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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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年8月10日暴动 | |||||||
|---|---|---|---|---|---|---|---|
| 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 | |||||||
 《夺取杜乐丽宫》 让·迪普莱西-贝尔托(1747-1819) 凡尔赛宫国家博物馆，1793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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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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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安托万·约瑟夫·桑泰尔 弗朗索瓦·约瑟夫·韦斯特曼 夏尔-亚历克西·亚历山大 克洛德·富尼耶 克洛德·弗朗索瓦·拉佐夫斯基 |
 路易十六  奥古斯丁-约瑟夫·德·马伊 卡尔·约瑟夫·冯·巴赫曼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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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12门火炮 |
950 瑞士近卫队 200至300名皇室保镖 部分保皇党国民卫队 | ||||||
| 伤亡与损失 | |||||||
| 200至400人被杀 |
600人被杀 200人被俘 | ||||||
1792年8月10日暴动是法国大革命的里程碑事件之一。8月10日，经由暴动的巴黎公社及来自马赛和布列塔尼革命的国民警卫联盟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攻入杜乐丽宫后，导致了法国君主制的崩解。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室受到国民立法议会的庇护，立法的功能暂停。六周后，新国民公会组成，正式的结束了君主制度的运作。这暴动及其导致的成果革命历史学家最常用的简称为“8月10日事件”；或者称为二次革命。
事件脉络
[编辑]1792年4月20日，法国对刚刚完成帝位交替（新皇弗朗茨二世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宣战，同时普鲁士也加入对抗法兰西的阵营。法国在最初的战斗中一败涂地，再加上指券崩溃和食糖的价格飞涨，广大基层民众生计无以为继，社会动荡，盗匪流窜。这场灾难首先归咎于国王和“奥地利委员会”（Austrian Committee），其次就是主战的布里索和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领导的吉伦特派。[1]
国民立法议会在5月17日通过，按教士的公民组织法20位公民可请愿将拒绝宣誓的教士立即驱逐出境。5月29日，通过解散由贵族统领的国王卫队。6月8日，通过在巴黎附近建立20000名国民警卫联盟国民自卫军。路易十六否决了这三个法令，解除了布里索等吉伦特派的部长职务[2]，并组成由君主立宪派（斐扬俱乐部）为主的新内阁，导致国王与议会和巴黎人民的对立更加严重。6月16日, 当拉法耶特侯爵致信给国民立法议会，建议压制“无政府主义者”和政治俱乐部在首都的活动，使事情的发展到达临界点。[3]
6月19日，路易十六否决国民立法议会的法令，正好是网球厅宣誓公布引发革命3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次日，群众组织发动示威游行向国王施压。路易十六在群众面前现身，戴上象征自由的红色弗里吉亚帽，并为国家昌盛举杯祝福，但既拒绝批准法令也不召回被撤换的部长。巴黎市长佩蒂翁被停职。6月28日，拉法耶特侯爵离开军队驻地，出现在国民立法议会，要求代表们解散雅各宾俱乐部，并惩罚6月20日示威游行的参与者。[4]议员们拒绝服从，且指控其擅离指挥职务。国王拒绝了这位长期执行他的监禁任务者的所有逃跑建议，拉法耶特侯爵匆忙离开了巴黎。罗伯斯庇尔称他是叛徒，群众在巴黎皇家宫殿烧毁拉法耶特侯爵的刍像。拉法耶特侯爵无伦在法国内外都失去容身之所。六周后，他在逃往英格兰的途中被捕，投入奥地利监狱。[5]拉法耶特的主张与法兰西民族情操严重对立；在领导法军期间，他亦无所作为，放任普鲁士在莱茵地区集结，这些都成了他失败的缘由。[6]
7月2日的法令授权各地组职国民警卫队，他们许多人已经在前往巴黎的途中，参加夏至联合会仪式; 另一个7月5日宣布在的危及国家的事件中所有壮丁可能被征招并征用必要的武器。六天后，国民立法议会宣布祖国陷于危难。[7]
横幅被安置在公共广场，赫然写着：
你会允许外国群众像毁灭洪流一样蔓延在你们的乡村吗?！他们蹂躏我们的收成！他们用烈火和杀戮摧毁我们的祖国！总之，他们用染着你们最亲爱人鲜血的铁链征服你们......
公民们，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8]
走向危机
[编辑]7月3日，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引导更大范围的辩论，对国王的人说出可怕的威胁："法兰西的皇族以国王的名义试图唤醒所有欧洲皇室对抗这个国家，维也纳和柏林皇室缔结了皮尔尼茨宣言形成穷凶恶极的联盟，要为国王的尊严报仇;我们已经看到以前的保镖卫队匆忙的加入在日耳曼的叛乱旗帜，来保卫国王; 流亡者正恳求并受雇于奥地利军队，来协助国王，准备刺向祖国心脏......这些都是以国王的名义，自由正被攻击…....但在1791年宪法第二章，第一节，第6条，我宣读：如果国王将他自己作为军队的首领并调转他的军队对抗国家，或者如果他没有明确表明他反对任何这样的冒险组织以他的名义进行，他应被视为已放弃他的皇家职务。"
韦尼奥回顾皇家否决权，已在各省造成了混乱，将军们故意不采取行动，为入侵敞开了道路; 他向国民立法议会提出指控----尽管是通过暗示而不是直接----路易十六已经被框陷在1791年宪法，这个章节的范围内了。通过这种方式，他将罢免国王的想法置入群众心里。他的讲话，经国民立法议会在法兰西各省流传，产生巨大的影响。[9]
回避皇家否决武装阵营的解散，国民立法议会邀请各省国民自卫军，在开赴前线途中，先来巴黎，表面上是为了纪念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庆祝活动。这些国民警卫联盟比邀请他们的代表们具有更激进的观点，并在7月中旬，他们请愿国民议会废黜国王。没有完成决定性一击的国民警卫联盟不愿离开巴黎，并会同7月25日由布雷斯特到来的300名和五天后由马赛到来的500名 ，他们以巨大的影响力参与革命，并在巴黎街道上高唱自我命名的马赛曲。[10]
国民警卫联盟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和一个秘密的理事会，其中包括一些巴黎的领导人，并因而确保与各部门可直接接触。在7月15日前，已成立了一个来自各个部门警卫队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在这个本体很快出现了一个五人的秘密委员会。布卢瓦的沃茹瓦（Vaugeois），德龙省的德贝斯（Debesse）、卡昂的纪尧姆（Guillaume）和斯特拉斯堡的西蒙（Simon）在巴黎几乎没知道，以至于只是历史的纪录：但他们是震撼法兰西运动的发起人物。他们会见了在莫里斯·迪普莱圣奥诺雷路家里聚会，那里也是罗伯斯庇尔的住处，在其第五个成员安托万——梅斯市市长——也住在那里。他们商量后带着一群部门领导，他们这些彼此都不认识----记者卡拉让-路易·卡拉和安托万·约瑟夫·戈尔萨、夏尔-亚历克西·亚历山大和来自圣马塞尔郊区的克洛德·弗朗索瓦·拉佐夫斯基、克劳德·富尼耶、弗朗索瓦·约瑟夫·韦斯特曼（他们之中唯一的军人）、加兰面包师傅（Garin）、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来自” 圣安东尼郊区的 安托万·约瑟夫·桑泰尔。[11] 日常会议是由各分队自行招集，7月25日国民议会核准他们举行连续的集会。27日，巴黎市长佩蒂翁允许在”巴黎市政厅”成立的“联络办公室”。
并非所有的分队都反对国王，但被动的市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30日在法兰西剧院的分队问题给予所有成员投票权。在分队会议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与温和派发生意见冲突并逐渐占了上风。7月30日的法令接受被动公民加入国民自卫军。[12] 8月1日传来由不伦瑞克公爵签署宣言的新闻，威胁，如果路易斯和他的家人受到伤害，就立刻对巴黎的人民进行审讯：“他们将受到惩戒性的惩罚和永远难忘的报复，将巴黎城市交由军事管制，并彻底销毁，而有罪的暗杀叛乱犯，给他们应有的处决“。[13]布伦瑞克宣言8月1日在巴黎广为人知; 当天和随后几天巴黎的人民得到消息，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进入军法兰西的领土。这两个事件使共和政体的精神升温导致革命的愤怒。
26日显示了暴动凶兆，30日又再现。经由巴黎市长佩蒂翁的努力推迟了两次，8月3日他参与了分队向国民立法议会的请愿。巴黎的48个分队，除了一个，都一致行动。佩蒂翁通知国民立法议会，分队已经“收回他们的统治权”，因而他除了说服没有管制人民的权力。在圣安东尼郊区的“三百病床医院”分队，直到8月9日甚至拒绝起诉拉法耶特侯爵。那天晚上，警钟响了。[14]
暴动
[编辑]杜乐丽宫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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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以为进行攻击杜乐丽宫巴黎没有很大的风险。这不是当时普遍的看法。国王未能收买人民的领导人。依据皮埃尔·维克托·马卢埃叙述，三万七千镑已经支付给市长佩蒂翁和安托万·约瑟夫·桑泰尔，得到毫无价值停止暴乱的承诺。他拒绝了最后一分钟的退位建议，现在不仅是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和马格里特-埃利·加代，由于他们引起事态的转变，就连他忠诚的老部长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也感到惊慌。他决心保卫杜乐丽宫。他的支持者已经预期并事先已准备应对这各攻击，也有能成功防御的信心。防御计划，由职业军人制定的，6月25日已被巴黎政府部门正式通过：这是他们维护行政权力的公务职责。这座宫殿很容易防守。它两边-由950名瑞士雇佣老兵唯一正规部队驻防（传闻他们数量有四倍之多）; 还有930名国家宪兵，2000名全国卫兵，和200-300 名圣路易斯骑士，以及其他保皇党志愿者支援。五千人应该是足以应付防御的需求; 然而,看起来也是，有一些疏忽，他们严重地缺乏弹药。
治安间谍给公社的报告，地下通道已经完成增派部队可以从他们的营房秘密的进入。[15]安托万·加利奥·芒达·德·格朗塞，简称“芒达”，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对他的国民自卫军不是很有信心，但他的命令的语气是那样坚决，它似乎能稳住部队。他已经配置一些部队在新桥，以防止在河两岸暴动者之间的连接，这可以阻止他们的任何合并活动。[16] 而且，这不是攻占巴士底狱事件。有名气的领导人可能会很犹豫地抛出一个不确定的数量半培训的和未经考验的志愿者，跟随用长矛武装没有纪律的暴徒，对抗如此难以应付的堡垒。王座的支持者应会有预期的胜利。[17]
防御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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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有三个人在皇宫，巴黎市长佩蒂翁，的安全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时，巴黎行政部门检察官和“芒达”，国民自卫军指挥官并负责军队防御杜乐丽宫的所有细节，他们的出现是确保王室的安全。所有这三人都抛弃了国王。佩蒂翁佯装，他不得不来保卫王室成员; 但在凌晨2点，自称自己被一群保皇党枪手威胁，他服从议会的招唤回去报告，他已经采取所有可维持和平的预防措施，不光彩的由市长职位退休，就像他之后说的，他被暴乱公社下令关在市长室。检察官的第一个行动是保证王室会有任何攻击。他的第二个行动，当布隆德尔(Blondel)，巴黎行政部门的秘书，一系列新闻简报中明确表明，攻击迫在眉睫，说服国王路易放弃宫殿的防御并将自己置于国民议会的保护下。“芒达”，视察宫殿的防御布置后，被窝德尼(Roederer)说服（杜乐丽宫防御的第三个致命错误），顺从市政厅奸诈的招唤。[17] “芒达”对暴乱公社的组成一无所知，他在没有任何保驾护送的清况下离开了。他被逮捕，之后不久被谋杀。他的指挥权被转移给安托万·约瑟夫·桑泰尔。[16]
于是，约在早上七点时联合纵队的领导被看到进驻宫殿的后面，这里没有人下令防守。路易斯，睡意朦胧地视察他的驻军，“盛装，戴着配剑，但敷粉假发的粉末掉落下来”，被迎面而来的一些国民卫队呼喊“国家万岁！”（Vive la nation!）和“抵制否决！”（A bas le véto!）。路易没有回答，回到了杜伊勒里宫。在他身后的行列中爆发争吵。枪手大声宣称他们将不会向他们的同胞开火。[16]
憎恨暴力和害怕流血，路易心甘情愿听窝德尼的建议，他应该放弃宫殿的防御。女王自负的敦促他们应该留下来战斗。甚至在第一声枪声之前，王室成员已伤心穿过花园撤往议会的大门。“先生们，”国王说，“我来到这里，以避免犯下更大的罪行；我想我不可能比你们更安全。” “陛下，” 主持会议的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回答，“你们可以依靠国民议会的牢固性。它的成员已经用生命宣誓维护人民的权利，以及宪政的权威。” 然后国王坐在主席旁。但是弗朗索瓦·沙博提醒他说，议会不能在国王面前协商，然后路易斯连同他的家人和部长退席，到主席背后的记者房间。[18] 在这里，当代表们讨论了他的命运时，国王有一个座位，以他的惯有的平淡冷漠高傲态度，让他聆听。皇后坐在房间的横座，亲王坐在她的腿上—对她，至少，他们的悲剧情况是显而易见。[17]
对杜乐丽宫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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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离去，抵抗的诱因也消失了。防御方法也已因国民自卫军护送国王的离去而解除了。国家宪兵离开自己的岗位，高喊“国家万岁！”，而国民自卫军的倾向开始向叛乱分子移动。在河的右岸，是圣安东尼郊区的一大群人，在和左岸的，有圣-马塞尔郊区，布列塔尼和马赛的国民警卫联盟，向前自由行进，就如同在游行。当时许多地方已下令把守，但全然没有前来阻挡，如在圣让商场、桥梁通道、沿岸码头以及卢浮宫。先头的卫队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前，都装备了刀具，棍棒，长矛和，遍布被遗弃的卡鲁索广场，接近八点钟前进，先头的纵队，由弗朗索瓦·约瑟夫·韦斯特曼带领，到达杜乐丽宫。[19]
早上八点钟开始攻击杜乐丽宫。根据国王的命令，瑞士军队退到了建筑物的内部，庭院的防御完全交由国民卫队。马赛国民自卫队冲了进来，和国民警卫队枪手们称兄道弟，达到门厅，登上宏伟的楼梯，并呼吁瑞士卫队投降。“向国家投降！” 约瑟夫·韦斯特曼用德文大喊。“我们认为自己蒙羞了！” 对方回答。[20] “我们是瑞士人，瑞士人不要放弃他们的武器，而是和他们的生命在一起。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受这样的侮辱。如果不再需要军团，让它合法的解除。但我们不会离开我们的岗位，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武器从我们手中拿走。“ [19]
瑞士卫队堵住城堡的窗户，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两个部队面对面僵持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人作出明确的举动。几名攻击者和睦的向前进，瑞士卫队从窗户扔出一些子弹，并作为和平的象征。暴乱分子穿透到门厅里，直到他们遭遇城堡的其他护卫部队。这两个部队仍然面对面的在楼梯上对峙了四分之三小时。隔栏将他们分开，虽然不知是那一方先发动攻击，然后战斗开始了。[21] 瑞士卫队，从上面射击，清理前庭和天井，冲下进入广场，缴获大炮; 叛乱分子被击溃逃离现场。不过，最勇敢的，在卡鲁索广场房屋入口后面集结，把火药扔进天井的小型建筑物，放火焚烧。随后瑞士部队反击，跨过尸体，缴获大炮，收复了宫廷入口的场地，越过卡鲁索广场，甚至带走集中在那里的枪。[20] 就如在攻占巴士底狱般，背信的怨诉盛嚣尘上和被认定为伏击的攻击，此后瑞士卫队成为部分无套裤汉暴力仇恨的主体。[22][23]
在那时刻，圣安东尼郊区部队赶到，实力增强的暴动分子将瑞士卫队推回到宫殿。路易斯，在借用”室内马术学校”的国民议会听到枪声，在一张小纸片写：“国王下令瑞士卫队立刻放下武器，以及退回到军营。” 在这样的时刻服从这个命令，几乎意味着必死无疑而且瑞士的军官了解在战争剧烈的中途这是没有用的，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然而，瑞士卫队的处境很快就支撑不住了，他们的弹药不足而且伤亡人数上升。然后出示国王的备忘录，守卫部队奉命解除契约任务。瑞士卫兵的主体由皇宫溃败，并通过建筑物后方的花园撤退，一些在国会大厦寻求庇护：一些被包围了，带到市政厅，并路易十四的雕像下方处死。九百名卫队只有三百名幸存。[24]
大屠杀还包括男性的朝臣和皇宫工作人员。然而，皇宫女性成员在大屠杀中似乎没有被杀害。据珍妮-路易斯-亨丽埃特·康庞描述，女士们，在等待被聚集在一个房间，女王的套房，而当他们被发现，一个名叫佩蒂翁的男子，阻止他们的攻击并大声喊道：“不要伤害女人！不要玷污了这个国家！“ [25]作为女王的整个家庭在她的公寓云集，这也可能包括女随员。康庞也提到了这个房间外的两个女仆，除了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在他们旁边被杀害外，没有一个人被杀害，也呼喊阻止：“我们不杀女人。” [25]女官们，根据康庞的描述押送监狱。[25]
国王身边人员的总损失约八百名。在叛乱分子这边，被杀害或受伤约376名 ----国民警卫联盟83人和国民自卫军的285人：来自于巴黎小商店和从事劳动的普通市民。这些措施包括头发修整和马具制造商，木匠，细木工，和油漆工，裁缝，帽商和制鞋降，锁匠，洗衣工和家庭佣人。两名女战斗人员中受伤。[24]
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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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的夏天危机（夏天灾难）是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众运动借由推翻君主制，有效地对整个欧洲（的君主制）下达了最后通牒；另一方面，对外宣战和推翻君主制，都在内部严重的激化了革命的热度。因此，现在如果还继续在政治上排斥所谓的“消极公民”（无投票权者），很明显是不正确的行为。此时民众已有了强烈的共识：如果革命要进行下去（并捍卫其成果）的话，就必须招集并动员国家所有的资源和力量。[26]
于是乎，现在连“消极公民”都被赋予了选举权，这场第二次革命上带来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并实质上把国家改制为共和国。但它并没有像第一次革命（“攻占巴士底狱”）那样，得到全国热烈的响应和几乎全体一致的大力支持。自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的首开事件以来，已经带来一连串的争议与分歧：许多人民（几乎是农民）跟从并站在“倔强教士”的一边，反抗中央政府（已由巴黎市民控制）推展的革命运动；另一些支持革命的人，批评8月10日的过激暴动；再另一些支持革命者，则对8月10日的后续演变感到惶恐不安。于是就人口统计上来说，虽然全法国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民实际参加或毫不犹豫地力挺这场暴动，但这群少数人已决定，将以专断及不择手段的方式，全力镇压并扑灭反革命力量。[27]
国民立法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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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件对国民立法议会的冲击几乎是同样的瞩目惊心。在8月10日晚上，超过半数议员的出逃而缺席，只有284名代表们出席在自己的座位上。[28] 议会焦急的注视着王政与共和两派斗争的情况，情势可说是瞬息万变。只要这个争端没有解决，路易十六仍会如同国王般被对待和敬奉。但很快的暴动者获得绝对的胜利，大会宣布暂停国王的职务。国王立刻置于严密的监控。议会本来希望将他安置在卢森堡宫，但暴乱公社要求他应该被带到圣殿塔，这个监狱更小、更容易监控国王。[29]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保留了制宪议会，8月10日对国民立法议会宣判：当天的胜利者打算解散议会，并保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由于新的公社，尚未组成，不愿惊动各省，吉伦特派被保留，革命深陷于进退不得的泥坑。剩余的立法议会暂时仍然存在但承认公社，通过选举增加至288名新代表。议会任命了几个先前的吉伦特派部长并加入加斯帕尔·蒙日和皮埃尔·亨利·埃莱娜·玛丽·勒布伦-通迪组成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议会表决，经由普选产生的议员，共同召开国民公会，于是领导国家未来的最高机构诞生了。[30] 它的一个第一个行动就是发布废除君主制宣言。
社会变迁
[编辑]随着杜乐丽宫的沦陷，巴黎式的社会面貌经历突然的变化。八月暴动大大增加了无套裤汉的影响力。在旧公社，中产阶级是主导，而新建的公社中，工匠的数量比律师多出一倍，这些律师也多是态度暧昧之辈，和1789年的律师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公社本身也就是"在48州联邦共和国的一种联邦议会"。它对各派系只有非常微弱的控制，开始试行卢梭主张的直接民主。“被动”公民被允许参加会议，治安法官与警察被解雇，派系全民会议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人民法院”，而一个新的革命监督委员会全力追捕反革命。对于巴黎的贵族而言，与攻占巴士底狱的1789年7月14日相比，1792年8月10日才真正标志着旧政体的结束。[28]
8月10日的胜利者首先关注的就是建立他们的独裁统治。公社立即压制反对派刊物，关闭了收税站，并通过多次家庭查访抓捕大批难驾驭的教士和贵族名流。8月11日，立法议会给了各地政府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31] 这些志愿者准备开赴前线，谣传:”他们的离去就会是囚犯起义的信号”而且传闻迅速蔓延。无套裤汉冲入监狱处决囚犯的浪潮接踵而至，后来被称为九月屠杀。[32]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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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 向瑞士卫队的忠诚和勇敢致敬
为了让革命者明白8月10日的暴动于事无补，普鲁士军队于进入法兰西境内。仅仅一周，强大堡垒隆维即陷落。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宣布它已移交给敌人。月底，普鲁士人抵达巴黎东面最后的门户凡尔登。巴黎相信凡尔登只能做出象征性的抵抗。这场战争本来似乎能将革命印象胜利，现在却适得其反。[33]
9月2日，警炮大作，同时击打警鼓慛促公民到他们所属的警卫队。巴黎的墙上贴满了招募海报，其警语“拿起武器，公民们，敌人已兵临城下！”许多读者从字面意义理解。在国民议会，丹东结论出他最著名的讲话：“大胆行动，还要更大胆行动，而且持续的大胆行动，法兰西就会得救！”（"De l'audace, encore de l'audace, toujours de l'audace, et la France est sauvée!"）无套裤汉再一次的回应，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两万公民为了捍卫革命由巴黎出发。[34]
参考文献
[编辑]- ^ Thompson 1959，第267页.
- ^ Soboul 1974，第245页.
- ^ Pfeiffer 1913，第221页.
- ^ Soboul 1974，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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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mpson 1988，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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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mpson 1988，第152页.
来源
[编辑]- Aulard, François-Alphons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789-1804, in 4 vols. Vol. 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 Hampson, Norma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Routled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ISBN 0-710-06525-6.
- Lefebvre, Georg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its Origins to 1793 vol. 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ISBN 0-231-08599-0.
- Madelin, Louis.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6.
- Mathiez, Albert.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9.
- McPhee, Pe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ISBN 0-199-24414-6.
- Mignet, François.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814.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2011.
- Pfeiffer, L. B. The Uprising of June 20, 1792. Lincoln: New Era Printing Company. 1913.
- Rude, Georg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Soboul, Albert.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7-1799.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ISBN 0-394-47392-2.
- Taine, Hippolyte. The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France, Volume 3.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2011.
- Thompson, J. M.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9.
外部链接
[编辑]
- The document by which the National Assembly formally deposed Louis XVI and called for the Conven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ranslated into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