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寇
四大寇,是清末民初革命家孙中山(1866年-1925年)、陈少白(1869年-1934年)、尢列(1866年-1936年)、杨鹤龄(1868年-1934年)四人的称号。
由来
[编辑]杨鹤龄家先在澳门做生意有成,在港岛成立杨耀记商店,“尝在店内独辟一楼,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孙、陈、尢、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复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1]:8-9就读香港西医书院五年间,孙每于学课馀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当时在香港只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与陈、尢、杨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还,谈革命之言论,怀革命之思想,研究革命之问题[2]。四大寇聚谈之杨耀记,“同志郑士良、陆皓东等来往广州、上海过港时,亦常下榻其间,故该店可称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3]:2孙、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相依甚密,“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2]。
1890年1月,孙介绍陈少白入读香港西医书院[4]:6。陈少白在〈四大寇名称之由来〉称:“每遇休暇,四人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大寇乎,其名由是起,盖有慨乎言之也。时孙先生等尚在香港医学堂肄业,而时人亦以称之,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固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广州之役,杨与尤皆不与焉”[5]:418-419。孙以洪秀全自况:“勿敬朝廷”,自称“革命言论之时代”[6]:42。同年孙上书郑藻如,主张仿效西方社会改革[6]:362,建议禁烟及改良农业和教育等[4]:6。孙课馀常往来广州、澳门等,言论反清[6]:362。12月30日,孙陪康德黎夫妇往广州痳疯村研究痳疯病[4]:6。
1891年3月27日,孙与40多名香港道济会堂年轻教友组织教友少年会[4]:6。夏,孙在第四学年期终考试中,名列全级第一名[6]:362。孙同郑观应商讨“改革时政”,郑在《盛世危言》中称道过“吾邑孙翠溪西医”[6]:43。孙又结识招商局职员、后来“辅仁文社”社长杨衢云,不断交流爱国图强见解[6]:362。孙课馀曾撰文鼓吹政治改革,投稿于香港、上港报刊[6]:362。
1893年7月,孙在澳门议事亭前地十六A号开设“孙医馆”[4]:6。7月29日,其澳门中西药局开业[4]:6。中文广告〈春满镜湖〉刊登于1893年9月26日葡文《澳门回声》称:“大国手孙逸仙先生,我华人而业西医者也。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名师游,洞窥秘奥。现在镜湖医院赠医数月,甚著功效。但每日除赠医外,尚有诊症馀闲在。先生原不欲酌定医金,过为计较。然而称情致送,义所应然。今我同人,为之厘订规条,著明刻候,每日由十点钟起至十二点钟止,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复由一点钟至三点钟止,在写字楼候诊。三点钟以后,出门就诊。其所订医金,俱系减赠。他如未订各款,要必审视其人其症,不事奢求,务祈相与有成,俾尽利物济人之初志而已。……”[5]:428-429孙行医于澳门、广州[7]:2936。
民国十年(西元1921年),孙中山建立广州军政府时,常与白、列、鹤龄三人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文澜阁会面;孙中山亦修治文澜阁并题曰“四寇楼”,以志昔日在杨耀记时的生活。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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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鹤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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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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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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尢列
其他
[编辑]三国和宋代时也有四大寇之说。三国时西凉军董卓势力衍生出来的四位军阀: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水浒传》中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山东宋江、江南方腊、淮西王庆、河北田虎。
参考文献
[编辑]- ^ 冯自由. 〈興中會四大寇訂交始末〉. 《革命逸史》第一冊 重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 2.0 2.1 孙文. 第八章〈有志竟成〉. 《孫文學說——知難行易(心理建設)》.
- ^ 冯自由. 〈華僑革命開國史〉. 《華僑與辛亥革命》.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 4.0 4.1 4.2 4.3 4.4 4.5 黄宇和. 《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 中华书局(香港). 2011. ISBN 978-988-8104-67-3.
- ^ 5.0 5.1 黄宇和. 《孫中山: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 台北市: 联经出版. 2016. ISBN 978-957-08-4828-1.
- ^ 6.0 6.1 6.2 6.3 6.4 6.5 6.6 张磊、张𬞟. 《孫中山傳》.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 辞海编辑委员会 (编).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ISBN 753260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