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崇拜
毛澤東崇拜，又稱毛崇拜，是指對中國共產黨首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現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任最高領導人期間（1949年－1976年）的顯著特徵，也是中國大陸20世紀中後半葉的一場準宗教運動[1][2][3][4][5]。毛澤東崇拜的具體實踐方式包括但不限於穿毛裝、別毛徽、請毛像、讀《語錄》、唱紅歌、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活動[2][6][7]。知名口號包括「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等[7][8]。
許多學者認為毛崇拜起源於「延安整風」時期，整風運動使得毛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最高地位得以確立，並將毛的思想寫進黨章作為中共黨員必學的理論根本[1][9][10][11][12]。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崇拜有起亦有落，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年）迅速達到頂峰，並成為毛澤東用來對抗反對者的手段，最為知名的案例之一就是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於1969年遭迫害致死[1][9][13][14][15]。文革時期，人們的宗教活力及活動都被引導至毛澤東崇拜[2][16]。1975年「毛澤東思想」被寫入《七五憲法》[17][18]。
1976年毛澤東死後，繼任者華國鋒奉行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原則[19][20]。而自1977年起，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開展「撥亂反正」，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明確否定和反對個人崇拜，並指出了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但依然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以及四項基本原則[9][21][22][23][24]。1982年中共十二大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22][25][26]。此後毛崇拜仍以商品的形式出現在消費或文化活動中[27]，部分人士認為這是文革遺毒殘留[28][29]。
2010年後，在毛澤東的生日和忌日依然有一些地方存在官方或民間的紀念活動，如毛誕日在毛澤東出生地湖南韶山舉行的紀念活動[30][31]。而對毛的紀念目的並不相同，有因為政治原因，有不帶政治色彩研究探討，也有通過毛崇拜來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不滿[13][27][30][32]。毛澤東的標準像依然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中心，以及印在仍在流通中的第五套人民幣全套正面，而天安門廣場上也設有毛澤東紀念堂。
歷史沿革
[編輯]起源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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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是個人崇拜政治文化的案例，受到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史達林政治實踐的影響[33]。許多學者認為「毛澤東崇拜」起源於1942-1945年的「延安整風」時期，期間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最高地位得以確立[1][9][10][11][12]。但也有學者認為毛崇拜起源於1930年代末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或1950年代末[10][11]。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被視為延安整風的延續，導致中國大陸至少55萬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和異見人士受到巨大打擊，嚴重破壞了民主制度建設，中國大陸自此進入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的時代[12][34][35][36][37][38]。
與此同時，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對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針對「斯大林崇拜」進行的批判否定以及隨後的「去斯大林化」等做法感到不滿[39][40]。1957年底「大躍進」發動後[41]，毛澤東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提出了「兩種個人崇拜」的觀點，為全黨進一步推行個人崇拜在理論上開了綠燈，開始吹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風[39][42][43]。毛澤東在此次會議上說[15][42][44]：
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隨聲附和，要打倒個人崇拜。還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 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劉少奇在成都會議上發言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42][43]。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在會上說：「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39][42][43][45] 此後，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言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39][42][46]。薄一波也曾表示：「我們有了毛主席這樣的舵手，有了這樣英明的領導，我們只要老老實實地向他學習，老老實實地按照他的指示辦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進』那樣的錯誤，在經濟建設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39]
1959-1961年，毛澤東主導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造成1500萬-5500萬人死於三年大饑荒[47][48][49][50][51][52]；期間，1959年夏，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將彭德懷等對大躍進提出異議的高階官員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並發動了「反右傾鬥爭」，超過300萬名共產黨黨員和幹部遭到批判，導致中共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全黨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39][53][54]。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作了自我批評後短暫退居二線[55][56][57]，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務，而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威望的提升對毛構成了挑戰[14][56][58]。1963年，毛澤東發動的四清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毛與劉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升級[59][60][61]。
1964年，毛澤東崇拜的熱度加劇，在廣播中不斷出現毛的名字，原播放的西方古典音樂漸漸被歌頌毛澤東領導的歌曲所取代，同年《毛語錄》自軍隊中開始發行並走向軍外[62][63]。此外，在1960年代的幾次國慶日遊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立有供人敬仰的巨大毛澤東肖像[33]。這些讚揚毛的手法，可視為毛澤東當時面臨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軍方領袖勃列日涅夫推翻的自我警惕：「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是沒做個人崇拜，所以毛澤東需要發動個人崇拜以自保，來對抗對於毛澤東想法採取反對立場的人。」[15][64] 1965年1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承認中國確有個人崇拜，而且有理由搞個人崇拜，他認為三個月前發生的赫魯曉夫下台事件與赫魯曉夫「沒搞個人崇拜」有關[65][66][67]。
文化大革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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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發佈，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發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比肩歷史先例[16][6]:128-130。文革初期，中國普通民眾對毛澤東的崇拜達到頂點，對神化領袖的頂禮膜拜與爭相效仿，成就了準宗教的領袖哲學，而毛澤東崇拜也是文革的基本內容之一，成為億萬中國人生存的基本方式[1][2]。在中國大陸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聲浪中，林彪起了第一吹鼓手的作用[42][68]。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五·一八講話」，極力吹捧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獲得毛澤東的批准[68][69]：
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澤東思想能夠改變人的思想面貌，能夠改變祖國的面貌，能夠使中國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來，永遠站起來。能夠使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站起來，永遠站起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軍、全黨，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6月7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刊載後者的一篇社論《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革命事業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主張「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命根子。不論什麼時候，不管什麼樣的「權威」，誰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都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70] 同年8月，林彪等人還進一步提出了「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稱法[8][15][71]，並於9月18日又講：「洋人、古人哪裏有毛主席高？哪裏有這樣成熟的思想？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68][72]
「紅衛兵運動」是鼓動青年人崇拜毛澤東的方法之一，通過宣傳的力量以實現毛澤東的個人崇拜[73][74]。1966年8月，自北京的「紅八月」開始，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連續八次接見紅衛兵，紅衛兵舉行了全國大串連，期間全中國人民都要向毛澤東學習、效法毛澤東，向毛澤東表達崇拜[75][76]。毛澤東則利用紅衛兵和造反派對其的個人崇拜來打擊政敵和反對者[1][14][77][78][79][80]。文革爆發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紅衛兵及造反派大肆批鬥「走資派」[81][82]，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奪權運動，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批判為「中國的赫魯曉夫」並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彭德懷、賀龍、陶鑄亦被迫害致死，鄧小平、陳雲則遭解職下放[83][84][85]。其中，至1968年下半年，劉少奇等人已被打倒，全國各地已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奪權運動基本結束[86]，毛澤東遂派出工宣隊、軍宣隊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各機構單位控制局勢、結束武鬥，紅衛兵自此失勢[74][87][88]；期間還出現了「芒果崇拜」，成為毛澤東崇拜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表明工人階級開始領導文化大革命[1][89][90]。1968年底，毛澤東發動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紅衛兵組織解散[74][91]，而在「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等大規模政治清洗中，文革初期活躍的諸多造反派成員等多類人群遭到清算整肅，學者估計數千萬人遭迫害、至少數十萬人在運動中死亡[88][92][93][94][95]。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認為林彪提出的「四個偉大」是討嫌，但同時認為過去幾年中國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毛說到「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但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15][71]。交談期間，斯諾問到那些搞個人崇拜很過分人的是不是真心誠意，毛認為分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第三種是假的[15][71][96]。斯諾還提及兩位定居北京的美國人，認為他們的談話不像毛那樣坦率，毛回答：「他們有點迷信，還有一點恐懼，怕說錯了話。我不怕說錯話，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96][97]。文革後期，在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思想」被寫入《七五憲法》[17][18]。
撥亂反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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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98][99]。1977年起，鄧小平、胡耀邦等人開始進行撥亂反正，於1978年在全社會發動了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反對華國鋒所奉行的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原則，明確否定和反對個人崇拜，並指出了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9][21][22][23][100][101]。與此同時，真理標準大討論也催生了一場全社會的「新啟蒙運動」，被廣泛譽為是繼「五四運動」之後的一次新的思想啟蒙運動，提出五四精神「民主」和「科學」，反文革、反封建，提倡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包括自由、人權和法治等[101][102][103][104][105]。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說道「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106] 隨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並號召廣大幹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19]。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宣部發文通知停止發行《毛主席語錄》[63]。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提出「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22]。1982年中共十二大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二章第十條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同時維護一切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導人的威信。」[25][26][22]
另一方面，撥亂反正期間，鄧小平於1979年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維護毛澤東思想，後被寫入《八二憲法》，引發爭議[24][107]。與此同時，鄧堅持評價毛澤東功過「七三開」，在其主導下，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立了毛澤東的官方歷史地位[108]。在《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在如何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等問題上出現了較大爭議[109][110][111]；中共官方文獻認為，當時如果沒有鄧小平，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將非常困難[111]。
二十一世紀
[編輯]2009年，有中國大陸左派人士提出將毛澤東生日（12月26日）訂為國定節日，如「中華聖誕節」[112]。與此同時，湖南省旅遊局正式向國家旅遊局提請將毛澤東的出生之日定為「中國旅遊日」，次年2010年3月，毛澤東的孫子、全國政協委員毛新宇對此表示支持，但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113]。2017年，有中國大陸毛左人士提出趕走聖誕、迎毛誕，還有人提議將毛誕日定為「國父節」[114]。
2019年5月11日，網絡雜誌《寒冬》報道，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鎮張坡村西約2公里處的青龍山上有一座毛主席佛祖殿，殿前有大型毛雕像，雕像的底座上雕刻有將毛神化為佛祖的詩句，殿內供奉著稱為「宇宙天尊佛祖」的毛塑像[115]。但佛祖殿遭曝光後，5月12日就遭當地官員下令秘密拆除[116]。
後續影響
[編輯]有部分觀點認為中國官方在2012年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開始效仿毛澤東時期推行習近平個人崇拜[117][118]。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被確立為黨的領導核心[119]。201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通過，刪去了對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間接性恢復了領導職務終身制，使習近平可以長期甚至終身執政[120][121]。2019年，習近平自封「人民領袖」，並被各大中共官方媒體承載[122]。
具體實踐
[編輯]日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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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崇拜的具體實踐有：人人着毛裝、胸前別上毛徽、隨身帶着《毛語錄》、房門口貼毛澤東照片及「忠」字、集體「早請示、晚匯報」（早上起床對着毛像和「忠」字唱紅歌、集體讀《毛語錄》、跳「忠」字舞等等）[2][6]。作為文革着裝時尚之一，毛裝將普通民眾思想革命化、鼓吹政治忠誠和個人崇拜，對領袖和國家頂禮膜拜[2][75]。1968年夏天起，工人階級中的實踐形式還包括「芒果崇拜」，但該現象只持續了1年多[89][90]。
文革時期，中國民眾特別崇拜毛澤東及解放軍，具體反映在其言行中，如穿「紅衛裝」望受毛主席接見，穿軍裝向解放軍靠攏。但隨着文革的發展，部分紅衛兵的過激行為激起民眾反感，歷經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中國民眾對軍裝崇拜逐漸降溫[75]。1960年代及1970年代時，當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流行的時候，毛裝在西方左派知識份子變流行。早時，毛裝在西方代表了反建制的服裝，意謂著人人平等的理想烏托邦；後來毛裝在西方逐漸代表惡，如詹姆斯·邦德電影中的超級大反派亦着毛裝[123]。
毛澤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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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塑像遍佈全國，大部分為「文革」時所建造。以毛為像的毛澤東崇拜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表達形式，在公共建築、公共空間、辦公室及私人空間等等到處可見毛的各種肖像，使毛成為文革的權力象徵[124]。1967年5月，清華大學樹起第一座毛主席塑像，此後塑像風颳遍全國[125]。除清華大學外，很多大學校園的主入口都有毛的全身像。城市中立有他塑像的廣場多被命名為東方紅廣場。其詩詞也經常在廣場立碑。
毛主席像章是以毛肖像為主要圖案的像章，最早的毛主席像章製作於1937年，是由東北抗日聯軍頒發銀質像章。1942年延安製作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此後像章一直在不停製作中，到文化大革命時形成最高潮。大串聯時很多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的種類極多，從最簡單的頭像到有毛參與的歷史事件甚至是他的詩詞書法，粗略估算文革期間所製作的像章在80億枚左右，數量無疑是世界徽章之最。
政治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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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崇拜的政治傳播較大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以及民眾的意識形態，共產黨利用毛崇拜和大眾媒體等手段來創造忠誠，使得支持者通過認同「毛澤東個人」進而認同「中國共產黨」，把一個人的命運和中國革命結合在一起[126][127]。
政治傳播的主要任務是打造領導者的形象。相關的政治傳播實踐包括：國慶日及五一勞動節的遊行、威權品牌打造、對於內參的控制及引導，以產生對毛澤東統治的大量吹捧。這也導致後來對「cult」一詞的中文翻譯發生轉換，將原有帶有「膜拜」意義的「個人崇拜」，置換成較具貶義的「個人迷信」[128]。
其它形式
[編輯]1990年代，毛澤東的形象逐漸出現在中國街邊販賣的商品中[129]。1990年代初，一盤名為《紅太陽——毛澤東頌歌新節奏聯唱》的歌曲合輯磁帶以720萬盤的發行量，成為中國音像出版史上銷量最多的磁帶[130]。
中國和世界上10多個國家發行過毛的紀念郵票。第四套人民幣100元紙幣上印有毛和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四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側面肖像，而自第五套人民幣每種面值上均印有毛的正面肖像與防偽水印。
北京鐵路局豐臺機務段自1949年以來，先後有JF1-304、DF4-0002、DF4B-1893、DF4D-1893、HXD3B-1893共計5台機車命名為「毛澤東號」機車。目前的第六代毛澤東號機車是HXD3D-1893，於2014年12月被命名，每隔三天擔當北京-長沙T1/2次列車（2016年5月15日改為北京西-長沙Z1/2次列車，後Z1/2次列車升級為D1/2次列車，該機車轉為牽引K7710/9次列車）的本務機車。HXD3D-1893以及在此之前的五台毛澤東號機車，全部由中車大連機車車輛（含原沙河口工場）製造。
參見
[編輯]- 文化大革命
- 紅八月
- 撥亂反正
- 改革開放
- 文革遺毒
- 個人崇拜
- 列寧崇拜
- 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 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 （蘇聯赫魯曉夫於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的批判）
- 華國鋒崇拜
- 習近平崇拜
- 北韓的個人崇拜
- 希特拉的個人崇拜
- 費迪南德·馬科斯的個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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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狂,超越歷史先例。文革期問,對於毛澤東個人的崇拜,有許多具體作法。例如每個人身穿毛裝,胸前別毛徽,口袋裝小紅書。住房門口貼「忠」字和毛澤東的照片,早上起來第一件辜,就是大家集合向「忠」字和毛像唱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叫早請示、晚匯報,有時還要集體讀一段《毛語錄》、跳個「忠」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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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毛以「退居二線」的名義甩手不理事務，靜觀劉少奇等人收拾殘局。劉少奇等人在挽救共產黨政權的同時客觀上降低了毛的聲望。相當多對毛澤東堅持極左路線不滿的幹部在思想上同他疏遠，逐漸在劉少奇麾下集合起來。在中共高層，劉少奇的威信已逼近毛澤東。......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毛澤東自知他全力投入掀起的大躍進運動已經失敗，他在經濟領域已無可為。毛以「退居二線」為名甩手不理事務，靜觀劉、鄧等人去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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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discusses different ways of approaching the personality cult of Mao Zedong, former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t proposes to analyse the leader cult as a form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at affected both CCP politics and popular reaction. Intended as a loyalty‐creating device to ease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or its often illiterate supporters, the cult merged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with the fate of a single person. Controlling the leader’s image and writings thus became a formidable task. While the cult came to assume quasi‐religious forms temporarily, it will be argued that these were not necessarily part of a political religion, but often demonstrations of loyalty in a climate of fear and utmost political volatility....Mao’s increasing dominance did not only result in the massive rise of flattery, but also in a disposal of the former translation for the cult, geren chongbai, which was linked to worship in general. It was replaced through the pejorative phrase geren mixin, indicating superstitious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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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錯誤：在<references>標籤中name屬性為「张树军史言2006」的參考文獻沒有在文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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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直言不諱：還是崇拜我好一點，人民網文史頻道，201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