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俠父
宣俠父（1899年12月5日—1938年7月31日 
），又名堯火，號劍魂，浙江諸暨人，中國共產黨黨員，革命烈士。[1]
生平
[編輯]1899年12月5日，生於浙江省諸暨縣湄池長瀾。1916年夏，考入台州的浙江省立甲種水產學校本科漁撈科學習。1920年夏，以總成績第一名畢業，被派往日本公費留學，入北海道帝國大學水產專業。在日本期間，他對社會科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產生很大興趣。1922年因參與組織反日活動，被日本政府驅逐回國。回國後，任教於浙江省立甲種水產學校，並與俞秀松、宣中華等人從事革命活動。1923年，在杭州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任團杭州地委秘書。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任學生會幹部、中國國民黨三中隊區分部黨小組長。後因與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不睦而離校。[1][2]
1925年春，奉李大釗派遣，宣俠父以中國國民黨黨員的公開身份，率領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到馮玉祥的國民軍當宣傳員，受馮玉祥尊重。同年10月，隨國民軍第二師（劉郁芬任師長）西征甘肅省蘭州。同年冬，宣俠父與張一悟等人共同創建中共甘肅特別支部，宣俠父還整頓了中國國民黨甘肅省黨部。1926年春，宣俠父任國民聯軍第三路軍總政治處處長。在陝西西安舉辦了西北軍政治工作訓練班，併到甘肅的藏族聚居區宣傳革命。1927年5月，宣俠父隨馮玉祥出潼關，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領中將銜。同年7月，馮玉祥擁蔣介石反共，宣俠父等中國共產黨黨員被「禮送」出境。[1]
1928年8月，宣俠父回到家鄉諸暨，與金城等中國共產黨黨員開展農民運動。同年9月，在諸暨城南滴水道院召開了中共諸暨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共諸暨縣委，宣俠父當選為委員兼軍事部長。同年底，中共諸暨縣委決定實行「二五」減租，他與其他中國共產黨黨員一起，首先組織全村的農民向諸暨縣政府請願，要求減租。同年秋，他參加領導諸暨縣農民減租抗租，迫使諸暨縣政府同意了農民的要求。[1]
1929年，宣俠父進入國民革命軍梁冠英部，擔任第二十五路軍總參議、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此時，他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陽翰笙取得了聯繫，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以「今秋」、「石雁」為筆名寫下了《西北遠征記》、《入伍前後》兩部長篇自傳體小說。1932年秋，宣俠父到張家口支持馮玉祥建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1933年5月，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宣俠父任該軍中共前線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兼任二路軍政治部主任、第五師師長。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失敗後，宣俠父與吉鴻昌等人在天津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1934年3月，宣俠父介紹吉鴻昌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陪吉鴻昌到上海履行了入黨手續。[1]
1934年夏，宣俠父奉調來到上海，化名「楊永清」，參加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是中央特科的負責人之一。1935年，化名「宣古漁」，赴香港從事統戰工作。宣俠父曾任中共華南工委書記，任內推動了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組織反蔣抗日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俠父任該同盟的不管部部長。1936年6月，李宗仁等人發動「兩廣事變」後，宣俠父任重建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師參謀長。後來擔任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悟州市委主任。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奉周恩來、葉劍英的電示，宣俠父到西安紅軍聯絡處任職。不久，到延安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1]
1937年9月，宣俠父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10月，被派駐西安，協助林伯渠主持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工作，在中國國民黨方面的高級將領中從事統戰工作。他撰寫的《游擊戰爭概述》一文令胡宗南稱許，曾許其以高官，但被宣俠父謝絕。同時，他還團結了孫蔚如、杜斌丞、趙壽山、楊明軒等陝西籍的名人，動員了許多青年赴延安。1938年3月，宣俠父安排丁玲等人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西安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對同為浙江諸暨老鄉的宣俠父在西安的活動深感不安，勸宣俠父赴法國留學，但被宣俠父拒絕。蔣鼎文遂借軍統之手殺宣。蔣介石根據軍統羅列的罪狀，寫下手諭「將宣俠父秘密制裁」。[1]
1938年7月31日，宣俠父在西安被軍統特務秘密綁架殺害。當時由於軍統西北區區長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第四科科長張嚴佛剛剛調走，西北區及第四科由第四科中校科員徐一覺負責。蔣鼎文轉奉蔣介石密令，直接命令徐一覺實施此次暗殺。[1][3]
宣俠父遇害後，周恩來曾三次向蔣介石追問宣俠父的下落，最終獲得蔣介石答覆稱：「宣俠父是我的學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殺掉的。」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時，為宣俠父舉辦了追悼會。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