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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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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初版封面
原名The Rape of Nanking
中文名见内文
作者张纯如
类型历史 / 军事 / 战争
语言英文
主题南京大屠杀
发行信息
封面设计瑞克·普拉契尔
出版机构基础图书（英语：Basic Books）
出版时间1997年11月21日[1]
出版地点美国
中译本出版日期1997年12月5日（台湾）[2]
1998年4月1日（中国大陆）[2]
另详见内文
媒介纸本（精装）
页数290页（初版）
规范控制
ISBN0-465-06835-9
OCLC37281852
杜威分类法951.04/2 21
LC分类法DS796.N2 C44 1997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英语：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是一部由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于1997年出版的非小说类书籍，内容旨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于1937年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的屠杀与各种暴行（即南京大屠杀）。该书是第一本以美国普罗大众为对象的历史叙事著作，被认为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西方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

该书在出版后短时间内便引起强烈回响，曾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为多种语言，多名学者与报刊媒体给予其正面评价，如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C·柯比称“比以往的任何纪录都更为详细”；然而另一方面，该书亦受到“充满了不实的资讯”、“愚蠢的分析”、“给予日本右翼反攻的借口”等负面批评。

该书的写作亦促使作者张纯如发现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拉贝日记》，并使其公诸于世。《美国在线》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也在阅读本书后，决定赞助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南京》的拍摄。

写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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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纯如和南京大屠杀

本书作者张纯如于1968年3月2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父亲张邵进与母亲张盈盈皆在二战中的中国长大，后来流亡至美国、定居于伊利诺伊州，两人皆是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张纯如在年幼时从父母首次听说了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后者描述了日本人在南京的种种暴行，如“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张纯如在本书导言中形容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在（她）心里深处”，“隐喻著一种难以言说的邪恶”[3]。为了了解屠杀的具体情况，张纯如在中学时代便寻找当地的图书馆，却一无所获，张纯如感到疑惑，认为南京大屠杀若真如其父母形容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野蛮的行为”，为何没有相关著作记录下来？然而张纯如对此事的好奇心也很快便消散了[3]。

张纯如再度与南京大屠杀产生联系已是二十年后的事，此时她已是一名职业作家，从一名电影业友人口中得知有几位美国东岸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但碍于资金缺乏而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4]。这件事引起了张纯如的兴趣，进而接触两位纪录片的制片人，一位是社会活动家邵子平，该人曾为联合国工作，同时也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委员会”的上一届主席，还曾协助制作过同为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录像带——《马吉的证言》（Magee's Testament）[注 1]。另一位是独立制片人汤美如，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南京大屠杀》（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注 2][4]。邵子平和汤美如后来介绍张纯如进入社会活动家的圈子，圈内人多为第一代美籍与加拿大籍华人，张纯如与他们一样，认为有必要在屠杀幸存者全部去世前，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全部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4]。

1994年12月13日，张纯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参加了由“亚洲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球联盟（英语：Global Alliance for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WWII in Asia）”赞助的一场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中国两岸的许多历史学者都出席，并带来了各自的著作和珍贵的历史图片，张纯如在看过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后深受触动，她写道：

其中几张是我一生当中所看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虽然小时候听过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却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影像，被斩断的首级，肠开肚破的人、赤身裸体、被强暴者强迫做出各种春宫姿势的妇女，她们脸部扭曲、痛苦与羞愧的表情，令人永志难忘……（中略）……更过分的是，这些刽子手还侮辱受难者，强迫他们承受最大的痛苦与屈辱才结束生命。我突然陷入恐慌，这种可怕的不尊重生命的行为，这种人类社会演化的大倒退，会不会被贬抑为历史的一段小插曲，或被视为计算机程序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毛病？悲剧可能随时会重演，除非有人硬要世人记住它[8]

当时的张纯如刚完成其处女作——《钱学森传》，正在寻找下一个写作题目，会上展出的照片使她受到强烈的刺激，决定将下一部作品的主题定为南京大屠杀。在这场会议中，张纯如也获知当时西方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出版物只有两本英文小说——《天堂之树》（Tree of Heaven）与《橙雾帐篷》（Tent of Orange Mist），两本皆已于1995年出版[9]，同时进行的还有一本大屠杀的图片集——《南京的暴行：一段不容抹煞的历史图片故事》（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由华裔青年尹集均和史咏合编），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纪实著作[9]。张纯如认为，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不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或是广岛原子弹爆炸那样众所皆知，就是因为受害者本身在保持沉默。在战后冷战背景的大环境下，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美国为了对抗苏联与中国的威胁、取得以前敌人——日本的忠诚与友谊，最终使其逃避了许多严厉的惩罚[10]。日本的社会风气也使讨论中日战争成为一种禁忌，轻则失业，重则遭人刺杀，身为外国人要接近有关档案资料更是困难，许多人也不愿接受访问[11]，在这种环境下，有些日本历史学者怀疑、诋毁、甚至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报导，使张纯如决定有必要写作本书的决心更为强烈[12]。在一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刊编辑苏·德·帕斯奎尔（Sue De Pasquale）的采访中，张纯如说道：“我是带着愤怒来写这本书的，我不在乎这书能否赚钱，对我来说，让世界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13]”

取材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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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拉贝日记
张纯如写作《南京暴行》时意外发现南京大屠杀时德国纳粹党人约翰·拉贝的日记，并将其公诸于世。张纯如称拉贝为“东方的辛德勒”[14]。

1995年初，张纯如于开始为《南京暴行》一书收集写作资料，她首先在1月初前往华盛顿特区和纽约，试着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耶鲁神学院查询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发现了大批至少由4种语言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原始资料[15]，多由美国驻外使节和当时在南京的外籍医生与记者的纪录，另外还有日本军人的日记、德国外交人员和纳粹党人的信件与报告、战争罪行的誊本、新闻报导、胶片、照片和一些中国幸存者的证词，这些资料许多还是从未公开过的[16][9]。

1995年7月23日，张纯如获得“太平洋文化基金会”（The Pacific Cultural Foundation）的资助，透过南伊利诺伊大学（英语：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吴天威联络中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孙宅巍，前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访谈大屠杀幸存者收集资料，张纯如的南京考察之行共20天，南京方面由大屠杀遇难同胞副研究员段月萍协助，历史研究所的杨夏鸣与王卫星担任翻译，她每日工作10小时以上，大部分时间寻访当年的事发现场、翻阅中国当地的资料、访谈数十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17]，包括唐顺山、李秀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和刘永新等人，杨夏鸣将其翻译成英文（张纯如可以说流利的普通话，但无法读写），拍摄为共4卷的录像带，合计600分钟[18]。8月，张纯如转往台湾与香港进行研究，获前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恩涵的支援，访问了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收集保存在台湾的一些史料[19][注 3]。

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张纯如发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调查的重要文献——《拉贝日记》。张纯如发现“约翰·拉贝”这个名字频繁出现于当时人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书信或日记中[20]。张纯如来到南京后，曾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提及此人，获知拉贝是一名德国纳粹党员，也是当时纳粹党南京小组的领导人，同时是西门子公司的职员。拉贝在目睹日军暴行后，出于人道主义而在南京建立了一块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保护了将近25万名中国平民，拉贝本人也因为身为德国纳粹党人的特殊身份而被推举为安全区领导人，他还多次亲自外出阻止正在强奸或屠杀中国百姓的日军士兵，直到1938年2月拉贝奉命回国，再无其他讯息[21][20]。日后张纯如在写作的过程中也跟着寻找拉贝的资料。1996年，张纯如在查尔斯·布尔迪克（英语：Charles B. Burdick）的帮助下，透过网络找到了拉贝的外孙女乌苏拉·莱因哈特（Ursula Reinhardt），详细访谈了拉贝的详细生平，也才首次知道拉贝在南京时有写下日记，共有8卷、2460页，同时还有128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是目前为止南京大屠杀最详细的记录之一[22]。张纯如说服乌苏拉将日记公诸于世，并将其复印、寄至南京的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1]。

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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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290页，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与第二部分分别有五和四个章节，第三部分则仅一个章节、后记、注释与索引[注 4]。

第一部分使用了由芥川龙之介所写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罗生门”式的写作手法，由从日本人、平民受难者和试图帮助中国平民的西方人三种不同的视角描述南京大屠杀的过程[23]。第一章从日军的角度描写如何策划这场侵略军事行动，并对日本的教育、军队文化与其在中国的暴行进行连结，学校灌输学生对中国人的仇恨与轻蔑[24]、对士兵施行严酷、泯灭人性、消磨个人伦理道德的训练[25]，以及在占领上海后日军进攻南京时渴望复仇的心理[26]。第二至第四章则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中国军队无力抵御日军侵略、从撤退转为溃逃，最后中国平民遭受日军的强奸与屠杀，张纯如引述了大量收集而来的日本老兵证词、日记、回忆录等资料；第五章则描写当年身在南京现场的欧美人士，不仅在屠杀时建立“南京安全区”，还舍身冒死帮助中国平民的事迹，如拉贝、魏特琳和南京当时唯一的外科医师罗伯特·威尔逊。

第二部分则讲述屠杀发生后的情况，第六章讲述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程度，包括当时西方记者、外交人员对屠杀事件的获悉、报导以及日军封锁消息。第七章描写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继续施行劫掠、随意杀人、引入毒品控制南京百姓[27]。第八章讲述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指挥官与执行者受到审判，并探讨关于裕仁天皇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第九章内容讲述冷战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皆在寻求日本的支持、南京的欧美人士回国后各自的命运以及收录了数名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

第三部分探讨日本政府在战后如何对屠杀事件进行抹去，在日本研究相关事件者又受到如何的迫害，并将日本和德国的战后反省做了比较。张纯如在导言中写道：[28]

本书不想为日本人的性格做注解，也不想去解释什么样的基因构造导致这样的行为。本书要讨论的是“文化力量”，这股力量既可以去除社会的约束力，驱使我们成为恶魔，也可以更强化社会约束力（中略）德国今天之所以会更好，是因为犹太人不容这个国家忘记她六十年前做过的罪孽。美国南方会变成一块好地方，是因为她坦承蓄奴的罪恶，以及随黑奴解放之后存在长达百年的黑人差别待遇主义。日本不仅要向世界坦承，更要自我坦白，她在半世纪前的所做所为是多不适当，否则日本文化永远不会进步。

张纯如指出，日本至今仍在试图躲避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这样的行为使日本人又成了“另一种罪行的罪魁祸首”[29]，引用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的警言：“遗忘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最后她再以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话作为导言的结语：“不能记取过去经验的人，注定要再受罪一次。”[29]

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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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百人斩比赛

本书中详细描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发生的杀戮、酷刑和强奸情况。张纯如走访曾经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的幸存者，列举并具体叙述之，如活埋、肢解、烧死、冻死和被犬只咬死等[30]。张纯如以幸存者的证词为基础，描写日军进行“杀人竞赛”，以能在最短时间内杀死最多中国人为胜利者[31]。张纯如评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发生的性暴力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奸事件之一”[32]，她估计被强奸的妇女人数多达2万至8万人[32]，并指出强奸的时间、地点与女性对象身份均无限制，受害者除了年轻的妇女外，还包括幼女和老人，连孕妇也不能幸免[33]。张纯如还记述日军在轮奸完通常会“会用军刀剖开孕妇的肚子，扯出胎儿，以资娱乐”[34]。强奸受害者也不仅限于女性，张纯如也记录中国男子被鸡奸，并被迫进行各种反常的性行为[35]。有些人还被日军强迫进行乱伦行为，如父亲强奸女儿、兄弟强奸姐妹、儿子强奸母亲[35]。

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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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

张纯如在书中纪录了多个不同来源的死亡估计人数，中国军事专家刘方矩提出的死亡人数为43万人。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们则提出日军和1946年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的资料，称至少30万人遇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认为超过26万人被杀害。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日语：藤原彰）的数字约为20万人，拉贝则因未进行过系统性的计算，且在大屠杀结束前便返回德国，故仅估计约5至6万人死亡。日本作家秦郁彦则认为死亡的人数是3.8万至4.2万之间[36]。

张纯如还在书中引用孙宅巍于1990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人口》内容，估计总死亡死亡人数应为37万7400人，论文还引用中国保存的大量掩埋尸体记录，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超过227,400人。孙宅巍还提出了日本陆军少佐太田寿男在等待审判时给写下的一份资料，得知了日本陆军大规模焚烧、倾倒和掩埋尸体的情况，其中尸体便有15万具，因此断定死亡总数达到377,400人[37]。

张纯如另外还指日本方面存在着对于大屠杀“无可否认的证据”，在当时，日本方面认为死亡人数可能已高达30万，而这一记录是在大屠杀发生一个月后由日本人自己统计的。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让他在华盛顿特区的朋友转达电报，而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解密，内容提及“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其中有许多案例非常冷血”[38]。

出版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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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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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21日，在历经三年的写作与筹备，《南京暴行》于南京大屠杀60周年前，由美国主流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属下的“基础图书（英语：Basic Books）”正式出版上市[1]。1997年12月1日，美国主流报刊、销量达330万的《新闻周刊》摘录了《南京暴行》的内容，并同时在日文版、韩文版以及在欧洲以英文版刊出摘要，使其影响力和关注度扩及全球[39]。《南京暴行》虽然并非第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著作，却是第一本以美国普罗大众为对象的历史叙事著作[40][注 5]，其问世后很快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学者、报刊媒体给予其正面评价[注 6]，也迅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在出版后两星期内便刷印5次[44]、一个月内便印行7次[39]、一年内再版15次，印刷量达50万本[44]，4个月内售出超过12.5万本[45]，还译作15种语言出版至各国[46]。1998年1月，该书登上美国最具权威和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47]，取得连续10周排名前15位的成绩[44]，在其他媒体，如《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畅销书专栏中也榜上有名[39]。时至1997年4月，《南京暴行》也印行17次，并在岁末被选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39]。

张纯如对《南京暴行》的畅销大感意外，说道：“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原以为它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39]”而她本人也因为本书而一举成名[48]。1997年12月7日，适逢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对张纯如进行了专题访问；12月11日，同一频道的深夜新闻节目——“夜线”也在介绍拉贝生平的节目中播放了对张纯如的访问[49]。1998年，张纯如获得了“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英语：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颁发的年度“国家女性奖”（Woman of the Year）[50]、“亚洲商业联盟”的“亚洲领袖奖”（Asian Leadership Award）[51]、“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以及登上了1998年11月的《读者文摘》的封面[51]。她还与前NBA中国球星姚明、钢琴家郎朗被誉为当时在美国最令人瞩目的三位华人青年[44]、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与伍斯特学院也授予张纯如荣誉博士学位，以表扬其对社会的贡献[39]。张纯如还进行了为时超过一年半、造访65个城市的漫长巡回宣传活动[14]。

张纯如在《南京暴行》的序言中表示希望能使本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其他学者对南京大屠杀重新进行研究，而在本书出版后，该议题也确实重新获得了重大的关注，多名学者开始进行有关研究，也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西方的历史与民众的认知在这方面的空白[52][53]。1999年9月，张纯如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便提及自己在当地书店发现数本提及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其中还有直接引用《南京暴行》内容者[53]。英国小说家莫·海德于2012年所出版的《南京的恶魔（英语：Tokyo (novel)）》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在其书扉页便有“献给张纯如”，感谢“她的勇敢与学术研究结果第一次令南京的名字为世人所知”的字句[54]。《南京暴行》一书也受到了白宫的关注，后者在1998年12月专门购入数册作为美国领导人的参考读物[51]，同年还邀请了张纯如参加南卡罗来纳州的新年文艺复兴周末研讨会，并在会上与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者赞赏张纯如的才华和贡献[54]。同年，受到本书影响，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要求日本认真反省历史的谴责案，加州议会也通过决议，要求加州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必须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51]。1991年1月，克林顿政府下令组成“纳粹战犯与日本帝国资料调查小组（英语：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负责寻找、识别和编制美国所持有关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罪行资料[55]。2000年10月，张纯如和多名社会活动家推动、由参议员黛安·范士丹提出的《日本帝国陆军资讯披露法案》（Japanese Imperial Army Disclosure Act，又名S.1902参议院提案）在美国国会通过，确保美国档案馆内的日军暴行资料往后将公之于众[56][54]，美国众议院汤姆·兰托斯则称：“张纯如在她的书中出色揭露了这些罪行中的一妆。我们已经在解密纳粹德国相关历史档案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现在，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确保美国档案馆中与日军暴行有关的档案也公之于众。[56]”同年12月16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该法案[56]。

中国大陆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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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的中文版由台湾的天下文化出版社首先推出繁体中文版，由萧富元翻译（书名《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与英文原作同于1997年上市，为译作中发行速度最快者，首刷6000本[57]。中国大陆方面则由东方出版社发行了三版简体中文译作，分别为由于1998年出版的孙英春翻译版（书名《南京暴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2005年马志行翻译版（书名《南京大屠杀》），以及2007年的杨夏鸣翻译版（书名《南京浩劫 被遗忘的大屠杀》），之后中信出版社也在2013、2015和2017年推出其翻译版，新增了张纯如之母张盈盈所做的序、张纯如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于2011年9月撰写的“尾声”章节[58]。其中，孙马两人的翻译版本在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强烈批评，甚至有评论称这两本译作为“翻译低劣，编辑粗糙的可怕次品，译文中错漏曲解比比皆是，完全玷污了原作作为一本严肃史著的声望，也难以告慰为此书付出巨大心血甚至生命的张纯如女士的在天之灵”，其错误诸如“张纯如于寓所开枪自杀”（原作为死于公路自车内）、“在斯大林格勒杀死的俄罗斯人也超过40万之多”（原作为指“斯大林”其人）、将满洲误译为满洲里等等[59]。除了翻译错误的部分，原作有关“中华民国”、“天安门大屠杀”、“共产党”、“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緎默姑息”、“铁幕之后中国也出现一道竹幕”、“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动荡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急需与日本结盟，以获取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多次宣布原谅日本人”等内容皆被修改或删去[60]。2007年的杨夏鸣翻译版虽将误译处予以修订，但政治性的内容删减仍然存在[60]。

尽管如此，中国在《南京暴行》一书出版后依旧引起热烈的关注与反响，也激起中国与西方国家学者的资料交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曾表示，在以往召开的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出席者绝大部分是华人，而自从《南京暴行》扬名国际后，在近几年的参会学者中将近半数都是欧美学者，而张纯如功不可没[6]。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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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7年12月出版的《南京暴行》日文版（右），此版本连同导读本（左）共同发售。

张纯如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南京暴行》能在日本出版[61]，而后者也确实在日本版问世前就引起了日本官方和民间的重要关注，1998年4月21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邦彦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称《南京暴行》是一本扭曲历史的书、只有一面之辞、引用了许多错误的史实和假照片，并认为该书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并非好事[62]。张纯如对此表示“震惊和愤怒”，后于1998年12月1日，斋藤与张纯如分别在华盛顿与加州共同远端连线、于吉姆·莱勒（英语：Jim Lehrer）主持的《PBS新闻一小时》节目上进行公开辩论[63][注 7]。1998年5月，“基础图书”公司向已有29年历史的日本出版社柏书房（日语：柏書房）签订出版日文版的合约，预计将于1999年2月上市，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日本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学者的注意[67]。

张纯如传记作者梁伯华在著作中指出，张纯如曾于柏书房出版过程中收到一封来自一家日本翻译社的信，告知她日本有若干历史学家拒绝审阅译文，信中还提及有一位教授因受到“不明组织”对其家庭的施压而退出这项工作[61]。柏书房编集长芳贺启也告知媒体曾收到一封传真的恐吓信，要求该社停止翻译本书。另有一组织成员曾走访柏书房，他们“未提出口头的威胁，但表示从根本上关切这本书的出版可能对日本年轻一代产生的影响”[61]。柏书房之后成立一小组审阅本书，并开始寄信告知张纯如书中存在几处错误，希望能予以注解、更正和删减一些图片，但张纯如表示拒绝，坚持日文版必须要与原作完全一致，她认为“柏书房已屈服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压力之下”，在修订的请求未能取得同意，柏书房考虑让《南京暴行》与另一本著作同时由日本教授富士原执笔的《如何阅读“南京暴行”》作为导读本共同出版，但这两本出版计划一再延迟，最终柏书房即使早已将日文版印刷完成，还是宁可付出金钱赔偿决定不予发行[68]。许多评论（包括张纯如与其母）也认为，《南京暴行》日文版的出版被迫取消即是日本右翼施压的结果[69][70]。

然而根据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日本“大屠杀承认派”（或又称“大屠杀派”）元老的藤原彰教授、芳贺启等人的说法，柏书房最终取消出版合约的原因与右翼的阻挠无关[69]，更大程度上是修正错误内容的需求与作者的坚持否定，最终依照法律的结果。柏书房的审阅小组并非受日本右翼所控制，相反地，希望提出修正的正是长年以来研究、与“大屠杀虚构派”（又称“虚构派”）进行辩驳的“大屠杀承认派”学者，如藤原彰便是其中一名审稿者。就“大屠杀承认派”来看，张纯如书中大量的错误容易使“大屠杀虚构派”抓到把柄，进而使其说法甚嚣尘上[69][注 8]。在初期柏书房与张纯如的协调上，后者还同意修正10处错误（如人名拼音、对日本军事史的错误描述），但争议与歧见与日俱增，柏书房删除部分引用与具争议性照片要求，连同派一联络人赴美亲洽的提议皆被张纯如拒绝，双方因而最终于1999年5月20日取消合约[71]。

张纯如对于日本出版失败颇为失意，事后还计划试着从海外（如夏威夷、新加坡）发行日文版再输入至日本，但最终未能成事。2000年，华裔日人巫召鸿透过“亚马孙”网络书店购买了《南京暴行》英文原著，阅读后深受感动，同时也开始调查日文版的出版过程[72]。2004年末，张纯如自杀身亡（见下节），巫召鸿听闻日本右翼对张纯如的指责感到愤怒与不平，进而决定亲自向出版社提起出版计划[72]。巫召鸿便独自于2005年10月至2006年8月完成本书的翻译，找上同时代社社长川上彻（日语：川上徹）商量出版计划，川上随后透过友人联系上张纯如之夫道格拉斯，经过交涉后，双方同意同时出版完全按照原著翻译的巫召鸿版本，以及由巫召鸿补充注释、加入大阪教育大学教授山田正行（日语：山田正行）和汇编资料而成的《阅读《南京暴行》》（「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を読む）导读本。2007年12月，《南京暴行》日文版（ザ・レイプ・オブ・南京―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忘れられたホロコースト）于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12月13日）前正式问世[73][72]。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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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专业性、对日本民族的描写过于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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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傅佛果批评《南京暴行》一书存在诸多错误，反使日本的“大屠杀承认派”学者陷入困境，也使“大屠杀虚构派”的日本右翼找到反攻的口实。
  •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肯尼迪批评张纯如指责“西方国家漠视”和“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两件指控过于“夸张”，他表示西方国家从未漠视南京大屠杀，且张纯如所主张的“日本至今仍顽固地拒绝对其战争罪行表明悔意”的说法观点也并非完全正确，肯尼迪称西方世界早就为此批判日本多年，张纯如的指控并非什么新观点，举个明显的例子——由美国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所著、出版于1994年的《罪恶的代价：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与反思》一书，其论点便可概括为“德国记得太多，日本则太少”。肯尼迪更指出，日本的左派人士一直以来都未忘却南京大屠杀，特别是日本众议院还在1995年决议通过了《重申记取历史教训致力和平决议文（日语：歴史を教訓に平和への決意を新たにする決議）》，文中承认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对其他民族造成巨大的苦难，并表达深刻的反省，近期也有两名日本首相为二战期间日本帝国的罪行提出了明确的道歉[74]。另外，肯尼迪点出张纯如在本书导言写了“本书无意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构成”，但却把正文写成了如何鉴别日本人（Japanese identity）般的作品，在张纯如的想像中，日本人似乎是平常生活于血腥、武术竞赛和恐怖武士道精神的社会的民族，从而推导成“日本文化的精髓直接造就了南京屠杀的结局”。肯尼迪还认为本书的主题着重于指责和义愤，而非分析和理解。尽管就道德层面南京事件必定会使人感到愤忾，但（本书）在知性方面就略显不足[74]。
  • 《洛杉矶时报》的索尼·埃伦（Sonni Efron）认为本书可能会使西方世界的读者产生误解，以为日本方面几乎对南京大屠杀只字不提，但事实上，日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至少有42本关于南京大屠杀和日军战时暴行的著作，其中有21本是自由派人士写对日本战时暴行的调查。此外，埃伦指出，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老兵写下自己的回忆录、发表演讲和接受访谈，谈及当年他们目睹或犯下的暴行，且在政府否定多年后，如今的日本中学教科书也已将南京大屠杀事件认定为公认的事实[75]。
  • 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傅佛果指《南京暴行》一书存在“严重错误”、“充满了不实的资讯和愚蠢的分析”[76]、作者对于有关研究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不仅是对日本承认大屠杀的学者们的一次“严重打击”，更给了否定大屠杀的日本右翼反攻的口实，并批评本书在美国“好评如潮”的情况是因为“瞎子领瞎子”的缘故[77]。他直指在张纯如试着解释屠杀的起因时，这本书便“开始分崩离析”。傅佛果称，张纯如尽管在导言写了“不想评论日本人民族性”，但她还是在书中反复分析日本人的心理，并主张南京大屠杀的起因归咎于日本数世纪历史脉络的最终结果。傅佛果认为张纯如之所以会犯这种错，一部分是她个人“缺乏成为专业历史学家的训练”，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张纯如想让本书同时达到“慷慨激昂的论辩文宣”和“口吻冷静的历史著作”——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所致[76]。傅佛果还写道：“日本目前已有数十名学者正积极从事有关研究……事实上，正是有赖于当今日本学者们的开拓性研究，我们才得知有关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对慰安妇的性剥削，以及日军曾在中国进行生化战的诸多细节。”[76]
  • 美国圣奥拉夫学院（英语：St. Olaf College）历史学教授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enmann）认为张纯如对日本的历史背景论述根本是陈腔滥调，过于简化、带着刻板印象、不精确的；举例来说，张纯如在写到现代日本人对大屠杀议题的态度时，她似乎分辨不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一般人的差异，书中还带有她个人的种族偏见。恩特曼也称张纯如对大屠杀的描述是“受人所批评的”，更进一步的说，其著作并不能充份解释大屠杀的起因[78]。
  • 美国华盛顿与李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格·B·让斯（Roger B. Jeans）认为本书是一本“不成熟的历史著作”，批评张纯如欠缺处理相关议题的经验，他写道：“张纯如在写作的过程里，力图将这个可怕事件描绘为亚洲版的犹太人大屠杀，然而不幸的是，她忽略了丰富的英文和日文参考资源，从而损害了其论证的可信度（她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这也使她犯了几个错误，例如夸大了当时南京的人口数量、毫不鉴别地就接受了东京审判和中国当代人士提出的中国军民伤亡数字。另外有一点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张纯如试图在书中谴责所有日本人，认为他们全都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至今仍顽固地拒绝回顾自己的过去。”[79]
  •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评论本书在面对日本“虚构派”的混淆黑白和日本民众的习非成是，其义愤发乎衷心言“诚然可谅”，但对促使迷惘中的日本民众“觉悟”则于事无补。至于对澄清真相，恐怕只能添乱。“我（程兆奇）以为日军已在南京——在中国或在亚洲其他许多地方也一样——的表现已经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不需要再弄些靠不住的东西来‘锦上添花”’那样反倒授人以柄，使凛然的是非问题降格为可以随便讨论的算术问题，不仅严正性大打折扣，本来不动的根据也会因此受到无谓的怀疑。这是《南京暴行》给我们的一个教训。”[80]

细节、伤亡人数和证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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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如在书中的一张著名照片，其可信度颇受争议。
  • 日本江户川大学社会学教授蒂莫西·奇利（Timothy M. Kelly）称张纯如在本书中犯了“愚蠢、粗心、马虎”的错误、“与史实不符的内容”和“无耻的抄袭”，他罗列出张纯如在书中诸多错误，如以“指挥官”（Commander）来代指马修·培理的军衔，但实际上是“代将”（Commodore）、搞错日本人的姓氏前后顺序、将“明治维新”当作一个时代（Era）、使用“据说”、“其他”、“某些人”、“著名的（某位）历史学家”等无从考究的来源、分不清楚日本政府官员代表个人还是政府发言的差异，奇利还点出张纯如在书中一个“刻意扭曲事实”的内容：“1957年，日本的一位曾被囚禁的甲级战犯竟然被选作首相”（张纯如并未直接写出该人姓名，但暗指岸信介），然而此人根本没有被起诉或定罪，他的监禁实际上也只是以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身份被拘留，张纯如不提及这点，反而意图引导读者将岸信介视为因被判有罪而入监服刑者。最后，奇利指出本书有从大卫·贝加米尼（英语：David Bergamini）所著的《日本天皇的阴谋（英语：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一书中抄袭的段落，并引用书中图片却未提及出处[81]。
  • 《旧金山纪事报》作家查尔斯·布雷斯（Charles Burress）点出了张纯如在书中有几处错误，如试图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1938年发出一份电报（即所谓的“广田电报”）来证明日军在南京杀了30万人，他主张30万这个数字其实出自于一位英国记者（田伯烈）的报导，且还将南京以外的死亡人数都算进去。布雷斯同时还引用日本大学历史学教授秦郁彦的说法，称本书有11张照片是被曲解或伪造的。特别是其中一张“一群妇孺与数名持枪的日本士兵走过一座桥”的照片，张纯如在书中对该照片的说明是“日军士兵围捕数千名妇女，大多数人被轮奸或被迫沦为军妓”。秦郁彦指出，这张照片最早出现于1937年的日本《朝日画报（英语：Asahi Graph）》里，内容是在日军占领下与中国村民和平共处的一幕，但被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用于反日宣传[45]。
张纯如后来根据布雷斯的意见向“旧金山纪事报”写了回信，这封信日后并未公布于报上[82]。张纯如在信中反驳布雷斯的批评，指后者在没去要求证据的情况下就直接引用了日本右翼评论员的说法，有着“令人不安的倾向”。她也主张秦郁彦此人是日本极右派刊物的定期投稿者，因此无论在日本或美国都不被视作正式的学者（秦郁彦投稿过的刊物还曾登过一篇犹太人大屠杀否定论的文章，宣称纳粹德国没有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张纯如认为布雷斯不该着重于照片与其说明的争议上，她的著作主要探讨日军侵略中国的恐怖，而书上所写的“日军士兵围捕了数千名妇女”与“大多数人都被轮奸或被迫沦为军妓”两点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有关电报的问题，张纯如反驳布雷斯的论点，称30万这个数字是英国记者报导的没错，但这个数字如今出现在日本外相发给华盛顿驻外使馆人员的电报上，张纯如主张，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在文件中加以引用形同于承认（这个死亡人数）。最后她批评布雷斯是在“鸡蛋里挑骨头”，认为这种将争论焦点局限于“大屠杀的范围与规模”的行径也是“大屠杀虚构派”的“常见招数”[83]。

张纯如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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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张纯如雕像。

《南京暴行》使张纯如取得许多荣誉和关注，但也使她承受巨大的压力。张纯如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数度因为屠杀的内容而辗转难眠、体重减轻和落发[84]，《南京暴行》出版后，张纯如收到了主要来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吓邮件[14]，在车内也发现了威胁的纸条，张纯如怀疑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精神极度压抑，张纯如因此罹患了抑郁症。2004年8月，她前往为第四本著作而前往菲律宾取材时病情发作，进入当地的诺顿精精神科医院（Norton Psychiatric Hospital）就诊，医生诊断其病情为“间歇性反应精神错乱（英语：Brief reactive psychosis）”，并给予其药物治疗[85]。

张纯如之后服用丙戊酸钠与理思必妥，但并未按时服药，其病状日益恶化，还曾试图自杀[86]。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驾车驶往离住处不远的洛思加图斯南部第17号公路旁的小道，举枪自尽，两小时后被路人发现[87]。美国媒体对张纯如之死大幅报导，还引起了不小的仇日情绪[88]，其死因也众说纷纭，有说法称是长期暴露于大屠杀的阴暗资料中导致身心煎熬[89]，有些媒体称张纯如是被日本右翼“逼死”的[90]，张盈盈在为张纯如所写的传记回忆录——《张纯如 : 无法遗忘历史的女子》（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 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 The Rape of Nanking）中表示真实原因应为抗忧郁药引发的副作用[91]，也可能是张纯如于2002年8月31日生产完儿子的产后忧郁症造成等等[92]。

2004年11月19日，张纯如葬于洛思阿图斯的“天堂之门基督教墓地”（Gate of Heaven Catholic Cemetery），许多美国、加拿大的二战历史维护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机构皆致电吊唁[93]。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还制作了两尊张纯如的铜像，一尊置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另一尊则赠与张纯如的家人（后转交给胡佛研究所）[94]。美国维珍尼亚州诺福克的中国园林也为张纯如立了纪念碑，将她视为南京大屠杀的最新受害者[95]。美国《美国在线》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也在张纯如去世后购入《南京暴行》阅读，深受感动，提供200万美金作为斯坦福大学教授比尔·古藤卡格（英语：Bill Guttentag）拍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南京》的种子基金。2007年初，《南京》对外公映[96]。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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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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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马吉的证言》是一部片长35分钟的纪录片，由彼得·黄（Peter Wong，音译）执导，内容主要讨论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在场的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用16毫米摄影机录下的影像[5]，这段影像是唯一纪录了南京大屠杀情况的动态画面，马吉牧师后来更是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并播出了这段影像[6]。
  2. ^ 《以天皇之名：南京大屠杀》片长52分钟，由崔明慧与汤美如共同执导，内容为在中国、美国和日本采访屠杀当事人与幸存者的证词[7]。
  3. ^ 有资料指出，张纯如先前往台湾中央研究院收集一些资料，接着才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至南京进行考察[18]。
  4. ^ 中文版无论东方出版社还是中信出版社版本，皆将第三部分去除，将第十章节与后记并入第二部分之下。
  5. ^ 此前西方国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文章并非少数，但大多内容是讨论事件中的细节或叙述，较少聚焦于其意义[41]。
  6. ^ 如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C·柯比为该书做序，称：“张小姐的分析，比过去任何人都还要透彻清晰。（中略）南京大屠杀现在几乎已被西方世界所遗忘，因此这本书就更形重要。张小姐称之为“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和亚洲数百万遭到屠杀的无辜罹难者，紧紧连结。[42]”、《华尔街日报》写道，这本书“首次对这座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皇城进行全面的检视”，而张纯如“巧妙地掘出了一件受世人遗忘的恐怖事件”、《大西洋月刊》形容这本书是“对日军暴行的严正控诉”、《芝加哥论坛报》称它是“对历史和道德进行探究的最新力作……张纯如极其认真地对这场大屠杀的各个层面进行了详细叙述”、《洛杉矶时报》评价张纯如是“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费城询问报》写道：“这本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诉说一个可怕的事件，且这个事件（直到最近为止）几乎都已被世人所遗忘”、“日军的行径有如野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谭若思则称赞本书是一本“有着学术性、令人振奋的调查报告以及带着强烈情感的著作”、耶鲁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白彬菊写道：“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扩展了二战暴行的内容，该书反映了她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入。”[43]
  7. ^ 节目上，张纯如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64][63][65]，而斋藤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道歉”（张盈盈语），张纯如当场便指出“就是因为这些类型的措辞和这样含糊的表达，使中国人感到愤慨。[66]”
  8. ^ 事实上，张纯如的书也确实成了“大屠杀虚构派”学者之著作的攻击对象，如东中野修道与藤冈信胜合著的《《南京暴行》研究——中国情报战的技俩与战略》（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の研究――中国における「情報戦」の手口と戦略）、竹本忠雄（日语：竹本忠雄）与大原康男（日语：大原康男）的《再审《南京暴行》》（再審「南京大虐殺」）皆属此类作品[69]。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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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Goodreads
  2. ^ 2.0 2.1 张晋铭（2009年），第21页
  3. ^ 3.0 3.1 张纯如（1997年），第8页
  4. ^ 4.0 4.1 4.2 张纯如（1997年），第9页
  5. ^ Princeton University，第2页
  6. ^ 6.0 6.1 辛洁（2015年），第31页
  7. ^ Princeton University，第3页
  8. ^ 张纯如（1997年），第10-11页
  9. ^ 9.0 9.1 9.2 张纯如（1997年），第12页
  10. ^ 张纯如（1997年），第12-13页
  11. ^ 张纯如（1997年），第13页
  12. ^ 张纯如（1997年），第14-15页
  13. ^ 梁伯华（2011年），第57页
  14. ^ 14.0 14.1 14.2 Benson（2005年）
  15. ^ 梁伯华（2011年），第58页
  16. ^ 梁伯华（2011年），第58-59页
  17. ^ 梁伯华（2011年），第59-61页
  18. ^ 18.0 18.1 梁伯华（2011年），第59页
  19. ^ 张晋铭（2009年），第20页
  20. ^ 20.0 20.1 辛洁（2015年），第11页
  21. ^ 21.0 21.1 吴山青（2015年），第28-29页
  22. ^ Trevor（2001年），第121页
  23. ^ 张纯如（1997年），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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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张纯如（1997年），第36-37页
  26. ^ 张纯如（1997年），第39页
  27. ^ 张纯如（1997年），第207页
  28. ^ 张纯如（1997年），第15页
  29. ^ 29.0 29.1 张纯如（1997年），第18页
  30. ^ 张纯如（1997年），第106页
  31. ^ 张纯如（1997年），第64-65页
  32. ^ 32.0 32.1 张纯如（1997年），第108页
  33. ^ 张纯如（1997年），第109-110页
  34. ^ 张纯如（1997年），第111页
  35. ^ 35.0 35.1 张纯如（1997年），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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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梁伯华（2011年），第75页
  40. ^ Pasqu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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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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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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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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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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