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岑紀功碑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裴岑紀功碑實物
年代	東漢永和二年（137年）
發掘於	雍正七年（1729年）
發掘地點	新疆哈密市巴里坤縣石人子鄉
現存於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裴岑紀功碑，全稱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是清代將領岳鍾琪在新疆巴爾庫爾地區發現的記載漢代將領裴岑戰績的石碑。2019年5月為止，裴岑紀功碑是新疆境內發現的立碑時間第二早且最早被重新發現的東漢碑刻。裴岑紀功碑是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

裴岑碑的稱呼

自石碑被發現後，石碑的名稱並沒有統一過。裴岑紀功碑、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東漢裴岑紀功碑、東漢永和二年碑、裴岑碑等名稱都出現在了不同的記載之中。

裴岑碑的發現與現狀

雍正七年（1729年），大清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征討準噶爾時在巴爾庫爾城西（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市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境內）發現了裴岑碑並遷往將軍府。但也有學者認為早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張寅的《西征紀略》之中「原上有碑，篆文甚古，只新全師三字可識，余悉漫漶」是對此碑的描述。石碑被發現後有言論表示石碑已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被裘文達公移置敦煌，但有學者指出嘉慶十年（1805年），王昶的《金石萃編》以及1941年呂少卿的《重修敦煌縣誌》都表示石碑一直保存在城北門外的關帝廟的碑亭處，裘只是拓得拓本帶回內地，從而天下皆知。紀昀曾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談到：「其事不見後漢書，然文句古奧，字劃渾樸，斷非後人所依託。以僻在西域，無人拓摹，石碑鋒棱猶完整。」可見當時石碑的完整程度，後因棰拓次數過多，石碑遭到了損傷並導致後來的拓片質量越來越差，以至於關於石碑內容出現了分歧。1931年，馬仲英進軍新疆，守城軍燒毀關帝廟，該碑被燒裂。時任民眾教育館館長張鈞對石碑進行了簡單修復後運往仙姑廟的月光樓。然而該年正逢大旱，有人認為是因為移走了石碑故又把石碑遷返原址，不料石碑在過程中破裂。現該碑藏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內。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申兆定摹刻了一塊四面刻字的石碑，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2023年，被列入《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

石碑簡介

裴岑碑拓本

石碑高129厘米，寬54厘米，碑文6行，每行10字。內容為：

“

惟（维、唯）漢永和二（四）年八月敦煌

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卒）三（五）

千人誅呼衍王等（寿）斩馘（首）部

眾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疢（灾、 灰）

蠲四郡之害邊竟（境）艾（乂、又）安振

威到此立海（德）祠以表萬世

”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碑文描述的是一場軍事行動，東漢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或五千郡兵戰勝北匈奴呼衍氏並誅殺其首領呼衍王。敦煌是當時河西四郡之一，是與匈奴作戰的橋頭堡。當時東漢國力每況愈下、班勇離開後幾次討伐匈奴的戰爭未嘗勝績，面對匈奴三大貴族之一的呼衍氏，裴岑的這次勝利可以說為西域換來十餘年的安全生活直至元嘉元年（151年）。

相關史料及假想

史書上並沒有記載此次大勝呼衍王的戰果，但《後漢書·卷八十八 西域傳》曾先後多次提及永和二年前後東漢與呼衍氏的戰爭，甚至直接敘述了敦煌太守與呼衍王作戰的結果：「（陽嘉）四年春（135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曾有學者認為「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理解為石碑所記內容，但後被人以戰果不同且秋因與前文春相對應，時間不對的理由否定。關於為什麼史書上沒有記載石碑所刻內容，也是眾說紛紜，錢大昕在《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表示「妨......邊郡之薄壅於上聞故也。」王昶則認為「蓋當時敦煌郡人為裴岑建祠而立。」趙紹祖在《古墨齋金石跋》的看法是因為《後漢書》的《西域傳》多出自班勇的文章，而裴岑的戰績在班勇之後。

書法

石碑字形為篆分之間，有篆書的形式但又有橫平豎直的分書特徵。中鋒用筆，無粗細變化但圓中有方。章法豎有行、橫有列，行距大於字距，是分書的傾向。氣韻上清代方朔認為此碑「雄勁生辣」，郭尚先認為「此碑朴古遒爽」，康有為認為此碑「古茂雄深，得秦相筆意」。但日本書法家伏見沖敬認為字寫得不很好看，但能看出書寫者想要寫好的態度。

石碑的收錄

《裴岑碑》被發現後正值乾隆嘉慶時期考據派的興盛。大量清代歷史學研究、金石學研究都對此碑加以收錄。其中較為知名的有：

• 徐松《西域水道記》

•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 王樹枏《新疆訪古錄》
• 王昶 《金石萃編》

•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 牛運震《金石圖》

•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

• 申兆定《漢碑文字跋》

• 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

• 翁大年《陶齋金石文字跋尾》

爭議

由於不同拓本之間存在着差異，內容的細節上出現了分歧，諸如第三行的「等」與「壽」，如若作「等」，則可理解為這次行動擊敗了呼衍王和其他的人，但若作「壽」講，則理解為呼衍王的名字為壽。還有「德」與「海」，這兩個字是最具有分歧爭議的，翁方綱和王昶認為是德祠，而牛真谷、紀昀等人認為是海祠，因為「蒲類 ，匈奴中海名 。故後漢裴岑紀功碑有海祠之文也」。顧千里則認為是兩字重刻（若明見海字或德字者重刻也）。

關於此碑拓本有另一起爭議，那便是龔自珍的宋拓《裴岑紀功碑》，宋拓本的說法最早出現自未能刊行的《羽逸事》，後被多次引用，如1920年的張祖廉《定庵先生年譜外紀》、1959年中華書局版《龔自珍全集》。關於宋拓本的描述，稱其被上元人鄭谷口所藏後歸陳太守元祿。《定庵遺箸》中描述為：

此谷口先生所藏，咄咄奇異！此碣近已不可辨，重摹本有二，字畫皆可丑。遠在萬里，椎拓為艱；但是原石，即可珍重，況舊拓乎？此乃百金之寶。

——龔自珍，定庵遺箸

後有學者通過石碑出土時間、鄭谷口逝世時間、龔自珍的學識及交友、題跋格式、內容準確性分析認為宋拓本可能是《羽逸事》作者陳元祿杜撰而來。

裴岑紀功碑出土後不久，便有假本流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記錄着有一個武進人叫劉存仁，摹刻了一木本並用火藥將其燒黑，特別像古石碑。並拓得真假難辨的拓本使其流傳於世，當時的鑑賞家甚至也「以舊石本為新，新木本為舊」。除此之外，依然有大量摹刻版留存於世，除了前文提及的申兆定的碑林版，還有牛空山的《金石圖》版、顧文拱重摹於濟寧版、萬廉山縮摹的《百漢碑硯》版。不過清朝金石學家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以及翁大年的《陶齋金石文字跋尾》都對真偽拓本的辨別進行了研究。

與石碑相關的神話

與該石碑相關的神話有兩則，其一為當地戍邊將士得知石碑被發現並引得名士前來時，返鄉之前總會拓印幾張帶回鄉里。有一次，部分湖南籍士兵乘船過洞庭湖時，風浪四起，掀翻了船，船上人紛紛落水，死傷不少，但只要是身上有本文拓片的人都生還了下來。此後，復員回家的戰士都會攜帶拓片。方士淦在《東歸日記》裏記載的「漢敦煌太守碑……相傳能避風，船上攜之吉。」可能就是源於這個傳說。

另一則則是相傳蒲類海里有冷龍，其特質是會帶來大風降溫，尤其是當城裏有吉慶活動之時。自從石碑遷移至關帝廟時，該地區的氣候才逐漸溫暖起來。人們認為是因為有碑在鎮住了冷龍，故稱其為鎮海碑。每年立春，當時政府就會給碑「領牲」，並祈求神靈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