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榮聲

趙榮聲（1915年—1995年），筆名任天馬。安徽省太湖縣人，中國共產黨間諜，後曾任《西北日報》社長、工人出版社副社長。

生平

燕京大學

趙榮聲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所謂「四代翰林」的家庭。父親趙綸士（1890年－1950年）畢業於安徽高等學堂，歷任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導主任，安徽省教育廳視學、徽州四女師教員，安慶六邑聯中校長等職務，抗日戰爭時期也堅持辦學。

趙榮聲生於安慶天台里趙家大院。小學畢業後，隨父親赴南京，入陶行知創辦的南京安徽中學學習。1935年8月，趙榮聲考入燕京大學法學院。1935年10月，燕京大學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牛文穎按照中共的指示，吸收了大學一年級新生趙榮聲加入燕京大學的中共外圍組織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北平分盟。不久，北平市文總將《學生周報》的編輯工作分配給燕京大學社聯，趙榮聲擔任編輯。1935年11月，趙榮聲又參加燕京大學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由王明遠（王永祺）領導。

1935年12月，趙榮聲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的遊行，及隨後舉行的一二·一六大示威。1936年1月4日，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從北平出發，其中燕京大學學生被編為第三團第二大隊。第二大隊大隊長原為王汝梅（黃華），陳翰伯為第二大隊第三小隊隊長。不久王汝梅調往指揮部，出任第三團團長，陳翰伯接任第二大隊大隊長，趙榮聲任第三小隊隊長。南下宣傳團受阻後，團員們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趙榮聲成為首批民先隊員。

1936年春，燕京大學成立了文學組織，名為「『一二·九』文藝社」，趙榮聲擔任「一二·九」文藝社負責人。社員主要有：非垢（張福）、玲君（白汝瑗）、郭蕊（郭心暉）、杜若（杜含英）、力野（葛力）、週遊（夏得齊）、宋悌芬（宋奇）、天藍（王名衡）、流金（程應）、龍門（柯家龍）、余文（余煥棟）等人。

1936年3月31日，北平各校的學生在北京大學禮堂為河北省被害學生郭清召開追悼大會，遭到軍警鎮壓，趙榮聲從胡同中逃脫，燕京大學社聯黨團書記王永祺被逮捕。1936年4月4日，趙榮聲被中共燕京大學黨支部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接替王永祺擔任社聯黨團書記。不久，中共上級組織決定撤銷外圍組織「社聯」、「左聯」，趙榮聲處理了社聯人員轉入「民先」、入黨的問題。趙榮聲還曾任中共燕大支部宣傳委員。1936年5月，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改選，趙榮聲當選為學生自治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此時，原學生自治會負責人王汝梅（黃華）、陳翰伯、劉柯（劉克夷）即將畢業離開燕京大學，趙榮聲便接任《燕大周刊》主編，週遊（夏得齊）、郭蕊（郭心暉）為編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所寫的《毛澤東訪問記》，便是在趙榮聲主編的1936年12月5日《燕大周刊》第7卷17、18期中發表的。由於《燕大周刊》背靠美國人主辦的燕京大學，所以報道了許多中國報刊不敢披露的消息，比如有關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消息，就是《燕大周刊》首家報道的，《燕大周刊》發表了《傀儡統治下的冀東》，週遊採訪後撰寫的《太陽旗飄揚下，豐臺、通州兩日遊程簡記》。此外，《燕大周刊》還發表了《東北義勇軍的發展和現狀》。

1936年11月，北平作家協會成立並發表宣言，燕京大學的牛文穎、王名衡、趙榮聲在宣言上簽名。1937年5月21日，燕京文學會籌備委員會成立，發起人包括趙榮聲等許多「一二·九」文藝社成員。

訪問延安

1937年3月，埃德加·斯諾邀請趙榮聲等20餘位燕京大學學生在美國籍教授夏仁德家中聚會，埃德加·斯諾將在陝北蘇區訪問期間寫成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一書的打印稿分發給大家，還將在陝北拍攝的200餘張照片給大家看，又放映了電影——毛澤東檢閱紅軍的實況。

此後，趙榮聲和十多個同學以「春假到西安旅行」的名義，依據斯諾畫的一張草圖，踏上赴陝北的旅程。1937年4月1日，趙榮聲、朱劭天（朱經堯）、王向立（馮玉麟）、柯華（林德常）、陳龍（陸振南）、靳明（靳淑娟）、鄭懷之、歐陽方（顏福廷）、李執（李植清）、非垢（張福）共10位同學到達延安，這是北平第一個到達延安的訪問團。

在延安，他們首先受到一二·九運動中的燕京大學學生領袖黃華的歡迎。女作家丁玲也來會見他們。陳賡、成仿吾特地找他們座談。林伯渠在延安財政部的列寧室接見了他們。他們還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後來，趙榮聲一行聆聽了毛澤東作的《統一戰線和抗日問題》報告。在延安，他們觀看了話劇，參觀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並見到了朱德、博古（秦邦憲）。最後他們結束了在延安的訪問，回到北平。

抗戰初期

在北平日益緊張的氣氛中，趙榮聲預感到中日開戰不可避免，便撰寫了通訊《迎接事變的北平學生》，投給上海的《申報周刊》。隨後七七事變很快爆發，《申報周刊》於1937年7月15日刊發該文，題目改為《炮火聲中的北平學生》。7月25日，《申報周刊》刊登了趙榮聲拍攝的《宛平戰役之回顧》整版戰場實況照片。7月26日，《申報周刊》又發表了趙榮聲的《烽煙中的故都》一文。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發生後，中共黨組織通知趙榮聲南下，趙榮聲先後到天津、上海、杭州，最終回到家鄉安慶。當時安慶仍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統治下。後來，趙榮聲與從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回到家鄉的青年聯繫，在天台里的趙榮聲家聚會，組織了「流亡學生抗日宣傳隊」，通過歌曲、街頭話劇宣傳抗日。隨後，這批青年組成了「安徽省民眾抗敵後援會各縣流動工作隊」，在安徽懷寧、桐城、舒城、六安、霍山等縣進行宣傳。

1937年10月，趙榮聲赴武漢，遇到了音樂家冼星海。在冼星海的鼓勵下，趙榮聲將自己赴延安的經歷寫成了《活躍的膚施》（延安原名膚施）的小冊子。這是中國人撰寫的首部宣傳延安的書，出版後引起強烈反響。

後來，趙榮聲從報紙上獲悉丁玲領導「西北戰地服務團」抵達山西前線。1937年12月，趙榮聲離開武漢，赴山西臨汾，找到了彭雪楓、丁玲，被分配入「西北戰地服務團」任隨軍記者，成為八路軍戰士。

衛立煌秘書

1938年1月31日農曆春節，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衛立煌給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拜年。丁玲通知趙榮聲前往採訪。後來，趙榮聲撰寫的《西線上的一個盛會》發表於《群眾周刊》，引起衛立煌的關注。衛立煌向秘書劉毓珩（即陳其五）打聽作者趙榮聲的情況，並稱：「為什麼能幹的青年都跑到八路軍那裡去了？你能不能把他找來，到我們司令部當秘書？」劉毓珩是安徽巢縣人，一二九運動時任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救國會主席，奉葉劍英之命赴國軍內部從事統戰工作的。1938年2月劉毓珩在朱德的第十八集團軍「集總」駐地由趙榮聲介紹入黨。劉毓珩便致信趙榮聲，要趙榮聲來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部（衛立煌為總指揮）任職。趙榮聲接到來信後十分猶豫，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立找其談話，強調了赴國軍內部從事統戰工作的重要性。趙榮聲乃赴霍縣的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部報到，出任少校秘書。

當時，韓信嶺戰役失利，衛立煌準備轉移至中條山，趙榮聲乃向其建議：「還是走陝北這條路好，也正是參觀延安的好機會。」衛立煌遂讓趙榮聲立即將近期出版的八路軍刊物拿來給他看，並讓趙榮聲立即擬一個「延安講話」稿備用。1938年4月17日，趙榮聲隨衛立煌的車隊抵達延安。衛立煌一行受到了熱烈歡迎。滕代遠、蕭勁光接待並陪同衛立煌拜會了毛澤東。中午，毛澤東設宴款待衛立煌一行。下午，衛立煌一行參觀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晚間，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歡迎晚會，衛立煌在會上發表講話。三天的訪問，使衛立煌發生了很多感想。

在長期同衛立煌的相處中，趙榮聲經常介紹中共方面的抗日主張，衛立煌也向趙榮聲講心裡話。一天晚上，衛立煌突然向趙榮聲提出：「我參加共產黨好嗎？怎麼參加呢？」趙榮聲乃赴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向林伯渠請示，林伯渠說：「你回去告訴衛立煌，好好做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做一個真正實行孫中山先生革命主張的國民黨員，這樣，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比參加共產黨更大一些。」

一天，趙榮聲收到了署名「胡服」（劉少奇的化名）的信，信中約趙榮聲赴澠池縣晤談。趙榮聲來到澠池縣八路軍兵站，見到了從延安來赴華中的劉少奇。劉少奇此次主要是了解趙榮聲在衛立煌處從事統戰工作的情況，聽完趙榮聲的匯報後說：「你只要能在衛立煌身邊呆下去，就是成績……」並指示趙榮聲做好長期留在衛立煌身邊的打算，還明確了趙榮聲的「紅色臥底」身份。

1939年6月，湖南發生平江慘案。1939年11月，河南發生竹溝慘案。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隨着國共摩擦的日益激烈，趙榮聲的言行已引起了特務懷疑，處境非常危險。後來，趙榮聲率全家回到太湖縣，將孩子交給父母照料，自己準備赴疏散至成都市的燕京大學繼續學習。不料日軍突然對太湖縣進行「掃蕩」，趙榮聲全家躲入太湖縣西北的山林中的親威家。直到1943年秋，趙榮聲夫妻才到燕京大學復學。

1946年秋，趙榮聲夫妻從燕京大學畢業。1946年11月底，趙榮聲在上海找到了正準備出國旅行的衛立煌。衛立煌要趙榮聲在上海等他，趙榮聲便托在上海的陳翰伯幫忙尋找工作，自己則回到家鄉探親。由安徽回上海時，趙榮聲在南京遇到了表兄張友鸞，張友鸞當時正在辦《南京人報》，請趙榮聲幫助。不久，趙榮聲遇到了已加入國民黨的前中共黨員袁曉軒（叛離中共時任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主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長期駐洛陽，因此熟知趙榮聲和衛立煌的工作關係），為甩掉跟蹤，趙榮聲來到甘肅蘭州，找到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隨後被安排在《西北日報》任社長。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蘭州前夕，蘭州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內戰，郭寄嶠準備武裝鎮壓，趙榮聲進行斡旋，爭取到事件的和平解決。

蒙冤受害

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蘭州後，趙榮聲和妻子靳明回到北京，找到原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文教部部長劉子久（抗戰前半期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兼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主任，了解趙榮聲當時的政治身份），趙榮聲遂被派到中華全國總工會文教部新聞發布組工作。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黨總支部要趙榮聲寫出簡歷，交組織審查。因為趙榮聲沒有辦法證實自己離開衛立煌回到老家太湖縣之後沒有自動脫黨的證據、證人，趙榮聲思想負擔沉重，覺得中共派他從事統戰工作11年，最後衛立煌卻當了東北剿總司令，被中共列為戰犯，逃往香港，感到自己沒有完成中共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只好寫了自傳和一份檢查交組織審查。後來，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黨總支書記找趙榮聲談話稱：「你的組織問題，我們不能承認。」「劉子久只能證明你過去（離開衛立煌之前）是黨員，不能證明你現在」。趙榮聲問：「難道我十幾年為黨工作全都不算數了嗎？劉少奇同志的意見呢？」黨總支書記稱：「少奇同志也不能證明」，「你10年沒有交黨費了，怎麼能算黨員？」後來趙榮聲得知，他們根本未詢問過劉少奇。由於失望、自責與內疚，趙榮聲此後一直未給中共中央及劉少奇寫信。

此後，他進入《工人日報》工作，曾任《工人日報》文藝部主任。在《工人日報》工作期間，趙榮聲寫出了《鞍鋼工人的雄姿》、《荊江分洪的壯舉》等報道。他對吳運鐸長期採訪，寫出了長篇通訊《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自1953年4月3日起在《工人日報》上連載。後來，趙榮聲撰寫的該文更名為《把一切獻給黨》並正式出版，署名為吳運鐸。1956年，趙榮聲獲評為中直機關先進工作者，《工人日報》黨組接納趙榮聲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

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對趙榮聲預備黨員轉正問題，開了六次批判會，最後宣布趙榮聲為「反黨分子」，開除出中國共產黨。1958年10月，趙榮聲被補劃為「右派分子」，一家三口被下放到山東濟寧，趙榮聲被分配到濟寧地區供銷社，在此工作了18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趙榮聲的「右派」獲得改正，恢復了政治名譽，恢復原工資待遇，恢復其1957年的中國共產黨黨籍，並正式調回《工人日報》社。1979年10月2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委作出了《關於趙榮聲黨籍問題的複查結論》，恢復其1936年4月以來的中國共產黨黨籍，並安排他擔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長。

晚年生活

1982年離休之後，趙榮聲撰寫了《回憶錄》，陸續發表了《沿着斯諾的足跡》、《一二·九運動中的〈燕大周刊〉》、《盧溝橋勞軍採訪記》、《為了燃起大別山抗日救亡的烽火》、《30年代燕京大學黨的活動》等回憶文章。趙榮聲還編輯了《一二·九在未名湖畔》一書。他的《回憶衛立煌先生》一書，詳細介紹了他在衛立煌身邊的經歷。

1991年4月，趙榮聲的腦血栓復發，從此入住醫院，神智清楚但失去語言及生活自理能力。1995年，趙榮聲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