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隴集團

關隴集團，又稱關隴世族、關隴門閥、關隴軍事貴族、關隴胡漢集團、武川集團。關隴集團一詞由陳寅恪所創，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間，籍貫為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周圍的門閥士族，範圍為陝西、甘肅、寧夏、內蒙古陰山周圍，漢胡混血、文武合流是其。在鮮卑拓跋部統治下，他們佔據了當時的統治階層。關隴集團不但以武川人為濫觴，數個朝代的肇造者亦出於武川，或武川人後代。清代考據學史家趙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記‧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曾如此形容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他並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證明關隴士族與鮮卑胡姓的關係。

歷史

北魏至北周時期：發源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間，為了防禦柔然南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側的長城沿線（今內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線）設置了許多鎮，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懷朔鎮（今內蒙古固陽縣西南）、武川鎮（今內蒙古武川縣西）、撫冥鎮（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柔玄鎮（今內蒙古興和縣西北）、沃野鎮（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旗）、懷荒鎮（今河北省張北縣），合稱六鎮，又稱北鎮。由於北魏與柔然關係緊張，雙方不時發生軍事衝突。北魏朝廷將部分被編入軍戶的鮮卑貴族遷至六鎮，令之為鎮民兼軍士，「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並設有鎮將總攬當地軍政。彼時六鎮地位崇高，被譽為「國之肺腑」，身為六鎮之民是相當尊榮的，且擁有仕宦（升遷做官）、復除（免除賦役）等特權，「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六鎮之民多為鮮卑貴族，後來還有一部分漢人豪強。

然而到了孝文帝太和年間，柔然和高車對抗，北魏的北面國防壓力大減。孝文帝欲向南經營，不久便遷都洛陽遠離邊境，政治、經濟與外交重心隨之南移，使六鎮的戰略地位大不如前。六鎮之民遠在邊境，漢化遲滯，逐漸與洛陽的鮮卑貴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經濟上亦處於弱勢。隨着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漢化政策的深入，六鎮之民被轉為府戶，軍戶身分被免除，特權被取消，社會地位大幅下降，受內地人歧視，「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朝廷甚至將罪犯發配六鎮為兵，形同流放之地；當地對於改革的反感不斷累積，保留鮮卑舊俗的六鎮鮮卑與漢化的洛陽鮮卑之間的矛盾亦不斷激化。宣武帝時，六鎮飢荒，終於引爆六鎮之亂，北魏全國陷入嚴重動盪。後權臣爾朱榮平六鎮之亂後起而掌控朝權，孝莊帝又殺死爾朱榮。之後爾朱家族在晉陽合兵，推元曄登帝位。殺死孝莊帝。三年（531年），廢元曄改立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同年，鮮卑化漢人高歡於信都為孝莊帝舉喪，聲討爾朱氏，並奉元朗為帝，發兵殺入洛陽。後又改立平陽王修，這就是孝武帝。孝武帝無法忍受成為高歡傀儡，乃與關中鎮將賀拔岳聯繫，被高歡發現。高歡先發制人，於中大通六年（534年）殺賀拔岳。孝武帝讓宇文泰繼續統帥賀拔岳軍，鎮守關中。同年，孝武帝下詔歷數高歡罪狀。高歡聞知後派兵進攻洛陽，孝武帝逃入長安，投奔宇文泰。高歡只能改立元善見，是為東魏孝靜帝，並遷都於鄴。孝武帝西逃長安後，不久為宇文泰所弒，宇文泰改立元寶炬為帝，是為西魏文帝。至此，北魏分為東魏、西魏，最終分為「漢化鮮卑人」宇文泰、「鮮卑化漢人」高歡兩大集團，皇帝成為傀儡，不久更為二者所篡。

從這場動亂中崛起的有鮮卑化漢人高歡與敕勒人賀拔岳。北魏大權盡歸高歡，而賀拔岳控關中、隴西地區，並統領着一批前武川鎮將士。後來高歡用計令侯莫陳悅殺死賀拔岳，並派侯景去接收賀拔岳的部隊。不料，賀拔岳的部下奉戴武川鎮出身的宇文泰為主，侯景無功而返。自此，高歡和宇文泰兩人各自擁立皇帝，使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由於西魏政權主要割據關隴地區，國土人口遠遜於佔有廣大山東地區（包括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及山東省）的東魏和南方的南梁。宇文泰推動胡化政策，集西魏之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為一個緊密的胡漢同盟，「物資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精神上亦必俱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習，始能安內反側，外禦強敵」。宇文泰創立府兵制，設置八柱國，督十二大將軍及二十四開府，各職位兼容鮮卑人與漢人；同時採軍政合一，八柱國和十二大將軍既是軍隊統帥，也是政治核心。宇文泰又採蘇綽建議，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就割據之土依附古昔，強調關中地區為漢文化正統，「不復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仿《周禮》建立六官，施政以儒家學說為根本，「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除了重用關隴當地士族，更將西遷避禍的鮮卑貴族和原籍山東的士族均改易郡望為關隴，以斷絕其思鄉之情及地域歧見；同時鼓勵胡漢通婚，消除民族隔閡，逐漸形成一支新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與關中士族，這便是關隴集團的基礎。八柱國家族以宇文家族為首，對抗東魏、篡西魏建立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戰功彪炳。到了唐代，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八柱國家族的榮耀，曰：「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

隋至唐前期：發展與巔峰

北周武帝攻滅北齊，統一了華北，卻在統一全國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繼位後不久即禪讓予七歲幼子北周靜帝，自詡為太上皇而耽於遊樂，政事全交給天元皇后楊麗華的父親，外戚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北周末期，軍事將領已由漢人佔多數，楊堅得以輕易地篡奪政權，建立隋朝。楊堅之父楊忠為武川人，北周十二大將軍之一（後晉升八柱國之一），楊堅之妻獨孤伽羅（即後來的獨孤皇后）則是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七女。可見此時期關隴集團各家族之間藉由通婚強化了聯繫，政治影響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過是關隴集團內部的一次權力轉移，由同為武川出身的楊氏取代宇文氏。

隋朝末期兵亂四起，李淵（即後來的唐高祖）之祖父李虎亦出於武川，西魏八柱國之一，父李昞則為北周八柱國之一。而李淵之母是獨孤信的四女，李淵同時也是隋文帝楊堅的妻甥、隋煬帝楊廣的姨表兄。可見李唐皇室與楊隋皇室同為關隴集團，先祖皆出於武川，彼此之間又有着親屬關係。李淵之所以能夠輕易攻陷大興（長安），討平諸侯一統天下，爭取到關隴集團其他成員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陳寅恪曾評價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關隴集團作為核心，基本上主導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這段時期門閥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改朝換代並不影響關隴集團的政治地位。隋代雖已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寒門與庶族士人得以參與政治，但多不居顯位，難有大作為。

自南北朝以來，社會便流行以門閥評定一個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門閥且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眾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東七姓十家（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最為顯貴，就連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徵、李昉等人均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以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集團為了鞏固地位，着意改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後，在閱覽編成的《氏族志》時不滿道：「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為貴之？」於是命高士廉編著《氏族志》，將天下氏族分為九等，第一等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貶斥士族，壓抑舊有的門閥勢力。

武周至唐後期：衰弱和終結

唐太宗死後，關隴集團的首腦長孫無忌自恃擁立唐高宗之功，專橫排斥政敵。而武則天則以美色討好高宗，高宗也出於自身加強皇權的需要，利用「廢王立武」等連續事件使長孫無忌倒台，離開政權核心。武則天雖係關隴集團出身，卻是疏遠的家系，祖籍并州文水縣（今山西省文水縣），並非關隴集團的傳統地理範圍；其母楊氏雖出身於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彠原只是商人，因追隨李淵開國有功而受封，並無關隴集團背景。故在武周時期，武則天為了鞏固政權，着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關隴集團，採用酷吏、崇尚進士文詞詩賦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攬不滿關隴集團大權在握的外地士族。科舉制雖然在隋代便已實行，但中舉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權位還是為關隴集團所掌控。直到武則天積極任用舉人、進士及第，以鞏固武周政權，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則天病重，張柬之等人乘機發動神龍革命，推翻武周政權，李唐皇室復位。

唐玄宗在開元時期多繼續任用武周晉升的舉人，但在天寶以後便漸漸提拔李林甫等關中士族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關隴集團的統治。直到安史之亂、牛李黨爭，關隴集團的優越地位迅速下降，科舉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職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加上唐代後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權、殺廢皇帝，這些都嚴重地削弱了關隴集團的影響力。黃巢之亂後，數百年以來的社會階級隨着唐朝滅亡一同瓦解，傳統士族死傷殆盡，地方藩鎮勢力崛起，門閥政治無以為繼，關隴集團也不復存在了。

關隴集團崛起的原因

為了在關隴地區鞏固西魏政權，對抗國力較為強大的東魏和南梁，宇文泰奉行蘇綽的關中本位政策。該政策宣傳關中地區自周朝以來的文化正統性，將外來菁英的郡望一律改易關隴，重用關中士族與儒家學說；同時沿襲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鼓勵鮮卑貴族同漢人士族聯姻。胡漢融合的結果，西遷的鮮卑貴族及鮮卑化漢人最終漢化，而關中士族也感染了前者的剽悍尚武。胡漢混血、文武合流成為關隴集團的一大特色，「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人「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徒之事」。加上關隴集團原先並非北魏最顯赫尊貴的強宗豪族，門第之見不那麼嚴重，亦重視才能和功勳，大大加速了此一融合過程。關隴集團得以迅速整合為一個強大的菁英集團，使西魏北周興盛不輟，統一北方；又於隋唐兩度統一全國，始終佔據統治階層。此一時期頗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後來宋朝的「文人政治」、「官僚政治」有着明顯的不同。這種重視士人文武兼修的風氣，直到武周時期科舉抬頭後逐漸衰退。

反對説法

岑仲勉反對曰：「況隨宇文泰入關之北族，雖暫改河南郡望為京兆，但至唐時已大都恢復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趙郡，又何礙於隴西而堅持不改？陳氏之說，殊未可信。」「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於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則認為岑氏對於陳說趙州昭慶二陵及《光業寺碑》未能提出反證，無法動搖陳說。

黃永年認為關隴集團只存在於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煬帝時因把政治中心東移，並引入原南朝官僚來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漸衰落解體，唐初已不復存在。唐高祖時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關隴的不及半數，並不足以稱為一個集團。

參見

• 關中本位政策
• 拓跋國家

參考文獻

來源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 岑仲勉：《隋唐史》
• 黃永年：〈關隴集團到唐初是否繼續存在〉，收入《文史探微: 黃永年自選集》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中華書局，2000年，第169-182頁。
• 毛漢光：〈中古核心區與核心集團之轉移〉，收入《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聯經出版社，1990年。
• 雷艷紅：《陳寅恪「關隴集團」說評析》，《廈門大學學報》2002年（1）:75
• 傅樂成：〈陳寅恪岑仲勉對唐代政治史不同見解之比較研究〉，收入《中國史論集》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