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龔彬

梅龔彬（1901年8月12日—1975年8月1日），又名逸仙，字電龍，號劍文，筆名龔彬、笈越，化名張柏生，湖北黃梅縣城東門梅家新屋人，中國政治人物，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委員。

生平

生於破落地主家庭。1917年至1920年在武昌啟黃中學求學期間參加五四運動。1921年春中學畢業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1923年在同文書院加入中國國民黨，1924年作為上海市學聯代表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傳委員會委員。1924年經賀昌和施存統介紹加入共青團。1925年2月，在上海滬西工人罷工鬥爭中火線經惲代英、沈澤民介紹轉入中國共產黨。任上海徐家匯的第一任團書記和黨書記。以上海學聯代表的身份參與領導五卅運動，被譽為五卅運動的五虎將之一。1925年底上海的國民黨左派召開國民黨上海市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1926年春從東亞同文書院畢業，放棄赴日留學，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專職黨務工作。1926年9月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秘書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中共黨團書記、國民黨蘇浙皖滬四省市特備委員會委員。

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後，黨組織考慮到梅龔彬是湖北人，武漢又特別需要幹部，於是同意他到武漢工作的要求，1927年初梅龔彬偕同新婚妻子離開上海趕赴武漢，任漢口總工會教育委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1927年3月20日，梅龔彬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二師上校政治部主任。

1927年8月3日同郭沫若、陽翰笙、李一氓從九江趕赴南昌，參加葉挺、朱德和賀龍領導的南昌起義。8月4日傍晚趕到南昌參加起義軍，編入第十一軍第24師第71團任指導員（即團政委，團長劉明夏）。隨部隊南下，經歷會昌、湯坑等戰役，在流沙部隊被打散，在地方黨組織的幫助下，從汕頭坐船撤退到香港。1927年10月從香港赴上海向中央報告。1927年12月，聽從黨中央安排奔浙江組織暴動。1928年受周恩來派遣任浙江省委委員兼宣傳部長（省委書記夏曦），參與組織和發動浙東和浙西的農民暴動。1928年8月調回上海，從事左翼文化活動。翻譯了《政治經濟學入門》一書，參與編寫《社會科學詞典》，為《北新》雜誌撰寫國際問題文章。1929年8月7日化名喬平，赴東京與日本共產黨接頭，8月16日在東京上野一個牙科診所與日共聯絡員接頭時被特高課抓捕，1930年12月15日出獄恢復自由。結識神州國光社（由陳銘樞集資收購，實際控制）的進步文人王禮錫和胡秋原。通過胡秋原，梅電龍認識了國民黨民主派領袖陳銘樞和李濟深。1931年6月啟程歸國，7月到上海，由於剛從日本牢中出來，又離開上海兩年了，事實上已經漂白了身份，江蘇省委書記陳雲安排其轉為秘密黨員，以脫黨的非黨中間派人士公開面貌，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接觸國民黨上層人士，進行統戰工作，由潘漢年單線聯繫領導，不過組織生活。在上海加入到神州國光社做撰稿人，明面上就是大學教授、作家，灰色的中間派文化人，認識了CC社的頭面人物吳醒亞和陳立夫，以及張群、林森、吳開先、陶百川。1931年冬，任上海《晨報》館編輯。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神州國光社總編輯王禮錫常找梅龔彬商討問題，在政治上為陳銘樞討主意對付蔣介石。於是梅龔彬即按照組織意圖通過神州國光社了解十九路軍的動態，爭取十九路軍愛國將領們反蔣抗日。1932年春被上海中國公學聘為講師，同時在暨南大學兼課。1932年秋晉升教授，先後任教於暨南大學、上海商學院。辭去《晨報》工作後，被中華書局聘為《中華》雜誌特約撰稿人。蔣介石強迫十九路軍南下福建後，十九路軍與蔣介石的矛盾激化，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等醞釀軍事反蔣。十九路軍離開上海前，梅龔彬安排蔡廷鍇的代表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會見了潘漢年，為雙方以後的合作留下了一條聯絡的通道。陳銘樞出國前則由王禮錫陪同專門到上海會見梅龔彬告以軍事反蔣計劃，要求梅龔彬幫助訓練十九路軍幹部。1933年寒假，到漳州為十九路軍幹部訓練班講了一期政治課。1933年5月陳銘樞從歐洲回國到達香港，感到十九路軍在福建處境的困難，就立即約梅龔彬來港長談，告訴他準備利用當時業已形成的粵、桂、閩三省聯盟，以西南執委會與執行部兩機構為基礎，擁護胡漢民與陳濟棠，以十九路軍為核心，建立新的政黨，聯合共產黨，發動民眾，實現醞釀很久的政治路線。如胡漢民陳濟棠不願干，就請李濟深出來領導，哪怕僅有十九路軍，也要孤軍奮戰到底。梅龔彬認為：紅軍是咫尺近鄰，時間那麼緊迫，無論粵桂參加與否，都應首先考慮聯合紅軍。陳銘樞對此意見表示完全贊同。兩人商定之後，就去見李濟深，李濟深完全贊同他們的方案，隨即派出朱蘊山到上海與中共聯絡。不得要領後，又讓梅龔彬到上海去找共產黨聯繫，也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於是蔣光鼐、蔡廷鍇又派人直接到中央蘇區與共產黨取得了聯繫，潘漢年和張雲逸分別作為政治和軍事聯絡員進駐福州。1933年11月辭去上海商學院教職，專心參與組織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動，任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陳銘樞）委員兼民眾運動處處長。有軍中「小孟嘗」之稱的前十九路軍領導人陳銘樞廣羅人才，梅龔彬和中共黨員陳希周等受潘漢年派遣，入幕陳銘樞。1933年11月24日生產人民黨正式成立，發起人包括陳銘樞等福建事變發起人共27人，黨員200多人。但對成立生產人民黨，梅龔彬並不贊成，認為策略錯誤，丟掉國民黨旗幟，也丟掉了國民黨內的反蔣人士，福建人民政府不免限入孤立，因組織指示不宜與事變領導人產生過大的分歧，所以梅龔彬沒有反對成立這個政黨。1934年1月福建事變失敗後，生產人民黨轉移到香港，不久就自行解體，存在時間總共不到兩個月。潘漢年指示梅龔彬和陳希周隨十九路軍撤香港，做長期臥底國民黨民主派的準備（後又加派宣俠父化名宣古漁到香港，接頭人還有胡鄂公和助手老楊，老楊即朱挺，原名錢訥冰。以及九龍方面的開診所的醫生柯麟）。1934年8月從上海取得中共指示後回到香港，宣傳不組黨而是組建一個體現抗日力量大聯合的組織。經過激烈的組織路線爭論，李濟深等人於1935年7月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同盟成員主要由原福建事變各黨派人士和原十九路軍中上層軍官、國民黨左派以及無黨派人士組成，推舉李濟深、陳銘樞等為中央委員，李濟深為主席。 宣俠父、陳希周、和梅龔彬等共產黨人，分別擔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長、群運部長、和宣傳部長。 葉挺是同盟軍事委員。梅龔彬是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活動的中心人物。同盟擴充《大眾日報》作為機關報，1936年春梅龔彬、陳辛仁等在香港創辦了《民族戰線》作為同盟的理論刊物，還在香港成立了半島書店，發行《在抗戰旗幟之下》《大眾動向》等刊物。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香港當局查禁了《民族戰線》，封閉了半島書店。馮雪峰把上海文化界人士分成好幾類，魯迅、茅盾等左翼作家是一類，陳望道與任白濤是另一類，第三類是梅龔彬和胡秋原等人。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傳來後，梅龔彬主張廣泛發動群眾，聯合一切抗日力量逼蔣抗日，而不是策動軍事倒蔣。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統一思想，在《救國時報》上發表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主張，支持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盧溝橋事變後，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和全國同胞動員起來，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蔣介石也發電報到香港，請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來南京，共赴國難。7月梅龔彬代表大同盟到南京見了張群。9月梅龔彬在南京就任陳立夫分管的軍事委員會第六部任設計委員。1937年10月，李濟深等發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同盟正式解散。因為同盟是黨控制的一個民主組織，黨實際上反對解散。同盟解散後，黨內對梅龔彬進行了批評。1938年春梅龔彬任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特約編輯。1938年8月梅龔彬到第三戰區前線慰問抗日將士，9月下旬到達涇縣雲嶺新四軍總部，葉挺挽留他住了一段時間。1938年9月30日，葉挺發電報給項英，說擬於下月到顧祝同那裡去一次，如能請准假，則返香港視察各方情形。10月葉挺去上饒請准了假，10月18日，顧祝同致蔣介石電：「新四軍葉軍長挺，以不易行使職權，頗懷去志，現已請假赴漢，謁鈞座，表示辭職，並向周恩來、陳紹禹交涉加大職權。」10月21日，葉挺致電蔣介石，表示在新四軍「雖鞠誠戮力，勞怨不辭，亦無從措施」，「伏乞准予免去軍長一職，以免誤公」。蔣介石閱後當即批示:「電復慰勉，並詢病況，如無人恙，望即來渝一敘。」10月22日，項英回到雲嶺，葉挺與項英商量，藉助余漢謀在廣東東江成立游擊隊，項英贊成，並答應抽調一批廣東籍軍政幹部和槍支支援。葉挺偕夫人離開雲嶺新四軍軍部去南昌。梅龔彬跟着葉挺到了南昌才分手。葉挺從武漢再到韶關。梅龔彬到達衡陽與周恩來、葉劍英會面後，周恩來才知道葉挺的行蹤，於是周恩來、葉劍英立修密件一封，派梅龔彬和方少逸從衡陽追趕葉挺，經韶關、五華縣余漢謀總部、汕頭、澳門才把信交給葉挺，懇請他火速返回新四軍總部。1939年2月，在周恩來的親自陪同下，葉挺才回到新四軍軍部。1939年初離開教育部，到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的李濟深手下任戰地黨政委員會設計委員會委員，編輯內部刊物《戰地通訊》。1940年下半年，韓德勤在蘇北與新四軍尋釁鬧摩擦，國民黨戰地黨政委員會蘇北分會要求重慶總部派員處理，正在桂林的戰地黨政委員會協助李濟深工作的梅龔彬爭取到視察蘇北戰地特派員的名義去蘇北執行「視察」和「調解」任務。從重慶飛抵香港，從香港坐船到上海等待時機進入蘇北。在上海租界與影星吳湄開設的「梅龍鎮酒家」，是抗日救亡文化界人士的秘密聚集地。皖南事變爆發後，新四軍被蔣取消，1941年3月回到香港，在廖承志領導下，與救國會的民主人士做抗日文化宣傳工作。1941年夏，在廖承志指示下，與李章達起草了一份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綱領草案，到桂林徵求李濟深的意見。1941年底，蔣光鼐向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下，梅龔彬在桂林接到了在坪石的中山大學的聘約。1942年1月起在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系任教授，承擔經濟政策和西洋經濟史兩門課程的講授，有時兼授會計學和簿記學。經常舉辦講座和召開座談會，分析和議論時局，解答大學生對中國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時局最關心的問題。1942年春，梅龔彬到韶關向廖承志匯報工作；後廖承志被中統逮捕，梅龔彬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寫信告訴遠在上海的妻子龔冰若。龔冰若接到信後，立即帶着梅龔彬的岳母以及4個孩子千里迢迢來到粵北山區小鎮。全家在1942年「五一」節團聚了。為貼補家用，妻子變賣了從上海帶來的衣物，到幾十里外的湖南省宜章縣一所中學教英語。1944年，王亞南應廈門大學之聘而離開坪石去江西贛州，梅龔彬接替經濟系主任職務。1944年底，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坪石淪陷前中山大學師生分東西兩路疏散。東路去興寧、梅縣；西路去連縣。梅龔彬和法律系主任薛祀光選擇了西路。1945年春任中山大學連縣分校法學院主任。抗戰勝利後中山大學遷回廣州石碑。1946年初任法學院代理院長、經濟系主任。1946年夏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的兩年期的部聘教授聘書。1947年5月30日中山大學學生在廣州市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示威遊行，第二天軍警憲特衝進校園，抓捕了梅龔彬臨時羈押在中山大學三青團部。中大師生包圍了三青團部，迫使當局釋放了梅龔彬夫婦。1947年6月梅龔彬被中山大學解聘。廣州行轅副主任蔣光鼐借用行轅主任張發奎的專車把梅龔彬接出石碑隱蔽起來。梅龔彬接受方少逸的建議，取道中山、澳門赴香港。

1947年8月梅龔彬到港後，任香港達德學院教授，編有《社會科學大辭典》。1948年初被剛創刊的香港《文匯報》聘為社論撰稿人。受潘漢年的指派，協助李濟深籌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民革成立宣言的起草人。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宋慶齡當選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梅龔彬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代理李章達的主任秘書職務。結識了眾多的民眾黨派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包括李任仁（白崇禧的老師）、陳此生、楊東蓴、林崇墉（林則徐的孫子）、柳亞子、何香凝、彭澤民等。1948年5月起草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還幫助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等人草擬響應「五一」號召的聯名電。1948年陪同李濟深等民主人士1948年12月26日從香港啟程，1949年1月7日到大連，2月下旬到北京，把民革中央機關從香港遷來北平。1949年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接見梅龔彬，李維漢說：「你的組織關係已轉到中央統戰部，你作為中央統戰部派往民主黨派工作的一個不公開的共產黨員」。1949年5月當選為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總會執行委員。1949年9月作為民革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直至文革停職；協助秘書長徐冰分管秘書處，處理日常工作並聯繫各工作組。參加開國大典。

1949年10月被任命為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1949年當選民革第二屆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任秘書長，連任民革第三屆、第四屆中央常委兼秘書長。1950年6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連任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2年冬，根據中央指示，民革中央的梅龔彬、王崑崙、屈武3人組成秘密黨支部，梅龔彬任支部書記。1954年9月當選為湖北省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3月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增選為全國人大常委，連任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文革開始後，受潘漢年案牽連，被隔離審查八年。1975年3月在醫院病床上做五律詩《南冠憤》。5月被專案組強行送往江西宜春勞改。8月1日積鬱而逝，終年75歲。

1980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為梅龔彬舉行追悼會，黨和國家領導人胡耀邦、宋任窮、季方、王首道、胡子昂、李維漢、王崑崙等出席，劉寧一致悼詞，首度公開評價「一位老黨員、老同志」。

家庭

妻龔冰若，子梅向明、梅昌明、梅建明。

評介

梅龔彬是中共秘密戰線上的抗日三傑（另外兩傑是新四軍的陳希周和八路軍的宣俠父）中的領軍人物。中共中央在給梅龔彬平反後的悼詞中，認為梅龔彬是一個職業革命家。但因為統一戰線的需要，官方對梅龔彬的稱呼，至死都是民主人士。

梅龔彬為文，長於政論。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時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梅龔彬親自起草的。其中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被馮玉祥將軍稱讚為：「有諸葛武侯文風」。

梅龔彬為人敦厚，深沉，詼諧，對朋友從無疾言厲色。做事謹慎，行俠仗義，古道熱腸，見義勇為，肯幫襯，善守秘密，是朋友中可以托妻寄子的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