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军

张我军
本名	张清荣
出生	(1902-10-07)1902年10月7日 日治台湾台北厅枋桥支厅枋桥区
逝世	1955年11月3日(1955岁—11—03)（53岁） 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市
死因	肝癌
国籍	大日本帝国（1902年－1945年） 中华民国（1945年－1955年）
民族	汉族
语言	国语、台语
教育程度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学系毕业
母校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职业	学者、作家
知名于	引发新旧文学论战
儿女	张光正、张光直、张光诚、张光朴

张我军
汉字	張我軍
白话字	Tiuⁿ Ngó͘-kun
台语罗马字	Tiunn Ngóo-kun
本名
汉字	張清榮
白话字	Tiuⁿ Chheng-êng
台语罗马字	Tiunn Tshing-îng

张我军（1902年10月7日—1955年11月3日），台湾日治时期作家，原名张清荣。笔名一郎、剑华、以斋、四光、大胜、废兵、野马、M.S.、老童生等。

他是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的导火线引燃者。张我军与当时旅居中国北平的台籍菁英连震东、洪炎秋、苏芗雨并称“四剑客”，作家龙瑛宗赞誉张我军为“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张我军始终反对运用方言于白话文写作，在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指出：“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已是无可疑的了。”

张我军育有4子：张光正、张光直、张光诚 、张光朴。大儿子张光正参加中国共产革命未回台湾，其他3个儿子在台湾完成学业后，都留学美国，次子张光直教授为世界知名考古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及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四子张光朴教授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医学院，已退休，留居美国。

生平

张我军生于日治时期的台北板桥（今新北市板桥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南靖县，少时家贫，1915年毕业于板桥公学校（现新北市板桥区板桥国民小学），1916年学习制鞋，1918年任新高银行工友、雇员，1920年随前清秀才赵一山读书学汉诗。1921年，他前往中国厦门鼓浪屿新高银行谋职，因此接触大陆白话文文学，他一方面赴厦门同文书院接受大陆新式教育，接触大陆白话文文学，同时也跟著一位当地的老秀才接续古典文学的学习；在泰贤次的考察中，张我军正是在此时将原名张清荣改为张我军，而“我军”正是这位老秀才的笔名，张我军经由老秀才的推荐，在文社当文书，专事记录文社同人吟唱的诗文、互相品评的文字，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精进更易，在1920年代发表的二首古典诗〈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咏时事〉（均刊在《台湾》杂志），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1923年7月，新高银行结束营业，被遣散，年末自厦门乘船至上海，参加台湾学生反日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4年1月赴北京求学，1924年3月写第1首新诗〈沉寂〉送给未来夫人罗心乡，1925年1月1日担任《台湾民报》编辑，加入蒋渭水、翁泽生成立的“台北青年体育会”与“台北青年读书会”，1926年6月偕夫人自台湾到北京，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1927年10月，他以自学资历，插班转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学系；被推为“北京台湾青年会”主席，与洪炎秋、苏维霖等创办《少年台湾》，出刊9期。1928年参加北京师大国文系文学团体“新野社”，1929年留校任日文讲师，且于北京大学兼课。

他影响台湾文坛最钜的事情，是他于1924年4月与11月于《台湾民报》发表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与〈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该两篇抨击台湾旧文学与旧诗人的文章，引发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

〈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原载1924年4月21日《台湾民报》第2卷7号，是张我军大力批判台湾传统文学的第1篇作品，批评当日台湾传统文学有诸多弊病：“诸君怎的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来做诗韵合解的奴隶，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想出出风头、竟然自称诗翁、诗伯，闹个不休。”张我军正面痛击当日流于文字游戏，竞求虚名的文风，然有些说法也流于以偏概全，如“台湾的诗文等从不见过真正有文学的价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滚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滚得一身臭粪。”这些文字洋溢情绪语言，全盘否定台湾的传统文学。此文发表之后并未立即引起日治时期新旧双方阵营的正面对垒，但也为后来新旧文学论争埋下对立的火种。

〈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原载1924年11月21日《台湾民报》第2卷24号。批判当时台湾文学除诗外，似乎再没别种文学，老诗人将诗流于文字游戏、沽名钓誉及迎合权势者，迷恋于与台湾总督当道酬唱，这种文风迷惑一般活泼的青年，养成偷懒好名的恶习，社会上固然诗社林立，却没产生差强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称新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已布满了全世界的文坛，但“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著垄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著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日本和中国的文学已有新气象，台湾当洗刷陈腐颓丧的文风，师法这二国的文学改革，并呼吁发展新文学当多读关于文学原理和文学史的书、中外好的文学作品（诗、戏曲、小说等）。本篇发表之前，文言白话的优劣在台湾仅有4年的零星讨论；但本篇正面痛击传统文人，力道又较陈炘、甘文芳、陈端明〈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严厉许多。据翁圣峰〈日据时期台湾新旧文学论争新探〉的统计，本篇发表之后一年内就出现了92则新旧文学相关的论争文献。本篇受中国五四运动影响，援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学进化观，认为“古典主义之当废”是不容馀喙的真理，遭致传统文人的不满。旧文人认为文学变迁自有其特殊性，其模式不必然如生老病死的机械历程；以“守墓犬”比喻传统文人亦引起反弹，使得新旧文学论争有的流于意气之争。

1925年12月张我军自费在台北出版《乱都之恋》，1987年6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部重刊，是张我军的处女作，也是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部新诗集，作者标为“抒情诗集”。书宽9.5公分，长17公分，计56页（1987年重刊本增加3个附录，增为80页），除诗集序文1首外，收12篇55首新诗（〈沉寂〉1首、〈对月狂歌〉1首、〈无情的雨〉10首、〈游中央公园杂诗〉6首、〈烦闷〉4首、〈秋风又起了〉6首、〈前途〉1首、〈我愿〉3首、〈危难的前途〉1首、〈乱都之恋〉15首、〈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6首、〈春意〉1首），其中33首写于北京，15首写于回台的海上途程中，7首写于台北，部份曾发表于北京的《晨报副刊》、台北的《人人》杂志、《台湾民报》上，定价金30钱。除诗序作于1925年12月，其他55篇的创作时间为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诗作记录张我军恋情的心路历程，以当时军阀混战、人心惶惶的北京“乱都”为背景，抒发热恋、相思、惜别、怀念和结合种种情思，表现对纯洁爱情的执著、对人生的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步趋五四运动以后的自然风格，感情细腻真挚，语言鲜明活泼，格调清新流畅，白描多于隐喻与暗示，表现出新文学草创期的单纯、素朴风格，不过诗作多数是散文句子的分行，诗的想像较为贫弱，表达的直露也使诗作缺乏耐读性。

新诗《乱都之恋》作于1925年之前，3篇小说作于1926至1928年，都以北京为背景。〈买彩票〉写留学生经济的困顿，带有作者自身的影像，〈白太太的哀史〉同情女性婚姻的不幸、〈诱惑〉写年轻人的心里冲突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纯用中文白话文创作，对廖汉臣、朱点人、林克夫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1924至1926年他介绍大陆白话文学新观念与优秀作品进入台湾（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撰写20多篇评论，猛烈攻击传统礼教、击钵诗学，引发新旧文学论争，是台湾新文学运动最有力的开拓者之一。

1927年，张我军与北京大学台湾学生宋文瑞（笔名斐如）创办《少年台湾》杂志，由宋文瑞主编，张我军执笔，共出刊819期，并于同年插班转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27年于北平察院胡同自宅开设日文补习班，并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北京大学法学院以及中国大学任教，任职日文讲师。1935年任北平市社会局秘书，为北平市长秦德纯办理对日交涉事宜。

张我军在北京时受到周作人许多指导和提携，周亲自给他的日本文学译作写序（序文收进周的文集）。1937年相继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傀儡政权统辖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日本文学系、北京大学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文学系担任教授，并于1942及1943年以中国华北作家代表身分往东京参加第一、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曾被质疑为汉奸。1946年初应邀到北平与上海与人合作经商，1946年6月返台并任职于台湾省教育编纂汇会教育组主任，1948年主编《台湾茶叶》季刊，1949年应谢东闵之邀任台湾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专员，后任台湾省合作金库研究室主任并编撰《日华字典》。1950年主编《合作界》季刊。1955年因罹患肝癌退休，11月3日病逝于台北市。

1975年8月，林海音邀请张我军次子张光直主编《张我军诗文集》，并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张我军诗文集》增订并改名《张我军文集》；1985年张我军长子张光正于北京编选《张我军选集》，并由时事出版社出版；1991年前卫出版社将张我军、蔡秋桐、杨云萍三人的重要小说作品，合在一起出版，名为《杨云萍、张我军、蔡秋桐合集》，由张恒豪主编；1993年，台北县立文化中心特约秦贤次编《张我军先生文集》多册，收于《台北县作家作品集》。至于张我军生前的译作，目前也已经出版了，有杨红英编的《张我军译文集》（海峡出版社），该书在2011年出版，问津堂总经销。

1997年，台北县政府“为乡里人杰塑像”，在其母校板桥国小立张我军石像，表彰他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生前出版作品

译作

• 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1929年）
• 丘浅次郎《烦闷与自由》（1929年）
• 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1930年）
• 千叶龟雄《现代世界文学大纲》（1930年）
• 叶山嘉树《卖淫妇》（1930年）
• 佐佐木月樵〈龙树的教学〉（发表在中国的佛学杂志《海潮音》，1930年12月号。）
• 西村真次《人类学泛论》（胡先骕/校对）（1931年）
• 夏目漱石《文学论》（1931年）
• 正木不如丘《人性医学》（1932年）
• 家永三郎《日本思想史上否定之论理的发达》（1933年）
• 今中次麿《法西斯主义运动论》（1933年）
• 山川均等人《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1933年）
• 饭田茂三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与洪炎秋合译）（1934年）
• 野尻抱影、青木正儿《诗经的星 从西湖三塔说到雷峰塔》（1938年）
• 武者小路实笃《黎明》（1944年）

编述之作

• 《中国国语文作法》（1926年）
• 《日本语法十二讲》（1932年）
• 《（日汉对译详解）高级日文自修丛书》（1934年）
• 《现代日本语法大全：分析篇》（1934年）
• 《（日语基础读本）自修教授参考书》（1935年）
• 《（对译详注）日本童话集》（上、下册）（1942年）
• 《台湾茶业》（1948年）

作品

• 《走私》（1937年）、《台湾之茶》（多人合撰）（1949年）

死后出版及刊载作品

《张我军全集》

集结张我军许多作品的《张我军全集》，内容包含诗、小说、散文与评论，由张光正主编的2002年繁体本，全书552页，约四十万字，繁体本补遗〈为台湾人提出一个抗议〉、信件11封。正文分6部份，第一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有〈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请合力折 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等14篇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第二为“论著”，有〈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孙中山先生吊词〉、〈《少年台湾》的使命〉等26篇；第三为“文学创作”，诗歌有新诗14篇57首、古典诗4首、小说有〈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元旦的一场小风波〉4篇（第4篇实为散文，被归入小说类），散文有〈南游印象记〉、〈采茶风景偶写〉等10篇；第四部份为“序文与编语”，有〈《宗教的革命甘地》引言〉、〈《中国文艺》一卷三期编后记〉、〈《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序〉等35篇；第五为“日文与日语”，有〈《日文与日语》的使命〉、〈日本罗马字的问题〉等18篇；第六为“书信”2封。

其他作品

• 张我军的三首白话新诗〈笼中鸟〉、〈无情的雨〉、〈弱者的悲鸣〉，收录在李南衡主编的《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4：诗选集》。
• 次子张光直收集《乱都之恋》的诗文，以及几篇张我军重要的评论与散文，编成《张我军诗文集》，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
• 张我军的《乱都之恋》，中国辽宁大学在1979年重新排版，之后出版这部诗集。
• 台北县立文化中心在1990年代出版《张我军评论集》，收录张我军的重要评论文章。
• 前卫出版社出版《杨云萍、张我军、蔡秋桐合集》，当中收录张我军三则以中国白话文撰写的短篇小说：“买彩票”、“诱惑”、“白太太的哀史”。
• 1985年张我军长子张光正于北京编选《张我军选集》，由时事出版社出版；2002年2月他还透过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近观张我军》，同年也出版了《张我军全集》。
• 张我军生前译介的著作及单篇文章，经过几位中国学者整理，目前已经出版。台湾的人间出版社已经发行《张我军全集─台湾新文学奠基人张我军 评论‧论著‧文学创作‧序文编语‧书信等之全卷──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4》一书。

评价

亲友故旧

亲戚、朋友

• 张我军的长子及其研究者张光正认为：父亲在1951年所写的〈春雷〉，当中的“大好春光竟遭云锁雨打”，能够概括他坎坷的一生；而文末的内容，尤其是作者自云处于“愁云苦雨”、“郁闷得喘不过气”之时，却听到了“清脆的春雷”，心头闪现出“重见天日”的希望，而“由衷心相信，明天是可以一亲久别了的阳光的”这个部份，张光正的解读是：“父亲憎恶黑暗现实，憬光明未来，渴望国家统一和两岸亲友重聚的心灵呼唤；也是他在自己晚年，以文学作品形式留给后人和世人，剖白心迹的遗言。
• 张我军的朋友张深切，在张我军过世以后，写了〈悼张我军〉一文追念好友。他写道：“吾友张我军，在台湾文学界是最值得纪念的一位。他，虽然不能说是台湾新文学的首创人，却可以说是最有力的开拓者之一。他，虽然不能说是台湾白话文的发起人，却可以说是最有力的领导者之一。他，在台湾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回台驻脚的时间不长，所做的事也不算多，但所做的事绩都很宝贵，并且还值得作文学史上的纪念。”
• 林海音在〈两个故乡的张我军〉一文，相当推崇张我军对中国与台湾新文学的贡献，她写道：“对于在台湾为新文学运动而努力的数不尽的前辈作家，如张文环、苏维熊、张深切、赖和、杨逵、黄得时、郭水潭、杨云萍等。虽然有些人的文字是使用日文的，但他们的思想却是中国的。这些前辈，或已去世，或仍健在，我们都应当对他们行以最敬礼。而张我军先生在两个故乡中，却是这些作家中的先锋！张我军先生，我为两个故乡的新文学向您致最敬礼。”
• 苏芗雨在〈怀念张我军先生〉一文的开头，简短评价了朋友张我军的为人，写道：“张我军先生是台北县板桥镇人，秉性纯真，为人豪爽热情，事母至孝，对待朋友与妻子诚挚，办事认真负责，认识他的人一致称道。”

学生

• 当年向张我军学习日文的学生宿白先生回忆，张我军“对岛崎藤村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作品的分析能给人以细腻深入的感受”。
• 甄华对张我军的评价：“我在北平上学，曾经常到设在张我军老师家中的日文补习班学习。他待人热情，教学耐心、认真，不厌其烦，曾借给我很多日文书籍。他教的内容有唯物辩证法，这促进了我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兴趣。补习班结束后，我还经常去他家，时间约一年左右。他对我讲过些日本问题，鼓励我去日本留学。由于他的教育和帮助，为我后来留学日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后世学者

中华民国（台湾）

• 1974年（民国63年）刘心皇在“反攻”月刊上，连载一篇文章，名为“抗战时期落水作家述论”。该文分为东北、华北、华中三部份，作者列出那些自愿或被迫为日人工作的作家，张我军名列其上。刘心皇对张我军虽然没有大加批评，但是特别注明：张我军“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间，出席‘中国文艺社’所召开的‘文艺小聚会’，与日人谈论甚洽。最可注意的，是他在北平被推为‘大东亚文艺者大会代表’，并且出席了会议。”隐含警惕读者之意，以及作者对张我军文格的不以为然。
• 陈少廷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一书上说，民国十五年，《台湾民报》先后刊出了赖云（原名：赖和）的〈斗闹热〉、云萍生（原名：杨云萍）的〈光临〉、张我军的〈买彩票〉，台湾的新文学“自此开始才有真正价值的新小说出现。”
• 秦贤次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一文断言，“在民国十三年至十五年间的启蒙期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张我军不论在理论上或系创作上均是其间功绩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位作家，一如‘开风气之先’的胡适之先生对大陆早期新文学运动的伟大贡献然。”此外，他也断言：“在抗战之前，张我军在国人学习日文、日语的贡献上，是无人曾出其右的。”
• 林瑞明在〈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与小说创作〉一文，肯定其毕生文学成就，如此评论道：“张我军在台湾文坛起过作用，没有他对旧文学的批评火力，不足以摧枯拉朽，旧文学的势力还会盘据相当的时刻。虽然‘文学没有新旧，只有好坏’，张我军的批评诚然也有过火之处，但逼使暮气沉沉的旧文坛势力让出一条路来，新文学的发展才在文化界中取得了正当性，其后白话文学作品源源不绝，奠定了台湾新文学的基础。这方面理应给予肯定的评价，不会因时过境迁而有所改变，当时他才是23、24岁的青年，以他生活于中国大陆的所见所得，掌握了契机，充分回馈了台湾，在台湾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 翁圣峰在〈张我军批判旧文学〉一文，对于张我军推动台湾新文学、攻击旧文学所流露的“中国中心观”，有肯定也有商榷，他说：“张我军的‘中国中心观’显示那时代知识分子求新求变的心理，却无视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特殊的文化处境。他最大的贡献是激荡问题，批判旧文学的若干弊端，让当时的知识分子认真思考台湾文学到底该用什么文学形式表达，在那个复杂的文学环境，透过高分贝批判旧文学，复制中国走过的文学路，引进中国白话文到台湾文坛，触发新旧文学的激烈论争，并为后来的台湾话文论争埋下对立的种子。”
• 杨菁在〈张我军在中国〉一文，总结其一生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推动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二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在推动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方面，“在民国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启蒙中，张我军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上，都能够破除旧文学的迷障，建立新文学的信心，都可以算是开风气之先，对台湾新文学运动具有重要贡献。”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她认同张我军长子张光正在〈张我军与中日文化交流〉一文所提出的五点：一、利用日本报刊文章，揭露日本殖民统治暴政。二、致力日本文学和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三、华北沦陷期间他与日本作家交往。四、培育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国日文、日语人才。五、提出自己对中国、日本文化交流的独到见解和主张。
• 叶笛认为：“在今天，我们看张我军及其诗集《乱都之恋》，必须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台湾客观的情势，以及世界、整个亚洲地区的新思想、新潮流的冲击。……张我军时代的文学革新，不但要从整个台湾文学史上予以肯定，还可以从其文学运动的历史探索八十年代以后，台湾需要的是哪一种文学，其内涵、路向何在？”
• 吕兴昌对张我军新诗创作的评语是：“虽有实践其新文学观念的用意，而其出版台湾第一本诗集的意义也不容忽视，然平心而论，比起推行新文学运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创作成绩是远为逊色的。”他认为，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张我军似乎不是一个具旺盛创作力的人，没有一股强大的驱迫力使他长时间思考、琢磨新诗艺术。第二，其视角过分受制于年轻的恋爱经验，缺少将之转化成比较深刻、宽广的文学经验的企图与能力。第三，客居异地，处处须为生活奔忙，尤其从事外文汉译工作，耗时费神，创作精力自是饱受影响，以致无法在新诗方面有所精进了。
• 向阳在〈在黑暗中点灯──二〇、三〇年代台湾左翼文学运动〉一文认为：张我军、赖和、杨云萍、杨华是台湾新文学初期的四个杰出作家。
• 叶石涛对张我军评论散落在《台湾文学史纲》多处。他把张我军的创作生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自北平留学到北伐前，二是自北伐前后到七七事变，三是抗战期间在北平沦陷区生活，四是光复回乡以后，然后肯定说：“张我军一生最好的作品都在北平师范大学时代完成，并为台湾新文学的奠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不过对于张我军的台湾语言改造与白话文学建设论述，叶石涛则认为，“使没有办法完全用文字表达思想情感的台湾话文整理改进后统一为普通话，是大致正确的方向。然而，殖民地台湾的现实状况，有时跟他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对于《乱都之恋》，叶石涛仅记下出版年份，并没有其他的讨论，可能与他没有看到原作无法评论，或是自认专长不在此而另待高明有关。对于张我军发表的三篇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叶石涛的评语如下：“这三篇小说给台湾新文学的影响不大；倒是跟八〇年代留美的台湾作家的写作方向有一丁点儿类似，这证明被‘铲根’的作家很难表达出本土民众的心声。”
• 陈芳明在他的代表作《台湾新文学史》称张我军为“批判旧文学的先锋”，认为他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最大贡献是破除旧文学的迷障，建立人们对新文学的信心，使新兴知识分子能够放胆摆脱旧诗的阴影。其次，陈芳明也肯定张我军将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理论介绍到台湾的功劳，只是对于张我军主张的“中国文学是主流，台湾文学是支流；所以主流发生变迁时，支流也必须随著更动”诸如此类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陈芳明说：“张我军在申论他的看法时，全然忽略了台湾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事实。因为殖民地台湾的发言权，完全掌握在日人手中，从教育到报纸几乎都被外来的殖民者所垄断。这种文化环境，根本不可能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相提并论。因此，他的主观愿望是期待台湾文学跟随中国文学发生变化，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台湾文学的后来发展，就与张我军的愿望背道而驰。”对于张我军的代表作《乱都之恋》，陈芳明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是殖民地社会里（按：指台湾、澎湖等日本殖民地）的第一册白话文诗集，也显现张我军想以具体作品来实践自身文学理论的决心。此外，对于张我军参与“台北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等具有左翼色彩的组织，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提及，并且写道：“张我军扮演的角色，与当时台湾知识分子一样，都同样结合政治与文学的双重任务，投入启蒙运动的工作里。他在新文学上的地位，仅在这段时期建立起来。此后，他便转而从事翻译与编辑书籍，台湾文学史消失了一位强有力的推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古继堂在《台湾新诗发展史》如此评价张我军在新诗创作上的成就，他说：“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是台湾新诗的奠基者，他的处女诗集《乱都之恋》是台湾新诗的第一块奠基石。……张我军创作的这一组诗，就是反映他们（张我军与女友罗文淑）当时与封建礼教搏斗、争取婚姻自主的精神表现。《乱都之恋》是台湾新诗史上的宝贵的财富。……张我军作为台湾新文学史的奠基诗人，他的诗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行文明白流畅。但是过于散文化，有的作品几乎就是散文的分行排列。表达的直露也使诗缺乏耐读性。”
• 白少帆等人认为：“张我军这种认同母体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在他所有的文章里。也正是这种深沉的牢固的爱国情坏和故乡沦为异族统治的悲愤心境，决定了他毫不含糊的民族进步立场与远见。”
• 黄乃江在〈张我军的处女作及其在厦门之文学活动新考〉一文，提出一个新观点，那就是：可以1924年为界，将张我军的创作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张我军的旧文学创作阶段，后期是张我军的新文学创作阶段。他认为，“前一个阶段对于张我军的古典文学修养、培养其传统诗文的写作习惯、增强其‘抗日复台’的责任心与使命感等都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为他后来开展对台湾旧文坛的抨击作好了文体上、思想上等方面的准备。像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一样，张我军也并非横空出世，一开始就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者’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旧文学阵营向新文学阵营逐步转化的过程。”
• 张泉研究张我军在沦陷时期的文学与翻译活动，他在〈张我军与沦陷时期的中日文学关联〉文末肯定：张我军的日本文学翻译，“是建立在对翻译对象的深入研究和总体把握之上的。”；而且认为，张我军对日本文学翻译和翻译技巧问题，以及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关系问题，都发表过值得后人研究的见解。张泉提醒：对于张我军这位沦陷区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学术界目前还不够关注。
• 王升远、周庆玲两位论者考察了张我军在中国日语教育史上的地位，对张我军在中国的日语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的实证性的挖掘与整理研究。他们在〈中国日语教育史视阈中的张我军论〉一文的结尾，作了如此的结论：张我军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日语教育家，其“日语教育的成功得益于‘编者、著者、师者’加之其本有的‘研究者’四重身分的互动……张我军在日语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今日的日语教育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 武治纯曾在张我军新诗集〈《乱都之恋》重版代序〉上称赞张我军说：“他的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和一系列散文、小说及评论作品，完全采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普通话写作，文学语言清新、活泼、明畅、通俗，适应了台湾文学语言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有利于全国各地人民阅读，有利于反映出他的创作主导思想中的革新意识和现代意识。”
• 朱双一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重挫：散文与戏剧创作〉一文，著眼在张我军的散文创作，包括早年在《台湾民报》发表的一系列“随感录”文章、1926年发表的〈南游印象记〉，以及中晚年所写的散文。对于“随感录”，他认为，张我军的“随感录”系列文章，其创作精神与艺术手法，明显与鲁迅的杂感一脉相承；并且肯定这些“随感录”文章，“以其犀利的战斗力，在当时的新文学潮流中起了别的文体，如张我军本人的理论文章所无法达到的特殊作用，同时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1926年发表的〈南游印象记〉，朱双一认为，这篇文章“虽然结构散漫，但内容极为丰富，可见对阶级、民族压迫的揭示，对旧诗人、旧文人的批评等，还可明显感受到作者不满于封闭、停滞而向往于自由、进取的心灵。”而对于张我军中晚年的散文，他评道：“这时张我军的作品益发显露学者散文的风格，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日本国

• 对于张我军将大陆文学、鲁迅文学引进台湾的史实，中岛利郎在〈鲁迅在台湾文坛的影响〉一文如此评论，他说：“张我军是最初的鲁迅文学在台湾的传入者是不会错的。但是他始终是大陆文学的正式介绍者，给台湾介绍了鲁迅的文学。鲁迅的文学也是做为介绍大陆的新文学的一环进行的，特别是既没有因受鲁迅文学的影响，而成为自己创作的血肉；也没有论述鲁迅文学的本质。不过，这是开启时代先端的启蒙家常背负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

相关连结

• 新旧文学论战
•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
• 新诗
• 台湾诗人
• 五四运动
• 乱都之恋
• 张光直

参考文献

• 苏世昌。〈追寻与回忆──张我军及其作品研究〉，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6 [2]。
• 翁圣峰，“张我军”及其著作相关词条，《台湾文学辞典》[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游胜冠，“张我军”词条，《台湾历史辞典》，[4]
• 蔡佳颖，“张我军”词条，《台湾大百科》（《当代文学史料系统》），[5]
• 秦贤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张恒豪编，《复活的群像：台湾三〇年代作家列传》，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
• 陈沛淇，〈在“京华”中的“T 岛”青年——谈张我军《乱都之恋》中的形式问题〉，《文学前瞻》，第4期，2003/7。[6]
• 吕兴昌，〈张我军新诗的再探〉，收录于《漂泊与乡土──张我军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6/5。
• 翁圣峰，〈建构日治时期台湾语文表达的主体性——从张我军〈请合力折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入手〉，刊于《2007年台日学术交流国际会议论文集——殖民化与近代化——检视日治时代的台湾》，亚东关系协会编，外交部出版，p163-175，2007年12月。[7]

外部链接

• 民视新闻台 板桥国小李茗洋老师 介绍张我军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彭小妍：〈文学典律、种族阶级与乡土书写——张我军与台湾新文学的起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张我军之死—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两岸纪念已故台湾知名作家张我军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张我军倡五四 白话文学引入台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iCIBA-张我军
• 再读父亲这本书——纪念父亲张我军诞辰110周年
• 纪念台湾作家张我军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 网易新闻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大纪元-张我军倡导五四精神 白话文学引入台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中国台湾网综合-张我军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