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共產主義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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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共產主義叛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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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內戰的一部分 | |||||||
 1963年和平談判破裂後緬甸共產黨代表團徒步返回其在鄉村地區的基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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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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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 參戰單位 | |||||||
| 兵力 | |||||||
 43,000 (1951)[3] | |||||||
| 傷亡與損失 | |||||||
| 1,352人陣亡(1952年官方記錄) | 未知 | ||||||
| 總共3,424人陣亡(1952年官方記錄) | |||||||
緬甸共產主義叛亂（英語：Communist insurgency in Burma），毛派及其同情者以及中國、越南、佤邦和撣邦東部第四特區方面稱為緬甸人民解放戰爭，主要指由緬甸共產黨和共產黨 (緬甸)發起的叛亂事件。叛亂發生於1948年到1989年。2021年，軍事政變後，緬共宣布復出並活躍於克欽邦與實皆省，與緬甸政府軍衝突至今。
起源（1939-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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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15日，緬甸國父昂山在原德欽黨基礎上宣布成立緬甸共產黨，成為該黨首任總書記，巴莫任第一副書記。1940年8月，為取得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繫，昂山親自前往福建廈門，在與中共的地下組織接頭失敗後遭廈門租界的日本憲兵隊綁架並被押送東京，最終在日本軍部的脅迫下脫黨成為親日派，導致緬共領導層一時失去鬥爭方向。
抗戰期間
[編輯]1941年7月，德欽梭和德欽丹東在永盛監獄共同起草了《永盛宣言》，宣布法西斯主義是「即將到來的戰爭中的主要敵人」，號召與英國暫時合作，建立起包括蘇聯在內的廣泛同盟。這一舉措是遵照在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由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主張的人民陣線戰略。
這個呼籲與1940年離開緬甸，秘密接受日本人軍事訓練的昂山和三十志士所組成的緬甸民族主義組織德欽黨的主流意見相反。1941年12月27日，昂山在泰國曼谷組建緬甸獨立軍(BIA)來對抗同盟國[6]。1942年昂山引領日軍進軍緬甸，3月8日占領仰光，同年7月，全緬英軍被擊退，緬甸獨立軍改組為緬甸國防軍。1943年8月1日，傀儡政權緬甸國成立，巴莫出任總理，昂山出任國防部長，緬甸國防軍也重組為緬甸國民軍（BNA)。
德欽梭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轉入地下，組織武裝抵抗力量，而身為傀儡政府農業部長的德欽丹東將情報交給德欽梭。登佩敏和Tin Shwe於1942年7月接觸流亡到印度的英屬緬甸殖民政府。1944年1月，在德欽梭主持下，緬甸共產黨成功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
隨著戰爭的進行，昂山對日軍勝利的可能性愈發懷疑，最終昂山於1944年中葉決定投靠同盟國陣營，同時與他過去一手締造的緬甸共產黨重新建立聯繫。1944年8月到9月，緬共、「緬甸國民軍」（昂山為首）、「緬甸人民革命黨」（即緬甸社會黨前身）等團體領導人在吳努家中舉行了會議，成立「反法西斯組織」。1945年3月3日，反法西斯組織更名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5天後，基地位於曼德勒的西北戰區共產黨人指揮官Ba Htoo開始了對日軍的武裝抵抗行動。1945年3月27日，在昂山的領導下，武裝抵抗升級為全國範圍內的起義，日軍最終於當年7月撤退。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由此成為戰後直到緬甸獨立後數年的最有影響力的政黨[7][8]。
抗戰勝利後至昂山遇刺
[編輯]1945年9月，德欽梭和Ba Tin到印度同當時深受白勞德主義影響的印度共產黨談話，回國後德欽梭確信武裝鬥爭是奪取政權的唯一方式。出於對逐漸擴散的群眾示威的恐懼，英國新總督休伯特·蘭斯任命昂山等人出任行政委員會中的一些職位。昂山一開始拒絕這個提議，但最終在1946年9月接受提議。此時業已清算白勞德路線的緬甸共產黨由此同昂山產生分歧，最終德欽丹東被解除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總書記一職。11月2日，在緬共指責昂山和社會黨「在帝國主義面前下跪」，出賣革命以加入行政委員會，故此號召罷工之後，緬共最終被逐出同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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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德欽梭指責緬共領導層是「白勞德主義者」。當時在接替德欽梭出任黨的總書記的登佩敏的主持下，緬共於1945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採用此前登佩敏在印度起草的名為「向更好的互助信任和更好的合作」的政策。德欽梭和7名中央領導從緬共分裂出來，另行組織共產黨 (緬甸)，又稱紅旗共產黨（旗幟沿用緬共的紅旗），德欽梭任紅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緬甸共產黨則重新組成新的中央，又稱白旗共產黨（改用白旗為黨旗），選舉德欽丹東出任中央總書記（後改稱中央委員會主席），繼續同昂山和同盟合作。獨立談判期間，英國發覺德欽丹東是昂山背後的軍師[8]。最終，白旗共產黨也無法同昂山和社會黨人形成「左翼大團結」。
1947年2月，Ba Thein Tin和共產主義學生領袖Aung Gyi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英帝國殖民下的共產黨國際會議，這也是緬甸共產黨第一次參與到共產黨國際會議中[8]。在批判當年舉行的制憲議會選舉後，緬共還是派出25名候選人參選，但只有7人當選[8]。隨後在7月19日發生的刺殺昂山和其閣員的事件震撼了緬共和全國，但緬共仍然迫切想和同盟建立統一戰線，認為刺殺是帝國主義者試圖阻止昂山建立左翼聯合陣線的陰謀[8]。
之後，吳努在倫敦同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完成了昂山開始的獨立談判，而《1947年10月吳努-艾德禮協議》被緬共指責為是一個羞辱，爭議的焦點是作為協議附件的《列雅-弗里曼防禦協議》，協議向英國提供了3年在緬甸境內進行軍事訓練和未來潛在的軍事同盟的優惠，這被緬共認為是英國干涉緬甸主權和吳努的妥協的證據[8]。
1947年11月8日，吳努提出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重現建立聯合陣線的建議，呼籲緬共，社會黨和一個由作為昂山私軍的二戰老兵組成的人民志願組織(PVO)進行談判。當這一提議失敗後，吳努指控緬甸共產黨搜集武器準備發動起義，而緬共反對協議的舉動最終迫使緬甸決定不加入大英國協。1947年12月，緬共的孟加拉裔理論家Yèbaw Ba Tin發表了《當前的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重提此前1月的口號「最終奪取政權」，號召「全國起義來摧毀賣國協議」，將一切英國和外國資產國有化，廢除一切形式的地租和債務，廢除國家官僚機構代之以人民政府，並將與中、越、印尼（為當時東南亞的第二大共產黨）三黨結盟寫進綱領（同「民主中國和鬥爭中的越南和印尼」建立核心同盟），以此為基礎獲得蘇聯的支持，以及和其他「反抗英美帝國主義殖民」的民主國家建立同盟和貿易關係。緬共隨後執行了一套雙重政策：動員仰光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和政府雇員發動罷工，以及在農村地區建立受民兵保護的「解放區」[8]。
1948年2月，在仰光發生了一系列由緬共支持的全緬工會大會(ABTUC)發動的罷工浪潮，3月在彬馬那鎮區發生了由全緬農民組織(ABPO)發動的7，500人遊行。由於相信他們將於3月27日抵抗日發動起義，吳努由此下令逮捕緬共領導人，但最終發現緬共總部已人去樓空。緬共的領導層逃到他們擁有強大影響力的彬馬那鎮區準備發動武裝革命[8]。
早期鬥爭及挫敗（1948-1958）
[編輯]反抗同盟的叛亂
[編輯]1948年4月2日，緬甸共產黨在勃固打響了獨立後武裝起義的第一槍。此時，德欽梭領導的紅旗共產黨，武僧U Seinda領導的若開人和若開邦的聖戰者業已發動了武裝叛亂。人民志願組織(PVO)分裂成「白帶」和「黃帶」兩派，由Bo La Yaung（三十志士之一）和Bo Po Kun領導的多數派「白帶派」在同年7月也加入了武裝叛亂。吳努政府徵用克倫人和克欽人來鎮壓共產主義叛亂，並在1948年晚攻下卑謬鎮，德耶謬鎮和彬馬那鎮。1949年末，由於國防軍總司令史密斯·敦（克倫人）被三十志士中的資深領袖奈溫取代，克倫民族聯盟 (KNU)宣布反叛。孟族和撣邦的勃歐人也隨之反叛。緬甸步槍隊的三個團也在三十志士的成員，共產黨人軍官Bo Zeya, Bo Yan Aung,和Bo Ye Htut的領導下轉入地下，組織緬甸革命軍(RBA)[8]。
緬甸共產黨將緬甸定性為「半殖民，半封建國家」，因此選擇了毛主義的在農村組建游擊隊，而不是動員城市工人的路線[10]。與此同時，緬共也支持處在合法地位的左翼反對黨，例如由工會領袖Thakins Lwin和Chit Maung領導的緬甸工農黨(BWPP)，該黨被仰光報章稱為「秘密共產主義者」和「紅色社會主義者」。工農黨試圖將共產黨重新拉回主流政治中，但失敗了。在1956年兩黨組成國民聯合陣線參與競選，取得35%選票，但所得議席不過寥寥[8]。
政治局的「為了黨的存活而鬥爭」的決議於1948年4月在仰光召開的秘密中央委員會會議以及一個月後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得到確認。緬共總部繼續在彬馬那鎮-央米丁鎮地區活動，偶爾北上到 曼德勒-密鐵拉-敏建地區活動。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債務被廢除，農業和貿易合作社被建立起來。武裝叛亂一年後，共產黨的武裝依照毛主義路線重組為主力部隊-機動游擊隊和民兵，指揮權由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同掌。主力部隊被稱為「緬甸人民解放軍」 (PLA)，與同時期建立起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名。1950年9月，緬甸人民解放軍與緬甸革命軍合併為「人民軍」，與當時在中國幫助下剛剛正式成立的越南人民軍同名，由Bo Zeya指揮。常規軍被分成四個主要戰區，各有一千人[8]。
儘管德欽丹東此前曾支持克倫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叛亂和民族自決權以及撣族反對封建貴族的鬥爭，克倫民族聯盟還是被緬甸共產黨定性為被英國人控制來破壞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政府和共產黨人團結的「反動封建組織」由此內戰演變成由三方分別參與：吳努政府，共產黨游擊隊和克倫民族聯盟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分裂勢力。吳努政府預計僅政府人員就有包括1，352名軍人在內的3，424人陣亡[8]。
統一戰線
[編輯]隨著卑謬鎮被共產黨，緬甸革命軍和人民革命組織聯軍攻下，第一個反抗吳努政府的統一戰線組織，人民民主陣線(PDF)於1949年3月在當地成立。隨後三方同盟協定由德欽丹東，德欽梭和Bo Po Kun在1952年10月1日簽署。除於1950年組建人民軍的緬共和人民革命組織合併外，協議主要包括領地的劃分和合作條款[8]。
1952年11月，緬甸共產黨和克倫民族聯盟達成停火協定，但並沒有形成軍事同盟。一些少數民族武裝的投降使克倫民族同盟匆忙於1956年4月組建民主民族聯合陣線（DNUF），後來領導權逐漸由Mahn Ba Zan領導的毛主義政黨克倫民族聯合黨（KNUP）掌控。克倫民族同盟左派由此同其他少數民族勢力漸行漸遠，並同緬共走得更近，最終兩黨於1959年5月在國民民主聯合陣線（NDUF）的形式下達成同盟關係[8]。
國民民主聯合陣線也包括了在孟邦人民陣線投降後，由Nai Shwe Kyin領導建立的新孟邦黨，1956年3月成立的欽族民族先鋒黨（CNVP)和於1957年7月成立的由Saw Maw Reh領導的克倫尼民族進步黨(KNPP)。新孟邦黨和克倫尼民族進步黨都是在克倫民族同盟的幫助下成立的。這是民族武裝勢力中最成功的統一戰線組織，一直延續到1976年，克倫民族同盟從聯合陣線中脫離，另外組織民族民主陣線（NDF)。然而緬甸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即受壓迫民族應在政治上脫離擁有統治地位的壓迫民族，但絕不等於分離出國家版圖，而是要在各個不同場合下基於整個社會發展的利益和爭取無產階級的利益來處理民族問題。對於受殖民統治或外國軍事侵略和占領下的民族來說，民族自決權是指擺脫殖民統治並建立或恢復獨立的主權國家的權利（如1921年蒙古革命擺脫日本支持的中華民國和俄國白軍的軍事占領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而對於已經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整體來說，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少數民族所適用的民族自決概念僅限於脫離奉行大民族沙文主義（如泛斯拉夫主義、大漢族主義、大緬族主義和馬來人至上等）的主體民族政權的種族壓迫，而在擺脫這一壓迫（推翻奉行種族主義的主體民族政權）後所要實現的則是國家主權範圍內的民族自治權利。緬共由此根據蘇聯和中國的經驗（如1920年蘇聯扶持成立遠東共和國脫離日本支持的俄國白軍政權、1947年中國共產黨在蒙古族地區建立內蒙古自治區脫離中華民國管轄，與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各省宣布脫離清廷獨立類似），認為各少數民族地區脫離現政權管轄不能以實現分離並成立小國家為目的，而是為實現新政權成立後在中央對各民族地區的統一領導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因而要求各民族地區反抗緬甸政府的運動都必須置於其領導之下。這和當地少數民族所認為的民族自決的觀念（獨立於緬甸國家版圖之外）相去甚遠，因為共產黨人一貫認為沒有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所謂民族自決權不過是「現有體制所給予『民族（nation）』的不是在他們（『民族』）為其所能時的簡陋祝福，就是在其所不能時的空洞短語」、「只維護單獨一個民族的某些特權，並總是力主為『自己的』民族取得更大的利益」，從而形成某個少數民族因所謂的「民族意識」而對抗全體主體民族的局面，與實行民族壓迫的主體民族統治者製造和煽動民族仇恨的政策無異，因此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並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不可接受的，而是應同時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統一戰線內各黨的意識形態衝突得因而不到解決[8]。
「和平與統一」對「武裝爭取民主」
[編輯]1950年代，共產主義武裝的進攻逐漸失去力量；1953年10月緬甸政府取締該黨，國民對內戰的不滿促成了緬甸共產黨在1955年提出「和平與統一」的主張。這一主張得到了仰光左翼反對派和保守派的共同歡迎。擁有崇高聲望的民族主義領袖德欽哥都邁於1958年組建內部和平委員會，被政府允許代表緬共說話。在1956年緬甸大選中，民族聯合陣線取得很好的成績，給吳努政府造成一些政治動盪[8]。
在國際上，得到美國支持的國民黨軍隊在內戰失敗後從雲南跨境到緬甸東北部，使緬甸政府拒絕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周恩來在從印度支那半島舉行的日內瓦高峰會返回後前往仰光會見吳努，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宣言，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人民有「選擇本國體制」的權利；吳努於下一年回訪，得到中國政府不會同緬共聯繫的保證。同年12月，尼古拉·布爾加寧和尼基塔·赫魯雪夫訪問緬甸長達一個星期，表現出認可緬甸作為一個模範的不結盟的，按照自己節奏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意思。緬甸政府也是萬隆會議的強烈支持者。1957年，奈溫率領了一支軍事代表團訪問中國，會見了毛澤東[8]。
吳努隨後轉向對自己有利的和平談判，提出了非常成功的「武器換民主」的主張。緬甸國防軍在1956年初的進攻計劃，在木各具的Aung Thura（「英勇勝利」）計劃，在勃生的Aung Tayza （「輝煌勝利」）計劃都取得了局部的勝利。1958年發生了克欽族民族主義者的大規模投降，隨後是勃歐族，孟族和撣族共產主義者，但更重要的是Bo Po Kun領導的人民革命組織。官方數字是5，500名「武裝共軍」「投向光明」，其中包括了主要在若開邦北部實兌地區活動的800名白旗共產黨人[8]。
政變後再次開展鬥爭的準備（1962-1968）
[編輯]1962年政變與1963年和平談判
[編輯]奈溫看守政府主持了1960年2月舉行的大選，由吳努領導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廉潔派(Clean AFPFL)取得了勝利，並修改黨名為緬甸聯邦黨[8]。然而，兩年後以奈溫為首的親美少壯派軍官發動軍事政變，吳努政府垮台，聯邦黨大部分領導層和少數民族領袖被關押。同年7月7日仰光大學的學生發起和平示威，遭到緬甸國防軍的殘酷鎮壓，造成上百名學生被殺。
1960年代中期，美國國務院估計緬甸共產黨成員大約有5，000人。
1963年4月1日，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奈溫在發布大赦令後提出和平談判。在1958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分裂前就在仰光活動的三十志士之一的Bo Ye Htut以及緬甸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同Bo Ye Maung和Bo Sein Tin一起接受了這一建議。同月，克倫民族同盟分裂成克倫民族團結黨(KNUP)和Tha Hmwe領導的克倫革命協會(KRC)。6月，紅旗共產黨代表團最早來到談判桌，隨後紅旗共產黨的領袖德欽梭在8月從若開邦來到談判地點。僅僅舉行三次會議後，聯邦革命委員會就在8月20日突然結束談判，紅旗共產黨代表團匆匆回到若開邦首府實兌[8]。
由Bo Zeya, Yebaw Aung Gyi, Thakins Pu,和德欽巴登頂領導的三支緬甸共產黨代表團在7月和9月從北京回國，這些「北京回歸者」被允許前往位於勃固山脈的黨總部，黨的領導層由此在15年後重新統一，召開了歷史性的中央委員會會議。8月28日由總書記Yebaw Htay和原人民軍總司令Bo Zeya率領的緬甸共產黨代表團來到談判地點後，談判在9月2日正式開始。9月20日，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國民民主聯合陣線書記德欽辛率領第二支代表團抵達談判地點，與第一支代表團作為同一陣營。政府方與緬甸共產黨和國民民主聯合陣線的談判令政府同其他少數民族如撣族和克欽族的談判黯然失色[8]。
由於聯邦革命委員會向緬甸共產黨提出的以下要求，談判在11月14日破裂： 1.所有部隊必須集中在特定地方 2.任何人在沒有允許的情況下不准離開 3.所有組織活動必須停止 4.所有籌款活動必須停止
由於對和平談判的期望很高，國民民主聯合陣線得到德欽哥都邁和三十志士之一的前軍官Kyaw Zaw支持的人民和平委員會在11月初發起從敏拉鎮到仰光的六縣和平遊行。遊行的過程中，支持者呼喊反政府口號，遊行者也收到了來自仰光大學學生聯盟(RUSU)和全緬學生協會聯合會(ABFSU)的食物。當遊行隊伍來到仰光後，200，000人在城市大堂集會，演講者公開支持國民民主聯合陣線保留武器和領地的要求。儘管一開始緬甸共產黨和國民民主聯合陣線誤以為奈溫提出和平談判是政府虛弱的一個標誌，他們一抵達仰光後就察覺這只是一個政府裝飾門面的舉動。然而，他們也藉此機會重新建立聯繫和與家人見面[8]。
遊行後超過900人被迅速逮捕，大部分是BWPP和NUF的活動家，其中也包括了遊行的主要組織者，勃歐民族組織聯盟(UPNO) 和過去的武裝組織勃歐民族組織(PNO) 的領袖Thaton Hla Pe，以及過去的組織孟族人民陣線領袖Nai Non Lar。到了年底估計有超過2，000人被監禁，幾乎整個仰光大學學生聯盟和全緬學生協會聯合會的領導層都逃亡加入緬甸共產黨[8]。
緬甸共產黨重回毛主義路線
[編輯]受到1963年和平談判破裂和1966年起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以及效仿時年越南共產黨將毛澤東思想列為指導思想的建黨模式，緬甸共產黨拋棄了過去「和平和統一」的路線，重新回到革命毛主義的路線[11][12]。一系列清黨和草率處決隨後發生，被仰光報章稱為「清洗，解職和處決」的政策。大批黨的老成員，以及在1963年和平談判破裂後加入緬共的學生領袖，被德欽丹東下令處決[8]。
在重新確立毛主義路線後，緬共在1965年開始建設鄉村地區，被稱為「紅色政權區域」，由主張農村包圍城市並最終在條件成熟的時刻奪取政權的「強硬」活動家管理。負責教導毛澤東思想的中央黨校也隨之建立，第一堂課在1965年3月25日開始[8]。在對外關係方面，緬共重申了1947年綱領中與中國、越南和印尼三國共產黨結為同盟的對外方針，因而緬共的一系列政策得到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支持[13]，而當時與中國關係緊密的、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南共產黨和受到時任印尼總統蘇加諾支持的印尼共產黨亦視緬共為其同在東南亞的重要盟友。此時越南方面正值胡志明提出「助人如助己「的對外方針，且出於自身周邊安全環境的考慮，因而儘管越南國內條件仍十分困難，依然全力支持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鬥爭。中越兩國遂開始向緬共提供武器和資金，並招收大量緬共幹部入讀軍事院校，為其培訓軍官；印尼共產黨雖並未取得政權，但因其受到當時的蘇加諾政府大力支持而在印尼國內擁有較大影響力，其規模為當時東南亞僅次於越南的第二大共產黨，因此亦盡己所能為緬共搜集大量物資以示支援。
然而，黨內日益加劇的分歧使德欽丹東，Thakin Chit和北京回歸者在1966年8月16日會面來討論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最終決定複製蘇聯肅反運動的經驗，並參照中國紅衛兵的實踐，建立了青年組並選擇了會領導黨內多數派來肅清反對派的高校學生[8]。
數名黨內高層被指控為「修正主義者」受到肅清，Thakin Ba Tin和Yèbaw Htay在1967年4月27日被暫停中央政治局的職位，而一些黨內高層，例如Yèbaw Ba Khet在察覺到危險後選擇退黨。Thakin Ba Tin在1967年6月8日被草率處決，隨後是Yèbaw Htay，其中他們的兒子是處決隊的一員。他們被分別指控為緬甸的「鄧小平」和「劉少奇」。
1965年9月，印尼發生930事件，導致印尼共產黨遭蘇哈托為首的親美政變軍人當局屠戮殆盡，使緬共失去一個重要盟友。緬共吸取了印尼共未建立武裝的教訓，同時其自身亦有1958年放下武器的教訓，因而請求中國和越南方面幫助其儘快重建軍隊。
1967年6月，奈溫政府效仿印尼930事件後蘇哈托政府以印尼華人為目標迅速消滅印尼共產黨的反共大屠殺，以緬甸華人為目標發動反華騷亂，同時亦鎮壓緬甸國內一切抗議越南戰爭的反戰聲浪，意圖就此一舉消滅緬共。緬共立即發表題為《緬甸蔣介石——奈溫軍人政府必敗，人民必勝》的聲明在輿論上為自己爭取時間。中國和北越經歷了印尼共產黨遭滅黨後未能迅速做出反應的教訓，立即公開對緬共表示支持，從而將為緬共重建軍隊一事正式提上日程。大量緬共前武裝人員進入雲南和越南和平省整訓，開始接收大量蘇聯和東歐各國為中越兩國提供的先進武器裝備。同時為爭取其他民族地方武裝與緬共結盟，兩國亦為剛剛成立不久的克欽獨立軍提供AK自動步槍600餘只以示支援。
1967年12月15日，德欽丹東和其餘政治局委員通過一份決議，決定採納「黨內革命」的路線，命令全國所有黨員肅清各地的黨組織。三十志士的第一位，曾經陪伴昂山到廈門接受軍事訓練的Bo Yan Aung在12月26日成為被肅清的受害者。
軍隊重建之初的內訌（1968）
[編輯]1968年1月4日，多支經過中國和北越整訓、配備精良蘇式裝備的緬北武裝重新合併為「 緬甸人民軍」，成為一支新型正規化軍隊，仍由Bo Zeya擔任總司令。人民軍重建初期最早的兩大單位為克欽邦303部隊和果敢404部隊，分別由羅相和彭家聲出任部隊長。中國和越南則以「訪問組「專家的名義向緬共派遣軍事顧問，對人民軍的正規化建設進行指導工作。此後緬共的軍事實力雖不斷壯大，但其內鬥仍在加劇。
趁緬共內部陷入混亂之際，奈溫政府發動了軍事進攻，數名緬共高層陣亡。1968年3月9日，羅相部303部隊建制被幾乎打殘，不得不撤退至中國境內。中國和越南於3月中旬再次分別派出一個訪問組，同時中國方面允許緬共招募部分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的中緬邊境邊民為志願兵，再次進入緬甸後很快在勐古地區建立第一個根據地。4月16日，時任人民軍總司令Bo Zeya陣亡。緬共除了Yèbaw Htay另一名孟加拉裔建黨成員Yèbaw Tun Maung (Dr. Nath)也在同年陣亡[8]。
1968年8月，曾經的領導Thakin Ba Tin, Yèbaw Htay和Bo Yan Aung的Bo Tun Nyein被指控「試圖建立敵對的黨總部」而被處決。隔月，仰光大學學生聯盟的前領袖，例如Aung Thein Naing(Bo Yan Aung的侄子)和Soe Win (Ludu U Hla和Ludu Daw Amar的兒子)同樣受到被處決的命運[8]。
1968年9月24日，在避開政府軍的逃亡路上，德欽丹東被他的保鏢殺害，後者兩年前以「軍隊逃兵」的身份加入緬共，後來向緬甸政府投降[8]。
1968年底，以德欽辛和德欽漆為首的新領導集體宣布將主要精力集中於開展武裝鬥爭方面，黨內鬥爭宣告暫停。
全盛時期（1969-1972）
[編輯]1969年3月，緬甸國防軍退至滾弄，人民軍占領了除南湖以外的果敢所有地區，以勐古為前進根據地，設立果敢縣，並收編紹帕游擊大隊，9月收編昆馬游擊大隊，並於克欽邦收編原克欽獨立軍之一部。人民軍由此成立了東北（果敢及勐古，404部隊改編）及101（克欽邦，303部隊改編）兩大軍區，趙明和彭家聲分別任東北軍區正副司令，羅相和丁英分別任101軍區正副司令。其中東北軍區下轄勐洪912師、果敢929師和勐古893師，其餘各旅逐漸被編入之後新成立的各軍區；101軍區規模較小，僅下轄1001、1002和1003三個團。在此期間，大量中國知青和邊民越過中緬邊界參加人民軍，成為志願兵。中國政府則將犧牲的志願兵認定為烈士，其家屬享有烈屬待遇。
1970年4月，為打通北部根據地和勃固中央根據地的通道，人民軍在中國和越南援緬訪問組專家的指導下發起南下戰役進攻臘戌。緬軍假意暫時棄守，誘使人民軍深入臘戌城內，隨後展開大規模反撲，人民軍因不敵緬軍的猛烈反攻而敗退。緬軍從陣亡的一名中國專家和一名越南專家的屍體上搜獲整個南下戰役的作戰計劃。同年年底，攻占與雲南畹町鎮一橋之隔的棒賽。
1971年夏，應泰國共產黨的請求，人民軍在越南專家的指導下少量出兵泰老邊境地區的帕黨山附近，支援泰共人民軍對抗段希文和李文煥為首的國民黨殘軍和泰國政府軍，但最終未能幫助泰共拿下泰北山區而撤出，泰共人民軍殘部也撤往寮國境內的巴特寮根據地。
1971年底，在中國和越南提供的大量新型蘇制火炮運抵緬北後，人民軍總部決意發起滾弄戰役，試圖取道滾弄大橋再次進攻臘戍。緬軍封鎖大橋，憑藉火炮數量優勢與絕對制空權抵擋人民軍的進攻，最終人民軍雖未能拿下大橋，但成功將緬軍拒於薩爾溫江西岸，因此雙方均宣布此役獲勝，稱之為「滾弄大捷「，2014年緬甸軍方即將此役拍攝成同名反共宣傳電影。
1972年3月，東北軍區前線指揮部遷往勐冒，4月統一阿佤山各部。
1972年5月，人民軍總部抽調全軍範圍內以哈尼族、布朗族和傣族為主的各單位陸續南下，6月相繼解放撣邦東部以上述民族為主的勐拉、南板和色勒地區，於月底成立新的815軍區，打通了與印度支那地區越南和寮國巴特寮方面的直接聯繫。815軍區首任司令為丁萊，其於1974年陣亡後的接替者為知青志願兵出身的吳再林，因其指揮能力出眾（例如曾以劣勢兵力擊斃緬軍某快速機動師師長）且時年僅30歲，被稱為「緬甸小林彪」（林彪任紅四軍軍長時年僅23歲）。1987年底泰老邊界戰爭爆發後，該軍區亦曾與越南共同少量出兵寮國西南部邊界的龍坡邦山脈對抗泰國軍隊。
收編或統戰其他民族武裝
[編輯]撣邦各民族人民解放組織（1974-1976)
[編輯]1965年成立的勃歐解放組織最初與緬共交好，1967年由於其領導人波桑頂反對與緬共進一步聯合，導致勃歐解放組織分裂，親共派德格列於1974年8月宣布成立撣邦各民族人民解放組織（SSNPLO），武裝定名為撣邦人民解放軍（SPLA）。1976年4月，德格列率領約200人赴邦康受訓。5月1日，撣邦各民族人民解放組織決定接受緬共領導，旗下武裝編入人民軍中部軍區。1977年2月，德格列率部回到加度基地區，中部軍區685旅4045營隨同到達，並改編為該組織的第7610營。1981年，中部軍區618旅再次派遣3個營駐防加度基地區。
克欽獨立軍（1975-1976)
[編輯]成立於1961年的克欽獨立軍因其內部部分成員受美國扶持的背景（此些人員曾為二戰時期的美軍克欽遊騎兵（Kachin Rangers）），具有強烈的反共親美意識。自1969年其丁英所部被人民軍收編併入羅相的101軍區以來，該組織中掌握重要權利的部分領導人與緬共積怨頗深，但其內部因羅相本人在克欽族中的影響力而親共派眾多，緬共由此決定爭取該組織。而1972年時任101軍區司令的羅相在外出打獵時不慎摔下山崖墜亡後，在反共派領導人的運作下，克欽獨立軍與緬共之間的衝突開始升級。1975年末，由原中國援越志願軍軍官黃雲和少校率領的人民軍南坎縣大隊向貴概挺進，與活動於此的克欽獨立軍第四旅發生衝突。此後雙方展開拉鋸戰，最終南坎縣大隊於1976年8月殲滅克欽獨立軍的創始人、反共派早丹所部，親共派馬蘭布朗森（Maran Brang Seng）、馬利儒早梅（Malizup Zau Mai）等人隨之掌權，開始與緬共密切合作，克欽獨立軍從此與緬共結成統一戰線（此種戰略聯盟關係亦被緬共的主要繼承者佤邦所繼承；2021年復出的新緬共亦受到其幫助），儘管其目標仍然更傾向於民族問題而不是共產主義。
自與緬共結盟開始，克欽獨立軍亦開始受到中國和越南的間接支持，一度以保衛其玉石資源為由反對西方國家對緬甸內戰的干涉。克欽獨立組織的史料中明確記載了1967年反華騷亂後中國和越南對克欽獨立軍的資助：「1967年，奈溫政府忘恩負義，大肆排華和殘害華人…同年，中國政府和越南政府即援助克欽680支衝鋒鎗，以幫助克欽人民對抗大緬族主義。克欽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中國人民和越南人民的幫助。」在中國和越南軍隊展開經商活動後，克欽獨立軍還曾與中國和越南軍方合辦過7家公司，開闢與中國和印度支那地區的貿易通道。
漸入低潮（1974-1989）
[編輯]由於人民軍成立時間較短而缺乏實戰經驗，負責指導工作的中國和越南訪問組專家在戰時擁有主導作戰行動的權利，平時亦全面參與人民軍的兵力部署、軍事演習和人事調動等事宜，使緬共高層擔心喪失軍事指揮權。1972年滾弄戰役結束後，緬共高層初現對中國的排斥心理，以南下戰役的失敗和滾弄戰役未能取得預定戰果為由要求中國訪問組專家回國（但不敢要求越南專家回國），同時自1973年起侵越美軍主力開始撤離南越，東南亞形勢有所緩解，最終中國和越南訪問組於1974年初開始陸續撤出，至1975年4月越南全國解放後基本全部回國。此後，人民軍曾三次企圖跨過薩爾溫江到緬甸中部與緬甸政府軍作戰。第一次為1974年6月1日至7月17日，第二次為1974年12月1日至12月12日。由於群眾基礎差、後勤補給困難、在失去中國和越南專家的指導後部隊指揮不及以往靈活, 兩次西進戰役均告失敗。經歷前兩次失敗後, 人民軍於1975年1月17日第三次渡過薩爾溫江, 在緬甸中部的東枝、勐農、勐板、錫勝等地與緬甸政府軍展開拉鋸戰, 前後歷時18年, 戰果均不顯著,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8年。1975年3月，緬共中央所在地勃固失守，大量中央機關人員北撤，總書記德欽辛與第一副書記德欽漆卻拒絕撤退，最終於撲佳羌被自己身邊的警衛員出賣後遭緬甸政府軍包圍，拒絕投降後被亂槍射殺。此後德欽巴登頂接任總書記之職。此人為人好大喜功，喜好他人對自己阿諛奉承，重用善於內鬥的東北軍區政委楊光和參謀長余建等人，放任其在全黨全軍範圍內利用權術挑動黨內軍內爭端，將黨內的民主氣氛全部打消，從而喪失組織結構上的糾錯功能，使緬共中央的向心力大幅削弱。
自中越兩國訪問組專家撤出後，緬共再次開始黨內鬥爭並波及知青志願兵，迫使大量實戰經驗豐富的志願兵返回中國，導致兵源逐漸減少，根據地人心也隨之出現浮動。而1978年與中國關係惡化和中斷後，仍留在緬甸境內的知青志願兵全部淪為無國籍人士，其服役經歷亦不再受到中國政府承認，意味著無法回國（即便回國亦無退伍軍人津貼和幹部退休金等待遇維持溫飽），導致大量志願兵自殺和逃跑，其中不乏有人叛逃至國民黨殘軍和坤沙蒙泰軍的勢力範圍，亦有人逃跑後被緬軍和泰軍抓獲，被緬甸和泰國軍政府在國際輿論上大肆炒作。緬共從此開始由盛轉衰。1976年底至1977年初，東北軍區被迫棄守棒賽。1978年7月，緬共中央遷至佤邦首府邦康。
倒向越南中斷對華關係及毒品問題（1978-1989）
[編輯]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於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並停止對包括緬甸共產黨在內的海外共產黨的援助，亦因此禁止攜帶槍械的緬共武裝人員入境進行補給。而在1978年中越及中阿關係惡化後，由於中越阿三國均為自己的重要盟友，緬共原本決定維持中立，然而時任緬共領導人德欽巴登頂於1978年訪華期間，中方宣布給緬共為期一年的過渡期，從1979年起將中止對緬共的一切援助。因在中斷援助等問題上與中方完全無法達成一致，德欽巴登頂當面指責和攻擊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使緬共作出倒向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一方的決定。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後，緬共宣稱「任何時候『緬甸人民』都將站在越南一邊」，導致中緬兩黨徹底中斷一切來往。隨後根據越南方面的要求，緬共開始排斥黨內大量中國背景的幹部及華裔幹部，具體表現為中央政治局全部委員均由緬族擔任、中層以上幹部的緬族比例維持在3/4，而以佤族、克欽族和果敢族為主的基層軍官和各機關單位基層幹部全部受到排擠和歧視（例如時任中部軍區683旅502營營長的鮑有祥遭緬共中央排擠，自1972年以來從連長晉升為營長後多年未再晉升，幸得軍區司令李自如因其指揮能力較強而提拔為683旅旅長，方才未遭撤職）；緬共還效仿1975年後越南取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政策，大肆削弱各地區少數民族基層自治單位的權利，違背了民族自決原則。以上舉動被其他少數民族幹部和官兵視為復辟大緬族主義，導致黨內人心出現渙散。1979年9月緬甸出於抗議蘇聯和越南操控1979年哈瓦那會議而退出不結盟運動後，中國外交部長黃華到訪仰光。1980年，中國政府開始正視緬共中國志願兵的性質、身份和退伍回國問題，並且出台相應的接納和回歸政策，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知青志願兵的離開，使緬共進一步喪失中堅力量，甚至導致與這些知青結婚的本土幹部自殺（例如中部軍區某旅旅長趙雲 {克欽族，羅相舊部} 在送走與其離婚返回中國的夫人後拉開手榴彈自盡）。
與最大援助國中國斷絕聯繫後，緬甸共產黨的活動開始持續衰弱，加之因黨內不設紀律檢查委員會而無法有效監管黨員的違紀違法行為，在日常工作中無法切實履行從嚴治黨、從嚴治軍和群眾路線等根本原則，僅維持表明形式，導致其組織結構日趨鬆散，使人民軍各部逐漸脫離黨組織的約束，從而軍紀日益敗壞，逐步退化為針對平民的武裝犯罪組織。自1978年起中國斷絕援助、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倒向越南開始，此種腐化敗壞的現象在東南亞各黨之中皆極為普遍，為1989年後東南亞各黨的消亡或低潮埋下伏筆。
1978年之前，緬甸共產黨曾採取強制措施限制其解放區內的罌粟種植和鴉片交易，為時年緬甸境內唯一的禁毒力量。鴉片曾作為違禁品被禁止買賣，更禁止機關和部隊任何單位或個人收購和加工，在稅收方面只徵收現金和糧食而絕不接受鴉片。人民軍各單位亦多次開展緝毒行動從農民手中大量收繳鴉片，亦從緬甸政府軍或其他以毒養軍的反共民族武裝手中繳獲鴉片，例如東北軍區曾從政府軍手中繳獲果敢產鴉片1500公斤。但由於並不具備全面禁種的條件，因此也根據實際情況對民間的種植傳統給予適當放寬，即緬共方面允許外地煙商進入解放區收購部分獲得許可的菸農所種植的鴉片，但收購後必須以現金或糧食繳稅，禁止以鴉片代替；在解放區內一律嚴禁吸食鴉片和其他任何毒品，並通常以勞教方式對吸毒者實行強制戒毒，被勞教後的吸毒者若仍屢教不改，即可處以死刑。因缺乏黃金、白銀、美金和盧布等其他硬通貨，此時鴉片僅作為繳獲的硬通貨之一用於平衡解放區的進出口赤字，而種植或主動購入鴉片並出售牟利則屬非法行為，最高可處以死刑。 [14]
自1978年中越關係惡化後、緬甸共產黨倒向越南開始，便涉足金三角地區的傳統行業——毒品貿易以維持軍費開支，且向越南方面提供罌粟種植和高純度毒品加工技術換取軍援，從而使毒品貿易亦成為當時越南人民軍維持在柬埔寨和中國方向軍費開支的一項重要產業。[14]
為解決中國方面斷絕援助後的軍費不足，緬共中央開始全面放開解放區內的鴉片種植，並由一些地方財政貸款給農民發展種植，所有鴉片統一由公家收購，禁止任何個人進行鴉片買賣活動，亦禁止在解放區內進行任何毒品交易。對民間則宣稱生產毒品「只是為了坑害西方帝國主義」，屬於「抗擊侵略者」的鬥爭方式。以彭家聲為首的人民軍東北軍區成為首個開展毒品貿易的單位，於1978年在果敢縣主城區老街成立「特貨貿易公司」，時任果敢縣財政局長、東北軍區副司令楊茂良的兄弟楊茂安兼任該公司經理，貴概縣財政局長劉國璽負責交易活動及財務管理，由各區、縣政府從菸農手中以稅收形式徵收的鴉片被統一送入由軍隊控制的加工廠進行加工，最後通過各種渠道將加工好的嗎啡販運至緬泰邊界的國際黑市上（為防止解放區內和軍中出現吸毒現象，最初只加工不能直接吸食的嗎啡）。在緬共中央「創收」政策下，加工嗎啡的工廠遍布各大軍區。其後因不滿足於嗎啡加工利潤，1985年成立171軍區後，原中部軍區618旅政委車炬被破格提拔為該軍區政委併兼任下轄的420師師長，於1986年4月在被解放的原毒梟坤沙的地盤楠漠建立四號海洛因加工廠，高薪從泰國聘請海洛因加工技師，開始從事海洛因加工。緬共中央最初的在解放區內禁販禁吸的禁令由此成為一紙空文，不論軍中或是民間，緬共控制區內的吸毒販毒現象日益嚴重。1980年代以後，在中緬兩黨關係已經全面交惡的情況下，緬共中央開始允許東北軍區彭家聲部將大量海洛因成品販運至中國境內（原本禁止向中國境內販運），從而遭到中國政府通緝。[14]
自經營毒品貿易開始，緬共黨政軍紀律徹底鬆弛，並開始增收除鴉片稅和基本稅收之外的各種苛捐雜稅。除稅收、販毒所得及來自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的外國軍援外，敲詐勒索、綁架緬甸平民和外國商人索要贖金亦開始成為其國內的軍費來源。以上行為導致緬共逐漸喪失民心。除此之外，緬共亦逐漸忽視民生建設，以佤邦為例，截止1989年，佤邦境內僅有醫院5所、學校20餘所，全邦亦幾乎沒有像樣的街道，僅有旱季公路300公里；農業方面僅開展了部分較為原始的水利工作；邦康城內建築面積僅2000平方米，主要建築僅有緬共中央辦公廳和中部軍區大院的幾間磚木結構的瓦房。
緬共的支持者越南亦成為其擴展海外業務的一大市場之一。由於1981年後蘇聯和朝鮮不同意增加軍事援助，迫使黎筍政府尋找其他援助國和經濟來源。黎筍當局首先命越南駐聯合國代表黃碧山向先前的敵人——美國轉達了開發近海油氣田合作和在越南全面引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意願，希望以此直接在軍事和政治上獲得美國的全面支持，同時決定開展地下貿易補貼財政。黎筍政府通過提供軍援的方式，於1981年底通過緬共引入罌粟籽，並以聘請農業專家的名義聘請緬共方面的毒品加工技師，於1982年初將河宣省作為鴉片種植試點，並通過緬共方面的渠道打通海外銷路，共享在國際黑市中售賣鴉片的利潤。1982年下半年，黎筍政府又下令在諒山、萊州、高平、黃連山四省種植鴉片。在緬共「農業專家「的指導下，僅河宣省同文縣一地即於1982年一年種植罌粟430公頃。越南人民軍第一、第二軍區也在種植罌粟。為鼓勵農民提高鴉片產量，越南當局於1982年下半年又提出：超額繳納鴉片稅的種植戶，可根據數量等級，獎勵糧食、布匹、自行車等生活物資。越南邊民亦大量將毒品走私進中國境內。雲南省文山州和紅河州公安部門僅1982年下半年即查獲越南人非法偷運入境的鴉片達300多兩。[14]中國新華社隨後披露了越南當局鴉片貿易的細節，迫使美國因輿論壓力而放棄與黎筍政府的接觸，導致越南倒向美國的企圖失敗。
1980–1983年和平談判
[編輯]1980年奈溫當局發布大赦，吳努等人隨即從泰國回國。緬甸共產黨以Mong Yawng的一次襲擊作為回應，但在大赦令過期後又在9月提議進行談判。第一次會議於10月在北京舉行，緬共代表團由總書記德欽巴登頂率領，政府方則由當時突然離開政府和克欽族的談判到訪北京的奈溫率領。第二次會議雙方分別由Thakin Pe Tint和Aye Ko少將率領於隔月在臘戍，Aye Ko在談判上提出3個新條件：1.共黨（緬甸共產黨）解散；2.共軍（人民軍）解散；3.交出全部共區（「解放區」）地盤。
緬甸共產黨被告知在1974年憲法第11條下建立起來的一黨制國家緬甸不允許存在另一個政黨。奈溫在5月14日終止談判，並在不告知克欽人的情況下任由雙方停火協議在5月31日過期。其中緬甸共產黨從來沒有與政府達成停火協議。
在中國邊境，親緬共的「緬甸人民之聲」電台(VOPB)開始廣播要求結束緬甸內戰，在新的多黨制下發展民主和建立民族團結。緬甸共產黨仍然在東北部掌控15，000人，而政府軍在遲來的1982年恢復國王征服者行動後，仍然在緬共攻擊下損失上百人，最終撤退。由於雙方都面臨來自1976年成立的，有針對性地排除緬族的眾多少數民族包括克倫族，孟族，克欽族，撣族等族成立的民族民主陣線的威脅。
1983年6月，在越南等國施加外交壓力下，軍政府被迫與緬共再次進行和談。奈溫以緬共承認自己執政的合法性為前提，聲稱將在國會給予共黨（緬共）合法席位，並同意保留共軍（人民軍），共區（「解放區」）實行高度自治，並由當局給予一定的經濟支持，被德欽巴登頂拒絕。
隨著最大援助國中國斷絕一切援助，與之交惡的越南和阿爾巴尼亞兩國自身困難狀況日益加劇，亦難以繼續支持其他各國共產黨（例如除緬共、泰共、寮國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外，越南還同時支持菲共及馬共等組織，在其自身失去中國援助後，對以上國家和黨的援助逐漸力不從心），尤其越南在1976年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全面主政後，已經正式停止胡志明時代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組織原則上的經濟和軍事支援，其對外援助全部因其與中國的爭端和在整個東南亞擴張勢力範圍的利益而定，逐步演變為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性質。1985年霍查去世及1986年黎筍去世後，越南也開始革新開放並尋求與中國恢復傳統友好關係，阿爾巴尼亞亦不堪自身國內矛盾，從而使兩國均逐步停止了對緬共的援助。完全失去中越阿三國外援後的緬共由此陷入全面孤立狀態，被迫與民族民主陣線在1986年達成協議。此後緬共黨內矛盾日益加深，士氣日漸低落，錯過了1988年8888民主運動後美國等西方各國撤銷援助導致軍政府處於孤立狀態的時機。
最後一次開闢根據地
[編輯]1985年，曾因投靠國民黨殘軍而遭緬共驅逐並流落撣邦南部緬泰邊境地區的佤族土司岩小石與同樣親台灣當局的毒梟坤沙的蒙泰軍為爭奪勢力範圍而開戰。人民軍命東北軍區6旅政委車炬率領部隊南下緬泰邊境，與岩小石的佤聯展開合作，共同對抗坤沙的蒙泰軍。
1989年落幕
[編輯]1989年3月初，東北軍區彭家聲部秘密聯絡其舊識、已歸順緬甸政府的前毒梟羅星漢，請求其邀請緬甸政府軍幫助其發動兵變。羅星漢隨即與緬甸國防軍商定預備3個師的兵力防緬共中央攻擊，1個師戒備果敢當地，1個師防克欽邦（101軍區）攻擊。彭家聲從而得到緬甸政府的庇護，開始著手其兵變計劃。
3月11日，彭家聲在東北軍區發動兵變宣布脫離緬共，扣押了時任果敢縣委書記黃文蘭。人民軍在1988年剛剛從寮國接收並運抵東北軍區的80餘車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提供的最後一批軍援，包括各型槍枝一萬餘支、數十噸彈藥和各類軍需物資亦全部為彭家聲所扣留。彭家聲的兵變隊伍隨即接管了果敢縣大隊、果敢縣委等機構和各處戰備倉庫。13日，彭家聲出兵勐洪，將楊茂良任師長的東北軍區912師（1993年譁變後改為124師）收入麾下。14日，兵變隊伍接管東北軍區前沿根據地勐古，駐防當地的893師（1993年譁變後改為128師）師長李德華投向彭家聲，政委高良則帶領少數官兵退入中國境內。隨後彭家聲與緬甸政府達成停戰協議後宣布和解，成立「緬甸撣邦第一特區」，參與兵變的東北軍區各部被命名為「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即向外界展示其願與緬甸政府結成「同盟」之意。5月下旬，彭家聲飛赴仰光，得到緬甸政府的褒獎與熱情款待。
連鎖反應
[編輯]東北軍區發生兵變後，緬共中央命兩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佤（今勐冒縣）縣長兼122旅旅長趙尼來和中部軍區副司令鮑有祥立即出兵前往鎮壓，並於3月18日出動兩個連將彭家聲位於景北縣賀島的家查抄。此時由羅星漢引入解放區周邊幫助彭家聲兵變的緬甸政府軍三個師已做好隨時進攻的準備，且多年以來中央領導集團因追隨越南的錯誤政策已愈發不得人心（如思維機械僵化、復辟大緬族主義、開展毒品貿易等），因而由此導致的一系列嚴重後果已致使緬共的前途處於崩潰的邊緣。出於以上因素和保存實力的目的，趙鮑二人決定脫離緬甸共產黨。
4月17日，趙鮑的部隊在中央警衛旅旅長尼東和政委羅常保等人的內應下包圍位於邦康的緬共中央辦公廳[15]。趙、鮑二人將德欽巴登頂等人遣送至中國境內，隨後成立緬甸民族民主聯合黨和緬甸民族民主聯合軍，南下泰緬邊境的東北軍區6旅政委車炬發電支持趙鮑的行動，6旅改編為420師[16]。4月19日，815軍區司令、彭家聲的女婿吳再林宣告成立撣邦東部軍政委員會，此後以放棄勐棒為交換條件，將815軍區改組為「緬甸撣邦東部第四特區」和「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並將中央警衛旅政委羅常保借調勐拉擔任同盟軍參謀長。5月8日，佤邦420師駐地亦遭附近的坤沙蒙泰軍吞併，被迫撤出大量緬泰邊境一線的防區。最終克欽邦101軍區司令丁英見大勢已去，亦於10月宣布改組為克欽新民主軍。
相關國家態度
[編輯]中國
[編輯]作為緬共曾經的最大援助國，中國方面當時雖已與緬共關係惡化長達十餘年，但仍極其重視緬共控制的邊界地區所形成的緩衝地帶，以繼續牽制緬甸和泰國軍政府，因此希望通過變動其領導層使緬共改變對外路線恢復對華關係，並促使其廢除毒品貿易重新實行禁毒政策，而不是使緬共從組織上發生分裂。中國政府曾為此發出「關於嚴格禁止緬甸共產黨66名叛徒進入中國國境的通知」，彭家聲排名第一。[來源請求]
越南
[編輯]作為緬共的另一主要援助國，自原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去世後，越南此時的對外政策已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逐步放棄了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支持，並尋求恢復對華關係與中國重新修好，且亦決心解決黎筍執政時期遺留的毒品問題。對于堅持原有對外路線和毒品貿易的緬共高層，越南方面無心繼續扶持其掌權。但同中國一樣，越南亦十分重視緬共控制的邊界地區所形成的緩衝地帶，以繼續牽制緬甸和泰國軍政府，因此亦不同意緬共從組織上發生分裂。越南因此同樣禁止彭家聲等原東北軍區下轄的果敢地區領導人入境尋求軍火支援。[來源請求]
政變後復出（2021- ）
[編輯]2021年2月軍事政變爆發後，緬共突然宣布復出，於3月15日在克欽獨立軍的幫助下成立「人民解放軍」，活躍於克欽邦和實皆省，與各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和人民防衛軍（PDF）合作（但暫未與佤邦和815等原人民軍各部建立聯繫），使用小規模游擊戰來鍛鍊部隊和增進影響力，全力加強根據地建設。目前尚未有對緬軍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跡象。
參考文獻
[編輯]引用
[編輯]- ^ 1.0 1.1 Fleischmann, Klaus.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Birmas –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89. p. 405.
- ^ Meehan, Patrick. Drugs, insurgency and state-building in Burma: Why the drugs trade is central to Burma's changing political order.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42 (3): 385 [24 December 2020]. ISSN 0022-4634. JSTOR 23020336. S2CID 56423767. doi:10.1017/S002246341100033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5）.
From the mid-1960s until Mao's death, China's extensive support for the CPB heralded a more extensive militarisation of the state's opponents.
- ^ 3.0 3.1 3.2 Richard Michael Gibson. The Secret Army: Chiang Kai-shek and the Drug Warlords of the Golden Triangle. John Wiley and Sons. 2011: 88. ISBN 978-0-470-83018-5.
- ^ Lintner 1990，第14頁.
- ^ Schmid, Alex Peter, A.J. Jongman, and Michael Stohl. Political Terrorism: A New Guide to Actors, Authors, Concepts, Data Bases, Theories, and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p. 514
- ^ Hensengerth 2005，第10頁.
- ^ Hensengerth 2005，第10–12頁.
- ^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Smith 1991.
- ^ Hensengerth 2005，第15–16頁.
- ^ Hensengerth 2005，第17頁.
- ^ Smith 1991，pp. 159–167, 229–230: "After the CPB took a Maoist direction in the late 1960s, the "peace and unity" line was denounced by party leaders. ... The second important decision was the CPB's enthusiastic adop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 ^ Smith, Christensen & Levinson 2002，p. 155: "In the mid-1960s, an internecine 'Cultural Revolution' saw the party [CPB] take a dogmatic turn towards Maoism, which was modeled on developments in China.".
- ^ Gibson 2011.
- ^ 14.0 14.1 14.2 14.3 缅甸共产党史略. [2020-05-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0-20）.
- ^ Lintner 1990，第1頁.
- ^ Tha, Kyaw Pho. The Demise of a Once Powerful Communist Party—Now in Myanmar. The Irrawaddy. 3 October 2013 [10 October 20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