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瑞
魏敦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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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873年6月7日 埃登科本 |
逝世 | 1948年7月11日 (75歲) 紐約 |
母校 | |
職業 | 人類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史前史學家、古人類學家、大學教師、解剖學家 |
僱主 |
弗朗茨·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1873年6月7日—1948年7月11日),猶太裔德國解剖學家和人類學家。他發現並描述了最初的北京猿人化石。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魏敦瑞前往中國,接替步達生在周口店的研究工作。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北京猿人化石的原件遺失,魏敦瑞的描述以及在他指導下製作的鑄件成為這些著名直立人化石留下的唯一痕跡。在前往中國之前,魏敦瑞曾在多所德國大學研究靈長類動物的組織學和比較解剖學,包括斯特拉斯堡、海德堡和法蘭克福。離開中國後,他前往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直至去世。[1][2]
早年生活
[編輯]醫學教育與早期職業(1893年 - 1901年)
[編輯]1893年,他開始在慕尼黑、基爾、柏林和斯特拉斯堡的大學學習醫學。在他的早期職業生涯中,魏敦瑞主要對細胞和組織生物學以及組織學感興趣。他在古斯塔夫·施瓦爾貝(Gustav Albert Schwalbe)的指導下完成了斯特拉斯堡的學業。施瓦爾貝當時正在研究尼安德特人骨骼,這次首次接觸古人類化石並沒有改變魏敦瑞的研究主題。1899年,他在博士論文中描述了哺乳動物小腦中樞核的解剖結構。1901年7月,他獲得資格認證,發表關於人類脾臟血管系統的論文。
在這段時間,雖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血液細胞組成上,但他還教授組織學、發育生物學、比較解剖學、人類學等課程。由於他對血液成分的熱情,魏敦瑞被稱為「血腥魏敦瑞」(bloody Weidenreich)。
斯特拉斯堡大學時期(1902年 - 1919年)
[編輯]在法蘭克福的保羅·埃利希實驗治療所短暫逗留後,他回到斯特拉斯堡,並於1902年被任命為解剖學副教授。在斯特拉斯堡的那些年是魏敦瑞一生中最平靜的日子。1904年,他與馬蒂爾達·諾伊伯格(Mathilde Neuberger)結婚,育有三女。儘管他的職業興趣主要集中在血液的組織學研究上,但他偶爾也會接觸人類骨骼形態的問題。1904年,他與慕尼黑大學口腔醫學教授奧托·瓦爾科夫(Otto Walkhoff,1860–1934)就人類下頜X光掃描的解讀發生了爭執——這當時是一項全新的技術。
這段寧靜的歲月在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結束,魏敦瑞的學術生涯遭到嚴重干擾。魏敦瑞是阿爾薩斯-洛林民主黨的成員,並在斯特拉斯堡議會中擔任主席。戰爭爆發時,他專注於政治職責。因此在1915年至1921年間沒有發表任何出版物。
海德堡大學時期(1919年 - 1927年)
[編輯]戰爭結束後,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歸法國所有。魏敦瑞和他的家人在1919年初被迫離開斯特拉斯堡。他前往海德堡,開始為醫院員工教授解剖學課程。在1919年冬季,他努力刷新自己的生物學知識,參加了海德堡大學的動物學和植物學課程,並於1921年冬季被任命為海德堡大學醫學院的解剖學教授。
期間魏敦瑞發表了兩篇重要論文,重新組織了他的研究重點,轉向進化理論、比較解剖學以及骨骼的生長與發展。他在對人類骨骼的研究中,關注與直立姿勢和雙足行走相關的變化。他在20年代初參與了關於進化機制的激烈辯論。
魏敦瑞在海德堡大學的教授職位相當短暫。1924年,醫學系的癌症研究所關閉,魏敦瑞被迫在52歲時退休。然而,他仍能繼續他的研究。曼海姆的波特海姆基金會(Portheim Foundation)接管了該研究所的一部分,並任命魏敦瑞為生物力學實驗室(biomechanics laboratory)的負責人。魏敦瑞意識到,他對人類骨骼的研究及其關於進化中解剖變化的結論可能有助於人類化石的解讀。他受邀為1925年9月在魏瑪郊區的一處採石場發現的頭骨提供解剖描述和形態重建。魏敦瑞在1928年發表了這項研究的完整描述,並在單獨的論文中涵蓋了這一發現的地質和考古背景。這項細緻的研究為魏敦瑞進入古人類學鋪平了道路。
從1924年起,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或稱納粹黨)將人類變異納入議程。到那時,納粹黨在公眾輿論中的影響力不斷上升。納粹黨支持生物種族意識形態和反猶太主義。作為猶太裔的魏敦瑞認識到,納粹黨的政治崛起及其支持者日益明顯的公眾存在構成了威脅,他打算以科學家的身份來應對這一威脅。作為一名解剖學家,他對納粹宣傳的某些種族的非理性高低評估感到困擾。
因此,他開始從科學的角度研究種族概念。在進化中,種族被認為是人類變異的幾種來源之一。根據魏敦瑞的觀點,只有當種族對應於個體和功能的分化時,才能被視為進化相關的。這些分化應該與地理分佈相關。此外,種族這一術語因其政治工具化而在科學上受到質疑。
魏敦瑞在1927年出版的《種族與體質》(Rasse und Körperbau)一書中探討了種族概念的優缺點。在書的開頭,他就拋棄了在科學語境中使用「種族」一詞的做法,而是提議使用醫學上的「體質」概念。然而,該術語在醫學中的現有用法過於狹隘。體質概念主要用於描述與某種體質類型相關的病理現象,例如,某種虛弱的體質使得個體易患特定疾病。魏敦瑞提議將其含義擴展超出病理現象的限制,從而包含功能、發育或甚至地理因素等其他個體變異來源。他的概念界定了兩種極端體質類型,並包括一個將兩者聯繫起來的連續體。
法蘭克福大學時期(1928年 - 1933年)
[編輯]憑藉《種族與體質》這本書,魏敦瑞引起了法蘭克福約翰·沃夫岡·歌德大學校長、古生物學家弗里茨·恩斯特·德雷弗曼(Fritz Ernst Drevermann)的注意。德雷弗曼決定通過加入體質人類學來擴大法蘭克福大學的學科範圍。魏敦瑞接受了法蘭克福大學的教授職務,並於1928年冬季開始授課。然而,新設立的教授職位的設施並不奢華。例如,在大學校園內很難找到合適的空間。到那時,德雷弗曼也已成為附近森肯貝格研究所及自然博物館(Senckenberg Research Institute and Nature Museum)的主任,並將魏敦瑞的新研究所安置在那裏。魏敦瑞的出版列表顯示,他並沒有局限於學術教學職責。他利用森肯貝格提供的機會,在博物館準備了一場關於人類進化的展覽。他還開始為地方報紙和森肯貝格研究會的雜誌發表文章。
魏敦瑞繼續研究化石人類,特別是布羅肯山頭骨、在南非發現的南方古猿化石,以及來自中國周口店的新北京猿人化石。中國古生物學家楊鍾健和翁文灝向森肯貝格送了鑄件,其中包括1929年在周口店發現的頭骨的鑄件。
魏敦瑞在法蘭克福大學只經歷了短暫的五年,他在1933年被迫離開大學。年初,納粹主義講師協會已經開始對不受歡迎的同事進行調查。魏敦瑞在種族概念的討論中並沒有贏得他們的信任。法蘭克福大學的新校長根據納粹主義原則重塑大學。納粹政權在四月上台後,非雅利安血統的教授和講師相繼被解僱。魏敦瑞在1934年被迫休無薪假。
芝加哥大學時期(1934年)
[編輯]幸運的是,他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客座教授職位。當時魏敦瑞被禁止工作,且沒有其他職業機會,於是欣然接受了邀請,並在那年晚些時候前往芝加哥。在美國,他接觸到一個更加開放的學術環境。然而,65歲的他面臨着學習新語言的挑戰,且在芝加哥的教授職位僅限於九個月。
到1934年中期,魏敦瑞在同事的鼓勵下申請了加拿大戴維森·布萊克(步達生)在北京的教授職位。布萊克於1934年因心臟病突發去世,生前在北京協和醫學院(PUMC)擔任解剖學教授,該學院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魏敦瑞早在法蘭克福時就對北京猿人化石產生了濃厚興趣,因此立刻接受了這一機會。到1934年底,他返回德國,等待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最終決定。
北京協和醫學院時期(1935年 - 1941年)
[編輯]1935年5月,魏敦瑞抵達北京,出任協和醫學院(PUMC)的解剖學教授。該學院旨在成為文化交流的中心。魏敦瑞被任命為新生代研究實驗室的主任之一,協調周口店的研究工作。
最初,魏敦瑞面臨許多實際困難:他不會講中文,也無法閱讀或書寫漢字,且英語水平也相對有限。在此之前,他僅用英語發表過一篇論文,那是他1921年關於人類足部的總結。適應全新的環境對他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幸好他得到了秘書奧爾加·亨佩爾-戈溫(Olga Hempel-Gowen)的支持。奧爾加在中國出生長大,精通英語和中文,幫助魏敦瑞翻譯並修改稿件,使他從1935年起得以主要用英語發表論文。
自1921年以來,北京猿人(即直立人)的化石陸續在周口店出土,數量龐大且保存較為完整。與其他人類化石遺址不同,周口店的發現數量多,個體豐富,為研究直立人的群體變異提供了獨特的機會,而不只是單一碎片的零星拼合。魏敦瑞首先對戴維森·布萊克先前發現的化石進行了詳細描述,並很快發表了總體概述(1935年)、內顱鑄型研究和下頜骨重建的論文(均發表於1936年)。
他將挖掘工作的領導權交給了能力出眾的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和年輕的地質學家賈蘭坡,他們自30年代初便參與了挖掘工作。1936年11月,他們的辛勤努力得到了回報,在短短十一天內挖掘出了三具北京猿人的頭骨。這些發現使得對北京猿人頭骨的完整重建成為可能。此外,魏敦瑞在1937年還對北京猿人的牙齒和牙列進行了研究。同年,挖掘出了一些四肢骨骼碎片,因此能夠重建北京猿人的身材和姿勢。
1937年末,隨着三名工人在周口店的挖掘現場被日本士兵射擊,挖掘工作突然中斷。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挖掘變得不可能。當顯然在1938年無法恢復挖掘時,魏敦瑞接受了丹麥一場人類學大會的邀請。他藉此機會訪問了美國及其他幾個歐洲國家的朋友和同事。
1938年3月,他前往美國,在多所美國大學、研究機構和科學學會介紹北京猿人的化石和重建。基於他的描述和詳細比較,他能夠推斷出人類進化的相關信息。魏敦瑞將周口店的人類化石作為他早期發展的人類進化概念的實證證據。在八月的前幾天,魏敦瑞在哥本哈根的大會上展示了這些化石和重建。隨後,他前往荷蘭,拜訪了在爪哇發現第一具直立人化石的歐仁·杜布瓦。
杜布瓦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進行了挖掘,發現了在特里尼爾和凱東布魯布斯(Kedung Brubus)出土的古人類化石。在1936年後,印尼爪哇地區又有更多更新世古人類化石被發掘,特別是由年輕地質學家馮·孔尼華(Ralph von Koenigswald)負責。起初,杜布瓦對這些新發現感到興奮,但後來他開始對其價值產生懷疑。
魏敦瑞得知孔尼華的發現後,決心形成自己對這些化石的看法。他研究了杜布瓦的發現,並前往爪哇的萬隆,在九月與孔尼華會面。他檢查了孔尼華的發現,並從一籃來自桑義蘭(Sangiran)的化石中找到了另一塊直立人的骨骼碎片。魏敦瑞和孔尼華在一篇聯合出版的論文中宣佈了這一新發現。
他們決定孔尼華應儘快前往北京,以便比較北京猿人和直立人。1939年2月,孔尼華抵達北京,帶來了另一份來自桑義蘭的驚喜,即一塊化石上頜骨,不久後又寄來了同一具個體的其他顱骨碎片。魏敦瑞和孔尼華公佈了這一新發現,並對直立人與北京猿人進行了仔細比較。在魏敦瑞於四月初離開北京前往美國之前,他們完成了一篇介紹比較結果的論文。比較的結果使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北京猿人和直立人代表了處於相似進化階段的地理變種。魏敦瑞帶着來自爪哇的標本鑄模前往美國。他從最初收集的七個碎片中重建了桑義蘭4號的顱頂。在此重建過程中,他在美國研究了人類顱骨的形態關係和生長條件。恢復自1924年的研究後,他在1941年發表了一部關於人類顱骨進化變遷的專著。
在這篇論文中,魏敦瑞對人類進化提出了兩個重要結論。根據在北京進行的比較,認為北京猿人與直立人代表了同一進化階段的兩個地理上不同的古人類形式。由於現代人在這兩個地區均存在,且現代人之間的差異與更新世化石的差異相應,這表明從更新世到現在的演化過程在中國和爪哇是並行進行的。直立人和北京猿人的發展沿着平行軌跡進行。因此,似乎有一種潛在的普遍進化趨勢導致了相應的結果,即使實際的進化步驟發生在地理不同的地方。這樣的模型被稱為多中心,因為相應的進化階段在不同地方獨立通過。魏敦瑞的多中心進化理論根植於這一觀察。在這一點上,魏敦瑞僅僅提出了對觀察到的平行現象的解釋。在他1946年出版的《猿、巨人和人類》(Apes, Giants, And Man)一書中,他引入了著名的人類進化網絡圖,並為他早期的觀察提供了機制。這一圖示中的垂直線表示祖先關係,水平線代表分佈和專業化,斜線則暗示了交替。後來,相對一般的交替這一表達被交叉或雜交所替代。
此外,更新世人類和現代人類在一些方面特徵性地存在差異,首先是在體型和健壯性方面。顱骨的比例也不同。與現代人相比,更新世人類的顱腔容積通常較小,顱骨不如現代人那樣高聳,牙齒和下頜相對較大。這些顱骨組織上的特徵性變化與小型犬的侏儒形態變化相似。因此,現代人類的顱骨可以視為較大更新世人類的侏儒形態。早期形式因此必須是健壯的巨人。基於這一理念,魏敦瑞後來發展出了巨人作為人類祖先的概念。
在美國待了一年以滿足歸化要求後,魏敦瑞於1940年8月返回北京。政治形勢仍然不允許在周口店恢復挖掘。實際上,情況變得更糟,因此洛克菲勒基金會在1941年春決定關閉其在中國的設施,並將所有外國科學家帶回美國。在他返回八個月後的1941年4月,魏敦瑞被迫再次離開北京,返回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時期(1941年 - 1946年)
[編輯]魏敦瑞無法攜帶珍貴的北京猿人化石,但人們進行了集中努力,試圖保護這些古人類化石,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將它們帶出國。化石收藏被裝箱,以便運輸到美國。然而,在從北京到海岸的途中,這些化石不幸遺失。從那時起,北京猿人的原始化石和其他來自周口店的珍貴文物就再也無法找到,這是一筆可怕而不可挽回的損失。
魏敦瑞繼續利用他帶到美國的鑄模進行北京猿人顱骨的研究,並在1943年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與此同時,他與在爪哇的馮·科寧斯瓦爾德失去了聯繫。周口店古人類的命運也讓人對馮·科寧斯瓦爾德本人及其珍貴收藏感到擔憂。在1941年,魏敦瑞收到孔尼華在北京會面後找到的化石鑄模,但沒人知道孔尼華是否還活着。面對這種絕望的局面,魏敦瑞決定根據手頭的鑄模描述尚未由孔尼華發表的化石。魏敦瑞對這些發現進行了解剖學解釋,並將其納入他的進化框架中。在出版前不久,孔尼華突然重現,令魏敦瑞欣喜不已。孔尼華在戰時倖存於一個集中營。
魏敦瑞提供的解剖學描述備受歡迎,儘管孔尼華並不完全認同魏敦瑞的系統性和進化結論的所有細節。後來,他糾正了魏敦瑞的分類歸屬。孔尼華帶來了整個爪哇古人類的收藏,包括來自南當的標本。儘管這些標本是在15年前發現的,但尚未經過仔細描述,因此魏敦瑞立即開始對這些化石進行研究。根據魏敦瑞的說法,南當的古人類發現代表了人類進化中的尼安德特人階段。魏敦瑞未能完成超過簡單的解剖描述。
魏敦瑞於1948年6月11日在紐約去世,享年75歲。
家族
[編輯]美國記者和作家彼得·H·懷登(Peter H. Wyden,1923年10月2日 – 1998年6月27日)是他的侄子。美國政治家羅恩·懷登(生於1949年5月3日)是他的外甥。
參考文獻
[編輯]- ^ McCort J J. Franz Weidenreich (1873–1948)[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57, 257(14): 670-671.
- ^ Weidenreich, Franz. encyclopedia. 2018-05-29 (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