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军事管制区 (马来亚)
马来亚英国军事管制区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Malaya（英语） | |||||||||||||||||||
|---|---|---|---|---|---|---|---|---|---|---|---|---|---|---|---|---|---|---|---|
| 1945年—1946年 | |||||||||||||||||||
 1945年，大日本帝国在吉隆坡向联合王国投降。 | |||||||||||||||||||
| 地位 | 临时军事政府 | ||||||||||||||||||
| 首都 | 吉隆坡[注 1] | ||||||||||||||||||
| 政府 | 军事管理 | ||||||||||||||||||
| 历史时期 | 战后 | ||||||||||||||||||
• 日本投降 | 1945年9月2日 | ||||||||||||||||||
• 英国军事管制区成立 | 1945年9月12日 | ||||||||||||||||||
• 马来亚联邦成立 | 1946年4月1日 | ||||||||||||||||||
| 货币 | 马来亚元 英镑 | ||||||||||||||||||
| |||||||||||||||||||
| 今属于 | |||||||||||||||||||
.svg)
.svg)
| 马来西亚历史 |
|---|
 |
| 历史系列条目 |
 马来西亚主题 |
马来亚英国军事管制区（英语：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直译：英国军事管理局）是英属马来亚的临时政府长官，从二战结束1945年8月到1946年4月马来亚联邦成立期间的英国军事管理政府。马来亚英国军事管制区由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直接领导。军事管制区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在重新占领期间维持基本的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是强加战后英国统治所依赖的国家结构。[1]
背景
[编辑]
在日本占领之前，英属马来亚被分为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以及海峡殖民地。1930年代，英国殖民部的爱德华·根特赞成将这些较为独立的部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日本占领后，英国开始思考如何收复马来亚，重建殖民统治。新政府的规划由马来亚民政规划组（英语：Civil Affairs, Malaya Planning Unit）和爱德华·根特领导下的殖民办公室东方部部负责。恢复统治的第一阶段是建立一个临时军事政府恢复稳定，然后建立马来亚联邦，将所有州属聚划在一个政府之下，以确保英国在马来亚殖民地的安全。[2]
1945年初，英国策划了“拉链行动”，计划于9月9日入侵马来亚。然而，日本计划前的于8月15日投降。由于英国策划的逐渐重建殖民统治马来亚和其他殖民地的计划已经过时，随后包括马来亚、新加坡、缅甸、印尼、英属北婆罗洲、泰国、印度支那、砂拉越和香港在内的一大片领土都陆续脱离了殖民统治。[3]
在日本统治马来亚期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焦点是夺取马来亚全境的控制权，并惩罚日本政权的“合作者”。[4]在此期间，一些日本占领军从边远地区撤军时也受到了平民的攻击，其中一些叛逃到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历史
[编辑]日占时期
[编辑]日本占领初期，因马来亚华人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支持中国而受到日本人的迫害。马来亚的另外两个主要民族——印度人和马来人，他们幸免了日本最开始的迫害。日本希望得到当地印度社群的支持，因为他们想为其计划建立的印度政府提升合法性。同时，其认为马来人不构成威胁。除了华人以外，其他所有三个种族都被鼓励透过提供资金和劳动来协助日本赢得战争。据信约有73,000名马来亚人被迫参与修建暹缅铁路[注 2]的工作，估计有25,000人因过度劳动而死亡。[来源请求]日本也夺取了马六甲的铁轨和其他支线，用于建造暹缅铁路铁路。
日本夺取了大约15万吨橡胶，但这远远少于马来亚在被占领之前的出口量。由于马来亚生产的橡胶和锡多仅按照日本使用量生产，马来亚失去了出口收入。1944年，实际人均所得降至1941年水准的一半左右，1945年则不到1938年水准的一半。[5]
战前，马来亚生产的橡胶和高比例锡占全球生产总量的40%。其50%以上的大米需要进口，这是马来亚人口的主食。盟军的海上封锁对日本占领马来亚的进口和有限的出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6]
.jpg)
日占期间，日本用自己版本的马来元取代了英国原本发行的马来元。[7]1941年被占领之前，马来亚的货币流通量约为2.19亿美元。日本经济大臣估计，他们在占领期间已将7,000至80亿美元投入流通。一些日本军队拥有移动型印钞机，但其印钞时不记录印钞数量和总价值。马来亚解放时，日本人在吉隆坡持有价值5亿美元的未流通货币。战争最后几个月日本无节制地印钞票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日本发行的货币在战争结束时变得一文不值。
战争期间，盟军空投传单，强调在日本投降后其发行的货币将毫无价值。日本官员认为，这项策略是随着日本失败战役次数增加从而开始导致货币贬值的原因之一。尽管日本占领政府在1942年2月实施了价格冻结，但到战争结束时，马来亚的物价比战争开始时还是高出了11,000倍。1945年8月，每月通货膨胀率超过40%。[8][5]特别行动执行处印制的10圆纸币和1圆纸币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印制的10圆纸币这样的假币也开始流通。[9]
由于盟军对日本的海上封锁，这导致了马来亚在战争结束时极其缺乏食物和医疗用品。[6]
重归英国统治
[编辑].jpg)
法官行动解放了槟城，其成为了马来亚第一个从日本下解放的州。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槟城的驻军在纳尔逊号战舰上正式投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支部队于第二天重新控制了槟岛。9月7日，第一支盟军部队印度第5师第123旅重新占领柔佛，他们在新山堤道附近建立了基地。同日，西约克郡团占领了雪兰莪的巴生。[10]英国随后重夺新加坡，岛上的日本驻军于9月12日正式投降。同日，英国军事管制区在吉隆坡设立。随后，第29军司令石黑贞藏中将在吉隆坡签署了马来亚投降文件。参谋长川原直一少将和高级参谋小栗军二大佐作为证人。1946年2月22日，第7方面军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在吉隆坡举行了另一场投降仪式。马来亚重归英国统治，其中也包括1943年被泰国占领的马来四邦。之后，英国也逐渐恢复了日本占领之前的法律。
军事管制区成立
[编辑]1945年8月15日，根据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第1号公告英国军事管制区成立。英国军事管制区得到了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全部司法，立法，及行政权利和责任；拥有了对全部人口及财产的最终管辖权。1945年9月，海军上将路易·蒙巴顿勋爵任行政总监。菲利普·克里斯蒂森中将被任命为马来亚英军司令。[11]拉尔夫·霍恩少将被任命为马来亚首席民政官（英语：Chief Civil Affairs Officer Malaya），负责马来亚地区事务。[12]:113进一步布告：
- 已解散的日本法庭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负责处理被控犯有违反法律和战争条例以及军事相关罪行的人的军事法院，以及审理刑事案件和调查死亡案件的地方法院；
- 禁止向武装部队成员出售酒类和民用食品；
- 重新恢复之前对马来亚货币为法定货币，取代日占领时期的流通货币；[13]
- 军事管制区涵盖英国和盟军在马来亚的安全维护及公共秩序管理，公布这些内容的通知也指出，军事管制区是临时性的。[11]
- 暂停所有土地交易，关闭所有金融机构。[14]
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并为拟议的马来亚联邦做准备，战后的马来亚被分为9个行政区，其中包括玻璃市-吉打州、森美兰-马六甲州和从其他州属独立的地区。这些地区由高级民政官员（上校或中校）管理。此前，马来亚半岛的民政规划都是由代理首席民政长官负责负责的。民政总部设在吉隆坡联邦秘书处。1945年10月，该办公室并入民政长官办公室。[15]
鉴于政府的军事性质，一些战前文官政府实体的官方被暂停，这其中就包括马来苏丹国统治者的权利。民政官员也以地方官员的身份行政。1945年，伦敦爱尔兰步枪队的约翰·G·亚当斯上校（在卡塔尼亚平原的西西里战役中受伤）被选为高等法院院长。[来源请求]
政治
[编辑]尽管其名称“军事管制区”显示了其主要是军事组织。虽然其有文职顾问，许多军官都穿着文职人员的制服，但其对民众漠不关心。其中一个复杂的因素是，军事管制区几乎没有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16]近四分之三的高级官员之前完全没有政府工作经验，只有四分之一的民政事务高级官员对马来亚很多了解。[17]此外，军事管制区的武装成分也是无数对其投诉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指出的那样“那些军官的和军队的行为就好像他们是在被征服的敌方领土上一样”。[18]
参见
[编辑]备注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F. S. V. Dommison,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far East (London, 1956)
- ^ Post War Colonial Policy, 50 Years of Malaysia: Federalism Revisited, Dr Andrew J Harding, Dr James Chin,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2014, ISBN 9814561967, 9789814561969
- ^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Kelvin 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 ^ Cooper, B. (1998).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and the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MPAJA). In B. Cooper, Decade of Change: Malaya a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36–1945 (pp. 426–464). Singapore: Graham Brash.
- ^ 5.0 5.1 Financing Japan's World War II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Gregg Huff and Shinobu Majima, Pembroke College -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Faculty of Economics - Gakushuin University, pp. 7–19
- ^ 6.0 6.1 Malaya before the wa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Paul H Kratoska, C. Hurst & Co. Publishers, 1998 ISBN 1850652848, 9781850652847
- ^ Currency replacement and price freeze, Syonan Shimbun, 23 February 1942, Page 3
- ^ 300 Tons of 'Banana' notes in Kuala Lumpar, The Straits Times, 10 October 1945, p. 3
- ^ WW II Allied Propaganda Banknotes. www.psywarrior.com. [20 August 20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7-14）.
- ^ Occupation spreads to Johore, The Straits Times, 8 September 1945, page 1
- ^ 11.0 11.1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 Malaya, The Straits Times, 7 September 1945, Page 1
- ^ British Document On the End of Empire Vol.1, edited by S. R. Ashton.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95.
- ^ Banana Money, The Straits Times, 8 September 1945, page 1
- ^ Moratorium in Malaya, The Straits Times, 8 September 1945, page 1
- ^ Hone, H. R. (1946). Report on the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Malaya: September 1945 to March 1946 (p. 5). Kuala Lumpur: Malayan Union Government Press. Call no.: RCLOS 959.506 HON
- ^ Stubbs, Richard. Heart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Martin Rudner,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Malay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9 (March 1968), p.103.
- ^ Khong Kim Hoong, Merdeka! British Rule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in Malaya, 1945-1957 (Petaling Jaya, Malaysia: Institute for Social Analysis, 1984), pp. 4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