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波旁復辟

法蘭西王國
Royaume de France
法蘭西王國 Royaume de France
1814年－1830年
	國旗國徽
	格言："Montjoie Saint Denis!"; 「蒙茹瓦（英語：Montjoie Saint Denis!），聖德尼！」
	國歌：《法蘭西王子返回巴黎（法語：Le Retour des Princes Français à Paris）》; 法語：Le Retour des Princes Français à Paris
	1816年的法蘭西王國
首都	巴黎
常用語言	法語
宗教	羅馬天主教
政府	君主立憲制
國王
• 1814年—1824年	路易十八
• 1824年—1830年	查理十世
首相
• 1815年	塔列朗（首任）
• 1829年—1830年	波利尼亞克（末任）
立法機構	法國議會
• 上議院	法國貴族院
• 下議院	法國眾議院
歷史
• 拿破崙一世首次遜位	1814年4月6日
• 百日王朝	1815年3月20日－7月8日
• 法國鎮壓西班牙革命	1823年
• 七月革命	1830年7月
• 七月王朝宣佈成立	1830年8月9日
貨幣	法國法郎
ISO 3166碼	FR
前身	繼承
	法蘭西第一帝國
	百日王朝
百日王朝
七月王朝

法國波旁復辟（法語：Restauration）指從1814年4月6日拿破崙一世首次遜位到1830年7月29日法國七月革命的歷史時期。波旁復辟時期，法國又回到了波旁王朝的統治之下。雖然主權由君主行使，但他們的權力受到《1814年憲章》限制，此時的法國實際上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在這一時期，法國產生了兩位國王：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他們都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六在1792年被廢黜，在1793年被處決。

法國波旁復辟一再為百日王朝所打斷。被廢黜的拿破崙一世在1815年3月20日至7月8日間奪回了權力。這段插曲把這一時期分成了「第一次波旁復辟」和「第二次波旁復辟」。波旁復辟之後，是1830年至1848年的七月王朝。同樣，七月王朝受到新的《1830年憲章》限制，路易-菲利普一世登基為王。他是1814年至1830年間的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三世，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弟弟奧爾良公爵腓力一世的後代（自1848年以來，奧爾良公爵的後代是法國王位的覬覦者，目前是巴黎伯爵）。

這一時期是議會制開始的試驗期，同時，它保存了一些法國大革命的成果。

因此，這一時期見證了君主立憲制的試驗。同時，在一個混亂的國際環境中，這是一段相對和平的時期。工業革命引發了深刻的經濟動盪和社會動盪。政府的政策受到了影響。

在國內政治上，它是君主制的回歸，但被真正的議會生活所影響，其特點是極端保皇派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振盪。

政權歷史

波旁家族的努力回歸（1814年至1815年）

法蘭西帝國的終結

拿破崙在1812年底從俄羅斯撤退以後，與第六次反法同盟進行的「德意志戰爭」又遭受挫折，法蘭西帝國變得十分脆弱。緊接着是1814年「法國戰爭」的失敗，民眾已經厭倦了戰爭。拿破崙對和平條件的不妥協導致反法同盟國家發動了一場無休止的戰爭，直到促使其垮台。法國人民對反法同盟的入侵做出不同反應，一些人頑強地抵抗，而其他人，尤其是巴黎民眾，歡迎入侵者並把他們當作解放者。這時，對戰爭的厭倦和對停止徵兵徵稅的渴望把一大部分人團結到君主制復辟這個念頭的周圍，而它似乎能提供這個保證。

不過，反法同盟國家對王位的人選問題出現了分歧。波旁家族的後代得到了英國的支持，然而俄羅斯卻極力反對。在根據事態的發展做出決定之前，還準備了幾種方案。這使得事情向有利於普羅旺斯伯爵（未來的路易十八）的方向發展。他的親信在許多城市，尤其是波爾多，成功地激起了人們對波旁家族的好感。同時，拿破崙退隱到楓丹白露，只留下塔列朗在巴黎同外國勢力進行談判。塔列朗成功地操縱參議院和立法團於4月2日宣佈廢黜皇帝拿破崙，並把王位給予普羅旺斯伯爵。塔列朗在說服俄羅斯相信這一方案的可取性之後，他使一部憲法（《1814年憲法》）獲得了通過。這部憲法接近於《1791年憲法》，結果引起了君主制擁護者們的強烈不滿。同一天，拿破崙退位，並成為厄爾巴島公國的統治者，還可以依靠這個頭銜獲得津貼。

普羅旺斯伯爵此時還在英國，是他的弟弟阿圖瓦伯爵首先回到法國，勉強地接受了要有一部憲法的觀念，但並沒有因此在文本上宣誓。另外還決定用白色旗取代三色旗，這令軍隊感到失望。新的統治者於4月底抵達法國，並於5月2日與參議員會面。在他的《聖旺宣言》中，新國王對人民的主權提出了質疑，並且決定對給予他權力的這部憲法進行修改。為了確保自路易十六以來統治的連續性，同時考慮到路易十七的「統治」，他決定選擇路易十八這個名字。實際上，自1795年路易十七死後，他就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法國的統治者。

儘管有這些聲明，路易十八組建的政府是溫和的，這是調和的結果。5月30日，簽署了《巴黎條約》（1814），跟反法同盟國家達成和平。法國恢復到1792年的邊境，但有一些附加條款，被迫喪失掉部分殖民地和所有在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法蘭西帝國戰爭時期征服的地方。條約是通過塔列朗協商的。儘管條約基本上有利於法國，但是在新政權一開始就丟失領土，這成為隨後被反對黨反覆指責的一件事。

第一次波旁復辟

路易十八獲得王位標誌着第一次波旁復辟的開始。反法同盟國家希望確保路易十八授予法國一部憲法，以此作為穩定與和平的保障。

塔列朗的《1814年憲法》被否決，成立了一個拼湊的新的委員會。委員會迅速起草了一部命名為「憲章」的文本，他們找出這個跟君主制有關的詞彙，為的是跟憲法這一理念的革命形象決裂。這部「憲章」是一部妥協的本文，它承認法國大革命期間獲得的重要原則（宗教自由，賦稅面前平等，...）。為了重建國家的凝聚力，對1814年以前的行為進行政治特赦。然而，另一方面，「憲章」重申了君主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以及他解散眾議院和任命貴族的能力。議院是通過納稅選舉制選出，擁有比第一帝國時期更大的權力；司法體系主要承襲自第一帝國，尤其是《民法典》。「憲章」是本着妥協的想法編寫的，它招致了最強硬的保皇黨人的譴責，特別是宗教團體「信仰騎士」的成員。然而，文本過於含糊不清，以至於不同的政治派別都期待它在實施上符合自己的希望。

同時，路易十八於5月12日下令重組法國軍隊的步兵部隊，以便「為和平確定法軍步兵部隊的力量和編制」，並且拋棄三色旗，使用法國王室的白色旗。

組建的政府沒有首腦，所有的部長都向國王匯報，同時，政府受到俄羅斯大使和英國大使的監督。對這個1791年就離開了的國家，路易十八已經不太了解，他發起了大規模的統計調查，為的是更好地熟悉他所統治的居民。新聞自由也讓他了解到反對政權的那些批評。貴族受到尊重，好讓他們忠誠，而宮廷又開始過起奢侈的生活。

外交部長塔列朗親王的出現使法國能夠參加維也納會議並繼續維持大國的地位。在國內，財政部長路易男爵實施了一項財政政策旨在恢復國家的財政，特別是出售許多公頃的森林（其中一些是從教會沒收的），另外，儘管有所許諾，然而繼續徵收間接稅，這尤其涉及到普通人的生活用品。雖然這項政策顯得很有效，但卻使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窮人。

此外，貴族，特別是流亡者，不欣賞路易十八為尋求統一所致力的精英混雜的企圖。實際上，法國大革命的貴族受害者原本希望收到賠償，不過他們得不到。另外，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神職人員勢力的回歸，他們強迫宗教遊行和贖罪儀式，並且禁止星期日假期，同時在教育領域獲得某些特權。這必然引起批評，有時甚至激起反教權主義。最後，軍隊人數減少，軍人遇到困難，使他們產生不公平的感覺，加之一些士兵早已因拋棄三色旗而受到傷害，這些士兵對政權的反對進一步升級。波旁復辟源於對和平的希望，然而，隨後暫時的平靜使分裂再次出現，使希望再次落空：阿圖瓦伯爵的親信為實現一個更加專制的政權而積極活動，他們過分的行為阻礙了路易十八的和解之舉。逐漸地，反對派覺醒了。

百日王朝

這些反對者，尤其是軍人，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拿破崙身上，他是昔日勝利的象徵。對拿破崙而言，他沒有領取國家應該支付給他的年金（根據其退位條件），並決定利用越來越多的反對者，試圖重新獲得權力。1815年3月1日，他率領一千人在胡安灣登陸。面對他的前進，政府做出的反應是試圖用軍隊對抗他。許多人加入拿破崙不斷壯大的隊伍，防守巴黎顯得很困難。最具標誌性的背叛發生在內伊元帥身上，他站到拿破崙一邊，反對拿破崙似乎是情非得已。

面對不利局面，路易十八選擇離開這個國家，而這就恰恰發生在拿破崙進入首都之前。3月23日，路易十八越過邊界，準備前往根特。在外省，保皇黨人的暴動企圖以失敗告終。雖然成立了流亡政府，但是路易十八很清楚，他的王位的前途與外國勢力的活動關係密切。1815年6月18日，拿破崙在滑鐵盧戰役被打敗，百日王朝很快就結束了。

在混亂與嚮往自由主義之間，第二次波旁復辟的開始（1815年至1820年）

回到君主制

儘管拿破崙倒台了，波旁家族的處境卻並不怎麼令人羨慕。路易十八的政權頃刻就崩潰了，在外國勢力的眼中，把這作為穩定性的保證是無法令人信服的，他們認真地考慮求助於奧爾良家族。對於流亡中的路易十八，唯一的支持者是滑鐵盧的勝利者威靈頓，一位有威望的支持者。但是，就像在第一次波旁復辟的時候一樣，外國勢力決定根據國內形勢的發展權宜行事。這不是很有利：眾議員們對國王仍懷有敵意。

富歇的作用是決定性的。通過操縱議院，同時排除所有潛在的覬覦者，並宣佈法國投降，他為路易十八的返回鋪平了道路，而俄羅斯軍隊7月6日抵達巴黎更加速了路易十八復位的進程。兩天後，在塔列朗的支持下，路易十八返回首都，這令反法同盟國家感到意外。這種返回——「坐着外國的貨車」返回——被部分輿論做出了負面的解讀：很長一段時間，反對者指責路易十八是依靠外國入侵重返王位，更何況這一次反法同盟勢力佔領了法國，這是一種民眾很難接受的狀態。

從9日開始，路易十八把政府交給塔列朗。負責警察部門的富歇實際上同樣處於領導地位。他們努力確保議會擁有更多的權力、確保新聞擁有更大的自由，同時，政府部門受到清洗，以防止再次出現百日王朝那樣的事。

白色恐怖和「無雙議院」

為了使王國內部的凝聚力再一次穩固，路易十八必須能夠消除百日王朝引起的怨恨，但不能得罪他的極端支持者。因此，國王承諾「原諒誤入歧途的法國人」，但是，他也聲明，那些讓拿破崙回來的人將受到懲罰。富歇負責準備一份要判刑的人員名單，起初有300人，最終減少到大約六十人，其中只有二十人被定罪。這些措施遠遠不能滿足極端專制主義者的要求，他們以大肆劫掠作為報復，尤其是在南方。政府的信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因為它沒能完全制止這場白色恐怖。由於統治者對該事件的譴責使政府失去一部分極端分子的支持，其信譽再次喪失。

另一方面，為了徹底結束百日王朝，路易十八解散了議會並且安排新的立法選舉，同時，採取若干措施（例如，降低投票的法定年齡）以求能阻礙雅各賓黨人和純保皇黨人的選舉。不能指望這個國家選舉時的局勢。拿破崙回來的幾個月混亂不堪，再加上白色恐怖的暴行嚇壞了一部分選民，因此他們把票投給了極端保皇黨人，那些國王也不希望的專制君主制的黨徒。極端保皇黨人組成了當選議院的十分之九，這讓路易十八把議院稱為「無雙的」。

為了使議院滿意，塔列朗馬上將富歇排除出政府，因為他當年參與判處路易十六死刑一事過於出名。塔列朗知道，就他而言，是否能保住政府首腦的位子將取決於他是否能處理好同外國勢力的和平談判。他還是辭職了，因為新的《巴黎條約》顯得比以前那個更加苛刻（一些領土的丟失，多年的外國佔領以及支付沉重的賠款）。路易十八立即用黎塞留公爵替換他。黎塞留公爵是位前流亡貴族，他出任政府首腦讓議院放心。

在政府中，他的影響力很快就被德卡茲的影響力分攤了。德卡茲頂替的是富歇，並且深得國王喜歡。議院已經被宗教團體「信仰騎士」滲透，它採取了多項嚴厲的措施來對付那些可能危害政權的人，同時，使監禁那些涉嫌陰謀的可疑分子變得更容易。另一項法律迫使許多參與判處路易十六死刑、又參與百日王朝的人流亡，特別是富歇，而且還有卡諾和大衛。政府不得不多次地限制暴行，現在它成為一場「合法的白色恐怖」。實際上，儘管這些措施的效果比起「無雙議院」的傳奇故事仍然有限，但它們的象徵意義卻更強烈地吸引了輿論的關注，並且更損害了路易十八所嚮往的穩定。一方面是議院，另一方面是政府以及統治者，它們之間的對立終於達到了再也無法容忍的程度。德卡茲成功地使黎塞留和路易十八都認同了解散議院的必要性。1816年9月，議院突然解散了。作為一項挽救《1814年憲章》的措施，它深受民眾歡迎。

德卡茲和波旁復辟的一段自由主義期

在「無雙議院」結束後的立法選舉期間，德卡茲確認溫和保皇黨人的競選得到了省長的支持。政府對部分競選的支持和國王對選舉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同樣確保了極端保皇黨人的失敗，他們的失敗沒有絲毫懸念。於是，黎塞留和德卡茲（前者1818年離開政府）在重申國王的權力的同時，大膽地採取更加自由的政策。1816年和1817年被小麥供應匱乏嚴重地困擾，饑荒引起了一些叛亂，需要軍隊的干預。不過，這些麻煩並沒有淪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

這一時期還通過了一些重要的自由主義法律，尤其是1817年的《萊內法》（《Loi Lainé》），它大幅地修改了選舉程序。這一操作針對的是年齡大的選民和資產階級選民，一般認為他們屬於政府的意向，目的在於繼續限制極端保皇黨人的影響力。然而，這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因為實際上是親奧爾良的左派自由主義者從這些變化中受益。通過《古維翁-聖西爾法》（《Loi Gouvion-Saint-Cyr》），軍隊內的晉升變得更公平，也使自由主義者滿意。最後，《塞爾法》（《Lois de Serre》）使自雅各賓專政以來就一直沒有自由的新聞界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對於德卡茲來說，《塞爾法》很快就顯示出危險，極端保皇黨人的出版物抓住機遇發佈評論，而共和主義者可以重新開始傳播他們的思想。波旁復辟的自由主義期也看到了一定的經濟繁榮，另外，特別是外國佔領的及早結束，這也是黎塞留作為政府首腦的最後活動。

這段自由主義期在1820年突然結束，結束在一個同極端保皇黨人的緊張關係加劇的時刻。路易十八沒有後代，王朝的未來令人擔憂。他的弟弟阿圖瓦伯爵有兩個已經日漸變老的兒子，長子沒有後代。因此，希望落在貝里公爵身上，他現在只有一個女兒；王朝的未來取決於他的後代。所以，他在1820年2月13日被謀殺時，令人震驚。這場謀殺，被看作是一場弒君，被揭露為一場陰謀的結果，對極端保皇黨人來說，它是一次讓德卡茲倒台的機會，於是他們要求自由主義的改革對此事件承擔責任。儘管政府首腦提出特別措施來安撫極端保皇黨人，但他還是遭到了公開的反對，並且國王的親信堅決要求他辭職，不久，德卡茲辭職了。於是，黎塞留猶豫了一下，接替了他，同時得到了阿圖瓦伯爵的支持。幾個月後，貝里公爵遺腹子亨利——被君主制的擁護者稱為「奇蹟的孩子」——的出生，加強了事件的象徵意義：儘管遭受了打擊，波旁王朝未受到損害。

從專制主義者的反動到波旁王朝的滅亡（1820年至1830年）

從黎塞留到維萊爾，極端保皇主義的重要時刻

起初，黎塞留出任政府首腦並沒有從跟本上改變什麼：總體來說，部長們仍然和德卡茲時期一樣，並試圖採取中間偏右政策。此外，黎塞留為安撫極端保皇黨人而通過的特別法已經被他的前任準備好。這些法律方便逮捕並限制新聞自由，嚴重地束縛了反對派。另外，1820年通過的選舉法特別地引入了雙重投票的概念，新的選舉法對極端保皇黨人極為有利，他們以大幅領先贏得了當年舉行的選舉。從這時起，黎塞留必須跟他們拉近距離，並且同他們中的一些人一起共事，特別是維萊爾。很快，政府首腦不得不面對左派的反對，但也還要面對極端保皇黨人的反對：左派批評他的政策，極端保皇黨人認為他的政策還遠遠不夠。政治上溫和的路易十八，日漸衰老和衰弱，越來越受到阿圖瓦伯爵的影響。面對各方面的壓力，黎塞留最終讓位於維萊爾，因為他希望延長新聞審查期而引起了左右兩派的強烈抗議。

1821年底開始的維萊爾內閣是波旁復辟期執政時間最長的內閣，它見證了極端保皇思想的實施。組成這屆內閣的人員由阿圖瓦伯爵直接挑選，因此他可以操縱他們的政策。政府被清洗，並且維萊爾保證，從1822年起，公職人員支持極端保皇派候選人的勝利。作為財政部長，維萊爾實行了一項重要的財政整頓政策，不過未能實現財政結餘，並且實行了財政集權。他還為長期機制奠定了基礎，例如審計法院對政府支出的監管。維萊爾內閣的另一個重大舉動是讓法國為神聖同盟出兵西班牙，目的是要在西班牙重建專制君主制。儘管維萊爾起初遭到反對，但右派極力推動，法國為此獲得了一定的國際聲譽。這些勝利也讓維萊爾可以利用當時非常有利的氣氛在1824年解散眾議院，並且選出極端保皇黨人佔壓倒性多數的新一屆眾議院，任期七年。

同樣也是在維萊爾內閣執政期，1824年9月，路易十八去世。他的弟弟阿圖瓦伯爵——查理十世——繼承了他的王位，從而獲得了一個更加舒適的地位來推行一個「極端的」保皇主義政策。為此，這一時期通過了多項法律，特別是「流亡貴族的十億法郎」法，旨在向法國大革命期間財產被充公變賣的貴族提供賠償。在紀念路易十六的贖罪儀式期間，法國大革命的遺產也受到質疑，不過這也是在宗教團體「信仰騎士」的壓力下「王室和教會同盟」鞏固的結果。許多主教被封為貴族，而且，教會對教育的影響因弗雷西努斯主教的活動而增加。面對教會勢力的回歸，輿論態度冷淡，特別是《褻瀆法》（《Loi sur le sacrilège》）通過的時候，從此以後判處死刑。

最終，維萊爾招來了兩方面的反對；首先是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逐漸獲得聲望，另外還有右派的極端保皇黨人，維萊爾得罪了他們，例如蒙莫朗西和夏多布里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再加上經濟危機，內閣在1826年經歷了幾次挫折，特別是關於長子繼承權的法律草案遭到否決，還有旨在進一步加強新聞審查的「正義和崇拜」法也遭到否決。抗議同樣也指向了國王，特別是當他在檢閱完國民自衛軍後，國民自衛軍對他發出了噓聲。維萊爾對國民自衛軍的解散引發了洶湧的抗議浪潮。於是維萊爾試圖孤注一擲，任命了76名己方的貴族院議員，並且宣佈解散眾議院。他再一次獲得多數席位的希望是徒勞的：左派和右派的反對黨聯合起來將其置於少數。1828年1月5日，查理十世組建了新一屆政府，這一次沒有維萊爾。

政府的最後嘗試

維萊爾的倒台留下了一個難以控制的眾議院，沒有真正的多數黨。因此，開始的時候，查理十世組建了一個中間偏右的內閣試圖選擇和解，同時，他跟維萊爾保持聯繫，並考慮一旦情緒緩和就回到更加專制的制度。這樣組建的內閣很快就找到馬蒂尼亞克出任首腦。他採取措施打壓教會以實行自由主義政策，尤其是限制耶穌會會士和宗教聖會的影響，並且，他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壓制新聞自由的法律上。然而，馬蒂尼亞克很快就招來國王和議院的敵意，並且在1829年初在眾議院遭受多次挫折。於是，國王等待議會的會期結束，然後將馬蒂尼亞克解職。

隨後，國王求助於極端保皇黨人波利尼亞克，他圍繞自己組建了一個純保皇黨人政府。剛剛被任命，波利尼亞克就引來反對派媒體的批評，甚至還引來他自己陣營部分人士的批評。此外，在反革命思想的餘波之中，政府採取了一些具有象徵意義有強烈影響的措施：例如，為基貝龍登陸戰所舉行的紀念儀式。這些舉措激起了自由主義者的公開反對，他們以「宴會」的形式舉辦政治性集會，在宴會上，他們表達了《1814年憲章》的重要性。

政府自身未能保持團結，而一部分反對派正在考慮求助於奧爾良家族。1830年初，政府招來眾議院的反對。魯瓦耶-科拉爾向國王發出請願書，402名眾議員中有221名在上面簽名。國王強硬地做出回應並解散議會，這震驚了政治上最溫和的部長，他們選擇離開政府。

政權的結束：七月革命

為了提高王室的聲望應對7月份的選舉，查理十世於5月25日發起阿爾及爾行動，行動的目的是佔領這片領土，原因是海盜活動阻礙了地中海貿易。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存在從此開始。眾所周知，法國佔領了阿爾及爾，然而為時已晚，反對派在眾議院成為多數黨。

7月25日，查理十世暫停了新聞自由，解散了眾議院，並通過四項《聖克盧法令》（《Ordonnances de Saint-Cloud》）減少了選民人數。新的選舉定於9月舉行。對於輿論來說，這是一場真正的政變。7月27日，記者發出抗議。成群的巴黎市民被共和黨人和前燒炭黨人組織起來，在他們的煽動下，緊張的局勢終於引發了七月革命。7月27日晚，巴黎設置了路障。擁護君主政體的自由主義領袖，像基佐、卡西米爾·佩里埃，甚至拉法葉，試圖同查理十世談判，然後決定竊取這場政治運動，原因是他們擔心出現共和政體。至於國王，儘管他撤回法令並組建了一個沒有成果的內閣，但他終未能扭轉局面。

7月30日，眾議院議員任命奧爾良的路易-菲利普為王國攝政，他於次日接受這一任命，而此時，巴黎市政委員會宣佈，查理十世停止對法國的統治。兩天後，8月2日，國王退位，他的兒子放棄王位繼承權，讓位於波爾多公爵。波爾多公爵年齡太小無法管理國家，當被廢黜的國王離開法國的時候，普遍認為應該由奧爾良公爵進行攝政。然而，已經太晚了：路易-菲利普擔任王國攝政和採納三色旗的消息已經傳遍法國，沒有人關心國王的繼位。

8月3日，奧爾良公爵以王國攝政的身份召集議院並組建政府，以便修改《1814年憲章》，這被明確多數同意。8月7日，修訂後的憲章——《1830年憲章》——獲得通過，奧爾良公爵成為國王。他拒絕使用菲利普七世這一象徵性稱號，而採用路易-菲利普一世，以更好地顯示朝代的變化。這就是波旁復辟的結束和七月王朝的開始。

波旁復辟時期的法國

議會振盪

這一時期的眾議院，極端保皇黨人和自由主義者兩股勢力此消彼長，不過總體來說，極端保皇黨人的勢力是逐漸衰退的，而自由主義者的勢力是逐漸增長的。

由於受到白色恐怖的壓制，君主制政體的反對者幾乎沒有出現在政治舞台上。法蘭西第一帝國已經滅亡，政治家只能擁護君主政體。在國王身後這個單調統一的政治世界裏，固然還要防範懷念第一帝國的民眾和軍隊造成的威脅，但存在的衝突也僅僅是幾個有影響的政治派別，以及對君主立憲制的不同理解。

眾議院政策的交替是由於多數派的濫用（隨後：多數派的解散和顛倒）或者重大事件（1820年：貝里公爵遇刺）。

首先是極端保皇黨人在眾議院取得權力。君主制剛剛復辟，他們是兇殘的保衛者，並決心增加國王的權力。百日王朝危機和「無雙議院」的出現使他們陷入某種威脅到王國穩定的歇斯底里（「合法的白色恐怖」）。這個極端的議會向國王要求越來越多的權力，1816年，路易十八被迫將其解散。不過，他保留了內閣的部長。自由主義者贏得選舉，他們更傾向於一種現代的自由和舊制度下的秩序之間的妥協。他們停止了「合法的白色恐怖」，制定了更加自由的法律（《萊內法》、《古維翁-聖西爾法》、《塞爾法》），但是，路易十八的侄子、可能的繼位人貝里公爵遇刺，被認為是自由主義過多的結果。

因此，眾議院變得更加保守，與此同時，投票通過了一系列反自由主義的法律（《暫停個人自由法》、《新聞法》、《雙重投票法》）。出征西班牙，並且在1823年底獲得意想不到的全勝，這使得眾議院得以解散，極端保皇黨人重返眾議院，新法律再次出現（《褻瀆法》、《流亡貴族的十億法郎法》）。但是，眾議院每年都進行部分改選，它逐漸變得更自由（《長子繼承法》和《新聞法》被否決，新聞審查被廢除）。

於是，從1827年起，眾議院開始反對查理十世的內閣。議員們對國王的批評越來越多，而國王卻不顧眾議院正朝着自由主義方向發展的現狀，堅決要求保留更極端保皇的部長。眾議院對國王的反對更多了。查理十世因眾議院的要求和蠻橫而惱火，他決定進行政變，強行組建了由公認的極端保皇黨人波利尼亞克領銜的內閣。正是在這屆內閣執政期，在議會的騷動中，漸漸地，七月革命誕生了。

波旁復辟時期的對外政策

波旁復辟時期，在維也納體系的「嚴格」框架下，法國定位了自己的影響力，做出了出征西班牙、希臘的決定。出於重新得到歐洲認可的迫切必要，這些行動被進一步推動，而不僅僅是為了國家的真正目的，鑑於當時的處境，政府別無選擇。不管政府說什麼，公眾輿論都沒有積極參與予以配合，在1830年法國不能自由運轉的時候，這似乎很明顯。

即使已經到了1830年，查理十世出兵侵佔阿爾及利亞，路易-菲利普承認比利時獨立，使政府有勇氣分別與英國、與維也納體系背道而馳，這種勇氣也只是一種中立的勇氣。

無夏之年

1815年4月印度尼西亞坦博拉火山爆發之後，歐洲（以及整個北半球）在1816年經歷了所謂的無夏之年，致使許多地方發生饑荒和騷亂，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

來源

Alexander, Robert.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Liberal Opposition and the Fall of the Bourbon Monarc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0521801222.
Tuer Bury, John Patrick. France, 1814-1940. Routledge. 2003. ISBN 0415316006.
Collingham, Hugh A. C. The July Monarch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France, 1830–1848. London: Longman. 1988. ISBN 0582021863.
Davies, Peter. The Extreme Right in France, 1789 to the Present: From De Maistre to Le Pen. Routledge. 2002. ISBN 0415239826.
Furet, François.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 Wiley Blackwell. 1995. ISBN 0631198083.
Hudson, Nora Eileen. Ultra-Royalism and the French Restoration. Octagon Press. 1973. ISBN 0374940274.
Ingram, Philip. Napoleon and Europe. Nelson Thornes. 1998. ISBN 0748739548.
Pilbeam, Pamela. Martin S. Alexander , 編. French History Since Napoleon. Arnold. 1999. ISBN 0340677317.
Pilbeam, Pamela. The Economic Crisis of 1827–32 and the 1830 Revolution in Provincial Franc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June 1989, 32 (2).
Price, Munro. The Perilous Crown: France between Revolutions. Great Britain: Pan. 2008. ISBN 9780330426381.
Rader, Daniel L. The Journalists and the July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3. ISBN 9024715520.
Tombs, Robert. France 1814–1914. London: Longman. 1996. ISBN 058249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