战主要也仰赖语言作为介质以发挥作用[9][19]。
目标
[编辑]“破坏稳定”（destabilization）和“影响”是认知作战的基本目标，其作用则是在社会中散播不满情绪或鼓励特定的信仰和行动，让敌人从内部摧毁自己，使其无法抵抗、阻止或转移攻击者的目标[6]:3-4, 11[20]。认知作战除了尝试改变人们的想法，也诉诸改变受众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方式；如果成功，将可能塑造与影响个人或群体的信仰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攻击者的战术或战略目标[19]。最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让整个社会分崩离析，不再有集体意志来抵抗攻击者，进而让攻击者在不诉诸公然武力威胁下，制服一个社会。[17]
破坏稳定
[编辑]认知作战的首个基本目标，在于透过“负面情绪动员”等途径破坏社会上既有的团结与信任，以动摇目标人群（攻击对象）的社会稳定[21][6]:12[22][23]，造成其不断纠结于内部问题，生产力下降、拒绝合作，不再致力于达成共同的目标。破坏的方式有：加速群体中已有的分裂，或引入新的想法、概念，以使不同群体相互对立[23][24]，加剧两极化；过程中所选择使用的议题应于平时持续收集准备，聚焦现实社会的各种重要面向和数据，可以涉及宏观的国家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或者微观的个人或事件所反映的社会缺陷及黑暗面，微观题材有时也可能转化为涉及宏观面的重大议题，而相关题材皆应配合整体军事行动，使认知作战能满足当下宏观政治和外交整体局势的需求[9]。
影响
[编辑]认知作战的第二个基本目标：影响目标人群。攻击者操纵目标群体对周遭事物的认知与理解，以有利于自身目的的方式，促使目标群体行动[24]，最终让目标群体在某件事上引发共鸣。[6]:19-20影响的目标对象包括特定或不特定的一般民众、军队、军事、政治或商业等领域的领导人或指针性人物，其中涉及目标的认知偏好或习惯、认同、价值观、信仰、态度和情感等，有观点认为最有影响力的武器是足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理论”[9]。
根据脑神经科学家发现，由于影响人类判断的是大脑负责掌管情绪的神经网络区块，因此人类在感到压力和恐惧的情形下，其感知和决策容易受到扭曲（Barrett and Simmons 2015）。就传播效果而言，根据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和国防安全研究院发表于牛津大学出版期刊《全球安全研究》的共同研究，认知作战的影响效果复杂，即便受众的大脑未采信虚假信息，仍增加大脑的认知处理成本；在虚假消息反复曝光、重复刺激之下，受众将降低接受的心理成本[5]，对于公共事务缺乏足够认识者可能更依赖相关外部消息而易受影响[23]，但由于现实环境中的其他条件，研究显示受众接收假新闻后实际引起的政治效果相当有限（Hjorth and Adler-Nissen 2019; Jones-Jang, Kim and Kenski 2021），阅听众可能不会直接接受获得的消息[5]。亦有学者认为认知战传递的各类消息未必能达成预期效果，而信息正确与否亦无法保证认知作战结果，即便能达成心理效果亦相当隐晦[25][26]。
作战方式
[编辑]常见类型
[编辑]常见的认知作战方式包括：
- 媒体宣传：通过媒体或相关的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缩写：KOL），如新闻报导、广告、电影和电视节目、出版品，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意见[27][28][7][29]。
- 社交媒体操控：通过社群媒体平台，如推特、脸谱、Instagram、抖音等，以及相关的关键意见领袖，试图操纵、影响大众观点和行为[30][31][23][29]。有观点认为是否能确保互联网、社交媒体或软件的安全，是影响国家认知领域安全的关键，亦已成为国际间认知作战的主战场[9][7]。通过控制并利用社交媒体中被列入白名单的关联账户[32]、使用虚假生成的伪造个人和媒体账号，宣传有利资讯[33]。
- 情报操纵：通过篡改、伪造和散布虚假或不实的信息、情报，以影响敌人的决策、行动或公众领域的舆论[30]，达到分化、煽动、恫吓等效果[21][6]:12[22][28][7][29]。当此类信息掺杂部分真实消息，将使外界更难辨别真伪、更易于取信大众，也提高澄清事实的难度[16]。
- 文化影响力：通过语言和文化，如音乐、电影和艺术，影响敌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观点谈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心理认知和思考模式皆有差异，有时国家内部的多元民族之间也存在认知上的分歧、差异甚至敌意，因此建构并掌握不同国家或目标群体的文化认知模型，尤其是加强对于敌方军事人员基本文化特征和认知行为，以及目标群体的不同社群、包括一般人民和非政府组织对于常见的重要敏感议题之基本认知和态度等相关研究，是进行认知作战的关键措施[9]。
- 政治宣传：通过政治宣传，如演讲、宣言、示威游行、公共关系、公共外交、政策报告和竞选广告等途径，影响目标受众的意识和行为[5][25][26][7][29]。
科学技术
[编辑]在人工智能（AI）发展之下，认知作战可以透过大数据分析运用和计算能力、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平台等基础，对不同目标群体以及特定个体进行各类型资料和消息的广泛收集分析，以尝试模拟计算目标对象的大脑思维、心理和情感认知、社会行为和舆论等面向，以便于和对手展开认知领域攻防[9]；Burke等人（2020）对此亦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赢得认知作战的战略指导方针中，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发挥关键作用[5]。此外，可运用“剑桥分析”技术作为手段，透过收集个人信息与政治倾向后，归纳出不同态度、偏好、立场的群体，分别投放提供不同信息，将相同偏好的目标群体联结在一起，形成“同温层”；同时，将不同偏好的人群隔离，减少相异群体间信息交流的机会，再分别投其所好，影响相关群体的行为，以成为可能引导大众舆论风向和心理情绪的指针，达成特定政治目的[7]。
传播途径
[编辑]介质
[编辑]认知作战是由攻击者透过管道，向被攻击对象提供内容以达成。[15]借由被攻击对象（被攻击对象若为团体，则是团体中的个人）的心理思维改变其思想与行为进而造成影响[7]，其传播介质多元，如古代战争时散发文宣就是一种，而现代认知作战经常透过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学者沈伯洋认为，传播介质并非研究认知作战的重点，而应以传播过程分类较有意义。[15]2022年，台湾学者提出认知作战的消息传播节点可能已由原先包含的特定人员、网络意见领袖、组织或其他管道，扩大至国家，并且已有研究证明“在地协力者”或是网红等类型的消息传播节点是关键途径[26][25]。
过程
[编辑]以传播过程与攻击动机分类，认知作战的方式可以分成人流、金流与信息流，其应对方法各有不同。人流的动机是驱动意识形态，攻击者组织传播信息的人（例如社交媒体的用户），协助将特定信息（可能，但未必由攻击者产生）传播给受众，或进行网络宣传与攻防。金流的动机是间接投资，是指攻击者只提供资金赞助传播信息者，而信息的产生到散布都透过“外包”由传播信息者自行为之，通常以“阴谋论”、“故事型”的形式传播。信息流则是指从信息产生到散布，都由攻击者自行执行，通常透过建立节点后，产制假新闻，或者制作便于网络社群传播的影音、图文、懒人包，以节点传播吸引大量受众，动机在于达成直接的消息操弄[15][34][35]。
若进行国际间的跨国传播，涉及文化和语言差异，梁晓波认为应借由多媒体管道，将目标对象的语言和文化与本国的文化和思想内涵结合，同时由国家和民间的专家学者、意见领袖、一般民众等途径，将设置完成的议题“多点、多位、多维”同时发声、散布传播；这些协助发声传播的人员应熟悉外语、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交互，平时可以借由各式议题在公众领域提供观点、建立人脉、累积粉丝或支持者，在关键时刻则可影响他们的支持者，达成传播效果[9]。
应对措施
[编辑]揭露规管与培训宣导
[编辑]有观点认为，由于网络信息传播快速，可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且常难以辨别来源与消息真伪[22]，对于标榜“言论自由”的国家或地区较难以法规直接限制规范、控管网络意见领袖或掌握网络舆情[26]，可透过立法规管科技巨头[5]，或要求网络平台揭露广告、直播等网络传播形式的赞助金流，让受众了解收益来源以及可能的影响[30][36]，而实务上建立追查个人金流来源的法规亦具一定难度[27]，因此如澳洲政府会定期公开报告“境外势力”的活动情况[23]，法国国民议会亦于2022年成立“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授权委员会可就外国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透过政治、经济等方式，企图影响或贿赂国内政党、领导层次结构或意见领袖等情形进行调查[36]。欧洲联盟则在2023年宣布规划建立因应境外势力信息操弄的“信息分享及解析中心”（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re），以集中汇整和分析相关案例[37]。也有学者如Silverstein（2019）主张政府应该对神经科学被作为武器运用进行道德监管[5]。此外，被攻击的對象需要知道认知作战正在进行；在决定采取行动前，需要有能力观察与调适（OODA循环）[17]。
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已禁止公务人员于政府机关的电脑和公务手机使用特定社群软件[31]，或者考虑研议修订法规以规范公务机关所使用的信息设备，同时使企业配合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增加业者的信息安全管理能力[13]。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透过大众媒体对民众进行宣导，并成立专责调查单位和消息澄清机制[28][38]；同时，加强社会大众的“媒体识读”能力并增进理解言论自由的界线，以更有效因应“仇恨言论”及真假掺杂的争议消息[39]。而国防军事和国安单位对于“认知作战”相关疑虑则可透过情报侦搜掌握状况，以及信息判读教育训练[22]、适当的应处态度加以反制[40]。同时，有观点认为政府权责单位应主动以“揭露”和“打击节点”的策略采取反制行动[41][42]，并提升民众的“数字公民意识”[25]。
若进行国际间的跨国传播，政府可协调专责机关培育专业及外语人员，透过宣传管道聚焦柔性的价值诉求，以寻求外界支持认同[7]。
媒体识读与公民参与
[编辑]在社会公众领域，需要让公民社会理解言论自由的界线，以拿捏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分际[39]。为提升民众的信息识别和认知能力，可持续透过教育提升社会各界的媒体识读素养和批判性思维[43][21][22][28][25][5]，多元接收消息、比较不同来源的相关信息[44]、破除迷思[20]，建立受信赖、具公信力的“第三方组织”[4]，以及由公民团体发动澄清信息的事实查核机制[38][45][46]，并且增进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39]；同时，尝试建立各种表达不同立场、多元观点的小众媒体，让互异的价值观得以发声表达外[35]，亦应形塑凝聚国家和社会的内部共识[20]。
对于协助散布假消息的“在地协力者”，透过公开谴责让大众有所认知，是有助于反制打击协助散布者的方法[47]。
实际案例
[编辑]早期认知作战研究文献，多是探讨集权政府的网军对内维稳制造的假象，后来则逐渐有探讨网军对敌方作战的研究。[11]
美国
[编辑]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授权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开展秘密行动，该项目始于2019年，旨在引导公众舆情，反对中国政府。三名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中情局成立了一支使用虚假身份的小型化特工团队来散播关于中国政府负面评论同时向海外媒体泄露毁谤信息。两位前官员指出，这些在中国国内行动旨在煽动高层领导人，迫使政府花费大力气去在搜寻网络入侵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汪文斌回应称，美国常年有组织有计划地散布涉华虚假信息，这已成为美国对华认知战的重要手段[48][49][50]。
2024年6月，据路透社曝光了美国国防部在新冠疫情期间以散播虚假消息的方式在菲律宾抹黑中国科兴疫苗的行为。报道称美军透过冒充菲律宾人的网络假帐号在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编造虚假言论，形成一波抵制疫苗运动。 报道认为，此次美军抹黑中国疫苗行的动始于2020年春季，且在拜登上台后持续了一段时间，于2021年春被下令停止。一名参与此次行动的高官透露称，“我们不从公卫角度看待... 而是研究怎么诋毁中国”[51]。
美国调查机构The Intercept指出[32]，美国国防部利用推特协助进行宣传活动。推特内部文件显示，在美国政府部门的要求下，推特大量的账户列入白名单，这些被列入的白名单的账户被美国防部用于在国外开展在线宣传，试图塑造对于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舆论认知。
这些白名单账户起初公开地隶属于美国的政府部门，但随后美国防部改变其策略，隐藏与这些账户的关系。虽然推特高层对此留意过，但并没有关停这些账户。
当时为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工作的雇员Nathaniel Kahler于2017年7月26日向推特代表公司的公众策略的团队发送请求邮件，要求批准验证一个账户并将的一些说阿拉伯语的账户列入白名单用以放大宣传特定的消息。在这些被列入白名单的账户中，@yemencurrent用于宣传美国对于也门的无人机袭击公告，强调美国的无人机袭击“是准确地”用于杀死恐怖分子，并推动美国和沙特支持对也门胡塞武装恐怖分子的袭击。
推特公司声称致力于识别并打击与国家政府机构工关联的账户的宣传行为。例如2018年冻结了与俄罗斯政府相关宣传相关的工作账户、2021年关闭了几近1000个的与泰国军方有关的账户，但是对于美国军方则开了后门。
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络观察（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与Graphika联合发布报告[52][53] 《Unheard Voice：Evaluating Five Years of Pro-Western 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称，美国在推特、脸谱和Instagram以及其他五个社交平台中存在着一个相互关联的账户网络，而这些账户使用诱导性策略来在中东和中亚宣传亲西方言论。这些宣传促进对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利益，同时反对包括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内的国家。这些账户主要批评俄罗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期间对无辜平民造成的死亡以及俄军犯下的战争暴行，部分活动还同时促进了反极端主义信息的传播。针对中亚的宣传所用的账户几乎完全集中于中国，这些虚假的人物和媒体（账户），主要关注新疆再教育营、和对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
据《纽约邮报》报道，2020年10月，乔·拜登的总统竞选团队敦促时任奥巴马政府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莫雷尔（Mike Morell）帮助拜登组织一个50名情报官员联名上书，称关于拜登的次子亨特·拜登笔记本邮件门事件的报道是俄罗斯的假消息。莫雷尔在一次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私下证词中谈到，在《纽约邮报》发布关于亨特·拜登的邮件门报道之后，2020年10月17日或之前的事件，现任拜登政府国务卿安东尼·布尔肯与他进行了联系。雷瑞尔组织情报官员联名公开信的目的是帮助副总统拜登来赢得选举，因为他被认为是拜登政府下的潜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之后，这份联名公开信被交给了美国政治新闻公司《Politico》，并于同年10月19日发布了题为《Hunter Biden story is Russian disinfo, dozens of former officials say》，声称《纽约邮报》的报道”数十名前情报官员认为，是俄罗斯信息战（Hunter Biden story is Russian disinfo, dozens of former officials say）“并且具有俄罗斯信息战的所有典型特性“。推特最终在选举前的关键几周禁止了对于《纽约邮报》关于亨特·拜登电脑们的报道，脸谱同样限制了用户查看完整报道的途径[54][55]。共和党人在一次听证会上职责推特与政府部门以及新闻媒体合作压制《纽约邮报》报道，推特高管承认压制该报道是“错误的”，但否认美国政府参与到对《纽约邮报》报道的压制[56]。脸谱创始人扎克伯格则在采访中称，对于《纽约邮报》报道的限制性措施则是基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告。联邦调查局在报道发布之后联系脸谱团队，警告俄罗斯在2016年期间（通过散播假信息）干预大选。脸谱则认为该报道符合了这种模式，最终选择限制了报道传播的范围以及《纽约邮报》的排名权重[57][58]。
知更鸟行动起源于冷战初期，是中央情报局开展的一项大规模的计划。通过控制媒体并最终影响公众舆论。
俄罗斯
[编辑]运用手法
[编辑]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俄罗斯的消息战系统包括五个部分：政府发布消息的通信平台、由国家资助全球消息发布管道、培养代理人资源、武器化社交媒体以及运用网络假消息[59]。Silverstein（2019）认为，俄罗斯透过认知作战，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而根据 Connell 和 Vogler的研究（2017），俄罗斯进行的网络战将认知操纵作为其中的关键要素[5]。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于2023年发布的报告表示，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经常执行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攻击，散播假消息[3]。乌克兰媒体人、非营利组织“欧亚民主倡议”主任札尔马耶夫（Peter Zalmayev）表示，俄罗斯于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Crimea）之前，已开始在乌克兰境内持续散布不实信息，包括削弱乌克兰主权、否定其身为主权国家的地位等不实言论，并制造信息混乱以阻止事实传递，至今难有方法有效遏制[47]；沈伯洋认为，俄乌战争中，俄罗斯运用了认知作战[60]。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受访谈及，往后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双方将开启媒体交流，在“平等互信、增进友好、服务大局的原则指导下”，打造“媒体利益共同体”，以“充分发挥国家喉舌的作用，积极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致力营造对两国“务实合作有利的舆论环境”[61][10]。由于俄罗斯长期对欧洲“操弄信息”以影响舆论，欧洲联盟自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流行后，也开始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操作信息的现象。欧盟于2023年首度发表“外国信息操弄干扰威胁”报告，欧洲对外事务部负责人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波瑞尔（Josep Borrell）表示，该份报告中所指出对于如中、俄“两个信息操弄的威胁主体合作”是令人担忧的主要发现[37]。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GlobalEngagement Center）特使詹姆斯·鲁宾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观点，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助重复传播，双方在传播领域已接近完成结盟[41][42]，札尔马耶夫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助俄罗斯散布不实信息[47]。
欧洲对外事务部自2015年起至2022年共收集到超过15,000件境外势力对欧洲发动信息操弄攻击的案例，据统计自2022年10月至12月的100个案例中，其中由俄罗斯发动的有83例、当中以使用俄语占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有12例、其中七成使用英语；中俄合作则有五例。根据欧盟的首分外国操弄信息报告显示，在信息操弄相关案例中，操作目的为“误导议题方向”的案例，俄罗斯占42%、中华人民共和国占56%；目的为“歪曲事实”者，俄罗斯占35%、中华人民共和国占18%。该份报告指出相关假消息的攻击對象以乌克兰居多，其次为欧盟机构，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和美国也在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借由信息操弄分化西方国家，并且将美国描述为使欧洲不安的来源[37]。
讨论个案
[编辑]由于俄罗斯国内媒体受其政府操控，2014年7月发生的马来西亚航空17号班机空难，事发时相关信息便十分混乱[47]。2016年，俄罗斯特务人员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于网络社交媒体使用假账号，冒充为美国政治和运动组织代表，成功使美国民众在政治议题上相互攻讦[62]，俄罗斯网军相关账号在推特可能影响近67万名用户[63]；根据美国国会在2017年年底举办的听证会上由推特、脸谱和谷歌公布的资料显示，超过数百万名美国人在总统选举期间接触到假新闻[63]。此外，据美国信息安全公司“Proofpoint”研究认为，俄乌战争爆发后，长期支持俄罗斯政府的俄罗斯喜剧演员双人组合“沃万与莱克斯”（Vovan and Lexus），对于较强烈批判俄罗斯的北美洲和欧洲国家政府官员增加捉弄恶搞的频率，是配合俄国政府散布假消息的行动，以此混淆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64]。
中国大陆
[编辑]参与人员
[编辑]中国共产党雇用了大量网络评论员发布大量有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息和评论[65][66]，外界多以“五毛党”称呼受中共指使的网络评论员和网络特工[67][68]。网络评论员一般伪装成一般网民[69]，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言论，围攻批评中共的网民，或采取其它信息传播策略，达到影响、引导和制造网络舆论的目的[67]。
201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网信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也要求“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70]。
运用手法
[编辑]据《经济学人》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年来持续对中华民国进行心理战[45][46][71][72]，其他论者亦谈及中国共产党运用认知作战的手法影响目标国家人民[73]。其认知作战的手法主要类型有：军事恐吓、以双边交流施加影响力、透过宗教影响力进行干涉，以及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和内容农场等，当中的共同模式可概括为：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并且对反抗其政策者施加心理压力，吸引目标族群以及分散注意力等[5]；至2023年，相关运作手法已包括设立掩护公司、聘请世界各地的自由撰稿人及主动招募抗议人士[62]。对于解放军研究中所使用的“超限战”一词，大致等同混合战，而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等“三战”都可以包含在信息战的范围内[11]；学者沈伯洋（2021）则提出前述分类无法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来发展的“数字极权”（如华为向外输出）、海外个资搜集（输入）等作为[11]。另外，学者郑惪应（2022）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没有平时与战时之分别，亦已无所不在[25]。
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认知作战而言，美国官员博明公开表示中国大陆已投入庞大经费，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且可能已有所成效[74]；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于2022年发布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提及，中国大陆一年内对台湾发动超过14亿次的网络攻击，并试图策反跨国企业及军队相关人员[29][75]。加拿大时任联邦众议员暨国防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凯以及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亚太地区主任朱诺—胜谷（Michel Juneau-Katsuya）等人公开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加拿大进行许多内部渗透及影响工作，加拿大已对此提高警觉[76][77][78]；Kelton 等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有实行认知作战[5]。
根据法国国防部智库“国家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学者暨情报专家保罗·切龙（Paul Cheron）和国安专家让-巴蒂斯特·让杰尼·维尔默（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影响力行动--马基雅维利时刻》（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 – a Machiavelli moment）显示[14][79]，中华人民共和国投入大量经费传播虚假消息，以达成两项目标：削弱中华民国的民主，以及促使台湾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兼并；相关假消息通常集中于军事领域，企图使台湾人相信终究无法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同时也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军事行动的理由[80]。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和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在2023年合著的《美台关系–中国挑战会导向冲突吗？》（U.S.-Taiwan Relations - Will China's Challenge Lead to a Crisis?）中认为，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更明显强化，台湾同时也面临中国共产党透过政治作战逐渐侵蚀台湾人民意志的危机，而后者通常被忽视，若不加以解决，也将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更大伤害[81][82]。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并非由单一机构执行，是透过由分散在党、政、军部门，如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解放军战略支持部队等单位构成的宣传组织体系进行[5][28][83][35]。此外，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人流（传播者），通常透过统战方式招募，如台湾的村、里长扮演重要角色，黑道亦然，另有提供落地招待以及优惠创业贷款方案，鼓励台湾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创业投资和就业的“青创统战”[44]；而前中华民国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中共招揽吸纳国军退役军官为共谍，也是为培养有利于己的自己人、进行心理战[75]。据《经济学人》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商人和政治人物，并且在台湾散播“失败主义”[45][46][71][72]。金流如中共长期资助台湾艺人，或是一些直播主、网红，在特定时刻则要求其表态。信息流则如中共透过官媒发布消息，再由具有官方背景的微博账号分享、散布。[15]
由于透过网络的关键意见领袖以及网红直播可能影响年轻族群，媒体报导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招募网军与网红，购买台湾具一定规模的脸谱粉丝专页、针对台湾青年举办网红和直播主培训活动[83]，或者赞助刚踏入业界的YouTuber或网红，使新进网红倾向收集来自中国大陆的信息加以传播，以持续获得赞助，因此吸引业界的其他关键意见领袖为商机而同步跟进，使网络言论市场更可能朝特定立场倾斜[30][27][84][21]。
除了针对台湾以外，根据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在202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操弄舆论》（Gaming Public Opinion）显示，中共已采取更精密有效的方式更加频繁对民主国家发起网络行动，而参与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透过社交媒体操作外国舆论的政府或企业机构也逐渐增加，除了解放军战略支持部队和国家安全部之外，也包括部分原先负责对内监控的机关，如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以及在政府军事情报领域具相当分量的上市公司“奇安信”[85]。
网络消息
[编辑]跨国学术调查“V-Dem研究项目”在2019年调查发现，台湾遭到境外假信息攻击的程度是全世界第一[86]。根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2022年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显示，台湾面临大量自中国大陆发出的假消息，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媒体的影响力持续扩大[39]。瑞典哥德堡大学于202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华民国已连续十年成为全球受境外假消息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这些假消息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87]。中华民国国军曾分析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散布的争议性消息，内容类型主要包含：制造“武统”的心理氛围、打击中华民国政府的威信、企图扰乱军队和民众的士气，其中以扰乱士气为目的占多数[22][88]。
保罗·切龙和让-巴蒂斯特·让杰尼·维尔默研究指出，中共的宣传系统运作通常首先由官方媒体发布虚假新闻，接着运用台湾的社交媒体假账号收录转载，之后在台湾新闻媒体未经核实查证下，引用传播相关假消息，最后使读者难以辨认相关新闻的消息来源[80]。而中华民国国安单位亦觉察网络水军影响网络舆论的“散播谣言四层次结构”手法：首先运用“抛弃式”的社交媒体假账号发文，其次透过由中华民国境外人士管理的脸谱粉丝专页将文章内容截图分享后，接着再运用第三层的大量人头账号扩大转传，最后则是大量人头账号分享至较具知名度的公开脸谱社团，以增加曝光，并诱导台湾民众进一步于常用的社交媒体持续传转[30][43]。2020年3月，脸谱披露其已关闭60多个伪装成台湾用户、向台湾散布关于新冠病毒虚假消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部队账号[29]；2023年5月，脸谱母公司Meta再移除旗下平台脸谱和Instagram上100多个冒充为美国和欧洲组织的假账号，相关账号所组成的网络其运作模式与俄罗斯于2016年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使用的手法类似[62]。此外，法务部调查局曾于2022年破获此类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内容争议、不实消息，企图影响台湾民众认知之案件[89]。
王立与沈伯洋认为，台湾欲建立足以自我防卫与吓阻入侵者的力量，“首先，要国民拥有基本且实际的军事认知，要能够客观理性评估我方与敌方的优缺点，才可以在铺天盖地的谣言恫吓认知作战下，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协助全民了解台海军事常识，更能具备该有的正确认知战力。[90]
讨论个案
[编辑]就案例而言，学者洪敬富与罗承宗认为，中共擅长舆论宣传战，2021年在台湾的COVID-19疫情上升时，制造台湾内部的社会对立，并“与国内统派人士、第五纵队、亲中媒体里应外合”，形成“话语一致性的轰炸”，企图借由挫伤台湾的政府防疫指挥系统，将时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拉下台，瓦解民众对蔡英文政府领导抗疫的信任；若台湾媒体不警觉，直接引述中共的新闻及评论，将成为对方的传声筒。他们也认为，有的媒体在当中扮演“在地协力者”，齐声配合散布虚假消息，妨碍台湾团结[91]。而中华民国内部其他政党对此类指控有其他质疑和观点。时任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智强于2021年5月受访质疑认为，民进党政府一直进行认知作战混淆民众，最大问题并非来自境外，而是对自己人催眠驱走不利消息[92]。时代力量发言人余佳蒨则于2023年质疑呼吁，民进党应以同样标准约束党、公职人员以遏止造假风气，如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立法委员林静仪等公然造谣行为[93]。
另一方面，学者余宗基、何嘉耀（2022）研究提出，在COVID-19疫情期间，中共透过操纵疫苗供应，将疫苗变成台湾政治议题，涉及制药商、科技巨头和当地政治人物等多方，旨在影响台湾公众对蔡英文政府及台湾自主研发疫苗的信任，向大众灌输对政府公共卫生政策的不信任，并更广泛地破坏政府信誉[94]。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与信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怡硕（2021）认为，由于疫情期间具高度不确定性，诸多谣言流窜，中共的目的是借机让台湾民众对政府产生怀疑、并逐渐不信任民主政体，造成社会内耗，最终导致体制崩塌；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竞则认为，疫情发展有自身脉络，中共亦难以依据疫情状况预先规划舆论宣传攻势，相关观点或许过度高估其预估台湾疫情变化的能力[38]。
20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出访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会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借由官方媒体、自媒体、推特账号等多元管道，结合发起军事演习的“军事威慑”、“大外宣”与“散布争议或不实消息”等复合式手法，系统性传播“中共军舰抵近台湾周边24浬”、“共军成功包围台湾”等假消息，中华民国内部的特定媒体及同温层社交媒体账号也引述中国大陆媒体消息，在同温层社群内传播相关议题，聚焦抨击中华民国总统与执政党将台湾带向战争边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水军运用大量假账号采“四层次结构”传播模式，相关不实消息获得如台湾网络论坛“Dcard”的部分网友等网络社群引用转传[95]。中华民国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于同年在法国国民议会“外国干涉调查委员”听证会谈及，境外针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动的网络攻击，2022年比2021年约增加为二倍；此外在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訪問台湾时，台湾遭受相较平时达23倍的境外网络攻击，公共场所的电子看板也遭黑客入侵窜改、传播仇恨消息[36]。
在对于其他国家的舆论操作方面，2021年，中共借由伪装成来自欧美国家的社交媒体账号，发起代号为“蜜獾行动”的网络舆论宣传行动，抨击美国政府。经查发现相关账号来自一个2019年在Twitter出现、名为“垃圾邮件伪装”的网络，负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治宣传、骚扰海外人士[85]。
台湾
[编辑]1450网军（或简称1450）为台湾网络用语，用于讽刺偏泛绿、具台湾主体意识或民主进步党的网络用户。2019年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以1450万元新台币用于“加强农业讯息因应对策计划”，招募人员在社群平台进行“讯息实时澄清”工作。被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质疑是在招募网络水军，指责其与反对韩国瑜有关，但农委会予以否认[96]。1450网军被中国国民党籍立委称为打压不同意见的人[97]。“韩粉”则将许多不支持韩国瑜的社群平台与脸谱粉专都列为“1450网军”，[98][99][100]1450后来亦被中国大陆网友泛指为台湾网络水军的代名词。
曾志豪认为过去的台湾政坛将许多批评执政党的声音都定性为“认知作战”[101]。
争议
[编辑]反串认知作战
[编辑]2021年3月起，台湾网络论坛PTT上有用户“bj26bj”伪造的疾管家信息攻击“卫福部疾管家”[102]并指控中国大陆发动认知作战，但遭网友质疑自导自演，最后被发现是亲民进党写手林玮丰所反串并有用户翻出其先前发表的反串言论。随后林玮丰在脸谱上承认并致歉[103]。反串行为遭到网民嘲讽[104]。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则指出，民进党网军丑陋面目完全现形，要求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应道歉、国家卫生指挥中心应严办[105]。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呼吁两岸网民，绝不被绿营网军带乱节奏，抵制民进党“1450”[106]。共青团中央转载环球时报旗下团队“补壹刀”文章称，台湾的1450网军反串亲中言论、渗透至中国大陆的舆论，但因为模仿简体中文发帖而忽视台湾式的人名翻译而露出马脚[107]。
相关条目
[编辑]
引用
[编辑]面对舆论战，揭露金流、辟谣、针对议题正面叙事，不怯战转移焦点。
- 公开情资（针对特定对象的公开来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OSINT）
- 社群意识（Sense of Community）、社区心理学（Community Psychology）
- “回声室效应”，网络算法上导致社交网络中出过滤气泡，俗称社群同温层。
- 消息脆弱度
交战双方
[编辑]- 境外敌对势力
- 外国代理人（Foreign agents）
- 应对组织“卓越中心”或称“反混合战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109]
- 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简称DSA)
- 反渗透法、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草案、数字中介服务法争议事件
对内操作
[编辑]- 政治宣传Propaganda
假消息防制相关
[编辑]相关组织
[编辑]-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员(网络评论员)
- 社团法人台湾民主实验室（DoublethinkLab）
- 中国影响力网络（China in the World, CITW）社群[110]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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