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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布拉德福德糖果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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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布拉德福德糖果中毒事件
1858年《笨趣》杂志刊登的讽刺插画
日期1858年10月30日 (1858-10-30)
地点 英格兰布拉德福德
起因砷中毒
伤亡人数
逾200人中毒
约20人死亡[注 1]
被告威廉·戈达德、查尔斯·霍奇森、约瑟夫·尼尔
指控误杀
裁决无罪释放

1858年布拉德福德糖果中毒事件（英语：1858 Bradford sweets poisoning）是发生于英国布拉德福德的食物中毒个案。当年10月30日，一批意外掺有毒物三氧化二砷的糖果流入市面，不少人在进食后砷中毒，最终导致约20人死亡，200多人须接受中毒治疗。

食物搀杂现象在中世纪前便已扎根英国。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公众已习惯于商店购买食物，加上政府监管不力，以致食物搀杂问题从1800年开始日益严重。为了减轻成本，不法之徒会在制造食品或饮料时加入各类混淆品。以糖果为例，由于当时糖价高企，不少糖果制造商会添加混淆品来替换部分糖。

1858年10月下旬，糖果供应商约瑟夫·尼尔指派跑腿，前往药剂师查尔斯·霍奇森的店铺，打算购买替换糖的混淆品——石膏粉。卧病在床的霍奇森指示助手威廉·戈达德拿货给客人，但戈达德在毫无戒心的情况下，误把有毒的三氧化二砷交予客人。事故发生后，三人先后遭警方拘捕，被控误杀罪。但是，法官最后判处三人无罪。中毒案引起公众哗然，并呼吁立法制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最终，国会在1860年、1872年、1875年通过三项有关反食物搀杂的法例，亦在1868年推出管控毒药销售的法例。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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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搀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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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搀杂现象在英国至少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前[1]；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人们已习惯于商店购买食物，加上政府监管不力，以致食物搀杂问题从1800年开始日益严重[2]。人们在食品中添加混淆品的主要原因是减轻成本：例如，在1858年糖的售价为每磅6½旧便士（英语：Penny (British pre-decimal coin)），但混淆品的成本不到每磅½旧便士[3][注 2]。出身英国的亚瑟·希尔·哈索尔（英语：Arthur Hill Hassall）是位擅长食品分析领域的显微镜学家、化学家[5]；1850年至1856年间，他检查了约3000个食品样本，发现至少65%搀杂其他物质[6]。他把食物搀杂大致分为三类[6]：一是无害添加，例如咖啡掺杂菊苣，在芥末添加面粉，牛奶兑水等[2][6]；稍为严重的是添加难以消化的成分，例如在茶叶中加入其他树叶或灌木叶，或在面包中加入明矾、石膏或白垩以确保产品亮白和延迟变质[2][6][7]。最为严重的是在食品中添加危险成分，例如在芝士加入汞盐，在醋加入硫酸甚至硝酸，在罐头食品加入铜、锡、防腐剂，或者使用铅、砷等含剧毒的矿物着色剂[8][9]。

不法之徒会利用各类绰号来称呼不同的混淆品，例如“multum”代指添加到啤酒中的苦木和洋甘草混合物，“flash”指用于白兰地和朗姆酒的含糖辣椒提取物，“stuff”则指一种不透光的物质、用于混合了明矾和盐的面包中[10][11]。另外也有一些未知代指物的绰号，如“daft”、“duck”等等[11]。在约克郡西区的布拉德福德，“daft”似乎是指熟石膏粉、石灰粉或硫酸盐粉[11]。

砷与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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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晶体状的三氧化二砷

在维多利亚时代，由于砷生产成本低廉、化学性质稳定、又能产生鲜艳的色彩，因此备受商家青睐，多种家用产品均有其踪，包括外用内服的药物、衣物、蜡烛、壁纸、室内艺术饰品，也有商家利用其作为食品着色剂[12]。另一方面，砷也被用作谋害他人的毒药。医学界、法律界以及公众对于故意和意外的砷中毒十分关注，医学期刊《柳叶刀》在1860年更称砷的惯常使用令法医毒理学难上加难[13]。有见及此，英国政府于1851年通过《砷法（英语：Arsenic Act 1851）》，以限制该化合物的不正规使用[13]。它也是英国首部有关全国管制毒药销售的法律[14]。法例订明，砷只能售予成年人，买卖双方必须在账簿上签名作实，每笔销售的详细信息（包括买方的姓名、住址、职业、购买目的、所需的量以及售出日期）都应记录在案[13][14]。如果卖方不清楚买方身份，则应该有见证人见证销售[13][14]。除非买方表明所需品并非用于农业，而是用于其他用途，否则任何人在出售砷前都必须将其混合煤灰或靛蓝来着色[15]。政府未有规管谁人可以或不可出售砷，只要买卖保留记录即可[11]。

虽然法例规管了销售方式，但没有终结与砷相关的问题，也未能阻止它继续广泛地应用于家用品上[14][16]。1860年，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问道：

当一众女士使用含砷化妆品时；当糖果商出售含砷甜点时；当裱糊匠在我们的墙上挂满含砷帘子时；当空气中充满细小的含砷粉尘时；最重要的是，当化学家把含砷牙粉标签为含汞牙粉出售时，如何判定为砷中毒？[17]

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18]，是种工业生产的无机化合物，分子式As
2O
3[19]。它通常以白色粉末或透明晶体（类似于糖或沙子）形式存在[19]。它主要被用作杀虫剂、木材和鞣革防腐剂、以及制造其他砷化合物和玻璃[19][20]。三氧化二砷以透明晶体存在时几乎无味，但在溶液中其气味非常微弱，最初带有甜味，后来则略带金属味[21]。

事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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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的布拉德福德部分区域的地图，显示了石街和绿色市集的位置

威廉·哈德克（William Hardaker），当地人称为“硬糖比利”（Humbug Billy），是位糖果经销商，时常在布拉德福德每逢周六举行的绿色市集（Greenmarket）摆摊出售薄荷糖[22][23]。哈德克会从供应商约瑟夫·尼尔（Joseph Neal）购入糖果[22]。尼尔通常在石街（Stone Street）的药局为哈德克备货[22]。这种薄荷糖的制法是，先把薄荷油与糖、水、树胶（英语：Natural gum）混合，制成糊状后放在木板上晾干，然后切成菱形状[24]。由于糖价极其昂贵，在当时甚至被称为“白色黄金”（white gold），因此不少糖果制造商诉诸掺杂[25]。尼尔也是其中一员，他会用石膏粉来替换部分糖；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更称：“我只是用一磅，但总会有人用一吨”[24]

1858年10月25日，尼尔预定要为哈德克制作一批薄荷糖，供后者售卖[22][26]。但碰巧代替部分糖的“daft”（即石膏粉）已经用完，因此尼尔指派跑腿詹姆斯·阿彻（James Archer）到大约8.0千米（5英里）外的希普利（英语：Shipley, West Yorkshire），向药剂师查尔斯·霍奇森（Charles Hodgson）进货[3][11][22]。霍奇森当时卧病在床，因此值班的是其助手威廉·戈达德（William Goddard）[22][27]。时年18岁的戈达德在霍奇森手下工作仅数星期，希望能成为其学徒[3][28]。由于戈达德不清楚什么是“daft”，于是他进房询问霍奇森，获告知这是种白色粉末，存放在阁楼角落的一个没有标签的木桶内[22][28]。接着，戈达德前往阁楼，并从木桶取出5.4千克（12英磅）粉末予阿彻[22][26]。不幸的是，阁楼存放了两个没有标签的木桶[注 3]，一个装有“daft”，另一个装有同样是白色粉末状的三氧化二砷[22][26]。戈达德事前未被警告阁楼存放了另一桶同样没有标签的白色粉末状毒药，因此他在毫无戒心的情况下，把错误的“白色粉末”交予客人[22][28]。

尼尔雇用了经验丰富的糖果制造商詹姆斯·阿普尔顿（James Appleton）来制作薄荷糖[11]。阿普尔顿也没有发现这次所用的“daft”有问题；他把18千克（40英磅）糖、5.4千克（12英磅）三氧化二砷、1.8千克（4英磅）树胶和薄荷油混合，制成25千克（56英磅）薄荷糖[25]。尼尔和阿普尔顿均认为这批糖果并不寻常，前者有感这次的干燥时间比以往较长，后者则称混合物比之前的更为顺滑、制成品的成色也比之前的更深色[10][29]。阿普尔顿在制作期间生病，并出现呕吐症状；尼尔偶尔会品尝薄荷糖来检查质素，随后也出现呕吐症状[25][29]。但是，两人都没有将自己的症状归因于糖果[29]。

10月30日，哈德克向尼尔取货，期间前者也发现糖果颜色与之前的批次有出入[10][30]。鉴于成色问题，经协商后，哈德克以每磅7½旧便士向尼尔购入18千克（40英磅）薄荷糖，每磅比平常价格便宜了½旧便士[10][30][注 4]。哈德克随即在当日的绿色市集摆摊，标价每57克（2盎司）1½旧便士[3][注 5]。摆摊时，哈德克吃了一颗糖果；大约下午5点30分，他感到身体不适，于是拜托助手看守摊位，自己则回家[31][10]。摊位于晚上11点30分关门，此时已售出大约1000颗糖果[31][32]。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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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10月31日上午，布拉德福德警方接报，9岁男孩伊利亚·赖特（Elijah Wright）和14岁男孩约瑟夫·斯科特（Joseph Scott）在昨晚突然死亡[33][34]。医生初步认为他们是死于霍乱[35][36]；由于当时英国正值霍乱大流行，加上霍乱和砷中毒的症状类似（如呕吐、腹痛、腹泻），因此医生误诊砷中毒为霍乱是常见错误[37][38]。后来，警方接获更多报案，故指派警员坎贝尔（Campbell）调查[39]。坎贝尔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购买糖果，因此去了哈德克的家，查封剩余的存货，惟重量不到16千克（36英磅）[39]。坎贝尔根据线索，前往尼尔家中，检获170克（6盎司）的糖果碎块[39]。警探威廉·伯尼斯顿（William Burniston）随后加入调查，并与尼尔一同前往药剂师霍奇森的所在地[40]。经询问后，戈达德指出他当日从哪个木桶取出粉末，但霍奇森却称该桶装有三氧化二砷，伯尼斯顿随即逮捕戈达德[40]。

约翰·亨利·贝尔，其中一位治疗中毒者的当地医生

警察局长威廉·莱弗拉特（William Leveratt）一直留意事态发展，并派人在镇上摇铃警告民众有关毒糖果的危险[33][41]。另外，警方也连夜印制告示，并在全镇各处张贴，供民众早上查看，同时呼吁他们把剩余的糖果上交[32][41]。当地医生约翰·亨利·贝尔（英语：John Henry Bell）在调查时发现砷，推测病人并非感染霍乱而是砷中毒[11][42]。保险起见，他把病人购买的糖果交给分析化学家检验，而得出的结果证实了他的推测[42][43]。贝尔在这次事件中治疗了60名患者[42][43]。

到了11月1日中午，单在布拉德福德，因误食毒糖果而死亡的人数上升至12人，另有78人危殆[32]。警方返回尼尔的住所，并进行彻底搜查，结果在制作糖果时使用的烘干板上，发现数百块糖果碎块[44]。尼尔的妻子承认她发现了其他糖果碎块，并把它们扔进火中毁尸灭迹，她又曾到访丈夫的店铺，带回数袋装有薄荷糖（或其碎块）的混合糖果[44]。尼尔一度逃离现场，警方随即展开追捕，最终在家中厨房发现他[44]。同日，警方把戈达德押至地方法院，法官下令还押候审[35][40]。2日，法院召开死因裁判，法官也下令把霍奇森还押候审[35][40]。

11月3日，虽然尼尔已获保释外出，但法官下令逮捕他[45]。分析化学家菲利克斯·里明顿（Felix Rimmington）在庭上作供时称，他分析了少部分样本，初步估计每颗糖果内含620毫克（9.5格令）砷，补充时又称只需290毫克（4.5格令）便足以杀死一名成年男性[45][46]。经多次分析后，里明顿发现每颗糖果重量约为2,820毫克（43.5格令），砷含量从710—1,040毫克（11—16格令）不等，意味着每颗糖果有三分之一由砷构成[46]。截至当日，据报已有15人因误食毒糖果而亡，其中11人属儿童，另有13人病危，150位病人没有性命危险[47]。

11月5日，地方法院再次开庭，决定将三名被指控犯有误杀罪的疑犯，送往约克巡回法庭（英语：Assizes）接受审判[48][49]。戈达德的保释金为100英镑，尼尔和霍奇森则为200英镑[48][注 6]。截至当日，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7人，196人确诊砷中毒[48]。最终，约20人死于毒糖果之下[注 1]，200多人须接受中毒治疗[36][49]。

12月9日，巡回法庭开庭，由法官巴伦·华伦（Baron Warren）审理[51]。法官在开场白中指示尼尔毋须答辩，称他在购买三氧化二砷或制作糖果时均有不在场证据，因此驳回对他的指控[51][52]。法官又认为戈达德在此事只是遵从主人的指示，他亦毋须答辩，指控同样遭到驳回[51][52]。至于霍奇森，法官认为针对他的指控应该成立，因此霍奇森将在同月稍后时间接受审判[51]。21日，霍奇森因涉嫌误杀7岁女童伊丽莎白·玛丽·米奇利（Elizabeth Mary Midgley）而受审[51][53]。庭上辩方律师盘问戈达德，后者供称霍奇森曾经向他指出哪个木桶装有三氧化二砷，并着他打醒十二分精神[53]。在听取一些证供后，法官宣称若要判定犯人有罪，就必须要有疏忽发生，但他不认为其中有任何疏忽存在，而被告也有曾警告年轻助手哪个木桶里装有毒药[53]。因此，法官终止了审讯程序，指示被告毋须答辩，而陪审团也宣判犯人无罪[51][52][53]。

庭审过后，法院释出判决书，内里写道：

整宗事件中唯一真正的犯罪行为，是法律所无法触及的——食物搀杂行为，以及为此目的而衍生的“daft”。如果这场灾难给了我们教训，那么它就不会是无意义。[36]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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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这宗事件极为反感，不少人以致函报社、或在公开会议、甚至向国会请愿抒发感受，并呼吁立法制止同类事件的发生[54][55]。有报社更刊登一封署名“一位市民”的来信，不满糖果商人为了利益而牺牲公众健康，更称“除非我们制定法律，将这种最不诚实的搀杂行为列为刑事罪行，否则我们将无法根除这种弊端”[54]。虽然大多数国会议员原则上同意有必要取缔搀杂行为，并惩罚涉事者，但对于采用何种措辞、订定何种准确条文才能最有效地达到目的，却是犹豫不决[54]。最终在1860年，《地方政府预防食品或饮料搀杂法令》[注 7]获国会通过并得到御准，成为法律[56][57]。糖果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哈钦森（Alex Hutchinson）称，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库姆（英语：Friedrich Accum）早在1820年便已撰书，提醒消费者食物可能存在混淆品，但当权者迟迟未有立法保护人民，布拉德福德事件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36]。法律学者吉莉恩·伦敦（Jillian London）认为，尽管布拉德福德事件并非1860年法案通过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于食物搀杂的意识，以及激起公众的愤慨[55]。

法例规定，处罚将适用于：

任何人在出售食品或饮料时，明知该食品或饮料混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任何成分或材料，或将任何搀杂或不纯净的食品或饮料，充当纯净或未搀杂的食品或饮料而出售……[注 8][58]

然而，政治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里乌（Sébastien Rioux）指出，该法例只是适用于将搀杂食品冒充纯净食品出售的情况，换言之法例针对的是歪曲食品性质的行为，而非篡改食品本身，因此在减少或防止搀杂方面完全无效[59]。医史学家詹姆斯·C·沃顿（James C. Whorton）也称法例条文过于含糊，而且刑罚过低（违法仅罚款5英镑[注 9]），未能起到阻吓作用，直指其对于防止搀杂“几乎毫无用处”[60]。

值得一提的是，皇家药剂师协会（英语：Royal Pharmaceutical Society）曾经在1857年和1859年反对政府推动毒药法案，认为相关条文应由协会撰写[61]。而在事件发生后，协会宣称该案最终凸显了确保药物和消费品安全的重要性[36]。1868年《药剂业法（英语：Pharmacy Act 1868）》出台，它限制只有合资格的药剂师和药商才能销售毒药和危险药物，而且确立了毒药销售的监管框架[36]。另一方面，国会在1872年再次通过一项关于食品搀杂的法案——《禁止食品、饮料与药品搀杂法》[注 10]，除了把1868年药剂业法的内容包含在内，也加强了惩罚力度[57][62][63]。1875年，国会通过《食品和药品销售法》[注 11]，构成了首个全面性的框架、旨在规管合法与非法的食品搀杂问题[64]。法律学者沈幼伦认为，这些法律有效地遏制充斥在英国的食品搀杂现象，捍卫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57]。历史学家兰教材则称，在1875年后，英国的食物搀杂问题显著减少，民众常用的食品、药品的质素也有改善[65]。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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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发生在英国（或其属地）的砷中毒事故：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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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死亡人数因来源而不同，有的报称20人[36][46]，有的则称21人[49][50]。
  2. ^ 按照英国零售物价指数来计算，1858年的6½旧便士，相当于2023年的8.26英镑。而1858年的½旧便士，则相当于2023年的0.64英镑。[4]
  3. ^ 沃顿认为这点存在争议，称装有三氧化二砷的木桶应有标签，只不过位于桶底。[26]
  4. ^ 按照英国零售物价指数来计算，1858年的7½旧便士，相当于2023年的10英镑。[4]
  5. ^ 按照英国零售物价指数来计算，1858年的1½旧便士，相当于2023年的1.91英镑。[4]
  6. ^ 按照英国零售物价指数来计算，1858年的100英镑，相当于2023年的12,700英镑。而1858年的200英镑，则相当于2023年的25,400英镑。[4]
  7. ^ 原文为：Act of Parliament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Adulteration of Food or Drink by Local authorities 1860
  8. ^ 原文为：Every person who shall sell any article of food or drink with which, to the knowledge of such person, any ingredient or material injurious to the health of persons eating or drinking such article has been mixed, and every person who shall sell as pure or unadulterated any article of food or drink which is adulterated or not pure...[58]
  9. ^ 按照英国零售物价指数来计算，1860年的5英镑，相当于2023年的590英镑。[4]
  10. ^ 原文为：1872 Adulteration of Food and Drink and Drugs Act
  11. ^ 原文为：Sale of Food and Drugs Act 1875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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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Whorton 2010，第141页.
  2. ^ 2.0 2.1 2.2 Otter 2020，第103页.
  3. ^ 3.0 3.1 3.2 3.3 Emsley 2005，第100页.
  4. ^ 4.0 4.1 4.2 4.3 4.4 见英国零售价指数（英语：Retail Price Index），数据来自Clark, Gregory. The Annual RPI and Average Earnings for Britain, 1209 to Present (New Series). MeasuringWorth. 2017 [2022-06-11]. 
  5. ^ Price 2018.
  6. ^ 6.0 6.1 6.2 6.3 Monier-Williams 1951，第363页.
  7. ^ Whorton 2010，第142-143页.
  8. ^ Monier-Williams 1951，第363-364页.
  9. ^ Wilson 2008，第163-164页.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Whorton 2010，第161页.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Jones 2000.
  12. ^ Bartrip 1994，第895页.
  13. ^ 13.0 13.1 13.2 13.3 Foxcroft 2007，第103页.
  14. ^ 14.0 14.1 14.2 14.3 Holloway 1995，第94页.
  15. ^ Legislation UK 1851.
  16. ^ Bartrip 1994，第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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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Witthaus 1919，第112-113页.
  22. ^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Cunningha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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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24.0 24.1 Sheeran 1992，第13页.
  25. ^ 25.0 25.1 25.2 Mead 2021.
  26. ^ 26.0 26.1 26.2 26.3 Whorton 2010，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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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28.0 28.1 28.2 Holloway 1991，第227页.
  29. ^ 29.0 29.1 29.2 Sheeran 1992，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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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31.0 31.1 Sheeran 1992，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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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35.0 35.1 35.2 The Pharmaceutical Journal 1858，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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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Cullen & Reimer 2017，第87, 192页.
  38. ^ Whorton 2010，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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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42.0 42.1 42.2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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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44.0 44.1 44.2 Sheeran 1992，第19-20页.
  45. ^ 45.0 45.1 The Times 18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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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The Times 1858c.
  48. ^ 48.0 48.1 48.2 The Times 18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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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 Rioux 2019，第73页.
  65. ^ 兰 2022，第4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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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期刊和杂志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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