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垚
沈垚（1798年—1840年），字子敦，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
清嘉庆三年生，受张履影响，早年即有文名。沈维鐈视学东南，与沈垚结交。久试不中。道光朝科场“非贿属公行，即择取吏胥俗书”，主司“竟评以稚弱无力”。何凌汉与徐松为同年进士，经常听徐松谈及沈的学问。道光十二年（1832年），何凌汉主持浙江乡试，使沈垚成为优贡生。[1]第二年，陈用光继任浙江学政, 沈尧再得榜首。道光十五年，入京师，馆于徐松家。与许瀚、苗夔等人同幕于何凌汉。安徽学政沈维桥“厚币聘请校文”。子敦内向，足不出乡里，“游览所及，远不过百里，近才数十里”，[2]但“尤精于舆地之学”，[3]与程同文、龚自珍等同为道咸以降西北、蒙古史地学之先驱；又主张从当时流行之汉学入手，别辟蹊径，以扭转琐碎考据风尚，庶几为史学与史识并具者。凡此，对沈曾植之学术路径皆甚有影响。撰有《新疆私议》一卷、《元史西北地蠡测》二卷、《地道记》十卷、《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一卷、《漳北滱南诸水考》一卷等，其中《新疆私议》撰成于道光八年，是其代表作，徐松在拜读《新疆私议》之后叹说：“吾谪戍新疆，诸水道咸所目击，犹历数十年之久始知曲折”。1840年，沈垚患肺病，何凌汉病故，张穆一人守护沈垚。道光二十年客死北京，沈维鐈、徐松、姚元之为其治丧。身后遗稿本散乱，或蠹或缺，[4]张穆裒其遗著为《落帆楼稿》。
附沈曾植《沈子敦先生遗书序》。[5]
沈子敦先生遗书序
嘉兴 沈曾植
余方童丱，在塾时，则闻吾先兄为言先司空公（沈维鐈，沈曾植祖父）视学东南大省，襄校者多砥行绩学之儒，因举所知陈扶雅（善）、沈子敦（垚）、王亮生（鎏）三先生相告。扶雅与先司空嘉庆辛酉同乡举，岁相若，为老友。亮生、子敦先生则辈行差后，先司空折节为忘年交者也。而子敦先生又为吾父水部公（沈宗涵）授经师，晚景独穷，故司空公遇之弥厚。道光庚子，子敦先生应京兆试，落第后病，十一月卒于京师。司空公既与姚伯昂（元之）、徐星伯（松）两先生经理其丧，归其遗书稿于南中，嗣后遂绝无消息。《落颿楼文稿》四卷，刻于杨氏《连筠簃丛书》中，故老传言，盖学海一滴耳。
道光之季，文场戾契，颇有幽歧，其还往常集于津要之途，巧宦专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举子谨厚步趋守绳墨者，士以学问自负者，恒闻风而逆加摈弃，其名士而擅议论者，尤干时忌。张石洲（穆）、张亨甫（际亮）之流，困踬当时，士林所共记也。先生博学倾诸公，讥切时病，洞见症结，其不遇岂足异哉。先生与吾族莲溪观察（沈廉）为挚友，吾水部公七试不第，莲溪尝深矉叹息，论其当世之故如此。盖至咸丰戊午而后，兹风乃殄，而后单门孤进，遗经独抱者，始得稍霑稽古之荣。（案：据《清史稿·艺文志》，咸丰八年戊午，柏葰科场案发，掀起大狱，“北闱积习为之一变”。）至于同光之际，（案：钱仲联辑本此下有“二三场重于头场”一句。）则吴县（潘祖荫）、常熟（翁同龢）、南皮（张之洞）、顺德（李文田）迭主文衡，重经史古学，几几复返干、嘉之旧。后世读先生与友书语，殆且不知其何指，孰知夫六十年前，举场沉晦如此哉！
先生学博而思精，其所究心，于地理图志，西北方域，意且通康乾诸老先生东樵（胡渭）、东潜（赵一清）、休宁（戴震）、嘉定（钱大昕）之所未通；若《魏书地形志注》、《水经注地名释》、《元史西北地蠡测》、《元和郡县志补图》，所自撰述者，盖皆以决旷代之积疑，甄史家之绝学。使其书成，固当轶出于石洲（张穆）、默深（魏源）、愿船（何秋涛）以上。天厄其运，又蕲之年，并其为姚（元之）、徐（松）诸君代撰之书而亡之，惜哉！
余尝太息道光间为地理学者，程春庐（同文）大理，显宦而书不传，先生寒士而书不传，以为萟林遗憾。及今得读此编，则犹幸先生遗稿，得汪谢成（曰桢）先生为整比之，其著述总录一篇，微显阐幽，用心良为至到，而次第残稿，有伦有脊，使读者不得其全文而已知全文义例之辜较，盖文集也而遗书具焉。又数十年而翰怡大卿（刘承干，此书收入刘氏所刊《吴兴丛书》）得而刻之。然则先生身不显于当时，而集显于后，虽书阙有间，比于大理，犹多幸已。戊午花朝嘉兴沈曾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