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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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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翼（英语：New Left），又称新左派，是一个使用广泛的政治术语，笼统地描述自20世纪60年代后在各国兴起的左翼意识形态，与先前存在的传统左翼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新左派”一词通常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中都有着不同的定义。

在西方，新左派是一个广泛的政治运动，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西方世界的活动家组成，他们为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问题，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环境保护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性别角色以至毒品政策等社会议题的改革而进行活动[1]。一些人认为新左派是对早期着重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阶层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工会运动的反对性反应，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新左派运动是传统左派目标的延续和复兴[2][3][4]。其中一些自称为 "新左派 "的人[5]拒绝参与劳工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理论[6]，尽管其他派别倾向于他们自己对既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看法，如美国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它借鉴了毛主义）[7][8]或德语世界的K-Gruppen。总的来说，西方的新左派与旧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关注文化问题而较少着墨于经济问题。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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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被誉为“新左派之父”[9]。

新左派的起源包括多方面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反应相当混乱，从而导致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发展出一种更民主的政治方式，并开始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苏联式左派政党的集权和独裁政治，这些由于苏联式共产党的专制性质而对其感到失望的共产党人最终形成了“新左派”[10]。

德国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被称为是“新左派之父”。他拒绝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的关注，马尔库塞认为，既然“所有物质存在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道德命令和禁令就不再有意义”。他认为实现人的情欲本性，即爱欲（Eros），是人类的真正解放[11]，然而，马尔库塞也认为，一个人的逻各斯概念（如“理性”）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吸收爱欲[12]。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1960年的一封公开信中普及了 “新左派”一词，他的著作也给了这场运动很大的启发[13]。米尔斯的传记作者丹尼尔-吉尔利写道，他的著作“对60年代的新左派社会运动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14]。

中国大陆的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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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新左翼

中国的新左派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争，这二者在中国大陆语境中都是学术界论战中常用的意识形态标签[15]。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于1980年代形成与发展，其往往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而中国的“新左派”这一名词往往被用来描述专注于研究后邓小平时期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并呼吁对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行批判性再评价以回应当前局势的派别[16]，如代表人物汪晖、胡鞍钢、杨帆、韩毓海、崔之元、甘阳、巩献田等。

由于中国大陆的现实情况，中国的新左派与西方的新左派存在较大差别且难以有一明确定义，中国新左派的思想大多介于毛主义、左翼民族主义、苏式社会主义和西方新左派之间[16]。在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下，中国的任何民间或学术“派别”都无法发挥其实际政治意义，因而有学者怀疑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左派[17]，另有学者质疑中国的新左派具有保守主义成分[18]。

日本的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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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日本新左翼

日本战后的左派运动发端于1958年，学生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些学运领导者已认为日本政府已沦为美国“战车”的走卒，并准备与美国在东亚发动战争，当时的全国性学生组织“全学连（日语：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総連合）”因而确立了“反帝和平斗争”的主轴。在1958年至1960年间，美日安保条约引发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的高峰，当时学生与工人、农人一起发动了抗争。1960年6月19日，20万人的反安保示威遭警方镇压，日本政府和国会强制通过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左派运动也暂趋消沉。

1966年，冷战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路线争论，日本共产党决定脱离所谓“中国路线”，同时积极与苏联修好。反对苏联路线的左派人士因此另起炉灶，发起所谓的新左派运动。

1968年至1970年间的第二次反安保运动带来了新左派的另一高峰。在70年代，日本的新左派发动了反越战、反美军基地与成田机场等等抗争，与政府的“机动队”爆发多次冲突，造成许多学生被捕，甚至遭机动队殴打致死的事件。另一方面，新左派内部出现了“赤军派”、“ML派（日语：共産主義者同盟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派）”（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等主张激烈手段的派别。

然而此时新左派内部的分歧也愈演愈烈，派系林立，联合赤军引发了山岳基地事件、浅间山庄事件，日本赤军发动了淀号劫机事件等一系列事件，激进的学生运动迅速失去支持，使得日本新左翼日益脱离群众与知识界，随着越战告终、中日建交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新左派进入了低潮时期[19]。日本民间除原有的“社会主义协会”、“东京唯物研究会”等左翼学术团体在坚持活动外，山口勇等左翼人士于1988年成立了“社会主义理论协会”，广松涉与饭田桃等人在90年代又成立了“论坛90”，其下分化为“结构改革派”与“市民派”。这些现象是苏联与东欧的剧变对日本思想界的冲击所致。

英国的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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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及1956年匈牙利革命，许多英国共产党党员退党，并加入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或英国工党[20]。

英国新左派聚焦于反核武运动与全球正义运动（英语：Global justice movement）。一些英国新左派分子加入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此组织即后来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另一些人则参加诸如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之类的团体。托洛茨基主义者塔利克·阿里在其著作《Street Fighting Years》中述及了他当年参与新左派抗争的情形。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在英国共产党内发起异议刊物《Reasoner》。他在被开除党籍后，开始从1957年起出版杂志《New Reasoner》。此杂志在1960年与《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合并为《新左派评论》。这些刊物试图从正统马克思主义出发，兼容修正主义、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的努力，即使是一名大学生读者，也能触及文化导向的理论家之想法。《新左派评论》普及了法兰克福学派、安东尼奥·葛兰西、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及其它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21]。其它新左派杂志尚有1964年起刊行的《社会主义年鉴》与1972年起刊行的《Radical Philosophy》。

随着美国新左派在1960年代中晚期渐显其校园导向，英国新左派的学生部分开始采取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为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22]。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对英国新左派产生强大影响。英国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而其他一些人则加入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英语：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等团体[23]。

美国的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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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新左派”泛指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时期的左翼激进政治运动，主体为大学生，其核心是1960年代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24]。此名源自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1960年发表的一封公开信 《致新左翼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New Left）。米尔斯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左派意识形态，摆脱美国老左派对劳工问题的关注（因为老左派在美国根深蒂固的领导层支持冷战和实用主义的建制政治），转而更广泛地关注反对异化、失范和专制主义等问题。米尔斯主张从传统左派转向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并强调运动的国际视角[13]。 根据戴维·伯纳的说法，米尔斯在当时声称，无产阶级（指马克思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统称）已经无法再成为革命力量；革命变革的新推动者是世界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24]。

1964-1965学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内举行了一场名为言论自由运动的学生抗议活动，由学生马里奥·萨维奥、布莱恩·特纳、贝蒂娜·阿普特克、史蒂夫·韦斯曼、阿特·戈德堡、杰基·戈德堡等人非正式领导。在当时前所未有的抗议活动中，学生们坚持要求大学行政部门解除对校园政治活动的禁令，并承认学生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特别是在此期间，马里奥·萨维奥发表了名为《机器的运作》的演讲，号召“你们必须向运行机器的人，向拥有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获得自由，否则机器根本无法工作”[25]。

在冷战期间里，美国的政治人物多数都是采取反共主义的姿态，新左派宣称他们的主张是“反反共产主义”，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主动拥抱共产主义。新左派反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他们称之为“建制”，而反对这种结构者就称为“反建制”。新左派专采积极行动主义的组织方式，不与产业工人结盟。许多新左派人士自认能发起一种较好的社会革命。

美国的一部分新左派思想家或多或少受到了越战与文化大革命影响。一如英国新左派，他们也相信赫鲁晓夫的批判点出了苏联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未因此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许多美国新左派认为，既然苏联不再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中心，须有新一代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家取代其位置——例如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格瓦拉[26]。

美国新左派的其它成分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上承美国的激进左派传统，并审视世界产业工人与先前的工联运动。此群体以历史期刊《激进美国》（Radical America）相联系，分成数个小群。美国的自治主义也源于这股潮流，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哈利·克利夫尔（英语：Harry Cleaver）的主张[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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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丁学良：中国只有老左派 没有新左派. 2010-08-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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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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