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的女兒
| 伯格的女兒 | |
|---|---|
| 作者 | 納丁·戈迪默 |
| 類型 | 歷史小說, 政治小說 |
| 語言 | 英語 |
| 故事背景地點 | 歐洲  |
| 發行資訊 | |
| 出版機構 | Jonathan Cape (英國) 維京出版社 (美國) |
| 出版時間 | 1979-06 (英國) 1979-10 (美國) |
| 出版地點 | 英國 |
| 媒介 | 紙質書，電子書，有聲書 |
| 頁數 | 364 (精裝版) |
| 所獲獎項 | 中央通訊社文學獎 |
| 規範控制 | |
| ISBN | 978-0-224-01690-2 |
| OCLC | 5834280 |
《伯格的女兒》（Burger's Daughter）是南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丁·戈迪默所創作的一部政治歷史小說。該小說講述了南非白人反對種族隔離，志在推翻南非政府的故事。故事背景設定在20世紀10年代中期，聚焦於主人公羅莎·伯格 (Rosa Burger) 的生活。羅莎和她的父親萊昂內爾·伯格 (Lionel Burger) 都是南非共產黨（SACP) 的積極分子。故事深植於南非反對種族隔離的歷史，並廣泛參考了當時的真實事件和人物，如納爾遜·曼德拉以及1976年的索韋托起義。《伯格的女兒》於1979年6月由喬納森·凱普出版社在英國出版。然而，由於其政治敏感性，南非出版管制委員會在7月下令禁止該書的進口和銷售。不過，三個月後，出版物上訴委員會推翻該禁令，解除了對該書的限制。
這部小說以其獨特的敘事風格而著稱，通過不同的敘述角度展開故事，包括羅莎的內心獨白（通常是對她的父親或她的情人康拉德的思考），以及全知視角這兩個敘事角度。
戈迪默本人積極參與南非的政治鬥爭，並結識了許多活動人士，其中包括布拉姆·費舍爾——曼德拉叛國審判中的辯護律師。小說中的伯格家族被視為對費舍爾家族的一種映射，《伯格的女兒》則被認為是戈迪默對費舍爾本人的一種「隱晦的敬意」[1]。儘管這本書曾在南非被禁止出版，但仍有人秘密將其傳遞給了在羅本島牢房裡的曼德拉，他對這本書給予了「高度評價」[2]。
該小說在眾評論家中廣受好評。《紐約時報》稱，《伯格的女兒》是戈迪默「最具有政治色彩，但也是最感人的小說」[3]。《紐約書評》描述其敘事風格為「文筆優雅」，「字字珠璣」且「頗有上流社會之致」[4]。《哈德遜評論》的一位評論家表示，對這本書的看法十分複雜，「它沒有給閱讀帶來任何樂趣，但讀過之後，心情卻很愉悅」[5]。1980年，《伯格的女兒》榮獲中央通訊社文學獎。
情節概要
[編輯]小說的故事發生在1974年，即南非約翰內斯堡的種族隔離時期，主要以26歲的羅莎·伯格為中心展開。羅莎成長在一個積極支持推翻種族隔離政府的家庭中，他們的住所為任何支持鬥爭的人敞開大門，無論其膚色如何。與他們共同生活的還有一個名叫「貝西」[6]（南非俚語，意為小老闆）的黑人小男孩。在貝西的父親於獄中去世後，他被伯格夫婦收養，兩人如同親生兄妹一般共同成長。值得一提的是，羅莎的父母都是南非共產黨的成員，在她年幼時，他們經常被逮捕。羅莎在九歲時被送去和父親的家人一起生活，而貝西則被送到其他地方，漸漸失去了聯繫。
羅莎的父親萊昂內爾·伯格是南非荷蘭裔白人，同時也是一位積極參與反對種族隔離運動的活動家。他因叛國罪被判無期徒刑，三年後在監獄中逝世。早在羅莎14歲時，她的母親凱茜·伯格就已在監獄中去世。
在父親去世後，羅莎賣掉了空無一人的房子，搬到了康拉德的家中居住。康拉德是羅莎在她父親受審期間結識的一位朋友，也是一名學生。在康拉德的質問下，羅莎開始反思自己在父親的光環下扮演的角色。隨後，她離開了康拉德，獨自搬進了一套公寓，並開始從事理療師的工作。
1975年索韋托的一次朋友聚會上，羅莎聽到一名黑人大學生表示，白人的援助對他們來說無濟於事，因為白人不了解黑人真正追求的是什麼，所以解放工作只能由黑人自己來完成。之後，在索韋托，羅莎目睹一位老年黑人無緣無故地鞭打一頭驢，但她無法上前阻止。這一系列經歷讓她產生逃離的衝動。儘管羅莎擁有共產主義者的身份，同時還受到政府的密切監視，但她仍然成功獲取了護照，前往法國巴黎，並與父親的第一任妻子卡蒂亞共同生活了幾個月。在那裡，羅莎結識了來自巴黎的訪問學者伯納德·夏巴利爾 (Bernard Chabalier），並與他成為了戀人。伯納德希望羅莎能與他一同在巴黎生活。
在前往巴黎找伯納德之前，羅莎在倫敦逗留了幾周。她毫不顧忌護照上的規定，即一年內需返回南非，並公開承認自己是伯格的女兒。她經常參加政治活動，在一次活動中，羅莎偶然看到了貝西，然而，在她試圖與貝西交談時，卻遭到了對方的指責，稱羅莎並不知道他的真名（Zwelinzima Vulindlela）。貝西表示，他的父親死於獄中並非個例，許多黑人父親都在監獄中喪生。他強調自己並不需要羅莎的幫助。羅莎因為兒時朋友的話而沮喪和內疚，最終放棄了前往法國的計劃，決定返回南非。
回到南非後，羅莎繼續從事理療師的工作。1976年6月，索韋托學校的學生因教育水平落後和南非荷蘭語授課的問題爆發叛亂。他們肆意妄為，甚至殺害了白人福利工作者。警察對起義進行殘酷的鎮壓，導致數百人喪生。1977年10月，許多批判白人政府的組織被取締，其中的活動人士也受到牽連。1977年11月，羅莎被拘留。她的律師，曾經也是她父親的代理律師，預計羅莎會因推動被明令禁止的南非共產黨和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簡稱：非國大）的發展，以及涉嫌教唆和協助學生發動叛亂而被指控。
小說背景
[編輯]戈迪默曾在1980年的一次採訪中表達了自己對南非政治中「白人激進左翼分子」的崇拜，並且很早之前就萌生了寫《伯格的女兒》這本書的想法[7]。受布拉姆·費舍爾經歷的影響，戈迪默於1961年發表了一篇名為《布拉姆·費舍爾為何選擇坐牢？》的文章。費舍爾是一位南非白人律師[1]，因參與密謀推翻政府和推動共產主義發展而被判無期徒刑，最終在監獄中去世。他曾擔任納爾遜·曼德拉1956年叛國罪審判和1965年裡沃尼亞審判的辯護律師。作為許多激進分子家庭（包括費舍爾家庭）的朋友，戈迪默了解到這些家庭中的孩子們被「政治化培養」，以和父輩一同投身鬥爭，並被教導「鬥爭至上，個人第二」[6]的理念。小說中的伯格家族原型即為費舍爾家族，而費舍爾本人則被塑造為萊昂內爾·伯格[8]。
戈迪默雖未直接明示這本書寫的是費舍爾，但她表示，這本書有對費舍爾的「隱晦的敬意」[1]。在提交初稿到出版社之前，她徵求了費舍爾的女兒，伊爾莎·威爾遜（本名費舍爾）的意見。戈迪默解釋說，由於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很可能會聯想到費舍爾家族，因此她想讓費舍爾的女兒先看一看這本書。威爾遜在閱讀完畢後將初稿還給了戈迪默，並表示：「你所描繪的正是我們曾經的生活」[9]。
2014年7月，戈迪默逝世，威爾遜回憶道：「戈迪默的卓越之處在於，她能夠生動地描繪出一類人的生活，儘管她自己並不屬於那個群體」[10]。戈迪默在寫作中展現出驚人的能力，她不僅能與一些人產生思想上的共鳴，更能夠完全沉浸於某個人的生活當中，無論對方是聖人還是罪犯，男性還是女性，黑人還是白人[1]。
戈迪默對費舍爾的致敬也體現在《伯格的女兒》中對其著作以及公開聲明的摘錄[11]。小說中，萊昂內爾在叛國罪審判中的演講實際上摘自費舍爾在1966年審判中的講話[8]。由於南非法律禁止作者引用類似費舍爾這樣不允許被提及人物的言論，戈迪默未能在《伯格的女兒》中標明這些引用的出處。類似的情況還包括對南非共產黨和非法的非國大成員喬·斯洛沃 (Joe Slovo）的著作，以及索韋托學生代表委員會在索韋托起義期間起草和分發的傳單的引用。
戈迪默投身南非政治運動的契機可以追溯到1960年[10]。當時，她的朋友貝蒂·杜托伊特 (Bettie du Toit) 因參加貿易工會活動並成為南非共產黨成員而被捕[9]。與小說中羅莎去監獄探望家人的情節相類似，戈迪默也在現實中去監獄探望朋友[6]。戈迪默說，她最自豪的時刻不是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時（她將其中一部分獎金捐贈給南非作家大會），而是在1986年為德爾馬斯審判中22名被指控叛國的非國大成員作證，成功拯救了他們的生命[10]。戈迪默在非國大合法化之前就加入了該組織，並曾在家中藏匿數名非國大領導人，幫助他們躲避逮捕。
《伯格的女兒》的創作靈感源於戈迪默的一次探監。在眾多探望者中，她注意到了一名女學生，戈迪默猜想這名女學生可能是她認識的某位活動家的女兒。她對這個孩子此時此刻的心情和她所承擔的家庭責任產生了濃厚的好奇。[5]於是，小說的開篇就描繪了這樣一幕：14歲的羅莎站在監獄外，等待與她被拘留的母親會面。[12]戈迪默表示，像這樣經常經歷父母被逮捕和拘留的孩子，不得不每隔一段時間就承擔起照顧整個家庭的責任，這種生活必然會對他們的整個人生產生深遠的影響。她還指出，正是這些孩子們成為了她寫這本書的動力。[13]
戈迪默花費了四年的時間來撰寫《伯格的女兒》。她的創作始於「零碎的筆記」，「隻言片語」和「片段式的對話」。在那個時期，人們對南非共產黨成員的了解相當有限，因此搜集信息成為她撰寫這本小說的一項重大挑戰。戈迪默依賴於密友私下給她提供的秘密書籍和文件，以及她在南非生活的經歷來完成這部作品[14]。
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索瓦托起義爆發時，戈迪默正在創作這本小說，因此她修改了小說中的情節以與起義相呼應。她解釋說：「這個修改並不會影響羅莎回到南非的決定，但會影響整個結局」[10]。在這四年裡，戈迪默還撰寫了兩篇非小說文章，以此來緩解小說創作的壓力[15]。
戈迪默強調，《伯格的女兒》不僅僅是一部關於南非白人共產主義者的小說，它更是一種「社會責任」，體現自己作為作家對「生活的感悟」[16]。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曼德拉和費舍爾被判刑後，戈迪默曾計劃離開南非，但她最終改變了主意。戈迪默回憶道： 「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時候，即使我是一名白人，我在這裡也不會被接受」。就像羅莎一樣，作為一名白人，戈迪默也努力尋找自己在反對種族隔離解放運動中的位置，經歷着同樣的掙扎。
在1980年的一次採訪中，戈迪默表示：「在擺脫種族隔離的情境下，白人仍然面臨着巨大的挑戰，除非我們能夠被黑人社會所接受，或者我們能夠提出可以被接受的理由並且能夠與其共同塑造文化，否則，白人將會被邊緣化。」[7]
出版與禁止
[編輯]戈迪默明確知道《伯格的女兒》很可能會被南非禁止出版[6]。該書於1979年6月由喬納森·凱普出版社在倫敦首次出版後，副本也同時寄往南非。然而，1979年7月5日，南非出版管制委員會宣布禁止該書的進口和銷售[17]。禁令的理由包括「宣傳共產主義觀點」，「具有製造革命和叛亂的病態意圖」以及「對負責維護法律和秩序以及國家安全的政府當局進行數次大肆抨擊。」[7]
1979年10月，根據文學專家小組和國家安全專員的建議，南非出版物上訴委員會推翻了對《伯格的女兒》的禁令。國家安全專員的報告認為，這本書並未對南非的安全構成威脅。同時，文學專家們批評審查委員會「充滿成見且缺乏文學素養」，指出「他們並沒有準確解讀原文，而是通過引用超出上下文的內容扭曲事實，斷章取義；他們沒有像對待一部文學作品一樣對待這本書籍，而是直接或通過暗示，抹黑了作者」。[11]
儘管這本書的限制被解除，但上訴委員會的主席仍對一名記者表示：「不要買（這本書），它沒什麼閱讀價值，寫得很糟糕……這也是我們最終讓這本書通過的原因。」上訴委員會將該書在攻擊白人和南非政府方面的描寫形容為「片面的」，並得出結論：「最終……這本書並不會帶來顛覆性的影響，而是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10]
戈迪默對此回應道：「我並不關心審查委員會的意見，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正確閱讀和理解這本書；同時，我也對文學專家委員會的言論不感興趣，因為兩者都是審查體系的一部分。」她在寫作時並不會關心審查制度，而是更注重願意傾聽的讀者們[1]。她將小說解禁歸功於自己的國際聲望和這本書在海外受到的「高度關注」。[16]許多知名作家和文學組織都對該禁令提出抗議，包括艾瑞斯·梅鐸、海因里希·伯爾、保羅·索魯、約翰·福爾斯、弗蘭克·克莫德、美國出版商協會和國際筆會。然而，戈迪默反對解禁這本書，因為她認為政府試圖通過給予她「特殊待遇」來平息她的不滿，並表示，如果她是黑人，結果將截然不同。[18]儘管如此，她也將這一解禁視為對其他作家的「某種先例」，因為她在書中真實引用了一份由1976年索韋托起義的學生起草並分發的傳單的副本，[12]而當局曾對此進行禁止。戈迪默表示，在未來，審查機構將很難壓制類似的「違法行為」。
雖然《伯格的女兒》在南非被禁止銷售，但仍有人將這本書的副本偷運給了當時在羅本島監獄裡的納爾遜·曼德拉。後來傳來消息說，他對這本書「評價很高」。戈迪默表示：「對我而言，這比其他的意見都要重要」。[2]曼德拉還請求和戈迪默見面，她多次申請去島上拜訪曼德拉，但都遭到了拒絕。1990年，曼德拉獲釋時，戈迪默親自在監獄門口等候[9]，因為她是曼德拉最渴望見到的人之一[1]。2007年，戈迪默給曼德拉寄去了一份題詞的《伯格的女兒》，替代了當時被偷運進監獄中的副本。在題詞中，戈迪默對曼德拉給予這本書的高度評價表示感激，並感謝他「不懈領導鬥爭」[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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