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张九龄

关于古人使用旧历虚岁纪年，今人使用新历实岁纪年的建议

先举两个例子：

1.唐开元贤相张九龄，生于高宗朝，而出生月日不详。古来多据新旧唐书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本人注）病卒，年六十八”逆算，谓其生于高宗咸亨四年（673年）。而同时代徐浩《张文献公神道碑》言，文献公“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廿八年五月薨”，逆算则为仪凤三年（678年）生。新旧唐书皆成书于五代后，历史价值尤劣于唐时记录。是以张九龄生于仪凤三年为是。而今有人编史时，大书“张九龄享年六十二”，谓之从徐浩碑铭；而仍言“唐书载‘张九龄卒年六十八’”。作者居然能把古人的原话从“六十三”改成“六十二”，这put new words in 古人's mouth的穿越行为姑且不论；而上下文对勘后，则产生十分奇异的效果：唐书记载的张九龄享年大于徐浩记载的享年6岁（68-62=6），而为何换算成新历后，生年相差只有5岁（678-673=5）？还是原因出自新旧唐书的记载“卒年六十八”不符合周岁记载主义，所以我们也应该替唐书把它改过来，写唐书云，张九龄“卒年六十七”以符合数学逻辑（即我们需要把所有古人的年代记载统统改变，将改窜进行得彻底）？

2.苏轼生年当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而新历跨年为1037年1月8日。旧史记载多著年不着月，则皆以苏轼为景佑三年生。若贸然采取“1037年生”之说，则不但查阅宋史、通鉴等等一切古籍记载，皆会产生相差一年之错误；更于苏轼平生之著作，如《送沈逵》诗云“嗟我与君皆丙子”，《赠长芦长老》诗云“与公同丙子，三万六千日” ，都将不知所云，因1037年岁次非丙子，乃丁丑也。苏轼诗文谓“与我同年”者，实指丙子非指丁丑；自言“生十年”是指庆历五年（1045）而非1047（1037+10？）；“余年十七”是当皇佑四年（1052）而非1054（1037+17？）。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新旧历之间疲于换算，徒增不便，有百弊而无一益。是我等记载苏轼生年，不着月日时，当言“景佑三年生”；若言及月日，则明其为新历逾年，1037年1月8日生。

盖中国之使用新历，自民国元年政府布告起，遵从“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亦不当强迫古人年龄使用新历，从如实著史的角度来说，更不得替古人捉刀代笔，改窜前人记录以适我意。

今为统一年龄记载，便于查阅对校古籍起见，杜绝因新旧历换算不一而引起的年代错误，同时遵从“以同时代人记载为准”“不替古人更改古人文章字句”的大原则，兹建议辛亥前（清宣统三年，西历1911年末）物故者一概使用旧历虚岁记载生殁，间辅以西元年代注记以图现代读者之便；民国后出生者以新历实岁为则。

有不同建议者请附于此，庶几得知众意。Yume149 (留言) 2011年10月24日 (一) 07:34 (UTC)

关于条目内“争议”一节

关于条目内“争议”一节，许多内容似乎应放再讨论页为宜，例如以下文字：‘“张九龄及其提拔王维、孟浩然之流，文章好名声好，但能力不足”、“张九龄论谋略也不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需要补正来源。’很明显是在讨论条目的编辑细节，而非百科之本身内容。这些内容多由IP：69.127.113.244贡献，内容根张九龄其人无明显关联、而对于条目编辑有讨论助益者，我先移来此处。以免条目内容过于紊乱：

今有人认为张九龄并非北人官宦之后。称“明代中叶岭南主要城市周边依然是未汉化土著，至今仍存在大量带洞的地名，洞、峒在唐代是南方蛮夷居住的村寨，原指群山环绕的一片洼地，人聚居其中，平地建村、依山筑寨及梯田，北人官宦之后即使不北返也会住韶州城之类城中，不会住在洞中与洞蛮为伍。”

有一种说法是张九龄能力不及为相19年的李林甫（《旧唐书李林甫传》：“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并称《旧唐书李林甫传》：“及国忠（杨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查《旧唐书》李林甫传云“天下以为冤”者乃杨国忠“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阿布思妻因冤罪没入掖庭，为倡佐宴乐，虽和政公主不忍睹，又何况后代史臣。此处非因李林甫而起。

《新唐书》说明，李林甫本人寿终正寝于权势滔天之日，而死后“家属徙岭表，坐累者数十人”。所以“天下以为冤”，主要是为了李林甫长子将作监李岫（李岫“常怀满盈之惧”，曾婉转规劝其父勿多为恶），而恐非为李林甫本人感到冤枉（既善终，何冤之有）。唐玄宗在西蜀偶忆李林甫，称彼“妒贤嫉能，举无比者”，是任用者亦心知肚明，唯惑溺其矫饰。

如明世徐阶诬构严世蕃通倭，议论谓死非其罪。盖奸佞专权每自皇帝默许，助君之过杀害忠良（在严世蕃则杨继盛、沈炼，在李林甫则太子瑛、李适之、韦坚、王忠嗣以下王侯将相不可胜数）即罪大恶极，当死国法。元世王著矫命杀阿合马，天下但额首称庆，喜为国除害，无暇他顾。

又《剑桥中国隋唐史》言：“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订和整理全部法典。...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标准化的、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活动。在唐以后历代皇帝时期，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剑桥中国史》不当作为一次史料否定新旧唐书。《唐六典》旧题为“御撰”、李林甫等奉诏注，实为开元以来的历任宰相（包括张说、张九龄等）带领众多集贤院学士历时十数年所共同编撰，仅成书于李林甫宰相任内而已。

“张九龄及其提拔王维、孟浩然之流，文章好名声好，但能力不足”、“张九龄论谋略也不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需要补正来源。

无证据太子李瑛是张九龄的政治同盟。太子，国之储君；九龄，国之大臣。大臣于储君宁有私盟者。

张九皋事当入其人自身传记。

李林甫谄媚武惠妃（自言“愿助寿王为万岁计”）以入相，绝公论快私心，借国宪饱私囊，使忠良骨寒19年。为杜绝将领入相扶植安禄山，养大乱倾国家，巧取豪夺，引盛世入衰世。为宰之道何足法后世，至言张九龄必与之比。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张九龄无才当斥，裴耀卿、李适之皆不见容，何也？李林甫自以善类为政敌而。

元和十四年（819），即安史之乱结束后56年，历尽艰辛又重新恢复藩镇统制的唐宪宗（唐玄宗的五代之后）与其时的宰相崔群对玄宗朝治道的得失有一番讨论。《资治通鉴》卷241《唐纪五十七》载：“乙巳，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而权倾朝野的皇甫镈复深恨崔群。知国之盛衰、朝之兴替，皆在使忠良得进，谏诤得闻。—以上未签名的留言由Hannyi（对话｜贡献）于2019年4月23日 (二) 02:56 (UTC)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