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
凯旋门是一种独立的纪念性结构,该建筑呈现拱门形状,是门的一种,通常为横跨在一条道路上之独立性建筑,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凯旋门由两个拱门连接的巨大桥墩组成,顶部设有一个平坦的柱顶或阁楼,上面能够安装雕像或刻有纪念铭文。主体结构通常雕刻装饰、浮雕和奉献者等。更精致的凯旋门则可能设有多个拱门。
凯旋门是与古罗马建筑相关,最有影响力和最独特的建筑类型之一。凯旋门被认为古代罗马人创建的,用于纪念战争胜利的重大公共事件,例如新殖民地的建立、道路或桥梁的建造、皇室成员的去世或新皇帝的登基等,至今留存的罗马凯旋门包括提图斯凯旋门、塞维鲁凯旋门及君士坦丁凯旋门等。启发了许多后罗马国家和统治者以模仿凯旋门。使世界各地皆有仿照古罗马凯旋门建造的建筑物。最著名的是巴黎的凯旋门、圣彼得堡的纳尔瓦凯旋门与伦敦的威灵顿拱门。
凯旋门本身具有庆祝军事成功之宣传性质功能,因此不应与纪念门、拱门和城门混淆,例如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纽约市的华盛顿广场拱门或新德里的印度门。或是因纪念一个事件(例如国家独立、战争伤亡)而建造的建筑。凯旋门也是中世纪教堂圣坛入口上方拱门的名称,能够放置十字架。[1]
起源与发展
[编辑]罗马凯旋门
[编辑]凯旋门的创立及发展通常被视为古罗马建筑的一部分。如同过古罗马时期所兴建的渡槽、桥梁、圆形剧场和圆顶一样,凯旋门也是采用拱形原理技术而兴建。[2]罗马人可能从伊特鲁里亚文明学习了拱门建造技术。在当时,伊特鲁里亚人经常兴建精心装饰的单海湾拱门,作为通往城市的大门或门户[3] ;伊特鲁里亚拱门的例子在今日的佩鲁贾和沃尔泰拉依旧可见。[4]
罗马凯旋门共有两个关键元素:圆顶拱门和方形柱顶,自古希腊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独立的建筑元素使用,但希腊人更喜欢在神庙中使用柱顶,并且几乎完全将拱门的使用限制在承受外部压力的结构,如坟墓和下水道。因此,罗马凯旋门在一个独立的结构中结合了圆形拱门和方形拱顶。最初的支撑柱变成了拱门外表面的装饰元素,而拱顶从建筑支撑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拱门建造者则希望通过使用建筑上的雕像,传达着公民和宗教资讯的框架,以及象征性、叙事性和装饰性的元素。[5]
现代术语的凯旋门基本源于罗马凯旋门的观念,即这种建筑形式是通过罗马元老院投票表决,以授予特别成功的罗马将军凯旋式胜利的奖励、纪念有关。最早为纪念胜利而建立的凯旋门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建造的。当时被称为“fornices(穹窿门)”,并带有描述纪念胜利和凯旋归来的意象。卢修斯·斯特里蒂努斯(Lucius Steritinus)曾在公元前196年竖立两个拱门,以纪念罗马共和国在西班牙的胜利。另一个穹窿门建在公元前190年由大西庇阿于卡比托利欧山建造,公元前121年,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阿洛布罗吉库斯 (Quintus Fabius Maximus Allobrogicus)则在罗马广场建造一座穹窿门[6],上述结构至今并未有幸存下来,因此人们对其外观知之甚少。
罗马的凯旋式习俗最终在罗马帝国初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奥古斯都元首下令凯旋和纪念荣誉仅限于皇室成员。“穹窿”一词则被“拱形”取代。共和党的凯旋门可以由凯旋者自行决定并自费建造,而罗马凯旋门则是由元老院颁布的法令赞助,或者是由身居高位的富有人士所赞助,通常拱门纪念和提升皇帝、他们的职位和帝国的价值观而建立。拱门不一定是作为入口建造,并通常竖立在马路对面,目的是供人通过,而非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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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图斯凯旋门是一座早期的罗马帝国凯旋门,只有一个拱门,建于公元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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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贝桑松的黑门,是由两根柱子叠加而成的单拱门,建于公元171-1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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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利比亚大莱普提斯的塞普蒂米乌斯·西弗勒斯凯旋门,一个四拱形的四边形拱门,建于公元100年-203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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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鲁凯旋门,建于公元203年-2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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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莱里乌斯拱门建于公元298年-299年,为纪念加莱里乌斯打败波斯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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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凯旋门,建于公元312-315年
大多数罗马凯旋门都是在帝国时期建造的。到公元4世纪,罗马共有36座凯旋门,但至今仅存三座凯旋门幸存下来——包括提图斯凯旋门(公元81年)、塞维鲁凯旋门(公元203-205年)和君士坦丁凯旋门(公元315年)。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城市也建造了许多凯旋门。单拱门最为常见,但也建造了许多三重拱门,其中奥朗日凯旋门(约公元21年)是现存最早的例子。从公元2世纪开始,有许多四角弓的例子:在十字路口竖立的方形凯旋门,四面都有拱形开口,尤其是在北非。罗马和意大利的拱门建筑图拉真时代(公元98-117年)之后逐渐减少兴建,但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期间,罗马凯旋门在各省仍然普遍兴建;通常是为了纪念帝国访问而建立。
人们对古罗马人如何看待凯旋门知之甚少。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是唯一一位讨论过它们的学者。他曾写道,凯旋门成立的目的是“提升于普通世界之上”的尊贵人物形象,通常以带有四轮马车的雕像形式描绘[7]。然而,罗马帝国凯旋门的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复杂,并演变出一套规则化的特征,显然是为了向传达许多资讯。
拱门的装饰旨在作为对于战役的胜利和胜利者的资讯为重点。它专注于事实意象,而非寓言。立面装饰设有大理石柱,桥墩和阁楼装饰有飞檐。雕刻的面板描绘了胜利和成就、胜利者的事迹、敌人缴获的武器或凯旋游行本身。拱肩通常描绘维多利亚的胜利,阁楼则常刻有命名、赞美胜利者的题词。内部通道也装饰有浮雕和独立雕塑,一些凯旋门上方有一尊雕像,或是一组描绘皇帝或将军乘坐四轮马车的雕像。罗马凯旋门上的铭文也具有非常精细的切割,有时还会镀金。每个字母的形式和它们之间的间距也经过精心设计,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辨识,并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强调罗马人对秩序的品味。这种后来成为字体排印学的概念,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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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图斯凯旋门上描绘的提图斯凯旋队伍,展示了公元81年从耶路撒冷缴获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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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鲁凯旋门精美的雕刻和格子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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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凯旋门上的门楣,描绘君士坦丁一世向人民分发礼物的情景
后罗马凯旋门
[编辑]罗马的凯旋门在罗马帝国的衰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作为过去罗马帝国辉煌的代表和国家权力的象征,使得凯旋门仍然被人们重视。洛尔施隐修院实际也是故意模仿罗马凯旋门而建造的,以表示加洛林帝国与前身罗马帝国之间的连续性。然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到来,各地的统治者才试图通过建造自己的凯旋门,系统地将自己与古罗马的遗产联系起来。最早的拱门之一是位于那不勒斯新堡的“阿拉贡凯旋门”,是由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于144年竖立,卡普阿门也采用相似的设计,到16世纪末,凯旋门已与宫廷剧院、国家盛典、军事防御工事密切相关。凯旋门的图案也开始融入了市政厅和教堂等公共建筑的外墙。[8]
由板条和石膏制成的临时凯旋门通常是为皇室成员竖立的。与罗马征服者竖立的永久性拱门不同[9][10],文艺复兴时期的统治者经常建造一排拱门,并通过这些拱门举行游行,并标明了在每个阶段传达特定资讯的重要地点。例如,新当选的教宗可以建造的临时凯旋门下穿过罗马的街道。或是为了王朝婚礼而特地建造的。1585年,当萨沃伊公爵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与西班牙公主卡特琳娜·米盖拉举办婚礼时,也曾建立了临时凯旋门。
此外,此时也留存许多凯旋门的图像,虽然临时凯旋门通常在使用后被拆除,但广泛分布的版画中也对当时时代的凯旋门进行了详细的记录。雕刻的媒介,也让观众从而得知凯旋门所呈现的寓言和铭文的关键讯息。然而,有时所描绘的拱门甚至不是真实的结构,而完全是作为皇家宣传的虚构表现而存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Triumphal Arch》 ,该画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所委托创作,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印刷品之一,高3.75米(12.3 英尺)。[11]
当波旁王朝和拿破仑一世因带领法国对抗一系列的反法同盟,他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时,同时为了彰显自身的胜利而人率先建造了新的永久性凯旋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拱门是建于1806年至1836年的巴黎凯旋门。[12]
到了近代,凯旋门曾被视为独裁者的权力宣言和国力强化的象征性。阿道夫·希特勒曾计划在柏林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凯旋门。拱门比以前建造的任何拱门都大得多,宽550英尺(170米),深 92英尺(28米),高392英尺(119米),原本打算刻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180万人的名字。然而,该项目建设从未开始。[13]朝鲜独裁者金日成最后则于1982年在平壤市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凯旋门。[14]
凯旋门的形式也被用于其他目的,特别是建造纪念性拱门和城门,例如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纽约市的华盛顿广场拱门或新德里的印度门,或简单的欢迎仪式拱门,例如巴塞罗那的凯旋门,尽管以凯旋门为原型,但它们的建造目的却截然不同:主要以纪念战争伤亡,民事事件(例如国家独立),或为城市提供纪念性仪式等,而不是传统的庆祝军事胜利。
参见条目
[编辑]参考资料
[编辑]- ^ Curl, James Stevens (2006). Oxford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nd ed., OUP, Oxford and New York, p. 658. ISBN 978-0-19-860678-9.
- ^ Honour, Hugh; Fleming, John. A world history of art.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5. ISBN 978-1-85669-451-3.
- ^ "Arches."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An Encyclopedia for Students. Ed. Carroll Moulton. Vol. 1.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8. 45-46. World History in Context. Web. 1 Dec. 2013.
- ^ Zaho, Margaret Ann. Imago triumphalis: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riumphal imagery for Italian Renaissance rulers. Peter Lang. 2004: 18–25. ISBN 978-0-8204-6235-6.
- ^ Sullivan, George H. Not built in a day: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Rome. Da Capo Press. 2006: 133–134. ISBN 978-0-7867-1749-1.
- ^ F. B. Sear and Richard John. "Triumphal arch." Grove Art Online. Oxford Art Online. 30 Jul. 2010
- ^ Ulrich Fürst; Stefan Grundmann. The architecture of Rome: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400 presentations. Edition Axel Menges. 1998: 43. ISBN 978-3-930698-60-8.
- ^ Pollak, Martha. Cities at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4–265. ISBN 978-0-521-11344-1.
- ^ Briffa, Joseph A. Pietro Paolo Troisi (1686–1750): A Maltese Baroque Artist (PDF). Baroque Routes. January 2006, (6): 9–17 [2022-11-1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1-17).
- ^ Thake, Conrad. Architectural scenography in 18th-century Mdina (PDF). Proceedings of History Week (Malta Historical Society). 1994: 63–76 [2022-11-1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2-27).
- ^ Bartrum, Giulia. German Renaissance Prints, 1490-1550.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5. ISBN 978-0-7141-2604-3.
- ^ Rosenblum, Robert. Transformations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1–132. ISBN 978-0-691-00302-3.
- ^ Zalampas, Sherree Owens. Adolf Hitler: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 views on architecture, art, and music. Popular Press. 1990: 81. ISBN 978-0-87972-488-7.
- ^ Lankov, Alexei. North of the DMZ: 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 McFarland. 2007: 83. ISBN 978-0-7864-2839-7.
- 实业之日本社 旅游书海外版编辑部(许怀文译). 人人遊世界(1)-意大利. 中华民国台北县: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ISBN 978-986-7112-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