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
| 容闳 Yung Wing | |
|---|---|
.jpg) 《西学东渐记》卷首插图（1909年） | |
| 出生 | 1828年11月17日 大清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 |
| 逝世 | 1912年4月21日（83岁） 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 |
| 国籍 |  大清（1828年–1909年） 美国（1852年–1912年） |
| 母校 | 耶鲁大学（文学学士、荣誉法学博士） |
容闳（英语：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本名达萌，号纯甫，学名闳，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之学生，亦为首名于美国耶鲁大学就读的中国人，后又创设幼童留美计划，世人称他为中国留学生先驱。1876年，美国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文化交流重大贡献。
容闳年轻时便曾与太平天国打交道；洋务自强运动期间，容闳向曾国藩进言，若要船坚炮利，必先造“制器之器”[1]。后来又连续参加了戊戌维新、君主立宪运动、与兴中会革命等，在满清最后六十年之中，从太平天国开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每一个最重要的运动里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容闳在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时期发生的自立军起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此事件在激发中国人政治思想转变上有关键作用，是革命历史之思想转变临界点、转捩点之一，容闳此时始感保皇主张业已过时，使他周围许多维新党人同受启廸。他自己也从此开始，真正与孙文革命事业产生联系，最终在多年奋斗后，亲眼见证了中国革命成果，在有生之年看到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西学东渐记
[编辑]
一般人对容闳生平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2]。容闳用英文写作此回忆录，题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
自传从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开始，内容一一细数这位“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的初蒙教育、求学经历，学成归国后，从事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受阻；讲到他如何进入南京，曾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讨论如何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寄望于太平天国能够重建一个“新政”失败；又叙述他如何在自强运动中入曾国藩幕，派往美国购买机器，建成江南制造局，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终能以公费选送幼童赴美留学；出任留美学生监督时任大清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公使；参与“戊戌变法”。全书共二十二章，容闳仅在最后一章中轻描淡写地提到1897年的维新变法和戊戌政变，并在述及他因为参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计划而遭清廷通缉后，一语带过1900年曾在上海召开过中国议会，自传便戛然而止。[3]
《西学东渐记》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内容却只写至1898年为止。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以后，中华志士为了拯救即将被列强瓜分的家园，在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有些人支持君主立宪，也有许多人坚持要革命。书出版时离1911辛亥年只差两年，但容闳却对1898至1909中整整11个年头里发生的事，在自传中不着一字。事实上，当容闳写这本自传时，他早已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他当时以80岁高龄还在筹备中国红龙计划，忙着帮孙文筹款起义，这些事情都必须在地下进行，当然不能将相关的一丁点计划内容、人物、地点等公之于世。既然不能讲革命，容闳干脆连他在自立军起义一事中的角色也都避而不谈；而为避免麻烦，索性连戊戌政变也一并轻轻带过。[4]
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跟中国人留学西方分不开。1898年容闳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上海租界。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之“中国议会”，被推为会长，遭清政府通缉，出逃香港，再度赴美，1910年他曾邀孙文赴美商谈，表示支持革命。一个自始至终热爱中国的人，却不得不“远托异国”，埋骨海角天涯，这是他个人之不幸，也是他所在时代之不幸。这部书总结作者六十多年经历，在“西学东渐”史，尤其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公认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留学生的人生必读书，值得永恒推荐与永久珍藏。本书译者的文笔典雅简洁，字里行间能看出一个从温和改良主义派，如何彻底转变为支持和参与推翻君主专制之民主革命者的思想转变历程。本书堪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幼年
[编辑]1835年，经父亲朋友介绍给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由郭夫人负责教导。1839年中英交恶，学校解散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容闳于是回乡，而不久父亲逝世，容闳于是与哥姐工作帮补家用。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容闳经郭士立夫人的朋友引荐下于1841年重新复课，当时的学生有唐杰、李根、周运（Chow Wan）、黄宽、黄胜和容闳。1842年，由于香港割让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大学（当时叫耶鲁学院），为首名于美国耶鲁大学就读的中国人。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并于1854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其后返回中国。
洋务自强运动
[编辑]容闳曾经进入南京，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会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治国七策”，洪秀全则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后容闳拒绝赐封离开。他后来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其后，自营商业，旋即投入师夷自强运动。
| “ | 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 ” |
| ——1863年（同治二年）十月，容闳向曾国藩进言[2] | ||
之后曾国藩派容闳赴美国购买制器之器[1]。
美国留学计划
[编辑]1870年，容闳倡议派幼童前往泰西肄业之计划，获其好友丁日昌赞同，并且得到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幼童出洋时平均年龄只有12岁，容闳亦被任命为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但随后数年，驻美公使陈兰彬不断地要求撤回学生，与容闳争论不休，李鸿章从中调停。
然而1881年，留学之事出现变数。李鸿章本欲该批学生进入军校就读，但美国政府当时只允许日本人就读军校，而拒该批学生于外，陈兰彬故主张全撤留学生。再加上留美幼童习染西洋风气，甚至归信基督教和剪辫，令保守的清朝官僚十分不满，上奏批评要求撤回。最终朝廷准奏，召回幼童。除了部分因病和擅自留美不归者外，其余均召回国授予职务。
虽然这次留学运动未能完满成功，但这一批留学生返国后均对中国现代化有贡献。当中最著名者为外交官唐绍仪、刘玉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
戊戌维新
[编辑]从1862年开始，容闳便亲身投入了洋务自强运动，要将西方的知识引进中国。虽说其努力全遭到愚昧却有效的腐败官僚系统的排挤与掣肘，让他处处碰壁，但他仍屡挫屡起，热心不减。但在1881年，清朝官吏的无知、无能、与无用竟使容闳主办的小留学生运动在施行十年后流产，终于让容闳看清了仅以科学西化来救国之困难。在产生无力感之余决心将注意力开始放在政治改革上，希望能从根本做起，真正有效地改变中国的前途。但类似的挫折接连而来，迫使他稍后在居留美国的妻子重病之际，于1883年失意地回美国照顾她，并在1886年妻子过世后继续在美独自教养两个幼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因不忍心隔洋看着祖国灭亡，应召远赴伦敦向外国商借军费，虽所谋因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踌躇不决而失败，1895年他仍再次回到中国，并于定居上海之次年上奏朝廷让他在中国设立国家银行，结果还是好事多磨，因盛宣怀居中破坏而不了了之。
甲午战争开打不久即决胜负，虽然中国的大败让容闳对救国几乎彻底绝望，但也同时让他有机会在1895年认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三个同样口操粤语，又在救国认知上产生共识的老同乡之遇合，总算又为容闳在政治改革的抱负带来了另一契机。[5]中国与日本同在几十年当中努力于西化，且同样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日本却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皆认定日本之能够战胜中国，是能在政治上先全盘西化，而清廷始终被跟不上时代的传统官僚制度掣肘。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举人，因公车上书事件一炮而红后，与梁启超在京都组织强学会。[6]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俄军进驻了旅顺，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再要求进一步地拓展九龙新界，法国也趁机占领了广州湾，日本更是大打厦门一带的主意，清廷面临了被西方各国瓜分的危机。当时光绪皇帝欣赏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让他在1898年4月于北京成立了保国会。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维新于焉开锣。[7]
长期居住于美国，英文造诣极高的容闳，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国际情势见识极深，维新党人因此对他十分倚重，而在临老之年报国有门，容闳也对维新运动中的各种大小改革，积极参与。“保国会”成立当日，容闳亲自到场，当时他已经快满七十岁了，比康有为还年长三十岁，比梁启超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而他也老骥伏枥，竭尽心力，连下榻之处都成了党人聚集商议之地，俨然是维新派幕后的总参谋长。[8]
不料慈禧对光绪帝维新大不满意，在9月19日傍晚，突然一声不响地从颐和园搬回大内，并囚光绪于瀛台，自己重掌大权。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开锣一百日便被强制下档。[9]当时官府在京城里到处捕抓维新党人，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们一同商讨如何请美国公使、英国公使、及日本公使等来营救党人，保护皇帝。[10]康有为离京后，搭乘英国商船到上海，后改乘英国军舰到香港，再由孙文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陪伴东渡日本[11]；而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也帮助梁启超脱逃，让他乘火车到天津，再搭日本军舰到日本。容闳自己则先藏匿于上海租界数月，再于1899年辗转逃往香港。
革命事业
[编辑]1900年的庚子“中国议会”与“自立军”事件，是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从“君主专政”走向“民主共和”政体的一个心理转捩点，又对随后之惠州起义造成了重大影响。在自立军以前，国内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侨皆普遍支持维新党人，革命行动大抵无人敢问津。如孙文1895年发起“广州起义”时还必须假借“农学会”的名义，才能让仕绅从钱包里掏捐革命经费，失败后又被老百姓骂成是一群贼党，可见一斑。1900年因“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特殊关系，才促进了维新党与革命党尝试携手合作的意愿，虽然联手起义最终仍告失败，但两批人马却已经建立起庞大有效的通联网络。“自立军”的失败更让维新人对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顶，这个卡在被囚的光绪帝与他们之间的庞大官僚制度，逼使维新党人终于承认无法以渐进方法来革新中国的残酷现实。除了少数如康有为等顽固人物还继续保皇，大多数的维新党人都已在1900年后背弃了“君主立宪”运动，自发性地追随了容闳的带头作用，开始铁了他们的心，全力拼“革命运动”去了。
容闳经历了“太平天国”、“自强运动”、“戊戌维新”、与“君主立宪运动”，他之一路走来却最终投入革命，实际上已对“保皇立宪”运动划上了大半个句号，并真正把“排满革命”的意识带入政治革新运动的主流。[12]
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有他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对话，儿玉总督说“……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极恶之消息报君……”容闳闻而大异，急欲知所谓恶消息者究为何事。儿玉曰：“中国闽浙总督方有公文来，嘱予留意，谓君设来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闳答称：“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以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儿玉总督闻言庄重对曰：“容先生幸勿以予为中国之警吏，君今请安居于此，慎无过虑，与绝不能听君往中国就戮也。”并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台湾在予治权之下，予必极力保护，当派兵为君防卫，不致有意外之变。”隔日果有护兵四人，夜间在容闳寓所四围巡逻，日间逢其外出无论何时，此四兵必随行，二居前，二居后，加意防护。容闳自述“予居台湾数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闳认为此次与日属台湾总督之谈话，实为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之事。[13]
而事实上，容闳在1900年后确也曾经三次亲身参与过起义计划。第一次是1901至1903年与“兴中会”的谢缵泰、邓荫南、李纪堂、及太平天国旧部洪全福等密谋于广州再次起义，希望建立大明顺天国，众人拟推容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14]第二次是在1909年，容闳将康有为身边的两个美国人实际拉进了革命圈子，他们一个是军事训练家荷马李[15]，另一个是财政界要人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16]。容闳与他们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打算筹款五百万美元，购买十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来支应孙文的革命。[17]第三次则是1910年的长滩计划，它是“中国红龙计划”的实际行动，为此孙文还到加州长滩出席，亲身参与了这个军事计划的商讨与内容拟定。[18]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文请容闳归国。但1912年4月21日，容闳于美国去世。
容闳与马克·吐温
[编辑]当年有一位学者牧师推切尔在耶鲁法学院演讲表扬容闳，这一篇演讲稿后来被收入《西学东渐记》，成了该书的代跋。推切尔牧师是容闳的好友，曾在1875年主持容闳的婚礼。同时他也是文学家马克·吐温的终生挚友，当年马克·吐温结婚时，他长途跋涉至埃尔迈拉市为马克·吐温主持婚礼，而当马克吐温的妻子与三个享年不永的孩子相继离世时，也都由推切尔主持葬礼，最后连马克吐温自己的葬礼，也同样委由他负责。根据纽约时报报导，他亲至纽约主持马克·吐温的追思礼拜，老当益壮的推切尔在礼拜中多次泪流不止，祷告时也是泣不成声。
在发展幼童留美计划的这九年与往后几年间，容闳在康涅狄格州的活动多以哈特福市为中心。从他的留美事务所至推切尔的教会信步可达，而马可·吐温、推切尔与容闳的家屋，也都分布在市中心几条街的范围之内。从这三个朋友各自所写的书信里，可以看出马可吐温与容闳间确实有多年的交情。从1875年马克吐温在他新盖的新英格兰豪宅里招待容闳开始，马克吐温与推切尔曾多次携手为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游说政府。[19]1880年清廷打算取消幼童留美计划，为了劝阻清廷，马克·吐温曾带着推切尔去会见马克·吐温的好友前美国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而格兰特也马上发函李鸿章，迫使他暂缓取消学童留美计划，让小留学生们在美国又多待了一年。[20] 而为了谢缵泰及洪全福图谋的大明顺天国，容闳更曾在1901年从香港写信给马克·吐温与推切尔，试探是否能用中国赈灾的名义从美国国会申请经费挹注。
马克·吐温从1870年代起便呼吁美国人重视在美华人的人权及尊严，在全美一片排华声中，他是少数曾为华人利益据理力争的美国名人之一，常用他妙笔生花的文章谴责对华人有偏见的美国国会与大众媒体。当八国联军在北京奸杀掳掠时，马克·吐温更仗义执言，以他著名的讽刺文笔，向美国民众描绘西洋帝国主义与传教士为亚洲殖民地人民带来所谓“文明祝福”的嘴脸。为此他曾写了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Disgraceful Persecution of a Boy、John Chinaman in New York、Roughing It、Ah Sin、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United State of Lyncherdom等著名文章与剧本，也获得了许多正面回响。马克吐温之所以对东方具此情有独衷的理念，相信其影响多少是来自容闳的。
荣誉及纪念
[编辑]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容闳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布殊、克林顿等政界名人校友之肖像与他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之日期），公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容闳小学
[编辑]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唐人街，有一座高楼叫做孔子大厦，大厦下有一所公立小学。为了纪念容闳，又命名为容闳小学。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之容闳学校亦是为纪念容闳而命名。
故居
[编辑]容闳故居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号。而当年，容闳出国后回家乡为南屏村西大街三巷取名“辅仁巷”。
故居大门向东，泥地夯土墙，建于清代中期。据容闳之曾孙容梓灿回忆，容闳故居原由两前廊、天井、大厅、东西边两长屋、后斗（厨房）七个部分组成，东西宽约10米，南北长约20米，面积约200平方米。
注释
[编辑]- ^ 1.0 1.1 王尔敏. 清季兵工業的興起. 中央研究院. [2018-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31）.
- ^ 2.0 2.1 Yung Wing（容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容闳自传：西学东渐记》），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1909。中文译本，恽铁樵，徐凤石等译，《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容闳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内附英文原作。ISBN：978-7-5060-5150-7。页数：126页。尺寸：16开 170*228。1878年，马克吐温与容闳的共同好友Reverend Joseph Hopkins Twichell（推切尔牧师）曾在耶鲁法学院表扬容闳对中国留学生的特殊贡献，这篇演讲稿被收入此书，成为长达28页之代跋。
- ^ 容闳自传虽为第一手史料，但对非历史学家而言似嫌生涩，建议参照张海林之《容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此书附加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王韬评传》之后）。该书前三章将容闳自传重新诠释后，再加入大量历史背景，且每个段落资料出处皆予详细注明。
- ^ 有关容闳1898年前之记载见《容闳自传：西学东渐记》、《容闳评传》前三章、与《世载堂杂忆．纪先师容纯父先生》。1898年后有关容闳之记载见：《唐才常年谱长编》，上册，页二二八、上册，页五八八、五九九至六○三、六○八至六一三、六二二、与六二八。《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页六七、七四、八三至八四、一一一、一一七至一一八、与一二五。《近代中日关系史论》，第一册，页三○六至三○八、三一二、与三一八。《终结帝制：简明辛亥革命史》，页四二至四三、九五、九八、一○二、一○五、与一○七。《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页二○九至二一三。《晚清七十年．第三册．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页一三○、与一三一至一三二。《革命逸史》，〈三十九年前之东亚时局形势图〉、〈章太炎事略〉、〈毕永年削发记〉、〈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与〈李纪堂事略〉。《容闳评传》第四章。《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册，页十六、一四一、与二○○，下册，页六、四十三、与五十四。《细说孙中山》，〈两位“总统”的忘年交〉与〈国外军事、财政智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页二四五、与二四七。《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留美学子归国受重用〉，页二五二、与二五九。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4, 59, 116, 147, 150-151, 153, 155, 159-160, 228n43, 257n5。
- ^ 容闳在维新时期前就已经提出过同样理论，详情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三册．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远流出版社，一九九八），页一三○、一三一至一三二。
- ^ 维新主张、戊戌变法的概念、康有为、与梁启超，请参阅：《晚清七十年．第三册．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一百年后看戊戌变法〉、〈解剖康有为〉与〈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 ^ 百日维新的背景还可参考：杨天石，《终结帝制：简明辛亥革命史》（香港三联书店，二○一一），〈体制内改革－戊戌维新运动及其失败〉。全书资料出处有详细注记。
- ^ 容闳与戊戌变法：《容闳评传》，第四章，第二节，〈参与戊戌维新〉。
- ^ 戊戌变法始末：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三册．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欲从日本人眼光来看“戊戌政变”者可参阅：陈鹏仁译，《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五南出版社，二○○○（上村希美雄，《宫崎兄弟传》，苇书房，一九八七，亚洲上篇及中篇部分），第一册，第五章〈戊戌维新〉、及第六章〈菲律宾革命〉。全书资料出处皆有注记。“戊戌政变”内容详参：杨天石，《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风云时代，二○○九），〈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天津“废弑密谋”是维新派的虚构〉与〈袁世凯戊戌记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全书有注。
- ^ 有关李提摩太救维新党人请参阅：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 Reminiscences（《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New York :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6, 266。中文译本，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五，页二四七。
- ^ 宫崎滔天简介：张家凤，《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下两册，秀威资讯，二○一○），上册，页三○一至三一七。全书有注。宫崎滔天与田野橘次保护“万木草堂”的学生，宫崎滔天劝救康有为离开香港并陪同东渡日本，后又努力撮合康有为与孙文合作，内容详见：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自传》，东京国光书房，一九○二。中文译本，陈鹏仁译，水牛出版社，一九八九，此书有大量译注，更附吉野作造所写三十三年之梦解读、及宫崎之子宫崎龙介所写简介。
- ^ 有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在一九○○年时尚无“革命党”与“立宪党”之分，如：容应萸，〈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也有学者认为容闳在一九○○年后并未马上全心加入革命：刘玉全，〈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转变辨析〉，二○一一。有关容闳“未全心加入革命”的观点，还可以参见：Lawrence M. 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116 & 257n5。康有为一九○五年访美谒见老罗斯福总统时，容闳为其翻译，此外，容闳还是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在康涅狄格州读书时之监护人，惟这些似乎只是容闳为老友尽地主之谊而已，不足以妨碍容闳从一九○○年后未再参与保皇会运动之事实。
- ^ 刘泽民, 容闳来台湾时间与次数之蠡测 Archive.is的存档，存档日期2014-12-03,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9/10/16
- ^ 容闳与“大明顺天国”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壬寅洪全福广州之役》、以及《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下册，页四十三至五十五。
- ^ 荷马李简介：《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下册，页十三至二十一。荷马李传记参阅：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 ^ 布思简介：《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下册，页六至十。还可参考更详细的资料：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 ^ 有关“中国红龙计划”与“长滩计划”见简介：《细说孙中山》，第六章，第六节〈国外军事、财政智囊〉。其实在一九○八年这批人开始酝酿红龙计划时，头号合作对象原本是刚被摄政王载沣下放回乡的袁世凯，惟容闳欲透过当时正访美之奉天巡抚唐绍仪连络其好友袁世凯时，唐绍仪却因亟欲回避其师容闳而予多方推拖，红龙计划才最后落入第二人选孙文手，详细的资料参见：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145-188。从另一方面来看，据一九○八年《纽约时报》所报，唐绍仪要至所乘汽船停泊在旧金山时，才获知慈禧辞世之消息，记者形容清国特使唐绍仪当时神态慌乱，而五十名成员的外交使团马上将所有华侨已安排的宴会及娱乐全数取消，或许唐并非特意回避当年提携他留美的容闳，详见：郑曦原编，李方惠、胡书源、郑曦原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上下二卷，二版一刷，远流出版社，二○一二），下卷，页五二五至五二九。
- ^ 有关容闳的著作还可参阅：陈玮芬，〈西学之子：容闳与新岛襄的异国经验与文化认同〉，《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二○○七年三月，第三十期，页二二三至二六五（比较容闳与新岛襄）。李亚丁，〈容闳〉，《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世华中国研究中心，二○一二（从基督教徒的观点看容闳一生）。雷颐，《历史：何以至此，第一辑：末路的罪与罚》（山西人民出版社，二○一○），〈历史的见证者：容闳的独特意义〉（惟内容与《容闳评传》雷同）。
- ^ Hsin-yun Ou, “Mark Twain, Anson Burlingame,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and the Chinese",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 42 No. 2, 2012, 43-74。
- ^ 此事在《容闳自传：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里曾有述及，容闳还特地在书里感谢当时为他奔走的包括马克·吐温在内的一干美国友人，可惜中文译者或许不知Samuel Clemens便是在中国大名鼎鼎的马克吐温本名，因而只将这些国人不甚熟稔的人名翻成“多数之大教育家及大学校校长”而已。
参考资料
[编辑]- 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