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憲法
五三憲法(波蘭語:Konstytucja Trzeciego Maja;立陶宛語:Gegužės trečiosios konstitucija),是波蘭立陶宛聯邦在1788年編寫、1791年通過的國家憲法。五三憲法被普遍認為是歐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國家憲法,編纂時間僅次於1788年正式通過的美國憲法。[1][2][3][a]五三憲法被當時波蘭立陶宛聯邦議會(sejm,瑟姆)用作「政府法案」(波蘭語:Ustawa rządowa)。該憲法在1792年俄波戰爭時被廢除,僅施行1年。
1791年通過的五三憲法,最開始是為了填補波蘭立陶宛聯邦和它的傳統政治制度貴族民主制長期存在的缺陷。憲法提出資產階級和貴族(波蘭稱之為「施拉赤塔」)之間應具有同等政治權利,並將農民置於政府的保護之下,[4]因而減輕了虐用農奴的情況。憲法也廢除了自由否決權之類的有害制度。以自由否決權為例,這個制度讓瑟姆對意見相左,或收受有心人士與國外勢力賄賂的議員面前毫無辦法,無法遏止違法行為。憲法也試圖通過樹立更加民主的君主立憲制來替代先前權貴造成的無政府狀態。[5]該憲法被譯為立陶宛語。[6]
五三憲法的通過,惹怒了波蘭的強鄰俄國,決定給她的保護國(波蘭)一個必要的教訓。在護法(憲法)戰爭中,聯邦(波蘭)遭到盟友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背叛,波蘭因此被被俄皇葉卡捷琳娜大帝徹底擊敗征服。俄國的征服受到波蘭叛軍——塔戈維查聯盟的大力支持,這是一群反對五三憲法的波蘭權貴和無地貴族組成的保守派聯盟,他們誤信俄國會保護波蘭領土現狀的口頭承諾,懵然不知俄國早就打算吞併波蘭的大塊國土;誤信俄國承諾中的重要人物,包括催生憲法的波蘭國王,他在俄波戰爭中的最後一刻,以為主動投降可換來領土安全。
儘管波蘭被擊敗了,護法戰爭的結果變成1793年的第二次瓜分波蘭,五三憲法依然影響了後來的民主運動。它在波蘭共和國1795年滅亡後,長達123年的瓜分時代里,成為了復興波蘭的標誌。1795年波蘭亡國後,兩位憲法的合著者──伊格納奇·波托茨基和胡戈·科萬塔伊回憶說,這部憲法是「祖國滅亡的最後遺囑與證詞」。[7]
背景
[編輯]黃金時代結束後的一百年
[編輯]五三憲法的產生是出於當時波蘭立陶宛聯邦日漸危險的形勢。僅僅在1世紀以前,聯邦還是歐洲主要勢力,也是歐洲最大的國家。在五三憲法產生的2個世紀以前,國王齊格蒙特三世·瓦薩的宮廷傳道人,耶穌會會士皮奧特爾·斯卡加對聯邦獨有及共有的弱點提出廣為人知的批評。在同一個時代,一些作家和哲學家,如安德熱·弗里切·莫德雷夫斯基和瓦夫雷涅茨·格雷馬瓦·戈什里茨基,以及揚·加莫耶斯基推動的法律(egzekucja praw)改革運動都試圖改革聯邦。
在17世紀早期(波蘭黃金時代結束前),波蘭和立陶宛的權貴控制了聯邦,更準確地說,他們設法確保任何改革不會通過削弱他們地位——可以讓他們享有特權(「貴族民主制」)。他們將大量金錢揮霍在宴會,縱飲和其他娛樂活動上,可是農民卻處於艱困的生活環境下,而很多位於權貴私人土地內的城鎮,因為害怕中產階級的興起,被保持在一種破敗的狀態中。[8]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聯邦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一種特別的制度:自由否決權,這個制度在1652年時開始實施,在原則上允許任何議員一票否決瑟姆通過的一切法律。聯邦政府因而被受權貴和國外勢力賄賂,或還是相信生活在黃金時代的議員癱瘓了一世紀。不過自由否決權的危害可以被不受到到自由否決權影響的「聯盟瑟姆」所推翻。這個通過五三憲法,被稱為大瑟姆,或四年瑟姆(1788年至1792年)的瑟姆就是這樣的聯盟瑟姆,這也是為甚麼這份激進的法律得以通過的原因。
早期的改革
[編輯]在聯邦末代國王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在位期間,啟蒙運動在某些團體中獲得巨大的影響力,國王小心翼翼地進行改革,譬如建立財政部與國防部,制定全國的關稅稅額。但是,在聯邦中改革的提案加重了權貴和鄰國的疑心,它們滿足於聯邦當時的情況,並厭惡復甦,民主的力量在他們邊境那裏興風作浪。[9]
因此,俄羅斯女王葉卡捷琳娜大帝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在是否賦予弱勢教徒(非天主教徒)公民權的問題上煽動某些瑟姆議員與國王作對。[10][11]葉卡捷琳娜和腓特烈宣佈他們支持波蘭貴族(「施拉赤塔」)和他們的「自由」,在1767年10月份,俄羅斯軍隊在波蘭首都華沙附近集結。[10][11]在武器精良的俄羅斯軍隊的面前,國王與他的支持者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默許俄羅斯的行動。他們在萊普寧瑟姆(以非公認的議會主席,俄羅斯大使尼古拉·來普寧命名)中接受葉卡捷琳娜的,「在未來以波蘭的自由之名發誓,永遠保衛」的五條「永恆不變的權力」:自由選舉國王的權力;自由否決權;放棄效忠國王,揭竿而起的權利(起義);貴族供職,享有土地的特權;和地主對所屬農民的生殺大權。[9][10][11]因此,這項被稱為紅衣主教法的法律持續保障貴族的特權,讓聯邦的政治制度(「貴族民主制」)依舊無法拘束。[10][11]同時在1768年2月24日,俄國強迫波蘭廢除打壓非天主教徒的傳統國策、宣佈宗教自由、「異教徒」享有平等的公民權。波蘭立陶宛聯邦最終變為俄羅斯帝國的保護國。[12]雖然如此,少數幾個有益的改革也被採用,人們也認識到更大改革的重要性。[11]
聯邦並不是每個人都和國王奧古斯特一樣逆來順受。在1768年2月29日,卡齊米日·普瓦斯基等權貴宣佈,反對俄羅斯干預波蘭、反對宗教自由平等的寬容政策,稱奧古斯特是「葉卡捷琳娜的男僕」,並在巴爾小鎮組建聯盟。巴爾聯盟發動了目標直指國王的內戰,這場內戰直到1772年前來介入的俄軍讓巴爾聯盟全軍覆沒才停息。[9]
巴爾聯盟的失敗促使下一部法令在更具戲劇性的事件中產生。在1772年8月5日,三個鄰國——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在聖彼得堡簽署第一次瓜分波蘭條約。波蘭立陶宛聯邦被割去三分之一,至少20萬平方千米的土地和400萬人。[13]這一切都要歸罪於聯邦的政治混亂和它對鄰國協作維持秩序的要求置之不理。[14]三個強國要求瑟姆批准第一次瓜分,否則就要進一步的瓜分。國王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被迫屈服,並於1773年4月19日要求召開瑟姆。這次瑟姆只有102位議員參加,這也就是所謂的瓜分瑟姆;其餘的議員意識到國王的決心,就拒絕參加瑟姆。雖然有以塔得烏什·雷耶坦為首部分議員抵制這次瑟姆,第一次瓜分波蘭依然通過。[13]
18世紀讓波蘭從地圖上消失的三次瓜分聯邦中的第一次瓜分令聯邦的居民震驚,具有進步的思想的人們意識到,聯邦必須改革,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13]甚至在第一次瓜分之前,一位議員就致信法國哲學家加布里埃爾·博諾·馬布利和讓-雅克·盧梭,希望他們能為新波蘭起草憲法。馬布利在1770年至1771年提交了他的建議;盧梭在1772年完成他的《對波蘭政府的思考》,那時第一次瓜分就已經在進行了。[15]
在國王斯坦尼斯·奧古斯特的支持下,改革的浪潮席捲波蘭。1773年,政府成立了意義最重大的一個部門—國民教育委員會(Komisja Edukacji Narodowej),它是世界上第一個教育部。[13][16][17]城市和鄉村建起了新學校,印刷了課本,教師接受培訓,窮學生也可以贏得獎學金。[13]聯邦的軍隊也開始現代化,同時建立了一支常備軍。以前被貴族視為不重要而拒絕進行的經濟和商業改革也陸續展開,政府還鼓勵工業的發展。農民獲得了一些權利。新的警察部與腐敗作鬥爭。包括公交系統到監獄系統,一切都在發生變化。此外還創立了一個新的行政體制——下轄五個部門的永久委員會(波蘭語:Rada Nieustająca)。[13]
1776年,瑟姆授權司法官安德熱·加莫耶斯基起草新的法典,稱為加莫耶斯基法典。1780年在加莫耶斯基的指示下,法典(Zbiór praw sądowych)編寫完成。它鞏固了王權,規定所有官員都要對瑟姆負責,教士和他們的財產情況受到國家的監督,剝奪無地貴族的法定豁免權。這部激進的法律包括了憲法改革的基礎,但因保守貴族和外國勢力的反對,未能在瑟姆通過。[18]
通過
[編輯]當時的國際形勢對改革者有利。波蘭的鄰國正在與它們的鄰國交戰——普魯士與法國,俄羅斯和奧地利與奧斯曼帝國交戰——而且國內問題也讓它們無力干預波蘭。改革的絕佳機會似乎在1788年至1792年的「大瑟姆」(或稱為「四年議會」)時出現,該瑟姆於1788年10月6日召開,而且自1790年起——根據五三憲法的導言的描述——會見了數十人,新近獲選的議員參與了稍早召開的聯盟瑟姆。
當波蘭立陶宛聯邦和普魯士直接締結新聯盟(1790年)之後,仿佛對俄羅斯的入侵做好防禦準備時,[19]國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與改革派的愛國黨領導人日漸親密。新的憲法由國王起草,支持的人包括斯坦尼斯瓦夫·馬瓦赫夫斯基(瑟姆元帥)、伊格納奇·波托茨基、胡戈·斯塔希茨、國王的意大利秘書斯齊皮奧尼·皮亞托里和其他顧問。
憲法草案的支持者在瑟姆的墨斯科黨(也被稱為「指揮官們」)的暴力威脅和很多反對者仍在復活節假日休會期之際,設法在原定的5月5日的前兩天開展對政府法案的大辯論。接下來的辯論和採用政府法案,令國家處在半政變狀態:很多支持改革的議員提早秘密抵達召開瑟姆的王室城堡,王室衛隊佈署在王室城堡周圍,以阻止莫斯科派擾亂會議。
為了確保憲法的議案內容通過,國王機智地耍弄了一個手段:當大多數的國會代表都回家去享受當年的復活節假日時,國王卻在五月三日宣佈國會復會,住家遙遠的國會代表趕不及回來開會,能夠開會的代表們恰好是住在華沙附近的自由派人士。於是,憲法(「政府法案」)在聚集的熱情群眾前宣讀出來後,以壓倒性意見獲得通過。[20]
特點
[編輯]根據當時的報道,國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稱五三憲法「以英格蘭和美國的憲法為基礎,但是避免了以上兩者的缺陷與錯誤,並儘可能地根據國情來改寫。」[21]事實上,波蘭和美國的憲法同樣受到啟蒙時代的影響,特別是孟德斯鳩對三權分立的觀念——以致於五三憲法(第五條)中——「國家完整,公民自由和社會秩序的地位永遠平等」——憲法也有孟德斯鳩對兩院制的支持。[22]
憲法的大致內容如下:
- 廢除自由否決制,改行多數決,君主立憲制的中央議會享有優勢權力,使國家的執政能力大幅強化;國王沒有議會同意,不得頒佈法令或簽訂外交條約。
- 廢除自由選王制,改行君主世襲制,國王享有行政權、軍隊指揮權,並得到一定的否決權,可以否決當屆國會的議案,但若是改選後的國會提出相同議案,則國王必須接受而不能否決。
- 確認城鎮市民享有公平的政治權利,削減貴族巨頭的地方大權,但是貴族在體制中仍有領導地位。
- 規定天主教為國教,但人民享有信仰自由。[23]
細節分析
[編輯]憲法包括11條。[24]它包括人民主權(適用於貴族與市民之間)的原則和立法機關(兩院制瑟姆)、政府部門(「議會的國王」)和司法機關的三權分立。
憲法通過限制過分的豁免權和無地貴族的政治特權,將它轉給鎮民——即人身擔保(在更早的1791年4月18日的自由王室城市法案里就得到了體現,並在憲法第三條中成為了憲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不在地主所有權的獲得之糾正和對軍官委員會,公職和貴族(施拉赤塔)的會員資格之認證促進了政治的民主化。[25]
政府法案也將聯邦的農民置於「國家法律和政府的保護」之下[26]——這是宣告農奴制的終結,和對全國人口最多,受到壓迫和剝削也最多的社會階級的解放的第一步。[27]
王室委員會掌握行政權力,被稱為「法律的衛士」(波蘭語:Straż Praw )。這個委員會由國王領導,由5位由國王任命的大臣構成:警事大臣、掌璽大臣(也就是內政大臣——印章是大臣的傳統象徵)、外交大臣、軍事(belli)大臣和財政大臣。大臣由國王任命,但向瑟姆負責。除大臣以外,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天主教的大主教(也是教育委員會的會長)和沒有發言權的成員,即王儲,瑟姆元帥和兩位書記員。這個王室委員會的前身是依靠亨利國王條款(1573年)運作,在兩個世紀前開始活動的類似委員會。國王法案依賴各個大臣的連署。該法案約束國王「不做任何事……不用為國家負任何責任」,與英國憲法原則「王不為非」相似。(在這兩個國家,各個大臣向國王法案負責。)[28]
為了讓聯邦更為一體化與穩固,憲法廢除了過去的波蘭與立陶宛的聯邦而轉為單一制國家,並從自由選王制轉為世襲君主制。[29][30]五三憲法規定,一旦無嗣的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過世,波蘭的王位自動傳給被規定為波蘭近來參選的二位候選國王之一——韋廷王朝的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一世。[31]
聯邦廢除了幾個由來已久,成為政府缺陷,並導致國家陷入無政府主義混亂的自由否決權、聯邦制、聯盟瑟姆(矛盾的是,四年瑟姆自身本來就是聯邦瑟姆),和因議員規則的約束性質而令觀點過分不定的瑟米克(地區瑟姆)。[21]
五三憲法承認於1791年4月18日通過的《自由王室城市法案》(Miasta Nasze Królewskie Wolne w Państwach Rzeczypospolitej)(憲法第三條)和更早在1791年3月24日通過的一部地區瑟姆法案(Prawo o sejmikach)(第四條)是憲法的基礎。[32]
一些專家又注意到作為憲法一部分的1791年5月5日的《地區重組聲明》("Deklaracja Stanów Zgromadzonych")證明政府法案在兩天前通過,[33],且與雙民族[34]的共同聲明(與Zaręczenie Wzajemne Obojga Narodów)共同證明統一併不容分割的波蘭和立陶宛大公國被納入到了一個單一制國家裏,而且它們在政府中擁有平等代表權。[21]共同聲明鞏固了由主權完整的地區構成的眾多聯邦個體而構成的波蘭立陶宛聯合。[35]
擴增與影響
[編輯]從1791年5月到6月,有多部法律獲得了瑟姆和瑟姆法庭(5月13日通過)、法律衛士(6月1日通過)、國家警察委員會(這是政府部門;6月17日通過)和地方政府(6月24日通過)的通過,它們也充實了政府法案。[36]
五三憲法直到最後一刻都在不斷增加新條款。合著者胡戈·科翁塔伊稱,他正在為「一部經濟憲法……保證全體人民的財產權受到可靠的保護,並尊重全體勞動者……」的憲法而工作。但是第三部基本法律與科翁塔伊有關,這是一部「道德憲法」,很像美國權利法案和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波蘭版。[37]
1789年後的改革議案以及五三憲法的成立,都是為了讓波蘭成為獨立自主的理性國家。1789年時,瑟姆通過議案,決定加稅並擴大軍隊,成立一支隸屬於國會的十萬陸軍(1717年規定波蘭的常備軍不得超過二萬四千人),並勒令駐紮在波蘭的俄軍即刻撤出,成功讓波蘭脫離俄國而獨立自主;1790年更與普魯士締結軍事同盟。自由派的波蘭人相信祖國已經獲得充分的安全保障了,殊不知憤怒的俄國已準備好嚴懲波蘭的計劃。[20]
廢除
[編輯]這部「中興波蘭」的憲法只維持了一年,就因為周圍兩強(俄、普)公開或隱藏的敵意,因此在1792年俄波戰爭中,迅速被壓倒性兵力的俄軍與其盟友塔戈維查聯盟(反對憲法的波蘭貴族)給廢除,宣告波蘭中興的偉大夢想如泡泡般破滅,連帶是1793年俄、普兩國悍然瓜分的慘劇發生。
在聯邦的三個強鄰俄、普、奧當中,只有奧地利是比較真心祝賀五三憲法的,而(未來)一個強而有力的波蘭則會使俄羅斯和普魯士倍感威脅與嫉視。事實上,在當時就已經有不少人看出五三憲法對(未來)地緣格局的影響,普魯士私下對此最為恐懼﹙俄羅斯次之﹚,蓋因五三憲法在聯邦內部確立了「世襲王室」和「憲法式的集權政府」這兩項(很可能)會使聯邦崛起的要素,因此普魯士對憲法採取「明捧暗貶」、陽奉陰違的兩面態度,預告後來它對波蘭背後插刀的背叛行為。這表現在普魯士聽聞憲法制定後,基於前幾年剛簽署「波蘭-普魯士盟約」的情誼,普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公開致信華沙、表達對憲法的熱情祝賀,但是普國首相埃瓦爾德·馮·赫茲堡私下寫出如下感想﹙他表現出歐洲保守主義者的集體恐懼﹚:「波蘭人透過樹立一個世襲王室和一個比英國更佳的憲政,他們已經(在輿論上)對普魯士專制王權造成致命的打擊……此外,(中央集權後的)波蘭遲早會以武力拿回(剛失去的)西普魯士,甚至可能連我們祖傳的東普魯士也要被征服。未來我們面對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又統御良好的(中興)波蘭,要如何能保衛自切申到梅梅爾這些易攻難守的疆界呢?」[38]
當時,土耳其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結束,同時俄羅斯和瑞典的戰爭也告終結,俄軍終於能騰出力量,回頭教訓這「趁機搗蛋的波蘭頑童」。葉卡捷琳娜大帝對五三憲法的通過十分憤怒,因為這明顯將俄羅斯在波蘭的「巨大影響力」掃地出門,讓俄國不能再隨意對波蘭操控擺佈,[39]而過去這樣的影響力使得俄國一直都將波蘭視為自己的看門狗及被保護國。[40]另一項招來外國敵意的原因,是訂立憲法的波蘭改革黨積極去和大革命時的法國血腥激進政權作密切聯繫並交流革命思想(特別與雅各賓黨友好並一起歡呼「推翻專制」),這被波蘭的強鄰普、俄兩國(皆敵視法國大革命)看作是東歐革命運動的陰謀,以及對自己專制君主制的致命威脅,譬如葉卡捷琳娜就譴責波蘭改革黨為雅各賓分子,她還宣稱將「向雅各賓主義開戰,並在波蘭狠打雅各賓主義」。
包括菲利克斯·波托茨基和科薩維利·布拉尼茨基等在一開始就反對憲法的波蘭權貴,要求女沙皇葉卡捷琳娜干預波蘭,歸還他們被憲法廢除的特權。在她的背書下,他們成立了塔戈維查聯盟,在聲明中公開指責憲法撒播「民主歪風」。並且聲稱「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盟友阿,俄皇葉卡捷琳娜陛下是為了聯邦(指波蘭貴族)的自由而來,在她軍隊的幫助下,必將把公民的自由、安全和快樂,歸還給聯邦和波蘭人。」在1792年5月18日,至少兩萬名塔戈維查聯盟的武力朝華沙進軍,同時有9.7萬名精銳且裝備精良的俄軍侵入波蘭國界,與塔戈維查聯盟協同作戰,聲稱只要廢除憲法,俄國必將保護波蘭的領土現狀與一切安全。
此時波蘭面對壓倒性的敵軍襲來,而國內卻只有烏合之眾的稀少波軍。這是因為,雖然之前的國會通過擴軍到十萬的議案,但太多貴族拒絕交稅以及成軍倉促,十萬陸軍成為不切實際的幻想,於是波蘭國王只能將3.7萬人的波蘭軍隊投入戰場,而他們多是缺乏訓練與戰鬥經驗的菜鳥新兵,軍隊在質量與數量的比較上都是天淵之別。國家危難一線的時刻,這時又傳來普魯士背叛盟友波蘭的消息──普王將協防波蘭的數萬普軍集體撤出,悲壯且令人讚嘆的抵抗烈舉,遂由波王的侄子約瑟夫·波尼亞托夫斯基和塔得烏什·科希丘什科領導的波軍締造,他們屢次擊敗敵軍,締造不少可歌可泣的壯烈戰績。不幸的是,波蘭國力越打越弱、大片領土接連丟失的嚴峻事實不斷傳來,使政府高層越來越堆疊著失敗主義的烏雲。最後當俄軍借道奧境、天降奇兵般地包圍華沙之後,眼見大勢已去的波王,於是接受身邊顧問及俄使的勸降,下令前線波軍對俄國投降並取消憲法,因為俄使帶來葉卡捷琳娜的親筆保證信──撤銷憲法後的波蘭可維持領土與主權完整,且俄國會交還槍砲,幫助波蘭重建三萬軍隊。
1792年7月24日,波王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最終拋棄了憲法與改革黨,放棄抵抗並依照俄使要求──主動加入了塔戈維查聯盟,結果殘餘的波蘭軍潰散了。很多改革黨領導人相信他們的事業灰飛煙滅,部分流亡國外。可是波王的「投降」並沒有保全波蘭的國土。讓塔戈維查聯盟萬分錯愕的是,俄國火速撕毀了「保護波蘭領土完整」的承諾,直接在1793年與普國發動了第二次瓜分波蘭。俄羅斯搶走了250000平方千米的土地,而普魯士搶走了58000平方千米的土地。聯邦(波蘭)的國土面積已不足212000平方千米。剩餘的聯邦只不過是由傀儡波王和俄軍領導的緩衝國;而塔戈維查的貴族們幾乎都無奈地接受了無情的現實,紛紛退回自己的莊園封地、坐看1795年波蘭的最終滅亡。
一年半後,因為俄國減少在波蘭的駐軍,使波蘭愛國主義者認為時機成熟,遂正式發動起義。於是在1794年3月24日的克拉科夫,原本流亡美國的名將塔得烏什·科希丘什科回到波蘭,發動了被稱為科希丘什科起義的一系列起義運動。5月7日他發表了「波瓦涅茨基公告」(Uniwersał Połaniecki),承認農民的自由,並宣稱,土地的所有權屬於在起義中英勇戰鬥的人。
在開始的幾場勝利——拉茨瓦維奇戰役(4月4日),華沙起義(4月18日)和維爾紐斯戰役(4月22日)後——起義遭到了致命的打擊: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進入波蘭進行軍事干預。歷史學家認為起義的失敗已成定局,因為他們很難戰勝實力遠遠超過波軍的三國侵略軍。科希丘什科起義的失敗,引發了1795年的第三次瓜分波蘭,於是,立國超過兩百年的波蘭立陶宛聯邦正式從地圖上抹去。
影響
[編輯]五三憲法這部被記為世界第二部現代成文憲法的憲法——被政治學家認為是那時非常先進的法律——讓同時代的人幫忙,令以建立獨立公正的社會為目標的波蘭夢延續下去,讓編者的後代繼續舉起波蘭夢的火炬。在波蘭它被認為是集波蘭歷史和文化與智慧的巔峰。自波蘭再次獨立以來,以憲法的通過日期而命名的五三紀念日是波蘭最重要的節假日。[41]
在五三憲法之前,波蘭語中「憲法」(波蘭語:konstytucja)指的是所有的法律,而不論是瑟姆通過的哪種法律。在五三憲法通過之後konstytucja才有了它的現代含義:治國的基本法則。
這些政府綱領構成了民主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波蘭和美國雖然遙隔千里,但在它們在政治制度上還是有一些類似之處。[42]相比於君主專制,兩個國家都顯現出了明顯的民主性。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國王是貴族選出來的,而且聯邦國會(瑟姆)擁有強大的立法權。在五三憲法之下,波蘭將政治權力給了市民和佔國家人口的十分之一的貴族(施拉赤塔)。這個比率與美國可以獲得政治權利的人的百分比相近(在美國,事實上選舉權只授予男性物主)。
波蘭自由主義者的失敗只不過是民主事業的一點小挫折而已。波蘭的滅亡只不過是減慢了民主的推進速度,到那時候民主已經在北美扎了根。不久民主運動開始侵蝕歐洲專制君主國的根基。五三憲法被翻譯為法語,德語和英語,並被刪改。法國大革命的革命者慶賀波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和憲法的誕生——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進步的本質,也因為抵制憲法的戰爭和科希丘什科起義,有效地阻止了俄軍和普軍對革命法國的進攻。托馬斯·潘恩稱五三憲法是一座大里程碑。埃德蒙·伯克稱為「貴族在任何國家於任何時間內都會獲益……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在歷史上開闢了一塊屬於偉大國王與政治家的地盤。」[43]最後,保守者只是把民主在歐洲的發展推遲了一個世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大多數專制君主國都變成了民主國家,其中包括復興的波蘭第二共和國。
假日
[編輯]在1791年5月5日,5月3日被第一次宣佈為假日(五三憲法日——Święto Konstytucji 3 Maja)。[44]但在瓜分波蘭時代被取消(但也會偶爾慶祝),[45]在華沙公國,該日也被慶祝[44]並且在1919年波蘭第二共和國時期再次成為官方假日,成為了波蘭第二共和國第一個官方通過的假日。[41]五三假日被德國與蘇聯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上多次廢除。
在1946年學生舉行反共民主運動後,該假日失去了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支持,他們將其以五一勞動節代替,而且5月3日被粉飾為民主黨日,且在1951年將其從國慶節日列表去掉。[44]直到1989年,五三憲法對反政府及反共運動而言依然是一個普通的日子。[41]
波蘭憲法日成為了芝加哥的波蘭美國人民族自豪慶祝的焦點,這一點可以追溯到1892年。芝加哥波蘭人直到現在依然延續着這個傳統,並以節日慶典和每年一次的波蘭憲法日遊行來慶祝它;全美國的名人每年都要遊說芝加哥波蘭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甘迺迪。每十年舉辦一次的五三憲法周年慶典也在三藩市金門公園舉行。
在1990年4月東歐劇變後,5月3日再次成為波蘭節日。[44]在2007年,5月3日也成為了立陶宛國家節假日。波蘭瑟姆和立陶宛瑟姆的首次聯合慶祝在2007年5月3日舉行。[46]
參見
[編輯]類似文件
[編輯]註釋
[編輯]a ^ 學者依然爭論「現代憲法」的定義;一些人聲稱在美國憲法之前還有其他的現代憲法——於是將五三憲法從第二位拉下來。例如,在1973年,多羅西·卡靈頓發佈了一篇文章,聲稱1755年的科西嘉憲法應為第一部現代憲法。[47]
參考文獻
[編輯]- ^ John Markoff說現代國家憲法的到來是民主史上的里程碑,並說「第一個參照美國例子的歐洲國家是1791年的波蘭。」John Markoff, Waves of Democracy, 1996年, ISBN 0-8039-9019-7, p.121.
- ^ Blaustein, Albert. Constitutions of the World. Fred B. Rothman & Company. January 1993 [2009-06-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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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閱讀
[編輯]- Jerzy Kowecki, ed., Konstytucja 3 maja 1791 (The Constitution of May 3, 1791), przedmową opatrzył (with foreword by) Bogusław Leśnodorski,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81, ISBN 83-01-01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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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Kasparek, The Constitutions of Poland 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Kinships and Genealogy, Miami, American Institute of Polish Culture, 1980.
- Adam Zamoyski, The Polish Way: a Thousand-Year History of the Poles and Their Culture,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94.
- Jacek Jędruch, Constitutions, Elections and Legislatures of Poland, 1493–1993, Summit, NJ, EJJ Books, 1998, ISBN 0-7818-0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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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nuel Rostworowski, Maj 1791 - maj 1792: rok monarchii konstytucyjnej (May 1791–May 1792: the Year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arsaw, Zamek Królewski (Royal Castle), 1985.
- Hugo Kołłątaj and Ignacy Potocki, On the Adoption and Fall of the Polish May 3 Constitution, Leipzig, 1793.
- Will and Ariel Durant,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France, England, and Germany from 1756, and in the Remainder of Europe from 1715, to 1789,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7.
外部連結
[編輯]- Polishconstitution.org: Site about the May 3rd Constitution that includes a partial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ristopher Kasparek.
- History of Polish law until 1795.
- The Constitution of May 3, 1791, by Hon. Carl L. Bucki.
- Constitutions, Elections and Legislatures of Poland, 1493–1993.
- Commonwealth of Diverse Cultures: Poland's Heritage(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