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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李德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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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自B·H·李德·哈特）

Liddell Hart为英国姓氏中的双姓，因此应读为李德哈特，而非哈特（Hart）

爵士
巴塞尔·李德哈特
李德哈特照片（英语：File:B H Liddell Hart.jpg）
出生(1895-10-31)1895年10月31日
 法国巴黎
逝世1970年1月29日(1970岁—01—29)（74岁）
 英国白金汉郡马洛
国籍 英国
母校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
职业军人、军事史学家、军事理论家
配偶Jessie Stone（1918年结婚）
儿女阿德里安·李德哈特（英语：Adrian Liddell Hart）
军事生涯
效命 英国
军种 英国陆军
服役年份1914–1927
军衔上尉
参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巴塞尔·亨利·李德哈特爵士（英语：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年10月31日 – 1970年1月29日），又被称为李德哈特上尉，英国士兵、军事史学家与军事理论家，曾出版一系列的军事史著作，并影响了后世的战略家。他曾指出在前线以“冲锋”作为策略势必造成极大的牺牲，就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相较之下，他提出“间接路线” （Indirect approach）的策略，并依靠能够快速移动的装甲部队。

二战前李德哈特的著作也被认为对德军的战争策略产生了相当影响，尽管他被指控说，要求那些被俘虏的德军将领夸大他在闪电战发展中的影响。此外他也出于政治目的（因应冷战需求而建立西德军队）而协助推广隆美尔神话（英语：Rommel myth）及“清白的国防军”神话。

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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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出生于巴黎，父亲为循道宗的牧师[1] ，母亲李德家族来自苏格兰边境上的利兹代尔（英语：Liddesdale），且与伦敦及西南铁路公司（英语：London and South Western Railway）有关[2]；父亲哈特家族则是来自格洛斯特郡及赫里福德郡的农场主[3]。李德家族童年时期对航空深为着迷[4]。求学阶段则先后在帕特尼的威灵顿学校（英语：Willington School）、伦敦圣保罗中学[1] 及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就读，并于基督圣体学院成为历史学家巴特勒爵士的学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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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德哈特志愿加入英国陆军，成为约克郡国王轻步兵团（英语：King's Own Yorkshire Light Infantry）的军官并被派往西线战场，然而他的前线经验非常的短，仅于1915年的秋冬季两度轮替，随后便因炮弹爆炸的震波引发的伤害而被送回后方。接着他被升为上尉，并于1916年第三度回到前线，并刚好碰上了索姆河战役，他一共参与了三次攻击，而后受到严重的毒气伤害，因而于1916年7月19日被送离前线[5]，而他所属的营则在索姆河战役首日（7月1日）几乎遭到歼灭，这天也是英国历史上单日最惨重的损失（共约有六万人伤亡）。西线战场上的经验深刻地影响了李德哈特的余生[6]，在转为斯特劳德及剑桥地区训练新兵的志愿部队附属官后[7]，他完成了多本有关步兵训练的小册子，并引起了第18东部师（英语：18th (Eastern) Division）师长艾弗·麦克斯（英语：Ivor Maxse）少将的注意。战后，李德哈特转往皇家陆军教育团（英语：Royal Army Educational Corps）并在那里准备新版的步兵训练指南，其中，李德哈特努力灌输1918年的教训，并跟参与哈默尔战役（英语：Battle of Hamel）及亚眠战役的指挥官麦克斯保持联系[8]。

1918年4月李德哈特与他在斯特劳德的副官J. J. Stone的女儿Jessie Stone结婚[9] ，并于1922年生下其子阿德里安（英语：Adrian Liddell Hart）[10]。

记者与军事史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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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于1924年开始领取陆军半薪（英语：Half-pay）（退休或未实际服役者领取）[11]，随后于1927年从陆军退役。1921和1922年李德哈特曾两度罹患轻微的心肌梗塞（可能是毒气造成的后遗症），使他进一步改善战后的小型军队计划无法持续。随后李德哈特转而做为作家和理论家，1924年他成为网球比赛的记者和《早报（英语：The Morning Post）》的助理军事记者并报导温布顿网球锦标赛，1926年他将其网球报导整理出版，取名为《揭露网球名将》（The Lawn Tennis Masters Unveiled）[1]，而后他先后在1925~1935年于每日电讯报及1935~1939年于泰晤士报担任军事记者。

1920年代中晚期，李德哈特写了一系列主要军事人物的历史，并因此发展出了一项理论——若在前线以“冲锋”作为策略，则势必将造成极大牺牲。他认为英国之所以会在大战中损失惨重，即是因为前线的指挥官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教训，而且他也认为英国于1914年派军直接介入欧洲大陆上的战争是错误的决定。他强调依据历史，英国的“战争之道”应是远离其盟友在陆地上的战争，并仅透过海军的力量介入，而陆军应只在主要前线上击退敌人以兑现其“有限责任”的承诺[12]。

在李德哈特早期关于机械化战争的著作中，他建议用可快速移动的装甲车辆携带部队，并形容这些是“坦克陆战队”，就像是皇家海军用他们的船舰运送士兵一样。他的方法是让部队乘坐他们的履带车辆移动，再下车以占领最佳的防御阵地，此外也可借此维持住装甲单位，这可与J·F·C·富勒特别强调将装甲车集结而成装甲军团的构想做比较。李德哈特预见了陆军将机动步兵和炮兵结合的需求，这与古德里安于德国发展的装甲师构想颇为相似，然而并非完全一致。[13]

根据李德哈特的回忆录，在1935年11月到1936年11月这段期间，他于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英国在下一场欧洲战争中的角色应托付在其空军上，并认为理论上空军即能够击败敌人以避免大量伤亡，并最小化从英国本土招募部队以派往欧洲而可能产生的影响[14][15] ，此想法影响了时任财政大臣张伯伦，使他在“防御政策及需求委员会”的讨论中提出与其派遣大型军队登陆参战，还不如使用强大的空军[16]。

1937年张伯伦成为首相后，即顺势让李德哈特在1930年代末期，对英国的主要战略拥有了影响力[17]，同年5月，李德哈特准备了英国陆军的重组计划以保护大英帝国，并将计划提交给国防协调部长 汤玛斯·因斯基普（英语：Thomas Inskip, 1st Viscount Caldecote）爵士。六月，李德哈特被介绍给英国陆军大臣 莱斯利·霍尔-贝利沙（英语：Leslie Hore-Belisha），他们在1938年7月有了两次非官方的闭门会谈，李德哈特提供了霍尔-贝利沙一些想法，使他能够在内阁会议中提出[17]。1937年10月20日，张伯伦写信给霍尔-贝利沙说：“我读过了李德哈特的《武装中的欧洲》（Europe in Arms），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应尽快找来这本书并迅速扫过一遍，尤其是‘英国军队的角色（Role of the British Army）’这一章”，霍尔-贝利沙则回复说“我立刻看完了书中这一章，他的将领理论令我印象深刻。”[18]

在德军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后，战时内阁改变了张伯伦采纳自李德哈特的政策。当欧洲处于战争边缘且纳粹德国威胁要入侵波兰时，内阁转而主张派遣陆军共55个师前往欧洲大陆干预并派往波兰、挪威和法国等地进行帮助[19]。

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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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李德哈特负责广泛采访为盟军俘虏的德军高阶将领及进行汇报，并提供了对这些将领观点的评析。这些内容后来出版为《山的那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英国版，1948）及《德军将领话沧桑》（The German Generals Talk）（美国精华版，1948）。

数年后，李德哈特得到了机会以阅览隆美尔于战争期间留下的资料，这些资料原先是隆美尔计划在战争结束后用于写作，隆美尔的家人于1950年曾以 “无恨的战争（War without Hate）”为名于德国出版这些资料，这些资料中有些部分被隆美尔自行摧毁，其余部分（包含隆美尔写给妻子的信）则被美国有关机构没收，在李德哈特的帮助下，这些资料成功返还给隆美尔的遗孀。接着他编辑及精简前书并整合进新资料，而后加入了李德哈特自己及前德军中将拜尔莱因的资料及评论，并于1953年以《隆美尔战时文件》（The Rommel Papers）为题出版[20]。（可参见下文——在隆美尔神话中的角色）

1954年，李德哈特出版了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战略论》（Strategy）[21][22][23][n 1]，并于1967年扩充后发行了第二版。该书对“间接路线”策略的历史研究有极大的贡献，并可用多种方式分析各种战役，直至世纪末依旧适合，而这也是英国发展机动战主义的原因之一[25]。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1966年新年授勋（英语：New Year Honours）册封李德哈特为下级勋位爵士[26][27][28][29]，2009年起，李德哈特的个人论文和图书资料成为了伦敦国王学院的李德哈特军事档案中心的核心资料[30]。

1970年1月29日，李德哈特于马洛的家中去世，享寿74岁[31]。

主要思想与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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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是使用“间接路线”战略即可轻易获得胜利此一概念的提倡者[15][33]。李德哈特解释道，如果攻击对手的期待的地方将会使获胜的机会更为渺茫：“合乎对方期待而发动攻击的前线作战，只会巩固对方的平衡并增强他们的抵抗力量”。相较之下间接路线则能够在实际上或是心理上给予敌人意料之外的冲击：“这种间接路线总是既从心理上又从实际上对敌方产生冲击，从战略角度而言，绕最远的圈通常是回家的最短道路。”

李德哈特也用历史战役作为其概念的范例，例如由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获胜的伊巴密浓达便是采用了间接路线[34]，借由增强左翼并止住右翼，而非依照当时代的准则去增强右翼，成功击溃了斯巴达的军队。而较为现代的例子则有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而非登陆德军原先预期的加莱地区[35]。相较之下，李德哈特眼中的直接攻击则可以北军在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中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攻击为代表[36]。

更令李德哈特对伊巴密浓达印象深刻的则是，在公元前370年左右，他在冬天之中将军队分散并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也就是入侵斯巴达的领土[37]，由于他无法在战斗中跟斯巴达打成平手，所以他决定解放斯巴达的奴隶，然后他兴建两座城市以阻止斯巴达的反击，透过解放奴隶以摧毁斯巴达的经济基础，成功兵不血刃地赢得战争。

在分析拿破仑的战争时，李德哈特注意到当他的军队益发强大时，他的用兵缺乏变化且更为直接和强硬，相较之下在他军力薄弱时的战役反而用兵较具弹性[38]，持续的胜利似乎反而磨损了他的能力使他如同士兵一样，仅剩用勇敢与军技相互较劲（soldier's battle）；而不是在战略与战术上的较量（general's war）。

根据布莱恩·霍尔顿-里德，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可以归纳出七个主题[39]：

  • 敌人在精神上与实际上的平衡被破坏会是被击败的开端，而非加强破坏。
  • 停战谈判适用于无利可图的战争。
  • 间接路线对民主体制更为适合。
  • 军队的力量依赖于经济力量的稳固，透过摧毁敌人经济来击败敌人将不会招致风险。
  • 隐晦地说，战争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活动
  • 李德哈特的主张是“理性的和平主义”[40]。
  • 胜利通常出现于敌人的自我毁灭。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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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极高的知名度，约翰·肯尼迪总统称李德哈特是“上尉而为将军之师”，并曾以他的著作攻击艾森豪政府，认为该政府过度依赖核武器[43][44]。李德哈特的影响力也延伸到了英国跟美国以外的军队，山姆·鲍姆加滕曾说明李德哈特对澳大利亚陆军的影响：“间接路线也是影响机动战理论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并支配了整个1990年代的陆军思想”[45]。前巴基斯坦将军沙法特·沙阿则称赞李德哈特的著作《战略论：间接路线》（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是一本在军事史及军事理论上的开创性著作[46]。弗兰斯·奥辛加则在他的著作《科学、战略与战争》（Science, Strategy and War）提及当荷兰人谈到约翰·博伊德时：“在他最近出版关于现代战略理论的研究时，科林·格雷将约翰·博伊德与20世纪杰出的战略理论家并列，例如伯纳德·布罗迪、爱德华·卢特瓦克（英语：Edward Luttwak）、巴塞尔·李德哈特以及约瑟夫·怀利（英语：J.C. Wylie）。[47]”而李德哈特的传记作者亚历克斯·丹切夫则注意到李德哈特的著作至今依旧在全世界被翻译及流通，其中有些甚至距离完稿当时已有70年之久[48]。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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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装甲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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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李德哈特指出德意志国防军采用了J·F·C·富勒和他的理论，并发展成所谓的闪电战以击败盟军[49]。而有一些学者，像是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则质疑英国军官，尤其是李德哈特，对于在1939~1941年间由德军装甲部队所练就及发展的作战方式，他们究竟有多少程度的影响。而在战后盘问那些前德军将领时，李德哈特尝试在这些将领的作战经历及方式中找出他的影响力。在许多访谈中，这些前将领都提及了李德哈特对他们战略规划的影响，而这些内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战前，抑或是更久之前都未曾有人提过，也没有文件能佐证他们的论述。因此李德哈特是将“文字加诸于德国将领的嘴巴”，而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些将领配合的目的是要藉李德哈特之手“恢复失去的名声”[50]。

以色列国防军作战行动研究所的创办人暨前负责人西蒙·纳维则认为，李德哈特在二战后将闪电战的作战方式“变成”了军事学说：闪电战与学说的概念全然相反，构成闪电战的雪崩式攻击其实疏于设计，但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51]。纳维还提到：

借由操纵和设计，李德哈特扭曲了闪电战概念形成的实情，并模糊了最一开始的源头。透过灌输其理想化且过于夸大的概念，他强化闪电战的迷思。透过强加及回顾了他对机动战的观念，即使这些与闪电战的概念相比仅是极浅的一小部分，他仍创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理论，并主宰了40年才被澄清[52]。

纳维陈述说在他与前德国将军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两人也是隆美尔的同事）的信中，李德哈特对后者强加了他对于闪电战所捏造的内容，并强迫两人宣称这才是真正的起源[53]。

纳维还指出古德里安在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与在英国出版的有所不同，在德语版本中他忽略而未提及英国理论家的影响力，像是富勒和李德哈特。其中一个有关这些理论家对古德里安的影响的例子是1920年，由富勒出版关于康布雷战役报告（他当时是皇家坦克军团（英语：Royal Tank Regiment）的参谋）。李德哈特则宣称他对于装甲作战的发现和理论为古德里安得知并被采用，后者奠定了后来被通称为“闪电战”的战略行动的基础，这项战略的主轴是透过携带炸弹的战机深入敌人防线后方，并借由这些深入的轰炸机递送众多的爆裂物以支援前线部队[54]。

虽然在德国的版本中，古德里安的回忆录有提到李德哈特，但他并没有将他发展装甲战理论的想法归功于李德哈特，而关于英德版本不同的解释，或许可以在两人之间的通信探知一二。在一封给古德里安的信中，李德哈特提醒了那些预期他要提供声誉的德国将军，要求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注意去置入那些对于我强调使用装甲军以进行长距离行动来破坏敌军通讯；以及建议将装甲车及装甲步兵结合成装甲师的评论，并说明这些让你印象深刻。”[55]

理察·斯温评论说虽然有不少人反对李德哈特所提的思想是属于他的，但是李德哈特并非恶棍，且米尔斯海默尝试的人格暗杀是毫无根据的[56]。杰·卢瓦斯（英语：Jay Luvaas）则评论说李德哈特跟富勒确实预料到了装甲军在闪电战中所占的角色，卢瓦斯认为李德哈特是真的高估了他对德军将领的影响，但在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则确实有不少军事领袖（包含伊加尔·阿隆及安德烈·博弗尔（英语：André Beaufre））都知道其理论，且认为这些想法具备相当价值。根据卢瓦斯所言，弗里德里希·冯·梅伦辛追忆说隆美尔曾多次提及李德哈特并对其颇为认同，而卢瓦斯并不对此感到意外。卢瓦斯也发现到说李德哈特作为一位学者，需要公众的认可及影响力，同时他也是一位天生大方的人，因此他努力建立与其他人的关系不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强加特殊动机[57]。约瑟夫·福布斯则去除了有关李德哈特、古德里安、以及隆美尔的亲友们的说法，并认为这些人与李德哈特扭曲其毫无根据的影响力共谋，他说道：在李德哈特关于古德里安的书籍章节中，古德里安说他对于霍巴特而非李德哈特的理论较具信心；至于戴斯蒙德·杨将李德哈特推荐给曼弗雷德·隆美尔（英语：Manfred Rommel），以帮助他出版父亲回忆录并不可被当作是一项给予李德哈特不正当认可的阴谋证据；而李德哈特的书籍《德军将领话沧桑》（The German Generals Talk）整本书则仅有一项重点就是李德哈特的影响力。根据福布斯所述，米尔斯海默比起弗兰克·马欣的评论更少使用实际的文字资料以做出关于“李德哈特将捏造的德国将领评论以夸大他的地位”的说法填满书籍的主张[58] 。

在隆美尔神话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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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隆美尔神话（英语：Rommel myth）

李德哈特对“隆美尔神话（英语：Rommel myth）”的编造起了相当作用，这项说法认为德军元帅隆美尔是位非政治性且杰出的指挥官，且由于他参与了7月20日密谋案以刺杀希特勒，因而成为了第三帝国的受害者。此神话则以隆美尔于纳粹宣传的参与以宣传称赞国防军及灌输德国公众乐观想法为主要论据。从1941年起，隆美尔便已被英国媒体广泛于西方传播，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寻求一个解释，以说明何以他们持续无法在北非击败轴心国部队。战后西方盟国，特别是英国，将隆美尔描绘成了“好的德国人”或“我们的朋友隆美尔”，他的名声产生了所谓的“干净战争”，并被用于推动西德重整军备计划（英语：West German rearmament）及与其前敌人——英国及美国和解，以使英美两国与新成立的德国联邦政府站在一起[59][60][6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对英美两国而言重整德军以协助面对苏联的威胁已毫无疑问，而许多前德国将领确信说若是没有前国防军参与，则德国军队将不会有未来可言[62]，因此在当时冷战的氛围下，隆美尔的前敌人，特别是英国，在此神话的产生及传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63]。西德军备重整极高地依赖此形象的协助，而这正是国防军所需要的。李德哈特则是此观点的早期倡议者，并在其1948年出版的书籍中提供了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论述，在专门写隆美尔的文章中，李德哈特将隆美尔形容成纳粹政权的局外人。此外在1951年发行的文章，也加入了称赞型的评论像是隆美尔的“天赋及表现”使他成为“‘伟大的指挥官’并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64]

1953年，关于隆美尔战时留下的写作资料，在由李德哈特、前德军中将拜尔莱因、隆美尔的遗孀及儿子整理编辑后出版，并定名为《隆美尔战时文件》（The Rommel Papers）。历史学家马克·康纳利（英语：Mark Connelly）认为该书是导致“隆美尔再生（Rommel renaissance）”的两项原因之一，另一项则是戴斯蒙德·杨所写的传记《隆美尔：沙漠之狐（英语：Rommel: The Desert Fox）》（Rommel: The Desert Fox）[65][n 2]，李德哈特在这本书中将隆美尔的洞察力定调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在引言中，李德哈特将隆美尔与汤玛斯·爱德华·劳伦斯相提并论为：“两大沙漠名将”[66]。而李德哈特在写书的工作中也借机追逐私利：他哄骗了隆美尔的遗孀以加入关于隆美尔被李德哈特机械化战争理论影响，并使之惊叹而造就其在1940年戏剧化成功的内容[67]。（该争议由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他的书中《李德哈特的历史地位》（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所描述，在一项评论米尔斯海默工作的出版品中（由战略研究所出版），指出米尔斯海默正确地形容了李德哈特的工作……操纵历史。[50]）

根据康纳利，杨和李德哈特造就了此英美语圈的神话，其中包含了三项内容：隆美尔对于纳粹主义的矛盾心理、他的军事才能、以及他在北非具有骑士风范的战斗[65]。他们的工作给予了“清白的国防军”神话支持，且大体上不被质疑，因为他们是英国作者，而非德国的历史否定主义者。[68][n 3]

关于MI5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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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4号，在军情五处解密的档案中，提到在1944年早期曾怀疑过诺曼底战役的计划被泄漏，李德哈特准备了一篇论文命名为《入侵大陆问题的反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Invading the Continent），并在政界及军界中的人物间流传。在论文中李德哈特几乎正确地推测出有关盟军登陆的几项资讯，包含登陆地点。军情五处怀疑李德哈特从英国的防空指挥官弗雷德里克·派尔爵士上将那边拿到了计划，因此军情五处展开了监视，包括监听了李德哈特的电话及拦截信件。调查并未显现出李德哈特有涉入任何颠覆性活动，也没有证据不利于派尔将军，李德哈特则陈述说他的结论仅仅是凑巧，因此李德哈特应是刚好与盟军参谋总部发现相同的问题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70][71]。

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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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历克斯·丹切夫与李德哈特的遗孀合作完成其传记战争的《炼金术师：巴塞尔·李德哈特的一生》 Alchemist of War: The Life of Basil Liddell Hart
  • 布莱恩·邦德（英语：Brian Bond）出版 Liddell Hart: 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Cassell, 1977;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约翰·米尔斯海默出版 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使用主要证据检视李德哈特的主张，包含其预测法国将为闪电战击垮，以及其在1930年代影响了德国的将领及思想家（尤其是古德里安及隆美尔），该书严厉的质疑了李德哈特版本的历史。[50] （New York, 1988, 由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nd part of the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出版）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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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ipio Africanus: Greater Than Napoleon（ Biblio and Tannen, New York, 1976） （原版：A Greater than Napoleon: Scipio Africanus; W Blackwood and Sons, London, 1926）
  • Lawn Tennis Masters Unveiled （Arrowsmith, London, 1926）
  • Great Captains Unveiled （W. Blackwood and Sons, London, 1927; Greenhill, London, 1989）
  • Reputations 10 Years After （Little, Brown, Boston, 1928）
  • Sherman: Soldier, Realist, American （Dodd, Mead and Co, New York, 1929; Frederick A. Praeger, New York, 1960）
  • 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 （1929） （此为后来的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第一部分）
  • The Real War （1914–1918） （1930）, 后来出版为 A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1914–1918）.
  • Foch, the man of Orleans 分为两卷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England, 1931）
  • The Ghost of Napoleon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1934）
  • T.E. Lawrence in Arabia and After （Jonathan Cape, London, 1934 – online）
  • World War I in Outline （1936）
  • The Defence of Britain （Faber and Faber, London, Fall 1939 （在德国攻入波兰后）； Greenwood, Westport, 1980）.

德国版本：

Die Verteidigung Gross-Britanniens. Zürich 1939.
  • The Current of War, London: Hutchinson, 1941
  • 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 （1941, 1942年发行复刻版并更名为： The way to win wars）
  • The way to win wars （1942）
  • 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4
  • 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6
  •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Germany's Generals. Their Rise and Fall, with their own Account of Military Events 1939–1945, London: Cassel, 1948; 扩充版, Delhi: Army Publishers, 1965
  • 古德里安 Panzer Leader 的前言 （New York: Da Capo., 1952）
  • Strategy, 第二次修改版,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4, 1967.
  • The Rommel Papers, （编辑者）, 1953
  • The Tanks – A History of the Royal Tank Regiment and its Predecessors: Volumes I and II （Praeger, New York, 1959）
  • 塞缪尔·B·格里菲斯（英语：Samuel B. Griffith） Sun Tzu: the Art of War （孙子兵法译本） 的前言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3）
  • The Memoirs of Captain Liddell Hart: Volumes I and II （Cassell, London, 1965）
  •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70
  • The German Generals Talk: Startling Revelations from Hitler's High Command 1971. William Morrow. 1948. ISBN 9780688060121. 

参考资料

[编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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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Bond p. 16
  7. ^ Bond p. 19
  8. ^ Bond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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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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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此书具有许多标题及版本，较新的版本 战略论：间接路线(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较为人所熟知，丹切夫提说最一开始的版本在1929年即已开始酝酿，而后又先后在1941、1946、1954和1967修改更动。[24]
  2. ^ 康纳利也用了“在英语圈中恢复名誉(Anglophone rehabilitation)”来形容.[65]
  3. ^ 马丁·基钦（英语：Martin Kitchen）: “北非战役时常被看到，像是有关隆美尔记述的书籍，又像是 无恨的战争(War without Hate)，并因此进一步证明德军没有涉入由希姆莱的亲卫队主导的肮脏屠杀。虽然这完美的证明了德军在北非卓越而英勇的战斗……很幸运的是，尾随于他们之后的亲卫队刽子手并没有机会执行任务，因而没有影响到此地德军后来的声誉”，基钦进一步解释说沙漠地区稀薄的人口使亲卫队无法进行种族清洗；而德军未能抵达有大量犹太裔人口的埃及跟巴勒斯坦，此外，在突尼斯及的黎波里塔尼亚，意大利政府约束了德国人使他们无法歧视及攻击具有意大利公民身份的犹太人。[69]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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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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