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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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内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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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1923年革命、俄国内战的一部分 | |||||||
 坦佩雷因内战而遭摧毁的建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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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德意志帝国[1]外国志愿者: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 汉内斯·伊格内修斯 恩斯特·林德 恩斯特·勒夫斯特伦 马丁·韦策尔 卡尔·弗雷德里克·维尔卡马 亚尔马·弗里塞尔 哈拉尔德·亚尔马松 汉斯·卡尔姆 斯坦尼斯拉夫·普鲁斯·博古米尔 吕迪格·冯·德·戈尔茨 汉斯·冯·奇尔斯基 康拉德·沃尔夫 奥托·冯·布兰登施泰因 胡戈·莫伊雷尔 |
米哈伊尔·斯韦奇尼科夫 格奥尔基·布拉采利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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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万白卫队 1,450名芬兰猎兵 14,000名德意志帝国陆军 1,000名瑞典志愿军[2] 1,737名波兰志愿军[3] 一定数量的爱沙尼亚志愿军[4] |
8-9万红卫队（2,600名女兵） 7,000–10,000名前俄罗斯帝国陆军[2]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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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卫队 3,500人死于战争活动 1,400–1,650人被处决 46人失踪 4人死于战俘营 瑞典志愿军 55人死于战争活动 德国远征军 450–500人死于战争活动 [5] 统计 5,700-5,800人伤亡（包括100-200名中立或忠于白卫队的平民） |
赤卫队 5,700人死于战争活动 7,000–10,000人被处决 1,150人失踪 12,500人死于战俘营，700人在释放后不久死亡 俄罗斯军队 800–900人死于战争活动 1,600人被处决[5] 统计 32,500人伤亡(包括100-200名中立或忠于赤卫队的平民) | ||||||
芬兰内战[a]（芬兰语：Suomen sisällissota，瑞典语：Finska inbördeskriget），是在原属于俄罗斯帝国治下的芬兰大公国在俄罗斯二月革命后宣布独立后政治理念不同的白色芬兰和红色芬兰之间为争夺国家统治权的一场内战。这场战争发生在一战东线战场所导致东欧社会、政治、国家极其动荡的背景下。战争两方分别为由支持社会主义的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赤卫队”与由支持保守主义的芬兰元老院领导的“白卫队”，德意志帝国派兵支持白色芬兰，而苏俄在芬兰的驻军支持红色芬兰。其中赤卫队大多由工人组成，他们在内战中一度控制了南方的工业中心和主要城市。白卫队则多由自耕农、公职人员和资产阶级组成并受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将军的领导，由于得到北方自耕农的支持，他们以芬兰中部和北部为根据地。
在冲突发生的前几年，芬兰迅速经历了人口增长，工业化、半城市化和工人运动的逐渐崛起。整个国家的政治处在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不稳定阶段。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新鲜的理念也快速在民众中传播。在一战中，芬兰因为战争增加了与宗主国之间的贸易，然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给其带来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危机。由于这种权力真空，芬兰左翼和资产阶级政府都开始追求自治与独立，不同的是右翼试图与俄国在政治上完全切割，而左翼则希望与俄国布党并肩作战。七月危机间接导致了芬兰社民党政府的倒台，布党十月在俄国的成功更加剧了左派劳工运动和保守派对国家权力的争夺，使得双方逐渐军事化，政治危机逐渐升级。
1917年春天后，左翼和右翼双方都组成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受苏维埃俄国所支持的芬兰赤卫队在1918年2月迅速发动攻击，占领了首都赫尔辛基并逮捕了右翼政府的大部分成员，但这次袭击并没有完全摧毁右翼的势力。由于得到了北方自耕农和德国的支持，曼纳海姆在瓦萨重新组织了白卫队并在5月发起反击。维堡之战和坦佩雷之战被认为是两方之间决定性的作战，白军以少胜多，击败驻芬俄军，重新取得了优势。德军于6月份从芬兰湾登陆，在其的帮助之下，白色芬兰也轻易赢得了赫尔辛基之战和拉赫蒂之战。尽管在内战中双方都有屠杀战俘和平民这种不人道行为（甚至红军还多一些），然而被视为“复仇”的政治暴力在白卫军获胜后开始大规模爆发，约有12,500名赤卫队成员死于战俘营。内战大约导致了39,000人的死亡，其中36,000人是芬兰人，占总人口的0.86％（当时芬兰人口约300万）。
内战使原本亲俄的芬兰转投德国怀抱，并试图建立起由德意志皇储腓特烈·卡尔王子作为国王的芬兰王国，但最后由于德国在一战的战败而不了了之。之后芬兰转型建立了西方制度的芬兰共和国。但内战使得当时的芬兰社会分裂，直到因为1939年苏联的侵略才重新团结起来。
芬兰内战是1596年棍棒战争（贫困的农民对贵族的剥削不满）后芬兰的第二次内战，并且背景相似。[6][7]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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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编辑]芬兰曾经是瑞典帝国的领土，直到大北方战争后才被割让给俄罗斯帝国。由于与欧洲大陆被波罗的海分隔开来，所以从战略上讲，芬兰属于沙俄北方领土中芬兰-爱沙尼亚门户不太重要的部分，主要作为途经纳尔瓦地区、芬兰湾和卡累利阿地峡之间往返圣彼得堡的缓冲区[8]。俄罗斯并没有致力于完全控制芬兰，反之除了沙皇兼任芬兰大公之外，芬兰可以拥有自己的议会，还可以阻止俄军任意进入芬兰以维持自身的独立。1809年至1898年芬兰经历的时期名为“俄罗斯治世”，芬兰民族的整体权利有所提高，俄罗斯人和芬兰人的关系与帝国其他地区相比也相对良好。俄罗斯帝国在当时的芬兰大公国进行了五十年以上的工业、金融、教育、文化的现代化政策，并进一步提升芬兰语的地位。19世纪中期，随着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帝国国势走下坡路，对社会与地方的控制也不断减弱，这使得沙皇愈加专横，不断削减芬兰与其他俄国非直属领地的自治权，芬兰人民对此感到相当不满，因此在19世纪后半叶芬兰的民族意识开始在对沙皇的抗议中觉醒。芬诺曼运动的诞生进一步加剧了芬兰人对独立的渴望[9]。
一战所带来政治和经济危机是芬兰内战的主要原因。芬兰被尼古拉二世强行带入了一战，使得芬兰农产品可出口的国家大幅减少，因而不得不加强与宗主国间的贸易。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俄罗斯帝国解体，然而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国内的统治面临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彼时列宁即将回到彼得格勒，俄国内战已到了爆发前夜。这种情况给当时的东欧带来了极大的权力真空并在各个地区掀起了政治危机，芬兰也是如此。
德意志帝国认为东欧（主要是俄国）是极其庞大的资源产地，占领这些土地对其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当时因应付两线战争而缺乏资源的德国，为了击溃俄国，德国一方面加强东线进攻，另一方面则通过资助俄国内部的革命组织来从内部摧毁俄国，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便是当时德国的资助对象之一。不仅如此，在当时的芬兰，德国约“投资”了3-4千万马克来支援当时支持泛日耳曼主义的芬兰民族激进独立运动。对德国而言，控制芬兰将允许其陆军渗透彼得格勒和科拉半岛——俄罗斯富裕的矿业中心。另一方面，芬兰自身也有大量的矿石储量和发达的林业[10]。
国内政治
[编辑]芬兰国内政治紧张度升级的主要原因是沙皇的独裁统治与不民主的“三个等级”阶级系统，后项起源于瑞典帝国统治时期，并且将芬兰从政治、经济、社会层面上分裂开来。芬兰人口自十九世纪开始大量地增长（从1810的86万人口到1917的313万），并且一个由农民和工人所组成的阶级在同时期形成。尽管芬兰的工业革命比西欧晚开始，它的速度却是相当迅速的。芬兰工业革命主要受到政府资助，因为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在政府管理措施下减少。但对市区工人而言，社会和经济上的问题也却在工业化造成的经济衰退中增加。并且随着农耕效率提升和市场面向化，加上落后的工业发展不足以支撑郊区人口增长，郊区工人的立场在十九世纪结束后变得更加糟糕。
斯堪的纳维亚的芬兰文化与俄罗斯的斯拉夫文化之分影响了芬兰的国家一体化。贵族于1809年从沙皇手中取得对国内权力的领导权后。他们便着手计划打造一个高度自治，由知识分子和精英所领导的芬兰。芬兰人运动致力于将平民纳入一个非政治相关的身份中，工人运动、青年协会以及禁酒运动最初就是由“上层”所领导的。
1870至1916的工业化逐步的提升了社会条件以及工人的自信心，但是在平民的生活品质提升的同时，富人与穷人的隔阂却加深了。平民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受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影响。工人所提出的议案与统治阶层应付式的回应则加剧了芬兰内部的社会冲突。
在十九世纪末，从禁酒、芬兰福音信义会与芬兰人运动中兴起的芬兰劳工运动，扮演着一个芬兰民族主义、工人阶级的角色，在1899到1906年间，芬兰劳工运动独立出来，试图摆脱芬兰人运动的家长式统治，而它们以1899年成立的芬兰社会民主主义党所代表。工人行动主义的目标是反俄罗斯化以及发展一个能够解决内部社会问题与对民主要求的政策。这是一个自从1880年代就开始的，针对芬兰贵族与劳工运动对普选权争端的回应。
尽管他们有义务服从，和平且非政治的大公国居民（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接受阶级系统为生活的一部分）开始要求他们的权力与公民权在芬兰社会中得到落实。芬兰与俄罗斯统治的权力斗争给了劳工运动一个趁虚而入的机会。在另一边，由于有着至少长达一个世纪的领导经验与传统，芬兰菁英将自己视为国家的自然领导者。在国际外交上，由于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吃了败仗，导致了芬兰在1905俄罗斯革命中掀起了一场总罢工，在一次镇压动荡的尝试中，大公国的系统在1906芬兰议会改革中被废除了。这次的总罢工实质上增加了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的支持度。因此，这些党派在芬兰人口中占有的百分比高于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运动。
1906的议会改革对芬兰政治与芬兰人的自由主义意识是一次重大进步，因为罗曼诺夫王朝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欧洲最保守与专制的统治者。芬兰人后来采用了一院制议会系统，并赋予民众选举权。普选权使得投票人数从12万提高到了127万，这包含了女性投票人，改革使得社会民主党派取得了50%的普选票，但是沙皇在1905年的危机后重新取得了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繁重的俄罗斯化进程，芬兰人称之为“第二次压迫时期”，在1908至1917年间，沙皇也废止了芬兰议会的权力。他解散了议会，要求每年举办一次普选，最后决定了芬兰元老院的组成人团，而他们与芬兰议会将毫无关系。
芬兰议会解决社会及经济问题的能力极大的受到了大量未受教育的平民与前任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所限制，而另一场冲突则因为雇主拒绝接受集体协商与组建工会的权力而越发加剧。工人行动对议会的改革进程非常失望，但由于议会与立法是最有可能为工人争取更平等社会的方法，工人行动仍将自己与议会视作同一阵线。
总观来看，国内政治的风波导致了一场决定芬兰领导者的竞争，持续了大约十年，直到俄罗斯帝国垮台为止。
内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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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独立后，右派政府与左派关系日益恶化，托洛斯基敦促下的夺取政权的起义立刻发生，布尔什维克直接煽动罢工与骚乱，芬兰国会因而授权芬兰政府全权建立一支陆军以回复秩序。这让左派与政府彻底决裂，左派激进派与温和派因此联合在一起，双方都开始进行武装冲突。
1918年1月19日，来自俄国彼得格勒的军火援助通过铁路运往维堡，用于武装维堡左派民兵赤卫队，冲突因此全面爆发。1月27日至1月28日，赤卫队占领赫尔辛基，政府撤退到瓦萨，并在奥斯卓博斯尼亚建立临时政府。
芬兰内战是一场战线式的传统战争，政府军拥有芬兰北部，包括奥斯卓博斯尼亚与卡累利阿，而赤卫队则拥有大部分主要城市、工业中心与南部地区。双方兵力大约有7万人，大部分赤卫队训练装备和军官素质都不足，驻芬俄国红军由于积极准备俄国内战也并未全力支援芬兰赤卫队。芬兰政府军也有类似问题，但是他们拥有瑞典志愿者支援以及受过俄国陆军训练的军官，其中有一位就是卓越的古斯塔夫·曼纳海姆。
4月3号德国派出部队支援政府军，主力部队是吕迪格·冯·德·戈尔茨指挥的波罗的海师，总共有14,000人。赫尔辛基旋即易手，5月15日赤卫队在卡累利阿地峡投降，芬兰与俄国红军也随即爆发冲突。
外国军事援助与介入内政外交
[编辑]内战期间，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忙于策划一月剧变和准备内战，对于赤卫队的军事支持有限，而右派政府则有德国的支持。帝俄时期，芬兰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一些芬兰志愿人员在德国当局的安排之下，在德国的洛克斯特接受军事训练。一次大战爆发后，这些芬兰人已经组成一个轻步兵营，并在库尔兰地区与帝俄作战。公元1918年2月，芬兰内战右派政府节节败退，因此该单位回国支援右派政府。
同时，右派政府有两位官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到达柏林请求德国提供军事援助，一周后德国当局同意其请求。因此右派政府发现自己被迫同意德国提出的三项不利的协定：一是芬兰在没有德国同意之下不得与其他国家交涉和平条约，二是给予德国贸易协定与海事协定优先权，三是芬兰保证会支付德国军事支援所有费用。右派政府最后同意了，德国便派出拥有1万5千人的波罗的海师支援政府军。
当右派政府在内战中逐渐取得胜利时，德国在越来越多事务上干预芬兰右派政府内政。德国以协助政府军攻占卡累利阿剩余地区为条件，换取政府军协助德国攻击位在莫曼斯克的英军基地。右派政府也被迫同意接受一位德国亲王为国王。德国影响力也逐渐深入军事事务，公元1918年5月，右派政府指示曼纳海姆，陆军应该交给德军军官，并且依照德式路线进行改革，曼纳海姆随即辞职。
公元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一次大战结束，德国在芬兰的影响力也因此突然中止。黑森亲王弗里德里希·卡尔于12月14日宣布放弃接受芬兰王位，最后一批德军部队则在12月中撤离。
苏芬冲突与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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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赤卫队的战斗结束后，芬兰与苏联随即爆发了冲突。战争从1918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此时由于波苏战争爆发，苏联急切希望与芬兰议和，因而在1920年10月14日与芬兰签订《塔尔图和约》。这份条约对芬兰非常有利，苏芬边界仅仅距离列宁格勒郊区25公里远而已，因为这份条约不利于苏联，所以战争结束后苏芬关系没有因此改善。
对苏联与芬兰的影响
[编辑]芬兰内战令芬兰人更敌视苏联，这场战争普遍被认为是对抗共产主义的解放战争。当1930年代末，苏联的扩张再次迫在眉睫，使得芬兰又一次面临卫国战争。
此外，1920年苏芬冲突后协定的国界离列宁格勒的郊区只有25公里，被苏联认为形成了威胁。
这场战争建立了芬兰陆军与曼纳海姆军事威名。这支陆军不但深受德国影响，也加强了与德国军方的联系，这在未来纳粹德国攻击苏联时德芬并肩作战发挥关键作用。之后许多芬兰杰出的将领就是从德国训练的轻步兵营开始其军旅身涯，最有名的是埃里克·海因里克斯，冬季战争时指挥地峡军团。这也影响了未来芬兰政军领袖曼纳海姆，尽管未来德芬都与苏联作战，但是曼纳海姆刻意与德苏两国保持距离，限制这两国影响范围，同时维护芬兰的独立自主。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Pipes 1996，第113–149页, Lackman 2009，第48–57页, McMeekin 2017，第125–136页
- ^ 2.0 2.1 Arimo 1991，第19–24页, Manninen 1993a，第24–93页, Manninen 1993b，第96–177页, Upton 1981，第107, 267–273, 377–391页, Hoppu 2017，第269–274页
- ^ Muilu 2010，第87–90页
- ^ Ylikangas 1993a，第55–63页
- ^ 5.0 5.1 Manninen 1992–1993, Paavolainen 1966, Upton 1981，第191, 453页, Westerlund 2004
- ^ HS: Sisällissodan 400-vuotismuistoa on vietetty monin juhlallisuuksin ympäri Suomenmaata Nuijasota askarruttaa yhä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 Finnish)
- ^ YLE: Nuijasota oli hyvin verinen sisällissota – Kunnaksen uusi Koiramäki-kirja kertoo siitäkin lapsille sopivasti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 Finnish)
- ^ Upton 1980，第62–144页, Haapala 1995，第11–13, 152–156页, Klinge 1997，第483–524页, Meinander 2012，第7–47页, Haapala 2014，第21–50页
- ^ Upton 1980，第13–15, 30–32页, Alapuro 1988，第110–114, 150–196页, Haapala 1995，第49–73页, Lackman 2000, Jutikkala & Pirinen 2003，第397页, Jussila 2007，第81–148, 264–282页, Meinander 2010，第108–165页, Haapala 2014，第21–50页
- ^ Upton 1980，第62–144页, Haapala 1995，第11–13, 152–156页, Pipes 1996，第113–149页, Klinge 1997，第483–524页, Lackman 2000，第54–64页, Lackman 2009，第48–57页, Meinander 2012，第7–47页, Haapala 2014，第21–50页, Hentilä & Hentilä 2016，第15–40页
注釈
[编辑]- ^ 其他名称: 兄弟战争、公民战争、阶级战争、自由战争、红色叛乱和革命等。Tepora & Roselius 2014b，第1–16页；根据晨报作出的1,005份问卷调查中，名称的使用率为:"内战：29%，公民战争：25%，阶级战争：13%，自由战争：11%，红色叛乱：5%，革命：1%，其他名称：2%，不做回答：14%"。Aamulehti 2008，第16页
外部链接
[编辑]
- Uta.fi/suomi8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坦佩雷大学的历史科目
- 芬兰1914–1922年的战争受害者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Valtioneuvoston kanslia
- Vapaussota.fi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战争伤残者基金会
- 芬兰内战暴行照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Maarteen Patte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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