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佬沙文主义

此条目的主题是指自党外运动时期起，即出现在台湾社会中的沙文主义之一种。关于由学者翁佳音所提出的研究范畴，请见“大福佬文化圈”。

福佬沙文主义，亦称福佬人沙文主义、福佬中心主义、福佬中心论、闽南沙文主义、闽南人沙文主义，为自中华民国的党外运动时期起，即出现在台湾社会中的沙文主义的一种，其是指主张闽南裔台湾人才是台湾人，而只有闽南裔台湾人的母语才是台湾话的态度、意念、看法。该类词汇，亦用在若干以闽南裔台湾人为主体且存在着无视其他台湾族群倾向的文学、政策、政党等事物上。抱持福佬沙文主义的人的行为，通常是表现在对于台湾的日常生活的语言使用上。

起源

福佬沙文主义者之何以在台湾社会中出现，在背景上，可能是与群众活动有关。任职于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王甫昌表示，于1980年代中叶，为了对抗中国国民党的中国民族主义，由民主进步党所主导的政治反对运动的群众活动，其社会脉络的主要功能，“可以说是在建立及传播一套用来支撑台湾民族主义的‘族群传说’”。按照王氏的观察，“反对运动在这些群众活动脉络中，所要形塑的民族是‘台湾人’；而造成目前台湾民族沈沦的敌人，则是外来政权‘国民党’；只有让国民党下台，台湾人才能恢复民族的光荣（‘台湾人出头天’）”。他表示，大多数群众活动的脉络，无论是出于有意的设计或是无意的演变，亦均是强化这种想法。王氏并且表示，在语言的使用上，反对运动者，通常将闽南语改称为“台语”；将中华民国国语改称为“北京话”。在群众活动中，对于少数无法使用“台语”来演讲，也不为此事而向观众表达歉意的演讲者，观众往往会用嘘声、叫嚣、骚动或是离开会场的方式，来压迫台上的演讲者使用“台语”。民主进步党，即透过在数次群众活动中的同民众之间的互动，形塑此种特有的语言规范。在该政党宣传的台湾民族主义论述中，所谓之“台语”，也就是闽南语，即被当成是“台湾民族国家”的语言。另外，在这类群众活动中，亦往往会大量使用闽南语的歌曲，来加强活动的气氛。例如，《补破网》、《望你早归》、《台湾人出头天》等。

自高雄医学大学毕业且以台湾近现代社会史为研究领域的曾健民表示，反抗中国国民党的党外运动，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即发生了变化——“民进党成立后，逐渐倾斜向反中国的运动，台湾话隐然成为其阵营内区别忠诚度的尺度，因而出现了福佬沙文主义的现象”。曾氏亦表示，“同时，台湾话也成了台湾的族群政治（其实体是省籍政治）动员的最有效工具，一种万灵丹。”民主进步党人杨祖珺表示，在台湾的党禁与报禁趋向解除之际，“‘讲台语’成了一些团体‘辨忠奸’的标准。主张台独一定会说台语，说台语意味着倾向台独，在一些反对派的场合，不说台语都成了‘台奸’的罪名。这些似是而非的模糊印象，也随着‘台独’主张自由化后，刻入了人们的脑海。”属于台湾外省人后代且任职于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博士胡台丽，在出版于1997年的著作中回忆，自己过去在纽约参加以闽南语为主要交谈语言的聚会时，曾经遭人在背后探问：“那女孩不会讲台湾话来参加干什么？会不会是国民党的特务？”对于这一言论，胡氏是“难受得久久不能释怀”。在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的杨裕富则是认为，“闽南沙文主义的幼苗与胎记”，是在台湾清治时期的漳泉械斗与闽粤械斗中成形的。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任雪丽亦认为，对于台湾原住民与台湾客家人而言，其中所隐含的排他性与优越感，是“折磨了他们好几个世纪”。

2001年，任职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学者陈孔立，在讨论去中国化的学术论文中表示，民主进步党，是将台湾社会中的语言问题予以“政治化”。由于该政党不断去歌颂“台湾人本质主义”的倾向，因此就导致了若干文化符号“被赋予神圣的位置”。其中，为闽南裔台湾人通称“台语”的闽南语，即“被当成是认同台湾土地或人民的标准”。2005年，任职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学者刘国深，即在讨论民主进步党的意识形态的学术著作中表示，少数学者与政客，在文字上，是强调使用汉字书写的闽南语来取代同用汉字书写的国语。例如，不写“杀死人”，改写“刣死人”；不写“知道”，改写“知影”。他亦表示，有些政治人物，在口语表达上，甚至将能否说闽南语“当成评判是否能为台湾人着想的标准”。2014年，武汉大学政治学博士刘文科，则是在讨论民主进步党的选举策略的学术论文中表示，该政党是在“追求权力和推销其政治产品时，比其政治对手更自觉地运用了市场细分理论”，以“较为精准地锁定其营销对象”。由于它是将台湾南部地区的县、市当作“票仓”，因此其是借由台湾南北的发展差异且采用“台湾人出头天”、“福佬沙文主义”的宣传手段，而使得台湾南部地区的民众来支持自己，以形成在台湾政治中的所谓台湾南部地区“基本盘”。

表征

语言

福佬沙文主义者的行为，通常是表现在对于日常生活的语言使用上。由于闽南裔台湾人是台湾人口中最多的族群。因此，福佬沙文主义者，多会要求同处于台湾社会中的其他族群在沟通时必须讲他们的闽南话母语。与客家话、原住民语等语言的地位相同，这一语言，直至中华民国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推动乡土语言教学以前，并不在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语言教学范围内。兄长是民主进步党人黄伟哲且血统是闽南裔台湾人的英国莱斯特大学硕士黄智贤，即在讨论台湾政治的专门著作中表示，福佬沙文主义者是“认定福佬话就是台湾话，福佬人就是台湾人”。这也“暗喻外省人没有资格立足台湾，而客家人和原住民也不算是‘正港’台湾人”。

举例言之，在《美丽岛》的发行人黄信介出狱后不久，竹北的民主进步党人，曾经在当地举办了一场党外的群众大会来欢迎黄氏。按照来自于竹南中港的与会者刘某的回忆，当时参加该大会的群众中，约有五分之三为客家裔台湾人。大会的演讲活动，是以闽南裔台湾人的闽南语为起头。在三、四位讲者顺利的以闽南语演讲完成后，一位客家的民主进步党籍公职人员以客家语演讲时，却遭遇七、八个人在台下大声地喊：“讲台湾话啦！客家话，我们听不懂！”与会者刘某表示，当时的上千位客家听众，是以沉默来回应那“略带酒意的吼叫”。而台上的客家讲者，即被迫的改以闽南语演讲。与会者刘某也表示：“但是，大家心中刺激很大。原来客家话不是‘台湾话’哩。客家人也不算是他们心目中的‘台湾人’吧。”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的学者张世贤亦在其著作中表示，台湾解严以后，伴随着台湾民主化的选举活动的蓬勃发展，当时在客家庄所举办之造势活动中，闽南人可以使用闽南语演讲而不会遇到客家人的抗议。不过当客家人使用客家语演讲时，却是经常出现位在台下的少数闽南人，高声表达出其“听不懂”的抗议。而且他们更是会大喊“用‘台语’讲啦！”至于台湾外省人遭遇群众抗议之事，也不少见。担任过台湾省省长一职的宋楚瑜即在出版于2023年10月的著作中回忆，于1994年时，在因为台湾省省长改由直接选举产生而由中华民国政府所举办的廿八场“公办政见发表会”中，以在嘉义市与彰化县的两场发表会的秩序，最是混乱。其中，于1994年11月29日举办在彰化县的台湾省立员林高级农工职业学校的发表会上，支持民主进步党籍候选人陈定南的群众，由于受到当时省籍情结的氛围的影响下，而不断向其他候选人发出鼓噪。对于群众的鼓噪，宋氏是为此喊停了十次。而同为候选人的新党的朱高正，则是为此喊停了廿三次。即使发表会的主持人，曾经六度出声制止群众的行为，他们仍是“有时呐喊‘听呒啦’，有时高呼‘讲台语’”。

尽管台湾社会中的其他族群有时候面对福佬沙文主义者，是抱持着退让的态度，不过，仍然有台湾客家知识分子以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母语也是台湾话的看法。例如，于2005年退休的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永炽，过去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替党外人士助选的场合上发言时，曾经遇人大声抗议：“你为什么说北京话？你是不是台湾人？你不会讲台湾话吗？”李氏表示，他当时很生气，所以“立刻转用客家话发言”，而“那个人虽然听不懂，但也没办法反驳客家话不是台湾话，摸摸鼻子就坐下了。”当时的主持人，便因此再请他使用中华民国国语发言，因为，如果他继续使用客家话发言，等于是无法与在场的多数听众沟通。在相继受到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国家权力影响下，李氏认为：“台湾的语言不只有闽南语，不能‘因为多数台湾人说这种话’，所以被压制的闽南话就等同于台湾话，位阶高于其他语言，这叫客家人及原住民情何以堪？”他亦认为：“台湾的四大语群都是‘国语’（国家语言），只要能够沟通，哪一种‘国语’都可以。”相似的情况，亦发生在撰有《寒夜》三部曲的作家李乔身上。1994年，在替许世楷助选的场合上，当李氏使用中华民国国语进行演讲时，台下的听众，由于以为李氏是闽南裔台湾人，就“一直喊着‘讲母语啦！讲母语啦！’”对于听众的抗议，李氏即请范文芳与郑邦镇两人，加入其演讲活动。每当李氏讲一句母语——客家语，就由范氏译成一句国语，再接续由郑氏译成一句闽南语。当这一方式导致“听众都受不了”时，李氏即表示：“我们今天是要把许世楷送进立法院，还是我们要在这边计较用哪一个语言？”于是听众才安静下来。

除此之外，亦有台湾社会中的外省族群知识分子，在面对福佬沙文主义者的行为时，表达了看法。例如，于1990年7月，拥有赫哲族血统且在辅仁大学史学系担任教授的尹章义表示，由于自己会说流利的闽南语和少许的客家语，因此在演讲时，会经常地将它们掺合使用。不过，当他在演讲时，仍然三次遭遇台下的福佬沙文主义者的叫嚷。他们要求尹氏“使用‘台语’”，而“不要用国民党的‘国语’”。针对这些福佬沙文主义者的行为，尹章义则是“直截了当的告诉台下的群众，这种缺乏包容性而且不尊重他人的态度，必定会摧毁全台湾人民好不容易挣得的民主和繁荣。”

若干激进的福佬沙文主义者，则会针对台湾社会中的非闽南语使用者，来使用歧视性语言。例如，在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中，属于台湾外省人后代且作为民主进步党人的歌手杨祖珺表示，在其早年接触党外运动时，每一次遇到出现中华民国国语的场合，都会见到参加运动的医师田朝明，以“台语！讲台语啦！讲那什么猪话！”等话大声抗议他人。尽管田氏是听得懂国语的。对于非闽南语使用者的人身攻击的状况，亦不少见。例如，过去任教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林玉体在出刊于1997年12月16日的社论中认为，反对其使用闽南语来授课的学生，是“心态有病，应亟早去看医生”。他并且认为，“众多教授沈迷不醒”，仍然使用中华民国国语来授课。但是，当有人使用闽南语时，林氏却又批评其人的行为。如：在中国国民党秘书长蒋孝严分别轮流以中华民国国语、客家语、闽南语来向台湾人发表秘书长的上任演说后，林氏即在出刊于1997年12月23日的社论中批评，蒋氏是“可能心中还感到倒霉厄运的学会了台语及客语”。林氏并且认为，“或许在他的潜意识中，还料定‘母语’是下贱，‘国语’才是上流”。

在闽南裔台湾人中，对于此类问题，即有若干知识分子表达其看法。1995年12月9日，担任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县县长一职的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尤清，在召开于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思亮馆国际会议厅的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台湾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跟多元的社会，过去汉人有这个沙文主义，现在我发觉河洛也有沙文主义，你看我们用台语就变成河洛话，客家话就变成不是台语。所以我们检讨起来，这个我们先反省，我们检讨。现在河洛人有一个沙文主义，就是说他们最强、他们最大，河洛最大，你们那个都不是，都不是台湾话，我们是台湾人，你们都不是。这个我来看，这点若不反省，以后这个是一个乱源。”他表示，欲建立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多元社会，“这就要容忍、尊重才可以和谐。”

认同与身份

1976年11月20日晚上，当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博士颜元叔在美国密歇根州为安那堡通讯社演讲时，曾经遭人质问一个使得他一时语塞的问题——“颜先生，你好像很爱台湾。不过你不会讲台湾话，你怎么爱台湾！？”在众人的沉默下，颜氏后来向那个人反问：“难道我们一定要会说京片子，才能爱中国？难道汉奸都不会说中国话？”1979年9月22日下午，在由黄河杂志社于台北市自由之家明驼厅所举办的主题为“政治沟通”的座谈会上，属于台湾外省人的无党籍考试委员丁中江，在讨论国是时，曾经当面向无党籍立法委员、《美丽岛》发行人黄信介表示：“我爱国，我爱台湾，虽然我不会讲台湾话，可是我愿意为台湾这块土地流汗流血，甚至牺牲生命。我的家乡云南我只住了三年，可是我在湾湾已住了十七年。你不能讲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我就不爱台湾”。在眷村长大，亦属于台湾外省人后代的林正杰，在1981年参选台北市议员时，曾经遭遇敌对候选人辱骂为“外省猪”的状况。而对方之所以辱骂林氏的理由，则是“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竟然不会说台湾话，这证明他对台湾毫无感情”。

福佬沙文主义者认为，语言，是与认同、立场、身份结合在一起的。学者刘强即指出，对于台湾社会中的省籍矛盾的操纵，部分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者，是表现出闽南裔台湾人的沙文主义。“如，有政客高唱‘吃台湾米，喝台湾水，不会说台湾话（闽南话）的中国猪滚回去’、‘台湾话就是福佬话（意味着客家话不算台湾话）’等等。”刘氏亦表示：“此类激越言论，都表现出优势族群的自大心态与‘同化论’取向。这种‘福佬沙文主义’的种种表现不仅激起了本省族群的不满，也激发了客家人和原住民的文化自觉与对抗意识，迫使客家人和原住民‘重返各自的姆庇之家’。”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中山大学法学硕士王建民，在出版于1996年5月的纪实性读物中指出：“那些高喊‘民族自决’、‘台湾人讲台湾话’的人却未能尊重其他族群。闽南意识强烈的部分福佬人主张说母语台湾话（闽南话），排拒讲‘国语’（普通话，北京话）的外省人，责怪外省人到现在还不会讲台湾话。然而在原住民看来，汉人来台四百余年，也同样不会讲原住民的语言。又如何解释？有没有个‘说法’？这种双重标准不仅体现了族群之间的鸿沟，也反映了所谓‘台湾人意识’的不公。”

担任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一职的美国史丹褔大学文学博士廖咸浩，在刊载于1993年5月13日《中国时报》上的文章中表示：“‘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四十年，居然不会说台湾话’这句话在当前的台湾俨然已变成了检验‘台湾身份’的重要指标。可以想见的是，不少台湾住民会因此而很尴尬的发觉，自己已成了台湾的边缘人；有人甚至还因此生出‘新亚细亚的孤儿’之叹。显然，这句话在台湾所引起的身份震撼并不容小觑。从这句话所引出的问题是，不会说台湾话（其实是福佬话）的人是否犯了‘不认同本土’的错误？而且是否也因此在‘台湾身份’上有所不足？”廖氏指出，在当前台湾社会中，上述的公式“台湾米＝台湾水＝台湾话（福佬话）＝台湾人”之何以会产生，则是因为部分强调台湾意识的论述者，其所表现的过度中心论（centrism）与本质论的倾向。他们的论述，也算是复制了过去旧式中国民族主义曾经造成的问题。而这种论述，亦是“为台湾本质设定了种种正字标记的条件”。于是，在区分主流与次要、中心与边陲的思考下，所谓台湾人的定义，即在套用于台湾的各种族群时，有了不同纯度或是等级的分别——“本省人是中心，外省人是边陲，本省人之中，闽南是中心，客家是边陲。”他亦指出，强调台湾意识的论述者，相当程度地将在身份与文化上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架构，予以翻转，并且是变成福佬中心主义的。这是“从而把台湾各少数族群文化贬为次等，其台湾身份自然也有所不足。”

在一本讲授逻辑学与伦理学的著作中，任教于中原大学与佛光大学的学者喻肇青、张华荪、张道本等人为了解释逻辑学中的概念——“若P则Q”，以及介绍真值表的使用方法，即提出“如果是台湾人，就会讲台湾话”，并且依照此一命题进一步表示“因为某甲是台湾人，所以某甲就会讲台湾话”，作为逻辑思考上的案例。他们指出，除了可以使用真值表进行命题的验证之外，尚可以寻找“前提为真，结论为假”的例子。若能找到这种例子，则表示命题为不成立。以这个例子而言，许多台湾的年轻人，并不会讲台湾话。因此，由这种反例，乃可以证明“如果是台湾人，就会讲台湾话”的命题为不成立。在这寻找例子的过程中，亦牵涉了如何定义“台湾人”与“台湾话”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均必须被厘清。所谓的“台湾人”，是指在台湾出生的人？还是指住在台湾的人？住在台湾的人是住了多久？又或是指住在台湾的家族？住在台湾的家族是住了几代？等多个问题。至于所谓的“台湾话”，是指台湾南岛语？还是闽南语？须要讲得多流利或是通过哪些语言考试，才能算是“会讲”？与厘清“台湾人”的定义相同，仍也是必须考虑多个问题。

生为台湾原住民族中的卑南人的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硕士孙大川，在研究台湾族群问题的论文中表示，台湾的本土意识，“发展至民国七〇年代之后，逐渐有闽南沙文主义的倾向。在其国家之想像建构中、在其历史重建的诠释系谱里，以及他们在语言文化象征之运作上，都充满了福佬民族主义的色彩，是台湾版的‘驱除鞑虏’。”孙氏指出，“这不但引起客籍族群的警觉，更引起外省族群深刻的危机感。”而在出版于1999年12月的学术论文集中，担任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的孙氏亦表示，在面对愈来愈严密而有效的国家机器时，原住民，是逐渐地丧失其“民族认同的线索”。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空间的有效操控，实乃一不容忽视的力量。而隐藏在它背后的族群偏见，则是透过民国七十年代后期的在社会上有关族群问题的热烈讨论才彰显出来。

讨论

语言

更多信息：台湾话的名称

1983年9月29日，拥有闽南裔台湾人血统的作家陈映真，在美国爱荷华市的与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戴国煇、美国堪萨斯大学硕士吕嘉行、文艺评论家谭嘉、编辑出版家叶芸芸的聚焦于“台湾人意识与台湾民族”的对谈会上表示：“国民政府在台湾推行国语，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推行的手段却是相当不合理也是极为不健康的，譬如限制大众传播的闽南语时间，限制歌仔戏、布袋戏的演出，甚至在学校说方言的学生要受到处罚，使用方言——我们的母语竟然成为一种羞耻！”陈氏在批评由中国国民党所推行的政策时，他更表示：“现在台独分离运动却也没有超越国民党，在反抗国语政策的同时，自己也带着‘福佬话沙文主义’，充分地漠视其他如客家话、高山各族语言的存在。”1987年，在新新闻编辑部的采访下，当以《野火集》一书闻名于台湾社会的作家龙应台询问中华民国的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朱高正“是否赞同以方言取代国语”时，朱氏表示：“坚决反对！我举个例，我到客家聚居的地方，像苗栗或竹东，他们说我可以用闽南语讲，我坚持我用北京话讲，因为我尊重每个语系，如果你强迫客家人使用闽南语，那惨了，这样下去二十年客家话就完蛋了，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认为应该有个共通的语文。”

自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陈昭如，在刊登于1995年3月的讨论地下电台的文章中，即以传播学的观点表示，存在于当时台湾各地的地下电台，在突破中华民国政府对于广播媒体的垄断与言论自由的限制的贡献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这些地下电台，在政治上，多数是倾向于民主进步党的立场；在族群上，多数是抱持着福佬沙文主义的态度；在语言上，清一色是仅以闽南语去发音。所以使得台湾社会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属于他们生活世界的重要议题与能够让他们在地下电台上畅所欲言地表达的机会，一直是被淹没、忽略、排挤的。在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的简炯仁，在出版于1995年8月的讨论台湾历史的著作中表示，关于当前的族群与语言议题，台湾人是对由中华民国政府所施行的国语政策“犹心有余悸”。因此，“如果冒然以河洛话为台湾的普通话，将会犯下霸道的河洛沙文主义的错误，引起其他弱势族群的不安，进而影响族群的融合。”专门研究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学者陈力生，则是在出版于2002年4月的著作中表示：“于今以闽南语为‘台语’，在乡土语言教学中，分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三个班次，置客语与原住民语言于‘台语’之外。这是福佬沙文主义的充分表现。”

2005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一职的学者赵会可表示，台湾当局的语言规划拥有一种特性，即是“只看重语言的高度政治意涵，而根本不考虑设立14种‘国家语言’是否可行”，其并且“也不反省提高闽南语地位是否对人口数居于劣势的客家族群、原住民是否构成‘福佬沙文主义’。”赵氏亦表示：“台湾当局和有关人士大力进行闽南语言文字及通用拼音方案的推广，一方面透露出‘福佬沙文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将‘台语罗马字’奉为‘正统’，实际上是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屈从。”任教于厦门大学的许长安，则是在2006年的讨论台湾乡土语言教学的论文中表示：“闽南语、客语、原住民各族语等等，作为乡土语言，我们相信所有人都会赞成应该要流传、而且互相学习。但是如果要将闽南语提升到国语的位阶，恐怕是一种福佬沙文主义的心态，无法得到其他族群的谅解。”于2004年至2006年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前中国共产党人阮铭，在出版于2009年4月的著作中指出，专门研究台湾历史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李筱峯是认为“独尊普通话（官北话）为‘国语’，而压制其他语言，和独尊福佬话为‘台语’，而排斥其他语言，都同样患着相当强烈的语言歧视和专制独裁心态”。

从语言与认同的关系来讨论问题者，亦不乏其人。作为美国政治学界中的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专家，任教于北卡罗莱纳州戴维森学院的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任雪丽，在出版于2010年的讨论台湾的专门著作中指出：“年轻人对于用语言判定一个人爱不爱台湾感到反感，语言对他们来说只是沟通的工具，不是族群认同的标记。”长期在德国担任中华民国外交官的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蔡庆桦，则是在出版于2020年的著作中表示，在德国社会中，所谓之“日常种族主义”的内容之一，是将“德国认同或是德国身份”与“是否能够使用德语”予以挂勾。而这种刻板印象，是很可疑的。以闽南语同父母亲交谈的蔡氏亦表示，在认同与语言的关系上，自己是“不觉得以语言来定义台湾身份是正确的事”。

文学

学者尹章义在出刊于1990年6月的研究台湾文学的论文中表示，“所谓‘台语’并不包含台湾所通行的各种语言而单指福佬话，可以说是‘福佬沙文主义’的产物。少数人认为‘独立自主的台湾文学’必须是‘台语文学’”。他指出，“假若我们明白台湾的福佬话也是大陆‘闽南语’东传的支流，建立在福佬沙文主义者所虚构的‘台语’之上的‘台语文学’，必定经不起经验事实的验证。企图透过‘台语文学’建立‘自主性的台湾文学’恐怕也只是一场易醒的春梦。”

于1990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博士邱贵芬，在运用西方后殖民理论来研究台湾文学的定位问题时表示，台湾本土文化的重整运动，其所触及的语言问题，确实拥有导致同在台湾的其他族群不安的福佬沙文主义危机。因此，他在挪用后殖民理论中的文化混种与学舌（mimicry）的概念上主张，台湾的国语，可以被视为台湾的语言，以作为不同母语族群之间的沟通工具，而不必将之视为外来的语言，且加以敌视。在思索问题的立场上，邱氏是赞同台湾本土运动，但是反对将“本土”化约为“福佬”与本土运动中所潜藏的福佬沙文主义倾向，以避免如作家李乔所言之对于其他弱势族群产生了另一次的“语言暴力”。而在现代的台湾文学作家中，也有意识到族群问题者。例如，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陈芳明，于2000年代，在讨论笔名为“履彊”的苏进强的写实主义文学的文章中指出，苏氏“是体认到台湾文化的主体绝对不是单一的、特定的族群所能垄断。汉人中心论或福佬中心论，都只会带来文化的伤害与内耗。他的小说不断指出，台湾文化的内容系由多种族群传统与历史记忆所构成。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彼此的优劣。”陈氏则是在提及自己去撰写《台湾新文学史》一书意向的文章中主张：“所有的汉人中心论、中原中心论、福佬中心论，都不可能在新文学史中称霸。这是因为各个族群的文学生产力，无论在视野、格局，或在技巧、审美方面，都足以克服各种称霸的企图。”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卢建荣，在讨论台湾的国族主义小说文本的著作中表示，在其“寓目所及的族群政治小说中，指出闽南沙文主义这点的”小说，大概是仅有出版于1994年由笔名“雪眸”的林国隆所撰写的《悲剧台湾》一本。

在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的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林瑞明，在出版于1996年7月的专门研究台湾文学的著作中表示，于1991年由林宗源、林央敏、黄劲连、李勤岸、胡民祥等廿人所组成的以闽南语创作的“番薯诗社”，其创作观念是认为“台语文学就是台湾文学”。林氏表示，他们所谓的“台语文学”，是专指以闽南语创作的母语文学。“这不免令人担心随台语文学的生根、发芽，又产生另外形式的语言霸权、文化霸权。”

政治

在一本出版于1987年10月3日的汇集当时海内外学者的讨论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项议题的著作中，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一职的李文朗表示，“几个星期前，国府行政院长施政报告的时候，一位民进党的年轻新贵，要求用台湾话质询，被禁止的时候，他于是破口大骂‘干你娘，来台湾四十年还不会说台湾话’。”他并且表示，“像这种无知无识的脏话，在世界任何国家里，尚是少见，居然发生在我们民主圣殿里。不仅没有什么祸害，而且自此身价百倍，当成民进党的中常委，成为台湾的‘民族英雄’。”1988年12月，在《中时晚报》任职的杨渡表示：“台独声浪与新国家运动在最近的连串发展中，已逐渐倾向于‘福佬沙文主义’，在许多政见场合或群众场合中，以闽南语高喊‘台湾独立万岁’及‘讲台湾话’的要求，已使得台独渐渐有福佬法西斯倾向”。

1994年9月24日，生为台湾原住民族中的阿美人的民主进步党原住民族委员会执行长夷将·拔路儿，在名为“族群的关系跟台湾民族的形成”的综合座谈会上表示：“现在很多台湾人还是停留在四百年历史的观念，好像四百年前的台湾是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他并且指出，在当时进行的选举活动中，由民主进步党籍候选人陈定南所提出的“台湾四百年来的第一战”的诉求，即是一种明显受到河洛人沙文主义所形塑的历史观念。对于这一观念，许多台湾的原住民，是无法接受的。在台湾的原汉关系的讨论上，于2009年时，任教于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赵刚亦指出，如果“早期国民党教育下‘吴凤牺牲自己感化凶蛮土著’的故事”，是“再生产了汉人学童对于原住民的优越感与刻板印象”，那么在中华民国政府解除戒严令以来，“特别是以‘伙伴’比喻政权与原住民关系的扁政权的‘多元文化’教育下”，其实“‘吴凤’仍然存在，且是以更细致、更矫情的福佬汉人中心主义的优越感顽强存在”。而它“只是偶而化名为‘吴沙’”。赵氏表示，此一优越感，可以从某个民间的出版社所编撰的描述漳人吴沙率人去垦殖蛤仔难且接受当地原住民馈赠土地的小学社会科教材当中见到。

1995年5月，笔名为“雷鸣”的新闻工作者蔡金宣表示：“福佬人的大沙文主义，实在既不合时宜，也过分的澎胀自己。台湾的社会目前的组合应该是福佬、客家、外省人和原住民。必须‘四大家族’，互助互谅，互勉共荣，岂能一族独大，包揽天下。”蔡氏也表示，发生于1988年12月由客家裔台湾人所发起的还我母语运动，是“在国民党没有少数民族政策和福佬沙文主义之下，寻求生存的一种奋斗求生的努力挣扎行为。”

在1996年3月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以后，为了检讨政治路线，民主进步党，即于同年4月12日，举行了名为“新世代反对运动大辩论”的座谈会。在当时的反省思潮下，TVBS，亦于同年同月20日，主办了“跨世纪大辩论”。它邀请了沈富雄、游盈隆、庄淇铭、段宜康、杨照、罗文嘉、沈发惠等人参加。在该辩论会中，属于台湾外省人后代的第7届台北市议员段宜康表示，民主进步党，应该要反省其“大福佬沙文主义”。段氏也表示，该政党，不能只利用台湾社会中既有的族群矛盾，来挑选在政治上最容易走的路线。

担任过民主进步党国际事务部主任一职的美国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杨照，则是在撰写于1996年5月的文章中表示，民主进步党内的政治团体——新世代，是以福佬沙文主义等词汇来剖析当时民主进步党人的弊病。他指出，“新世代”之为何有此一“枪口对内”的坚持道德的作法，主要是因为民主进步党人经常在台湾的语言使用上所表现出的问题——只讲自己的闽南话母语且不尊重台湾的其他族群的母语。杨氏认为，“新世代”的批评，是对的。不过，他们却没有提出能够解决这一语言问题的方案。而他则是认为，能够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其实不是要大家回归过去的“统一语言”的旧方向上，而是要大家尊重台湾社会中的“多语事实”。易言之，并不是决定大家应该均讲中华民国国语，或是闽南语，或是台湾的其他语言，而是使得大家可以理解多种台湾的语言。在一个多语的社会中，每个人均有使用自己的母语且使用自己所擅长的语言的权利，而在这些语言之间，并没有优劣高下的差别。杨氏亦表示，借由各党各派的支持者的影响力量，大家一起来学习容忍、尊重、欣赏别人语言的态度，才可以在选择中华民国国语，或是选择闽南语等企图建立单一共同语言的沙文主义与霸权精神中解脱。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彭怀恩，在出版于2000年6月的学术著作中表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观之，为了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系，未来的中华民国必须要从多种途径来强化其内部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其中，重视各族群平等的多文化主义，乃一受到国际舆论所支持的观念。该观念，是“反对任何的文化霸权，即无论是大中国沙文主义或河洛沙文主义”，其也“强调无论是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都有权利以自己文化表现，享受平等的政治参与。”他亦表示，这即是牵涉到承认政治（recognition politics）的问题。学者田上智宜指出，在还我母语运动发生以后，由作家锺肇政于1990年12月所提倡的“新的客家人”的理念，其是包含了去反对将客家裔台湾人排除在台湾人之外的福佬沙文主义。

参阅

• 语言歧视
• 仇恨言论
• 种族主义
• 重北轻南

• 台湾民族主义
• 台湾媒体乱象
• 台湾本土化运动
• 南绿北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