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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五月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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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骚乱
1998年5月14日在首都雅加达，市民烧毁商品。
日期1998年5月4日-8日和12日-15日
地点
 印度尼西亚棉兰、雅加达与梭罗等城市
起因
方法
结果
冲突方
由美加华蒂支持者和反政府示威者组成的印度尼西亚平民
华裔印尼人平民（其中包括一些反美加华蒂与反苏哈多人士）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骚乱（印尼语：Kerusuhan Mei 1998），又称黑色五月暴动，在印度尼西亚也称为1998年悲剧（印尼语：Tragedi 1998）或简称为1998年事件（印尼语：Peristiwa 1998），是指从1998年5月4日-8日和12日-15日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大规模暴力、反政府示威和内乱事件。事件主要发生在棉兰、雅加达、梭罗等城市。

骚乱由政治腐败、食品短缺和大规模失业等经济问题引发。 最终导致苏哈多总统辞职和执政32年的新秩序政府垮台。暴力事件的很大一部分对象是印尼华裔，但大量非华裔印尼死者超出了一般流行的“排华”诠释框架[1][2][3][4][5][6][7]。

时任印尼总统佐科威于2023年1月正式承认1998年暴动严重侵犯人权，并对此表示“遗憾”[8]。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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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族包装的阶级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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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华裔印尼人的歧视性做法和排他性叙事始于苏哈多新秩序时期之前。荷兰殖民统治者以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将印尼华人划分在印尼社会的社会金字塔中间——低于欧洲人，高于所谓的“土著”[9]。

在印尼，人们习惯将“男性华人面孔”和钱联想在一起。尤其在东南亚，许多被关注的男性华裔商人惯性地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中华文化”，集体创造了“华人很会做生意”的迷思[10]。

苏哈多新秩序政权非常善于利用成功男性华商的刻板印象，作为政府控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工具。新秩序政权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在文化上采取强制同化（英语：Forced assimilation）政策，在公共领域禁止汉字、华文学校、农历新年等文化表达；在政治上，将华裔印尼人排拒于公部门和政治之外。于此同时，苏哈多却与他的华商伙伴密切合作发展经济。在新秩序时期，有权势的军官和华商之间的主雇关系复制到社会各层面，造成滥权、裙带关系、寻租，也造成华裔印尼人的制度性弱点。新秩序政权利用种族主义建构的政经关系非常成功。一小部分华裔商人（远小于3％）取得巨大财富，但华裔印尼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群体却陷入体制性的弱势。成功的华商乐于“配合演出”，导致充斥着种族主义色彩的刻板印象不断在印尼扩散[11][10][9][12]。

1996年以来，印尼经济加速发展，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恶化、裙带资本主义、苏哈多逐渐失去控制力以及权贵之间的斗争，牵动了以不同形式呈现的“排华”情绪。尤其1997年中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通货膨胀、食物短缺和失业率飙升，更导致上述问题恶化。当印尼的经济问题加剧恶化时，军方和政府官员透过影射，暗指甚至公然指控印尼食物短缺、商人囤积物资、资本外逃和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华人控制经济”[1][13]。

印尼和国际媒体大量报导在印尼发生的暴力事件和大规模逃亡，以“排华”的框架诠释这些事件的本质。但在黑色五月暴动中，大量非华裔印尼死者超出了一般流行的“排华”诠释框架。人们在理解1998年5月发生的事时，倾向忽略其中的阶级因素,以雅加达的角度将五月暴力理解成基于种族的暴力，使大众忽视甚至减少对雅加达贫困阶级的同情[1]。 贺严多（英语：Ariel Heryanto）（Ariel Heryanto）认为“1998年5月的暴动是多种本质不同但互相影响的暴力形式（出于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即兴参与、种族仇恨等等）[14]。”

军队与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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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小组透露，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中将是军方介入雅加达骚乱事件的关键人物。

非政府组织“人性志工团”（Volunteers for Humanity）指出印尼的流氓团体（Preman（英语：Preman_(Indonesian_gangster)））──涉及了这些暴力事件，而“印尼黑帮”往往与军队有联系。许多暴乱发生时，维安部队和警察很诡异地选择袖手旁观，也不回应人们的呼救[1]。

雅加达新闻杂志Tajuk在1998年刊出报导，称当时的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总司令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中将（Prabowo Subianto）和他亲近的盟友，也是雅加达区域指挥官的夏弗里．山苏丁（印度尼西亚语：Sjafrie Sjamsoeddin）少将（Sjafrie Sjamsoeddin）为幕后主谋。Tajuk的报导指出他们煽动暴力，企图制造混乱，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平定暴动”，借此跻身更高的位置[1]。

目前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次暴动是有组织且有预谋的暴乱活动，印尼军方也参与其中。当时苏哈多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印尼国内的民怨，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此事件[15]。

暴乱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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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刹蒂大学（英语：Trisakti University）的学生与警察部队发生冲突

1998年5月12日发生特利刹蒂惨案。在雅加达的特利刹蒂大学（英语：Trisakti University），4名学生无预警遭到狙击手击毙。当时大学校园已经聚集了数千名学生。他们要求苏哈多下台，呼吁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这4名学生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学生的死激起了大众的愤怒，也引发一连串抢劫纵火事件[1]。

在1998年5月13日暴乱的消息弥漫在整个雅加达。此时苏哈多总统正在埃及出席一个会议，军方要员则到达东爪哇的玛琅市参加一个典礼。在5月14日，一场严重的暴乱发生在雅加达地区，而此时没有任何军队在街道上。[16]

印尼华人是这场血腥暴乱的主要目标，而印尼军方无视暴民们对华人的抢劫和对华人妇女的强奸（根据桑迪亚万神父所言）。最终印尼当局宣称“1,250人死于这场暴乱”，但据之后的印尼非政府人权组织报告预计将近1,0000华人死亡，大部分华人被烧死在商业区和超级市场，也有一部分被当场打死或遭到枪杀。一位政府官员称总计毁损了2479间商业建筑，1026间民房，1604间商店，384间私人办公室，65间银行，45间工厂，40间大型购物中心，13间市场和12间别墅。不过一般相信，印尼各地可能有更多华人所在的建筑物被破坏。[17]

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包括儿童在内华裔女性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的100多起最为严重。有目击者称，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他们高呼“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然后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随后，他们开始把妇女集中起来进行集体轮奸，印尼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阻止暴徒的行动。[18]

即便暴乱基本平息后，针对华裔的暴行仍然时有发生，就读于大学二年级的19岁的华裔孤女爱玲，7月初被三名印尼暴徒强闯入屋内，企图以挂窗帘的铝枝插入其阴道内，幸而她极力抗敌，暴徒的暴行未能得逞，但最终其腰背及胃仍被铝枝刺伤，尿道亦被弄穿，需重新接驳，复原遥遥无期。7月下旬，印尼华人尤其是女性仍然收到恐吓信，信中称“祝福”华人“余下的时日”，用旗杆插入“支那女人”的下体，以免“弄脏了”印尼男性的阴茎。7月24日，一名华裔女大学生从学校乘巴士回家途中，遭遇三名开吉普的暴徒强行拖下车下，在众目睽睽下遭强暴。[18]

相较媒体和学界对成功男性华裔商人丰富且频繁的描述，1998年5月被强暴的华裔女性受害者有的则是萦绕不去的沉默[11]。

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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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兰的暴力事件在1998年5月4日爆发，比雅加达提早大约一周半，且持续了更久──连续5天维安部队没有介入。棉兰的暴力事件和随后在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地方发生的暴力有着相似的模式，因此印尼政府的调查小组称棉兰暴动的模式为“样板”[19]。

棉兰的华裔印尼人较多（占当地人口12%），是当地的第三大族群。棉兰华人也常常被认为“比较不融入”。学者帕尔迪（Jemma Purdey)认为棉兰凸显了华裔印尼人“用钱交换保护”的困境。棉兰华人常常遭到政府官员、当地军方、如“潘查希拉青年团”（Pemuda Pancasila）之类“青年团体”以及帮派成员，以提供“安全”或“保护”的名义索取钱财[10][13]。

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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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爪哇的梭罗的暴力事件和雅加达几乎同时爆发，破坏力十分严重。学者帕尔迪（Jemma Purdey)发现梭罗当地人清楚地意识到印尼和全球媒体将雅加达暴动描绘成“排华”暴动。所以许多在梭罗的团体和梭罗人，包括当地的华人，设法将当地的暴力事件塑造成“非排华”事件。然而，他们对暴力事件的解释却隐藏了种族主义色彩。譬如，暴民洗劫商店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因素而非仇恨华裔印尼人”的讲法，回避了梭罗人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梭罗80%的商店经营者都是华裔印尼人。学者帕尔迪（Jemma Purdey)认为梭罗这种拒绝承认“排华暴力”的状况，让深植印尼体制化的种族问题无法浮上台面[10][13]。

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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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调查小组收集的有关首都暴力事件人员伤亡的数据相互矛盾。TRUK报告称，雅加达的火灾造成1,109人死亡，27人被枪杀，91人受伤，另有31人失踪。警方报告称死亡人数为463人，受伤人数为69人，而市政府只报告死亡人数为 288人，受伤人数为101人[20][21] 。

非政府组织“人性志工团”（Volunteers for Humanity）发布的报告统计，印尼全国共发生168起强暴案件，受害者大多数为华人，年龄从10岁到50岁不等。大多数案件（132件）在大雅加达地区发生。除此之外，超过4,000家商店和卖场遭到摧毁，数千户民宅和车辆遭到纵火。该报告也记载印尼的死亡人数总计为2,244人，并称大多数的死者并非华人多为都市中的贫困穷人——他们被诱使前往洗劫商场，但被关在被纵火前商场内[1]。

国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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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的救助与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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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尼华人遭袭的消息传到国际华人圈，这场骚乱被贴上了“反华”的标签。7月20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华侨建立了“救援印尼人权委员会”，开始寻找印尼迫害华人的证据。[18]美国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华人团体发起万人签名和示威抗议运动，谴责印尼当局迫害华侨的行动，声援受难华人，其中著名的组织有“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18]香港，40多名妇女团体代表及80多名印尼华侨游行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示威并且向事馆递交抗议声明。[18]在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等国的华人团体都举行了抗议活动。[18]加拿大特使会见了强奸受害者，并对时任印尼总统表达了不满。[来源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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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于1998年4月访问印尼[22]，承诺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克服金融危机，使两国关系空前友好[23][24]，并表示愈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以及以当地华人为目标的种族暴力问题属于印尼内政，中国不会干涉。[25][26][24][27]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任张蕴岭表示在五月暴动爆发之前，北京当局只是单纯期望暴乱不会发生。[2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印尼黑色五月暴动是他国内政，因受波及的多为华裔印尼公民，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政府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不干涉政策。[29][30][31][32]

从1998年5月13日起，大规模暴乱开始发生。骚乱期间，中国外交部成立24小时值班应急小组，制订护侨撤侨方案。[33]5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密切注意印尼局势的发展，对滞留于当地包括港澳台公民在内的中国侨民境遇十分关注。[34][22]

暴动发生数个月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于8月15日报导，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骚乱期间曾逐个拨打电话确认300多名登记在册中国公民的安危，并开车进入骚乱地区将受困者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多开三个航班，撤走200余人。该文也声称，骚乱发生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尼华人社团做了大量解释和安抚工作，大使还赴外岛华人集中的城镇慰问，倾听华人的申诉和求助，并向他们传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骚乱事件和华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心。[35]

不过，当年有暴乱亲历者投书指出，暴乱期间至少有三名印尼华人曾向中国大使馆求助，但使馆人员询问得知他们是“WNI”（Warga Negara Indonesia，印尼公民）后便拒绝提供帮助。[36]印尼学者廖建裕、中国学者查道炯、新西兰学者杜建华、新加坡学者徐本钦等皆指出，暴乱期间中国政府无意为受害的印尼华人提供救援和保护。在5月排华暴动之前，许多印尼以外的华人就批评中国政府应该保护印尼华人，然而北京拒绝进行干预，因为当时北京和雅加达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北京不想破坏这种关系。有中国驻美外交官私下表示，中国政府不可能向印尼提出抗议或派遣船只，因为在印尼的大部分华人都是印尼公民，因此没有充分理由这样做。5月排华暴乱的严重时期，北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37]中国政府确实有对在印尼工作和旅行的中国公民采取撤侨措施，并为寻求帮助的台湾和澳门旅行证件持有者提供领事保护，但与之有别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愿意介入印尼华人的命运。[38]在公开和正式场合，雅加达的事务都不是北京的关注点。北京政府将华人称为“印尼家庭的一分子”，并没有义务保护他们。[39]临近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日或许是北京政府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被激起，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带来压力，特别是5月排华暴行或许会重新唤醒人民对六四屠杀的回忆。[40]

印尼5月暴乱期间，中国大多数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相关报道。北京政府反应迟缓，只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上简单提及，不作为外交政策事务来处理。试图抗议的人则被噤声，任何相关新闻报导也都被迅速压制。[41]且直至6月上旬强暴案件被揭露后，虽然事件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媒体关注，但中国大陆传媒的反应依旧滞后。[42]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也于7月5日发表社论，不点名批评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拒绝援助印尼华人的态度。[43]

据《国际新闻社》报道，中国直到暴乱发生2个月后才在外界舆论下打破沉默，改变原先“不干涉内政”的政策。[44]7月6日，首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对印尼5月暴乱表态，即是新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在东加里曼丹考察棕油投资期间接受印尼媒体采访时所作。[45]他表示中国政府关注暴乱，要印尼政府彻查此事，并希望暴乱不会重演，但同时也表示保护印尼华人属于印尼政府责任。北京官方没有提出抗议。[46]

7月28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首次刊登印尼排华暴乱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已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22][47]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呼吁保护印尼华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严惩不法之徒。[48]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8月亚细安外长会议期间，要求印尼政府重视此事，尽速查处，确保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35][22][24]与此同时，在8月17日，有约200名北京的大学生组织游行抗议行动，但被校方和警方劝阻制止。[49][50][51][52][53]

另一方面，从8月份起中国虽然有要求印尼政府彻查暴乱，但同时也对印尼保持了紧密的双边经济联系。[54]根据印尼官方《安达拉新闻社（英语：Antara (news agency)）》报道，在8月6日，中国政府同意向印尼出售5万吨大米。[55]8月15日，中国如约为印尼提供300万美元的医药援助，同时继续向印尼提供4月时承诺的2亿美元经济贷款。[56]11月26日，根据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中国经贸代表团如期访问雅加达，以探讨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项目。[57]

而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于香格里拉酒店会见了印尼总统哈比比。期间，江泽民表示印尼是中国的友好近邻，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对哈比比积极推动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表示赞赏，同时对印尼华人的处境表达关注，表示华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而哈比比也感谢中国向印尼提供的珍贵援助，并表示5月发生的暴乱是犯罪行为，印尼政府将依法处理。[58]江泽民也表示中国绝不会尝试利用印尼华人来谋取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59]之后，印尼5月暴动的新闻不复见于中国媒体上。[60]

中文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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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从2010年开始，中国互联网上开始大量出现关于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的谣言。其主要内容多为宣称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派船、分发空白护照，或挨家挨户造访等方式，对印尼华人进行强力撤侨和营救，只是印尼华人心向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而拒绝援救，反而向印尼当局告发中国领事官员的行为，结果导致他们惨遭屠杀。其中的例子包括中国著名网评员周小平发布于《党建网》的文章[61]。然而，依据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刘永固的回忆文章[62]，中国政府在1998年排华时期，并未如谣言所说那般派船接人而不被领情，而是仅协调了三架包机，共撤离600人，其中香港人300人，印尼本地华人100人。当时中国政府也仅签发了40份旅行证和陈述书，可代替护照起到证明文件的作用，但主要受益者为港台人士；而对成功自行抵达中国的印尼华人，则提供落地签、学习签万余份，从未有在地上扔空白护照而无人捡的故事；并且当时中国使馆人力有限，仅有的一些机动力量也用于救助约百名港台人士，并没有中国派出官员挨家挨户动员华人撤离的事迹。有观点推测这些是为了掩饰中国政府在排华事件发生时的尴尬地位和冷漠反应，于是便捏造了“海外华人自绝于中华”的各种谣言。[63]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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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群众用“黑漆”涂抹位于铜锣湾礼顿道的“印尼总领事馆”大门泄愤。民主党李柱铭7月写给继任的总统哈比比的信中，将暴动比为纳粹党的犹太人大屠杀。[64]:165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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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乌元彦曾在5月14日表示，目前尚无华商和旅客伤亡消息，还不到实施撤侨时刻。[65]中华民国驻印尼代表陆宝荪也指出，过去数天发生的动乱没有特别针对台商或华裔印尼人，目前仅有五、六家台商被波及，没有人员受伤，因此并不打算撤侨。[66]行政院长萧万长则指示外交部和侨委会尽速举行保侨、护侨的应变会议，务必做到维护当地侨胞与台商的生命财产安全。[67]

5月16日，政府指派紧急指派专机飞往印尼疏散受难者，并且安排5架C-130运输机于国内待命，以及派遣舰队至峇厘岛海域随时进行撤侨。[68]为疏运在雅加达机场的数千名台商和侨民，长荣加开的第一班专机在台北时间5月15日上午9时20分起飞，机上载有238名旅客返回。第二班华航专机则在10时许起飞。随后华航在下午4时30分又开出第二班雅加达加班机，凌晨2时50分再开出第三班加班机。长荣在凌晨1点钟也加开一班泗水加班机。[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期间有归侨台商不满航空公司哄抬票价，以及政府的撤侨行动效率低下。[87][88][89][90][91][92][93][94][95][96][97][98]

5月17日，外交部长胡志强表示印尼政府向台表达希望勿撤资撤侨。[99] 至7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召见印尼驻台代表提出“最严正的抗议”，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53]政府也威胁要撤回在印尼约13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禁止约1万5千名印尼劳工入境。[64]:1668月3日，上百人向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抛掷鸡蛋抗议印尼华人女性被强暴。[53]8月8日，印尼投资部长韩扎哈兹（英语：Hamzah Haz）飞往台湾提倡投资印尼时，也因此为此事件道歉。[64]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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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航空公司5月15日改用大型客机以满足从雅加达飞新加坡的需求，新加坡政府5月16日派人到雅加达机场协助新加坡人撤离，到5月19日已有2900名新加坡人顺利撤离。[100][101][102][103]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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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15日，美国联邦政府敦促在印尼美国公民立即离开该国，理由是该国发生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104]，同时美国与欧洲国家推迟了一项针对印尼价值为1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付款，取消了该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计划前往印度尼西亚的任务，并撤离了使馆非必要雇员[105][106][107]。美国政府于《1998年印度尼西亚国家人权报告》中指责苏哈多政府“严重侵犯人权”[108]。联邦政府批准七千名华人的避难请求，并接受了这批华人居留。[109][110]《纽约时报》率先大量报导了排华暴行[111]，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广为传播。同年7月开始，华裔美国人于全美各地展开抗议行动。8月7日和8日达到颠峰，全美13座大城同步举行谴责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议行动，近两万名华人群集全美各地印尼使领馆前，要求立即停止排华暴行和严惩凶犯等。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特区的印度尼西亚驻美国大使馆（英语：Embassy of Indonesia, Washington, D.C.）前，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近千名华裔聚集抗议，并向驻印尼的美国官员递交抗议信函。[112][113][114][115]

 泰国和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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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后，泰国首都曼谷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民众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印尼反华暴行。[116]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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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局势转差，荷兰皇家空军派出KDC-10空中加油机撤走当地侨民（尤其是仍保有荷籍的华人）[117]。

后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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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8年7月23日，由政府部门、武装部队、非政府机构、妇女组织和一些律师联合组成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声称他们将查清雅加达等地发生骚乱的真相，并查出事件的责任人。[118]
  • 1998年11月，事件调查报告公布。当时的哈比比政府在同年12月承认有76起强奸案发生，但否认有人在策划。[119]
  • 2005年11月，声称将于13日重演1998年5月排华暴动的手机短信在印尼雅加达广为流传，但未真正发生。[120]
  • 2007年5月10日，印尼人权人士沈爱玲等撰写的《5月暴乱真相、证据与剖析》出版，该书披露了大量当年事件的一手调查资料，以小时为单位来重现暴乱的实时过程。[121]
  • 2007年5月，印度尼西亚最高检察官亨达尔曼·苏班齐日前表示，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排华事件，揭发更多的真相，最好的方法是以“普通侵犯人权案”处理，而非“严重侵犯人权案”进行处理。[122]
  • 2007年12月6日，印尼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市发生由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排华骚乱事件。[123]
  • 2010年1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诺将涉嫌策划“98排华骚乱”的官员夏弗里·三苏汀由国防部秘书长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引发争议。[124]
  • 2023年1月，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罕见对该国过去犯下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表示遗憾，黑色五月暴动为他列举的事件之一[125]。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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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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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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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Indeed, unlike the riots in the 1960s, the May 1998 riots were not anti-PRC. It was targeted at the ethnic Chinese and there was no indication that it developed into anti-PRC riots. Although some PRC citizens might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riots, the majority happened to be Indonesian citizens. However, under pressure from world opinion, especially from the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outside China, Beijing appeared to change its attitude towards the matter. Nevertheless, the main policy of non-intervention rem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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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Non-Intervention: The 1998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A Study of Beijing's Changing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7: 53–68. ISBN 9789814762656. Even before the May 1998 violence, many Chinese outside Indonesia criticized the PRC government, some even suggesting that Beijing should protect the Chinese there. However, Beijing had refused to intervene. Beijing–Jakarta ties had been quite cordial before the May riots and Beijing had no desire to jeopardize the relationship.... Privately, a Chinese diploma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ed that Beijing would not be able to protest or send ships to Indonesia because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to do so as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are Indonesian citizens.”... Understandably, the embassy was cautious in doing so as this too might affect Sino–Indonesian relations. When serious anti-Chinese riots took place in Jakarta, Surakarta, and other areas between 13 May and 15 May 1998, Beijing's attitude remained unchanged. 
  38. ^ Daojiong Zha (查道炯). "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 (PDF). The Pacific Review. 2000, (Vol. 13 No. 4): 557–575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China did take measures to evacuate its citizens (including Hong Kong passport holders) working and travelling in Indonesia and offered consular protection to Taiwan and Macao travel document holders who would seek assistance from its diplomatic missions in Indonesia. The obvious distinction here is that China did not appear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fate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39. ^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华).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Publicly and officially, Jakarta's domestic affairs were not the concern of Beijing. Beijing referred to ethnic Chinese as "members of the Indonesian family," whom it had no obligation to protect. 
  40. ^ Shee Poon Kim (徐本钦).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May 1998 anti-Chinese riots in Indonesia. Singapore: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0. ISBN 981-04-2483-3. The timing of the anti-Chinese riots came at 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ho feared that nationalistic feelings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Beijing would be stirred up,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Jiang Zemin leadership, particularly since the state of the May anti-Chinese riots could rekindle the memory of the 4 Jun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41. ^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华).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In May 1998, 1200 OC were killed, dozens of OC women raped, and properties torched as the Suharto regime ended. Beijing was slow to react, and by making only a brief mention in the state controlled media, it did not have to address it a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Those who tried to protest were rendered silent, and any news coverage quickly suppressed. 
  42. ^ 冯媛. 〈叙述强暴：突出与遮蔽——媒介如何再现印尼五月骚乱中华人妇女被强暴事件〉. 《睡美人如何醒来》.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205–225 [1998年]. ISBN 978-7-80195-701-6. 〈二、滞后和视角——大陆传媒的报道和切入点〉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总体上是相当滞后的。6月上旬强暴事件被披露出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介都有快速反应，一些国际组织和政界人士也表示了关注和谴责。到7月14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首次如此表态：“中方对于印尼华人在骚乱中遭受到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作为印尼的友好邻邦，中国政府希望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继续为印尼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这个消息《人民日报》和其他国内媒介没有报道。直到7月29日，《人民日报》终于在第4版刊登《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同日第6版，还发表了《唐家璇会见印尼外交部长》，谈到“今年5月发生的不幸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方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但是并没有直接提到强暴事件。《人民日报》报道后，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才正式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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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The first official reaction of Beijing to the May 1998 riots occurred in late July 1998. However, the first reaction by a PRC official to the incident was on 6 July. Chen Shiqiu, the new Chinese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visited East Kalimantan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of investing in the area, especially in the palm oil business. During his visit, he was asked by Indonesia reporters on his view of the May riots. 
  46. ^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China was "concerned with the incident" and wanted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the matter thoroughly". He told the reporters that he met B.J. Habibie twice: the first time when Habibie as still vice-president and the second time, when Habibie was president. During the meeting Chen said that he discussed the riots and "hoped that the riots will not recur." Chen clearly stat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as the law of the two countries,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own citizens, including the citizens of Chinese descent. " There was no official protest on the part of Bejing. 
  47. ^ 〈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答記者問〉. 《大公报》 (香港). 1997-07-30. 北京28日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今年五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有记者问：最近，香港同胞及海外华人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五月骚乱中遭强暴纷纷以不同形式表示义愤，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唐国强答：对印尼骚乱中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和印尼华侨、华人所受遭遇，中国政府一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我们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唐国强说：长期以来，旅居印尼的华侨、华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印尼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使他们能够同印尼各族人民一道安居乐业。妥善和公正地处理印尼华人、华侨问题，也有利于印尼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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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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