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病中国大陆疫情相关争议

有关此主题的更广泛信息，请参见：2019冠状病毒病中国大陆疫情和2019冠状病毒病中国大陆反应与影响。

2019冠状病毒病中国大陆疫情相关争议，介绍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各界对中国大陆各地政府及医院应对、大型文化及旅游活动举办与防疫措施等的争论。

地方政府疫情应对相关问题

主条目：2019冠状病毒病中国大陆地方政府疫情应对相关争议

习近平主导清零政策的争议

参见：对习近平的公共政策争议

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清零政策，实行长期的严格封控应对新冠疫情，在2022年下半年已经出现民间反抗，比如北京四通桥抗议、郑州富士康抗议和广州市海珠区抗议，部分地区也出现被封控小区的居民强行拆除封控设施的情况。在2022年11月24日的乌鲁木齐火灾后，全国各地爆发了“白纸运动”，甚至一度有集会群众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最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2022年12月7日公布了“新十条”，结束了持续三年的“动态清零”防疫策略。

医院疫情应对相关争议

医院接诊及病床容量问题

1月17日，东网及台湾《苹果日报》等媒体报导指，有一位武汉网民在微博发文，称一家三口均疑似感染肺炎，其中父亲获金银潭医院收治隔离治疗，但他与母亲则被院方以无床位为由被拒收。述指武汉同济医院“内充满发热病人”，医院还要求肺炎病人回家自行隔离，质疑当局延误治疗，此微博随后遭删除。

1月21日，英国《卫报》以一宗肺炎患者火化案例为题，在未普遍开展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检测的情况下，以此单一案例指出因误诊而在1月初即病死的其他病患与家属的困难，并质疑实际感染及死亡案例很可能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公布的数目。

1月22日，《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指有综合医院骨干医生透露，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检测盒以及专用隔离病房不足，有医生在社交网络上担忧疫情被约谈。《三联生活周刊》报导指，亦有曾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自认都是2019冠状病毒病患者的夫妻二人指卫生部门在关停海鲜市场、进行市场商户病情筛查时，医生称二人情况轻微、无需隔离，只需每天来打吊瓶、9天一个疗程，并指武汉“好多医院都不收海鲜市场的病人”。《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又指，有三甲医院主任医生认为1月初就应该面对现实，严阵以待，这样疫情本不会如此严重。

1月23日，《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形容武汉医院已经是一床难求，引述患者指多人无法入院，只能回家隔离；《新京报》报道说有以“病毒性肺炎”名义收治的患者直至死亡亦未能等到机会确诊是否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有“病毒性肺炎”患者家属指无法得知患者所患是否2019冠状病毒病，有诊断“呼吸道感染和病毒性肺炎”及有“不明肺炎患者接触史”者仍然未被隔离治疗；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公布一线医生提供之讯息，说发热患者数量多到无法及时收治，收治病人检测不及时导致交叉感染，医务人员未集体食宿令传播管道未切断。《人物》在3月采访了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关秀丽，她提到1月21日门诊开放首日门诊量1700人，最高峰时2400人，接诊量甚至达到同批医院的两倍，平时运转顺畅的供应机制面对暴涨的病人，已经崩溃。急诊科有个留观室，只有8张床；还有个抢救室，本是5张床，最多的时候摆了50张。还不够，就加椅子，医生不坐了，把椅子全给病人。最后连椅子都没了，病人就躺在站着看病的医生旁边。有人有了经验，上120时自带躺椅。有人什么都没有，关秀丽找了装仪器的泡沫和纸箱子，好歹在地板上垫上一层。有的病人睡在走廊里，抢救在走廊里，去世也在走廊里。

1月23日下午，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市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答复指，目前全市发热患者增多趋势明显，确实存在发热门诊就诊排长队、留观床位紧张的现象，宣布整体征用武汉市汉口医院等七家医院，其门诊部全部作为发热门诊集中接诊全市发热患者，新增3000张专用床位。武汉市卫健委指，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病原样本检测依法需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相关样本的检测、运输等必须符合生物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并在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检测及研究，且1月16日之前湖北省没有检测试剂盒，相关病例需送往北京检测，因此标本送检速度较慢，影响到快速诊断。目前病例样本检测效率已由每日200份提升至每日2000份。

1月24日（除夕），《南华早报》报道，武汉当地人的担心程度越来越高，许多人开始使用社交平台来发表自己的恐惧、担心和对政府处理疫情方式的抱怨。有一位匿名接受采访的医生表示，当地医院并没有足够的医生来处理如此大量的疑似病人，许多病人想要做核酸检测，但这完全不可能。一名叫陈慧芳（音）的家属接受采访时说，她的妈妈已经确诊且双肺感染，但她辗转5家医院均被拒绝入院，所有医院都表示没有多余床位。

1月24日，now新闻台播出已被删除的网络短片，显示身穿防护衣、戴着N95口罩的人打电话时情绪失控，上载者表示医疗物资跟不上，身心超负荷，同医院另一名医生其后向《北京青年报》证实影片属实。留守武汉的香港有线新闻《有线中国组》记者采访疑似病患，病患夫妇说他们因缺乏试剂盒一直未能确诊，一人已经咳血，“医生积极的希望我们马上住院，不过他说无能为力，因为现在医院全部是满了，他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到其他医院去住院”；而他们认识的一家五口一家七口都未能隔离，太太的爸爸直至肺部感染离世都未能确诊是否2019冠状病毒病。

1月25日，《中国经营报》报道指，武汉专门收治发热病人的各大医院人满为患，有患者排队时间达8个小时。美国全球卫生问题前高级研究员劳丽·加勒特认为，“医护人员很难阻止病人和家属涌入，传染性病毒的（院内）传播是无疑的”。而一名微生物学家则期待火神山医院的建成能令重症病人获安置，病人间传播被控制，社会情绪得到安抚。

1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访问，建议病人不要都涌入发热门诊，因为冬季流感高发，难以区分感染冠状病毒或流感；同时指为降低相互传染，建议将发热门诊移至公园等露天地方。

1月31日，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访问，表示疫情应对各方面均不能说充足，武汉正千方百计增加病床，但乙类传染病对病床及医院要求高，令床位增加速度未如预期；随着患者增加，医护人员亦紧缺，惟全国各地增援到达后有一定程度缓解；期待火神山医院及雷神山医院建成后能大大缓解压力。

2月1日，《财经网》发表题为《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的文章。《财经网》记者透过采访十多个病患家庭及查询定点医院，指武汉的医院“一床难求”状况仍然存在，无床位收治的病患不计入怀疑个案，且病毒核酸检测试纸紧缺，有医生怀疑甚至“明确说了”是感染者的人也一直未能确诊，甚至直至死亡亦未能住进医院确诊，未统计进官方通报的病例数字，只能算“普通肺炎”或“肺部感染死亡”。《财经网》质疑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患者或死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患者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但该文章在微信很快遭到审查系统删除。此外根据法新社照片显示武汉街头出现伏尸。中新社则表示称根据武汉官方回应，死者生前未确诊2019冠状病毒病。2月1日前后，位于武汉司门口的高架桥上，一名男子跳桥自杀。有网友称，男子生前因感染病毒，怕传染家人，而医院无床位，在外面暂住，最终自杀。2月2日，又有网友声称，位于武汉的太子湖出现自杀事件。多维新闻表示两起自杀事件无法得到证实。

同日，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蒋荣猛对中国中央电视台承认床位依然紧张，有病人仍在轮候住院机会，但相信问题会较快解决，同时提及武汉3间医院增加了1000张重症监护室的重症床位，并新增“方舱医院”3400张轻症隔离床位。

2月4日，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蒋荣猛对中国中央电视台表示试剂盒充足，已有10万人份，早前问题主要是检测时间太长，而检测时间已由3-4日缩短至1日，部分医院已可自行检测，无需送第三方机构检测。

2月5日，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胡立山在记者会上承认病床供需矛盾还比较突出，很多患者未能住进指定医院得到良好救治，形容是一个“堰塞湖”，“说真的，我们感到很痛苦，感觉很揪心”。同日，湖北下令全省医疗机构用最大努力收治怀疑及确诊病例，不能收治的须登记及通知县市区指挥部或辖区转运队转运至集中隔离点，确保所有个案“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违反者依《传染病防治法》追责。

2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记者会上表示经过排查，截至2月8日有1499名确诊重症患者未能入院治疗，10日中午已全部安排入院。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表示，截至2月8日，武汉市在开展的入户排查工作中户数排查的百分比达98.6%，人数排查的百分比达99%。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肯定了社区入户排查。武汉市政府公布的这一比例招致了怀疑。有新浪微博网友表示自己是“那剩下的1.4% ”，受到逾千点赞，被平台标记为“热门”。湖南省“红网”翌日刊出评论，引用网络上的大量质疑，表示或许对99%的人数排查比“要打一个问号”，认为应关注及回应这些民意“杂音”，真正做到不漏一人。

10日，香港电台《铿锵集》指1月底时微博上有大量武汉及湖北人求助，说自己有症状而不被收治，当时访问到数位被迫在家“自我隔离”的患者，患者表示最怕在家传染给家人，而其中已有人全家感染。11日，香港有线新闻《有线中国组》报道称武汉仍有疑似病人未获床位收治，而武钢二医院等医院医疗条件恶劣，有家属收到患者电话说入院后未有得到任何医疗照顾，家属前往医院送药亦被拒绝；家属还说加入了病患微信群组，这间医院很多人都反映无人照顾，连对情况紧急的病人都无能为力，质疑“应收尽收”只是依中央命令行事，但收进去只是关起来，并未解决实际问题。

2月15日，《财新网》报道仍然有少量肺炎患者未被“应收尽收”，有的已经传染家人，而有的已经在求助过程中过世。记者访问多个社区隔离点，发现有医护人员统一发抗病毒口服液及中药制剂，但就无对症治疗，亦有隔离点缺少水电；有隔离点患者病情恶化仍未等到转院，有家属质疑隔离点条件差，会加重病情。

《柳叶刀全球卫生》编辑决定撤稿

2月26日，广东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在《柳叶刀》发表通讯，称武汉当地物资和人员依旧短缺，希望国际医务工作者前来援助。两名医务人员在文章末尾呼吁，虽然已有大量国内医务人员自愿来到武汉进行支援，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帮助。《财新网》在报道时表示，在外省医护人员大幅驰援的情况下，湖北救治仍然“紧绷”。当日，作者主动撤稿，并表示这则通讯不是第一手资料。

医疗机构物资短缺问题

自疫情在中国大规模暴发后，人民网、中国经营网、中国新闻网等多间传媒均报道武汉或湖北各地医院内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各类医疗物资短缺。《纽约时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指武汉多间医院绕过上级主管部门武汉卫健委，在社交网络上发出呼吁，表示物资不足，请求社会各界捐赠及援助；《新京报》及《中国青年报》则指部分民间捐赠的物资因不合医用要求而未能使用。有湖北荆州市一线医护向《财经》透露，由于官方最初表示疫情“可防可控”及无人传人迹象，医院未能及时准备物资，令物资捉襟见肘。

1月26日，中共武汉市委就武汉市医疗物资紧张情况回应指，武汉市已到货并协调运送防护服1万件、N95口罩8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507.42万只、护目镜0.42万只，物资配备基本充足，紧张情况已得到缓解。下一步将按照轻重缓急，科学合理进行调配。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则在记者会上就湖北省物资供应问题表示，湖北省1个月估计需要300万件防护服，全国生产能力未能满足需求，表示除中央储备外，正寻求采购海外的防护服及口罩等装备。

1月2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举行疫情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王晓东介绍，湖北省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现在特别紧缺，尽管通过各方面努力，紧缺有所缓解，但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目前正千方百计缓解缺口。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周先旺表示，此前在武汉最紧张的防护服，已得到全面缓解。英国广播公司（BBC）翌日批评湖北省、武汉市两级政府口径不一，又引用会上2次口罩数字口误及递纸条，认为“中国官员管治能力低下”，令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再受质疑，《联合早报》亦指记者会引起网民批评。武汉市长周先旺其后在接受央视访问时就此事回应指，“省长是全省的省长，他想的是全省的事。我是武汉市的市长，我想的是武汉市的事。”

1月27日，《财新网》报道武汉已优先将防护物资供给9间定点医院，在定点医院防护物资有所缓解，但仍非常紧张及依赖社会捐赠，而61间指定发热门诊则更为紧张。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记者会上，就武汉市防护服紧缺问题表示受春节假期影响，供需矛盾较突出，防护服仍存有一定困难，为满足武汉需求，正在加紧调度。

1月31日，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访问时，就武汉物资紧缺问题表示，随着外界支援，物资紧缺有所缓解，但防护服、护目镜、N95口罩等所有医用物资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不能时时刻刻保证充足，需要每天调度，在中央帮助下正多方筹措。“就协和医院来说，它可能也和我们其它医院一样，可能现在还有，大家担心两个小时以后还有没有，三个小时以后有没有”。

2月1日，《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武汉一线医护，医护指医院防护等级未获批准是无法擅自上调，令武汉在一月中旬没有一间医院上调防护等级，一月中旬成为最多医护人员感染的时候。

2月1日下午，应武汉市应急管理局请求，湖北省应急管理厅调集金汇通航湖北分公司直升机，前往仙桃市接收捐赠的医疗物资，并空降湖北武汉新华路体育场，以定向为武汉协和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等医院提供物资。

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口罩产能已恢复60%，惟医用防护衣及N95口罩等重点医疗防护物品供应仍紧张，口罩等物资产能未满足需求，只能优先保障湖北及重灾区武汉。同日，身兼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开会时强调要确保物资供应稳定，紧缺物资实行国家统一调度。

2月6日，湖北副省长杨云彦在记者会上表示已有10596名来自其他地区的医疗队员在湖北展开救治工作，惟医护人员仍然非常紧缺，有9个市州请求支援，保守估计缺少2250名医护人员；又表示医护缺口与物资有较大缺口情况有关联，因防护物资不够，令病房病床无法充分开放，进一步加剧医护人员缺口。

2月8日，据第一财经报道，中国主要的无纺布、医用防护服生产基地之一——湖北省仙桃市许多相关企业2月3日以来被勒令停产，主要原因原先从事外贸订单生产的企业没有内销资质。以医用防护服为例，有生产能力但主要供应出口订单的企业大约在100家左右，而“仙桃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企业生产组”公布的可复工企业名单中只有10家。

2月11日，湖北卫健委在官方微信发文，指疫情严峻，工作繁杂，一线医护人员物资仍有较大缺口，刊出武汉20多间医院接受捐赠公告，列出需求情况，请求社会各界捐赠支援。

2月13日，香港有线新闻《有线中国组》电话访问到武汉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得知政府保障关键物资有供应，惟其他物资仍然要靠捐赠，另外访问的儿童医院及第一医院都说缺物资，金银潭医院职员表示急救设备也缺。而武汉同济医院职员则称武汉封城3个星期，尽管政府调动物资支援，问题依然未解决，被问及武汉曾说绕过红十字会捐赠有机会违法，职员就说没办法，违规也要做，“不能让医护人员裸著上吧”。

患者转运与遗体处理问题

1月24日，有一位ID为魔女小希的网友在微博发布了一段带有解说的视频，视频中似乎展示了医院发烧病房的走廊挤满了病人，需要医护人员的照顾。录像还出现了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以及小希称无人处理的尸体留在走廊的临时病床上无人处理。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1月25日发布的消息指，“经核实，相关视频为配音再制作，情况不属实”。不过在《南华早报》1月25日对当事人的采访中该网友仍称相关医院存在尸体无人处理的情况，“我把一包纸巾交给护士。她在哭泣，试图让一些人来搬走尸体，但没人回应”。1月30日及2月8日，《新京报》及财新网等多个媒体报道中提及病床上或尸袋中的患者遗体有时会需要十多个小时乃至1天才能被运走。

2月9日晚，《环球时报》记者跟随武汉的重症病人转运，发现过程混乱，有乘客没有座位，运载巴士亦不符合防护标准，司机除了戴口罩外没有任何防护，且收到的指令前后不一，而工作人员未跟车协助及安抚，令患者情绪失控，患者在医院附近下车后亦无人对接；工作人员对记者的解释则是司机不听指挥，病人无法及时入住是医院手续繁杂。新华社报道，翌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约谈武昌区区长余松，指事件中未跟车的党员干部“行为十分恶劣”，要求区道歉及问责，随后又约谈副市长陈邂馨及洪山区区长林文书，指民众反映的问题线索众多，要求落实及整改。2月11日，武昌区政府领导来到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监护病房，向2月9日晚未能及时妥善安置的重症病人代表当面道歉。相关街道负责人也逐一对受影响患者电话道歉，对受影响患者家庭逐一道歉。

其它重症病患者就医问题

2月17日，《新华网》报道，在武汉、随州等地多家医院或被征用为发热病人收治医院，或为防止交叉感染而暂时关闭肿瘤科、血液科、血液透析中心等科室，一些急需化疗的癌症患者、急需输血的白血病患者、急需接受透析的尿毒症患者等非2019冠状病毒病危重病人，陷入了求医无门的困境。

2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武汉的医疗资源因2019冠状病毒病过度承压，急危病人的正常诊疗被打乱。需要化疗的癌症患者，需要透析的尿毒症患者，急需手术的突发心梗病人……无法保障即时治疗。自2月2日以来，各个医院急诊大厅中一度塞满了疑似2019冠状病毒病患者，其他患者收治面临两难。交叉感染难以避免，“先抢救过来，再去治2019冠状病毒病”也成为不得已的现实选择。同时医疗资源挤压，医生几乎都去了一线，没有医生，急需手术的突发疾病患者很可能会耽误治疗，化疗和透析患者的需求也被压缩。

2月29日，《津云》报道，武汉封城后，武汉市的艾滋病人因封闭管理无法到达金银潭医院等指定医疗机构领取药物。有志愿者代替领取但被警察拦住，执勤人员拒绝查看志愿者出示的疾控、医院提供的证明，“可能会被扣12分，并在车辆年检时进行处罚”。有艾滋病患者无奈之下向湖北省政务网和武汉市长热线打实名投诉电话。

武汉市中心医院疫情应对相关争议

1月2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部分医生接到医院监察科警告，被批评“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导致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要求医务人员间不许公开，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方式谈论病情。3月该院一位在医学影像科室工作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被叫去谈话的，远不止李文亮和艾主任。“我们医院很多人被院方叫去谈话，说不能发什么”。同时，院领导通知每个科主任，逐个电话告知每个同事，一律不得外泄病毒的任何消息。

1月3日晚，武汉市中心医院紧急召集各科室主任开会。会上强调要严明纪律，“讲政治、讲纪律、讲科学”，不造谣、不传谣，各单位看好自己的人，严明保密纪律，要求医务人员不得在公共场合透露涉密信息，也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相关病情。同时医院领导在开会的时候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赵辰称。许多在一线直观感受到事态严重性的医生，还是多次请求院领导在院区内开展预防工作并在医院内部示警，但院方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1月中旬，武汉市中心医院领导不允许一线医护在接诊的时候穿防护服，戴防护面屏。“当科室主任因为戴着口罩开会而被医院领导训斥之后，我们急诊科的一些医生只能偷偷进行自我保护了”。

1月23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全院物资告急，职工以个人名义去求援，受到了院方的阻拦，不许私人募捐。后来形势逼人，可以募捐，但物资分发混乱，出现各种乱象，比如拉来的东西收不进去、交接的人消失，甚至拉来的物资也不要。

1月2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表示除夕夜查房，连鞋套都没有，是用垃圾袋套脚。口罩最紧缺的时候，里面戴个工业N95，外面再套个外科口罩。至于行政职工，不属于一线，领过一盒口罩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上班的口罩也是自己找人买的。

2月初，武汉市中心医院，一面是院方无法为一线医护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一面院方又拒收一线医生自己去公开募集而来的防护物资，许多捐赠的防护物资，刚到医院就被院方给拒收了。“临床一线医生别说防护服，连普通外科口罩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位同事拉来了一批德国商会捐赠的防护物资，院领导以这批物资不符合红十字会要求为由拒收，沟通无果后，这批物资经华科校友会的协调，绝大部分被转送给了武汉市四医院和武汉市协和医院，他们欢天喜地的接收了，我们的心却在滴血”。

2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在微信群里说，联系了一千斤大米，“医院竟然不要”。

2月中旬，武汉市中心医院有一个负责对接捐赠事宜的医生群，上述微信群中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把雨衣改造为防护服，“据说防水泼溅没有问题，就是看材料的透气性”，还有医生设计了一套“雨衣消毒方案”。“那阵子真是弹尽粮绝了，穿什么的都有。”有医生把家里的垃圾袋拿去医院当雨衣，用它裹住手脚和脖子。这个问题，直到外地复工、外地医疗队进入医院，才解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疫情应对相关争议

疫情统计、信息公开及调查

对于有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隐瞒疫情，曾去武汉考察的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未隐瞒任何疫情。

1月21日，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柏林夏里特医院病毒研究所所长德罗斯登，他称根据基因序列来看这是一种新型病毒，不然光从序列就看得出来，可知中国没有隐瞒疫情。

2月5日，《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冠状病毒疫情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名誉教授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批评湖北及武汉两会期间，通报的新增病例数量一度未增加是不合逻辑，认为中国有隐瞒及应该受到谴责。香港电台则指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被问及此番言论，回应若中国有隐瞒疫情，确诊病例相信会较现时更多，同时认为现时检讨疫情初期有否犯错是于事无补，世卫可在事件过后再调查检讨。

4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接受天空新闻访问，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机构提出，请求加入中国正进行的病毒源头调查工作，但均被拒绝且未提供合理理由，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掌握的资料，病毒是源自中国武汉，相信为自然产生，非人造。他并质疑中国官方1月2日至1月16日期间，共41人确诊的统计数字，指这类流行病的确诊个案不太可能停留在这一数字，认为针对这段时间的调查是非常重要。

6月2日，美联社引用数十场访问及取得的内部文件与录音档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内部官员对中国拖延公开疫情及提供的信息不足感到不满及受挫，他们选择公开赞扬中国，是想满足中国，以获得更多信息。报道取得的资料显示，中国有3个不同的政府实验室完全破解基因序列，却在1个多星期后方选择对外公开。录音显示，1月6日，世卫内部会议上有官员抱怨中国未提供足够资料，难以评估病毒有效人传人的程度，亦不能评估对全世界风险几高，白白浪费时间。在另一场会议上，世卫驻华代表高力指中国政府直至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前15分钟，才告知世卫相关信息。世卫的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克尔克霍夫则表示，他们获得的信息太少，无法做出适当规划。

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英文版官网更新内容，证实2019年12月31日世卫组织是根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才得知武汉出现肺炎病例，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通报。中文版之后才更新相关描述。

诊疗标准

2020年1月26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中国官方通报的新冠肺炎确诊数字一直低于专家评估是因为新冠肺炎病例需要通过三个阶段才算确诊。除了需要当地医院诊断为阳性以外，还需要通过专家组做出基于临床诊断的结论，最后将样本送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为阳性后，才算为确诊。RFI认为，虽然过程看起来相当严谨，但是这其实是将诊断权交在国家卫生部门手上。如果没有中国疾控中心的确诊，病患只会被当做是疑似病患看待，一切医疗费用都得自行承担。其结果就是低估了确诊人数，以及有大量患者没有被及时隔离和治疗。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则向财新网表示，早期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诊断标准是“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全基因组测序，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全基因组测序”；1月1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调整了诊断标准，“确诊病人的数量就急剧增加了”。据中国青年报下属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报导，武汉的医生表示2020年元旦后，院领导曾拿着一本白色的手册向他们口头传达不明原因肺炎的上报标准。该手册由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但国家卫健委的专家表示早先并不知道该手册的存在。武汉市卫健委又发布过一本绿色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由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和湖北当地专家大约在1月3日前后共同制定，但受访的武汉医生均表示未曾见过。白色手册相比于绿色手册多了一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受访医生均认为标准过于严苛。

1月28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三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首次提出无症状感染者的概念，与确诊病例分开报告。2月5日至7日的几天内无症状感染者被算入确诊，但此后又分开报告。早期无症状感染者数据均不公开，直至2020年4月1日才被列入每日通报。

3月3日，《香港01》评论称，无症状感染不等于确诊，有“搬龙门”之嫌。 3月22日，《南华早报》报道，至2月底中国有约43000名无病症确诊者被隔离，但这些确诊人数并未计入官方的确诊数字。

死亡标准

自2022年12月7日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新十条”防疫措施后，官方通报的死亡病例数据和火葬场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引发舆论质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在中国国务院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官方仅会将冠病阳性并死于呼吸衰竭的患者记作冠病死亡病例，死于其他基础疾病的感染者并不计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助理教授马泽尔认为这样会遗漏很多病例。而亚太临床微生物学与传染病学学会会长Paul Tambyah表示，中国采取的标准和新加坡类似，这些国家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冠病致死”定义采取了较为保守的诠释。相对于中国官方整个12月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只有10人，英国医疗数据公司Airfinity则估计每日的死亡人数达9,000人 。

对疫情传播的估计

1月29日，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等多单位共同完成的论文，发表于SCI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一时之间把该单位推到了风口浪尖。作者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以及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人。被广泛质疑的原因在于这篇论文提到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

这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称，2020年1月1日前发病的病例中，55%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相关，而在此后发病的病例中，仅8.6%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相关。且根据论文中的一张图表，大多数最早的病例均报告了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但从12月底开始，与华南海鲜市场不相关的病例便呈指数增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发生人际传播。上述研究还显示，2020年1月1日之前，并无医护人员受感染发病；1月1日-1月11日之间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1月11日-1月22日又有8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医务人员在确诊病例中所占的比例，在上述三个时间段内逐步增加。论文还提到，到1月22日前，武汉已有425例实验室确诊病例。

这与武汉市卫健委当初的通告不符。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曾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5日和1月11日三次称“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直到1月16日，武汉卫健委通报才稍改措辞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月20日，武汉卫健委通报里未再提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武汉市卫健委对外披露情况时，曾在2020年1月5日和1月11日两次称“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到1月22日前，武汉已有425例实验室确诊病例，远超武汉卫生与健康委员会（武汉卫健委）公布的病例数。

中国科技部发通知强调，“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新浪微博质疑，疾控中心在推断12月中旬可能人传人，1月初确认已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下，为何直至1月20日晚上才由钟南山透露病毒可以人传人。不过这言论在各方也尚存讨论空间，因为即使汇报数据有争议，疾控本身并无权为决策负责，故中心不具备隐瞒动机，且科学下笔较为谨慎，是根据地方上报汇整的数据评论，中心人员其实并不把握实际疫情，放上境外期刊也可能只是为了方便披露疫情。

同日，科学技术部在官网上证实已下发通知，要求将研究投入攻关任务中，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翌日，财新网报道科技部已发出通知，要求各科技攻关单位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疫情防控任务完成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

对此，在1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则是发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的说明》解释，澄清论文是根据此前已公布的病例所做的回顾性分析，也由来自多个不同单位的专家分别担任作者撰写，并表示“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等。此外，论文中提及的15名医务人员感染病例，最后是分别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于1月20日晚、武汉市卫健委于1月21日凌晨公布。不过，按说明的说法，论文若是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才开始计算数据，并火速撰写文章内容而且通过审稿，修订时间相对短，仍引发部分网民质疑。即到了1月29日成功发表外网之后，此人传人相关研究的结论才回报给国人了解，也被怀疑作者意图。这篇说明也并未回应，中国疾控中心是在什么时候得出“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这一判断的时间点。

病原体保管级别相关问题

1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表示“针对近期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样本，依据目前掌握的病原学特点、传播性、致病性、临床资料等信息，在进一步明确病原信息之前，暂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相关样本的运输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要求进行；病原相关实验活动应当在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财新网报道称，该通知使未经授权的商业科研机构无法进行相应检测。财新网并引述一位专家话说，“甚至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

疫苗相关争议

主条目：中国大陆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 § 相关事件及争议

检测公司相关争议

2022年1月12日，中国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的龙头企业金域医学旗下的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公司的区域负责人因引起传播病毒行为，被河南许昌警方立案调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参见：2022年4月北京市2019冠状病毒病聚集性疫情 § 处置违法犯罪

更多信息：2022年4月北京市2019冠状病毒病聚集性疫情 § 核酸检测

2022年，北京查处了部分未按规定进行核酸检测的核酸实验室。朝安医检所“时间精准、拿证快速”引发质疑。

6月7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病毒检测试剂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对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持续加强产品研制环节质量监管，严格落实企业和使用单位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监管责任。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注册人要切实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对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中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依法承担责任。

截至2022年7月中旬，全国有40家机构资质被暂停，近350家被责令整改，并有多个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被立案调查，相关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

社区大型文化活动相关争议

根据《楚天都市报》的报道，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居民委员会于1月18日举行“百步亭万家宴”万人团圆饭活动、百步亭社区在疫情期间举行大型文化活动引起争议。1月21日，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周先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1月19日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一事回答道：“百步亭是中国群众自治非常好的一个样本，他们每年春节前都有万家宴的习惯。今年之所以继续举办这个活动，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所以对这件事预警不够。后来确认人与人的传播已经出现了，就迅速采取各种措施，要求各种活动‘非必须不举办’。这一次百步亭聚集活动，虽然目前还没有交叉感染的情况，但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这件事预警不够。”

2月5日，《新京报》报道曾举行“万家宴”的百步亭社区有居民发热，社区已公布一批发热门栋，同时引述一位匿名免疫学专家指潜伏期已过，推测应该与万家宴无关。稍后，《经济观察报》了解到社区的一个单元网格已有至少10人确诊，CT显示高度怀疑的有30多人，轻症在家的有数十人，某屋苑55栋楼共有33栋出现发热病人。

2月12日，澎湃新闻报道，1月15日曾有百步亭社区的工作人员看到官方通报开始提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担心肺炎可能会如2019年12月在武汉一度流行的甲型流感一样传染，向居民委员会领导层申请取消万家宴，未获批准。

慈善组织物资发放争议

红十字会物资分配不当争议

主条目：中国红十字会相关争议 §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物资分配不当争议

山东援汉蔬菜遭售卖争议

1月30日一篇题为“山东寿光援助武汉350吨蔬菜，武汉市红十字通过超市低价售卖”的文章在微信和微博上流传。据澎湃新闻报道此事，查到此次山东寿光市捐赠的蔬菜将由武汉市商务局组织武商、中百、中商三大商超集团按照低于市场价进行销售，扣除力资、运杂等费用后，所获款项全部上缴红十字会用于疫情。县民捐助的菜却用销售的形式送出，销售方与所得交由红十字会处理的争议瞬间引爆讨论。

武汉市红十字会则在官方微博发声明澄清，称从未接收任何单位、任何个人捐赠的“寿光蔬菜”，更没有参与该批蔬菜的分配、售卖。BBC中文记者事后查阅发现，武汉市政府为实际低价出售捐赠蔬菜的主体，贩卖的行为主要是考虑1100万人的大城市为了有效分配易腐败物资而做的决定。武汉政府最初决定将所得款项捐给红十字会，但武汉红十字会主要接受物资捐赠，所以最终决定捐赠给慈善总会。

此售卖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慈善总会则在2月1日回应财务状况。他们表示已在网上公开了所有善款的查询功能，并承诺后续捐款使用情况将持续发布，确保每一笔捐款及使用公开、透明，欢迎各界从严监督，外界建议地方分支机构的慈善工作需要更加体系化、清晰化、并利用云工具更新，并保证不被窜改，来赢得捐献者的信任。

科学研究相关争议

2020年2月4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官网发文，提及“对在我国尚未上市，且具有知识产权壁垒的药物瑞得西韦，我们依据国际惯例，从保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1月21日申报了中国发明专利（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用途）”。《明报》报道，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学研发中的未上市药物，引发网民质疑中国是否恶意抢注专利，《中国科学报》引述知情人士称不申报则难以保证供应及价格，且申请的不是产品专利，只是运用上的用途专利，认为是无可厚非，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则对《新京报》表示申请成功可能性不大，又认为中美临床合作背景下提出其他诉求是不合时宜。对此，吉利德则回应“公司的核心关注在于病人，不希望卷入专利纠纷”。

2020年4月13日，now新闻台报道，上海复旦大学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4月初曾在官网发出通知，指因应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的科研攻关组舆论专班3月尾会议要求，论文若涉及疫症病原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的源头问题，需要由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后上报，经当局审核，“从严从紧管理，重点审核论文的真实性以及是否适合发表”后，才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技司职员承认有此指令，但指这是内部文件，否认公众应该知道。有匿名科研人员担心做法是不容许透过研究追查病毒源头，避免外界将源头指向中国，并担忧若研究成果不同于官方论述，有机会遭打压或阻碍重要研究。2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与中国大陆专家共同发表研究成果的香港中文大学许树昌指中国大陆当时未有额外审查，而《中国流行病学杂志》编辑则透露一向有类似操作，所有有关这病毒的论文均涉及重大议题，发稿前必须“过足三关”。另有研究人员担忧，审查可能推迟重大研究成果的发布。

2021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政府发布新闻稿称，根据该省对2.2万例社区居民中药预防对照研究显示，中药对整体人群的保护率为91.8%，对16-60岁人群保护率则达到95%，保护能力均优于国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研发的众爱可维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

外交部言论相关争议

参见：2019冠状病毒病阴谋论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暴发后，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都有将该疫情与美国的流感相比较，例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美国流感造成逾万人死亡，比2019冠状病毒病高，她引用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指出，2019至2020年流感季美国总共有1,900万人感染，至少1万人死亡，而中国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死亡人数虽多，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近五倍，以此凸显美国公共卫生防控失策、民众的生命健康得不到有效保障。又以此批评美方没权利对中国的事指手画脚。2月下旬，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在中国大陆各大社交平台转发，文章表示，据美国疾病管制中心最新统计，截至1月25日，估计在当季流感季美国至少有1,900万人染病，18万人住院，1万人死亡，其确诊人数及死亡数远高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感染及死亡人数。该文又质疑为何外界的注意力却大多放在2019冠状病毒病上。而据2019年复旦大学和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联合调查，中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在2010至2015年间平均达8.81万人，相关数据和相关论文都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上。在死亡率方面，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上数据，中国每年在1,000万人中有629人死于流感，而美国近年来的流感是每1,000万人约305人死亡。在全球约75亿人口中，中国大陆占14亿人，美国3.3亿人，在正常年份，全球流感死亡率为万分之0.63，中国为万分之0.63，美国为万分之0.3，即是中国每年流感死亡率和全球死亡率相同，而美国的流感死亡率是全球和中国的一半以下。此外，中美两国统计流感死亡的方式不同，美国统计方式的理由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同，比如患有肺炎、心脏病的病人因患上流感导致病情恶化而死亡，美国会将之归为死因系“流感”，而中国大陆则将其死因归为肺炎、心脏病。

新闻媒体相关争议

2020年1月14日，香港专家组前去武汉考察，香港媒体追访期间，now新闻台、香港电台、商业电台、无线电视等多家香港传媒机构的记者，于早上前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采访肺炎疫情时被公安带走扣查，被要求删除在医院内拍摄的新闻片段。记者被要求交出电话和摄影器材检查，公安又记录记者证。扣查约一个多小时后获放行。

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有香港记者戴上口罩去发布厅，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职员以拍摄为由要求除下口罩，又要求戴口罩的离开，只可以去其他房间看直播，此举被批评与卫健委此前呼吁民众戴口罩的建议不符；《星岛日报》报道职员当时称房间有新风系统，又指记者会现场有人咳嗽。1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再举行记者会，职员没有再要求记者取下口罩，大部分记者及职员都戴上口罩，且所有人入大楼前均须测量体温。

1月27日，《人民日报》及《环球时报》发文介绍火神山医院首建筑落成时使用的建筑照片，被BuzzFeed批评是网络上一间公寓的资料图片，指配图属错误信息，BuzzFeed更将报道归入网站的假新闻标签。《环球时报》的相关报道网页之后被删除。

1月29日，香港有线新闻《有线中国组》报道指，《北京青年报》等一些传媒关于肺炎疫情的调查报道遭删除。节目亦访问到2间传媒机构记者，他们指感觉报道的“红线”在收紧，其中一位说负面稿件，如一些病人治疗不当或是指出交叉感染风险的稿件难以获批，上级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而另一位后方支援记者就指有些“敏感”稿件明知会被删，还是会先试着发出，期待社交网络可以广传相关报道的截图，虽然知道新闻审查，但还是会有丧气感。

2月7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李文亮之死时，提及中国一名新闻编辑向BBC中文网透露，任职传媒“不意外”地收到命令，要求不得评论或“炒作”李文亮死讯，这名编辑还说收到指令时就确信李文亮已死。翌日的报道又提及，深入一线的中国传媒《三联生活周刊》微博账号被禁言7日，引述知情人士指周刊已接到上面命令，要求“转换下方向”。

2月10日，环球网记者白云怡在新浪微博上称，武汉市中心医院难以收到医疗物资捐赠：“一大原因是，民间现在很多捐赠者和企业因为对李文亮医生的事情感到愤怒，点名说‘不捐给武汉中心医院’……但现在这些一线的医生，却恰恰成为了愤怒的社会舆论的二次伤害对象。社会上的一些言论和行动，可能都是出于单纯的爱憎，或毫无心机的‘正义’，他们也可以理解……但一些言行现在已为李文亮的同事、一线的医护人员们造成了身体与精神的二次伤害。”该微博引发关注讨论。同时，环球网发表其署名，题为“因李文亮医生之死遭迁怒 武汉中心医院受捐防护物资告急！”的报道。一些新浪微博用户质疑白云怡的报道是“挑拨医院和捐赠者之间的矛盾”，也有质疑认为该报道没有提及应为物资提供主导的政府调拨。 另有微博用户要求白云怡提供“医院证词、物资对比、或将矛头指向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企业现身说法”的证据，并向微博官方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微博帐号投诉其涉嫌造谣。在微博评论中，有人指出白云怡在此前的香港抗议事件中的报道中已存在污点。 目前，白云怡原微博，凤凰网报道及新浪网、新浪微博转载都已被删除，仅东方新闻网转载存在。

2月11日，《新京报》查证事件，受访的多名医护人员均表示他们确实缺物资，但就认为与李文亮事件无关，是物资供不应求及不少民间捐赠不合标准的缘故。

同日，《环球时报》报道广州援鄂医疗队负责人张挪富晤传媒时，请求媒体不要再渲染医护人员受感染问题，指这个阶段已过，现时严格防护，无需放大问题，否则会对援助的医护造成身心负面影响。《北京日报》记者在报章刊文支持删除“渲染悲情”的自媒体文章，指这类文章会对隔离病区的患者带来巨大影响，形容是除病毒感染外再受到“舆论感染”，又指作为记者有责任“守住舆论阵地”，“为患者们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汉”。

同日，湖北媒体《长江日报》评论文章《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汉网》评论文章《“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引发争议。前者说日本捐赠物资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字样很暖心，但更希望听见“武汉加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对此，《人民日报》微评论认为现在不是争论表达问题的时候。

2月11日，《环球时报》《新京报》《香港01》等多家中文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测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四月会消失。而《Newsweek》《Metro》等多家英语媒体引述推文指出，特朗普称习近平认为疫情将在4月份消失。

2月12日晚的《新闻联播》中，受访者“武汉汉江方舟医院首批出院患者 张芬”表示“住进来之后住得还不想走了”“担心自己变胖”，招致一定的质疑。

疫情期间出现较多民众进入政府、派出所、医院等地，扔下钱款或物资后不加解释拔腿就跑的新闻。2月20日，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指出多数公众对于此类新闻或是将信将疑，或是不信且质疑，新闻引发的社会效应与推出新闻本意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大相径庭。文章认为“扔了就跑”不论动机为何，均是不值得提倡的，公权力机关收取公民个人财物受到法律法规禁止，公民也不能以钱物来表达对公权力的意愿。

3月2日晚，湖北卫视《众志成城战疫情》特别报道刊登采访者信息时，出现了“江苏省合肥市”的错误，一度引发争议。除了湖北卫视，湖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湖北经视、湖北公共等频道联动推出的疫情特别节目，亦出现了多处错误。一些网友认为，湖北新闻媒体从业者总体素质处于低下水平。

3月10日，中国《人物》杂志在网上发布了3月刊文章《发哨子的人》，内容是对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的专访——艾芬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率先向外界披露疫情，由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由于文章发布当日恰逢习近平在疫情暴发以来首次视察武汉，这篇文章发出后不久在微信公众号及多个新闻网站被删除，《人物》杂志本期出刊也受到影响；不过有网民接力，将该文转化成各种文字各种版本（如倒排、侧排、繁体字、英文、甲骨文、颜文字、摩斯密码、火星文、盲文等），不断挑战网络审查底线。

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英国的“群体免疫”策略备受争论，《三联生活周刊》的袁越摘文，认为英国政府是根据自己国情做出的决断，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引起国内批评，认为这是拿民众生命赌博，消极无为、不负责任，将造成难计其数的民众伤亡，冷血而残酷的“人道主义灾难”。

2月26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大国战“疫”》一书即将推出，内容介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人民抗击肺炎疫情的情况。此书在书评网站豆瓣的页面一度评分极低，不少网络用户表达了质疑，之后其版面关闭了评论。包括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在内的一些民众认为，在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出版这样大唱赞歌的书是不合时宜的，无视了人民所经受的苦难。

3月14日，《人民日报》在微博等平台发布两张《纽约时报》Twitter截图的对比。《人民日报》指出，两条推文发布时间相距二十分钟，对中意两国采取的封锁措施的评价却带有褒贬评判，构成“双重标准” 。事发的第二天，纽约时报中文网发布了观点文章批评意大利政府的封锁措施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5月8日，欧盟驻华代表团在官网发文，指欧盟驻华大使及27个欧盟成员国大使在中欧建交45周年时撰写纪念文章《在全球危机中纪念中欧建交45周年》，发给《中国日报》及《人民日报》后，被要求删去提及病毒起源及传播的句子，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不准发表。代表团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反对，并对《中国日报》删改文章深表遗憾，而《人民日报》就未有刊登文章。声明并指，文章及后发给另一些中国传媒，当中部分传媒刊登时未有删改。

6月，在北京新发地爆发聚集性疫情后，部分媒体在报导新增病例时提到病例均为外省户籍。

11月26日，哈勒大学医院病毒学家凯库勒（Alexander Kekulé）在德国电视二台一个以德国应对新冠措施为主题的节目中说，目前在世界传播的新冠病毒99%是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一种变异体，称之为G变异体（G-Variante），又说新冠病毒最初是来自中国，后来传播到意大利发生变异。11月28日，中国环球电视网截取了节目片段，删去了凯库勒认为新冠病毒源于武汉的表述，并将凯库勒的原意“目前在世界传播的新冠病毒99%是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一种毒株而非在武汉的毒株”曲解为“新冠病毒并非来源于武汉”。被曲解的视频片段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凯库勒对这一宣传手法感到吃惊。

2021年7月30日，中国新闻网报导称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Wilson Edwards)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有世卫组织内部消息人士和一些科学家向其表示由于他们支持中国和世卫组织的新冠溯源报告结论而受到美国的施压恐吓。类似的内容也见于参考消息，并被央视网评论引用。2021年8月10日，瑞士驻华使馆在微博表示，瑞士并无姓名登记为Wilson Edwards的公民，生物学界也没有署此名的文章，并且发表评论的脸书帐号于2021年7月24日开设且仅有一条评论，认为关于“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的新闻不实。

更多信息：2022年3月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聚集性疫情相关争议及事件 § 媒体报导

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部分媒体被指“报喜不报忧”，引发争议。

2022年8月，海南省爆发聚集性感染，有8万名游客滞留三亚，这些游客多数来自上海。上海媒体澎湃新闻连续几天头条报导游客滞留期间酒店涨价，离岛机票一票难求，其中“吃一顿7000”刻意夸大事实，和网传消息不符。8月8日，自媒体“职场观知局”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斥责澎湃新闻片面报导、带节奏，质疑澎湃新闻嫉妒海南经济增速高于上海、海南自贸港威胁上海的地位。海南日报和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均转载了这篇文章，引发争议。部分网友指责澎湃新闻常常刻意制造负面话题，部分网友认为新闻中的乱象在三亚真实存在，也有网友认为指责澎湃新闻的文章完全在宣泄情绪，并未指出新闻中的报导错误。随后海南日报将转发删除。

2022年9月初，在微博“#伊犁超话”、“#伊犁疫情（新疆伊犁聚集性疫情）”两大话题下，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许多网民接连发声，讲述/控诉伊犁封城近40天来的种种防疫乱象，并向外界求助，引发网民关注。其中，多名发声的伊犁网民收到了来自当地警察或社区的警告，要求删帖。有多位微博网友称，伊犁疫情等内容持续遭到了压制，即便网民关注度很高，也迟迟上不了热搜。当地民众无奈采取向其他博主私信、借用其他地区疫情话题（#成都疫情、#贵阳疫情）的方式寻求关注。新疆伊犁疫情网民求助遭封锁。然而9月7日，新疆官方新闻媒体天山网宣布伊犁景区重新开放，更引起当地网民不满。几天中，有大量内地网友也参与进来，帮助转发、重制被404的帖子，借助各种渠道帮助新疆发声。有网友说，因为自己经历过上海封城，所以更能体会他们的绝望。9月9日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关于老人因饥饿上吊自杀的帖子不属实，是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张冠李戴编造的谎言，有关部门正在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2022年11月1日，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一男孩系因“一氧化碳中毒”，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11月1日晚间，一位目击者透露，孩子晕倒，在救护车迟迟未到的情况下，孩子家人欲自行送医，但遭遇防疫卡口工作人员的阻拦，后在周围人的帮助之下，才得以送医 。3岁童因封控失救死亡有关事件的视频等发帖在社交媒体上立刻引起关注，迅速冲上微博热搜，但很快就被撤下。相关的评论很多也被屏蔽，男童父亲回应事件经过的话题也被删除。该事件引发当地民众愤怒，西园和临近的小西湖社区民众纷纷聚集抗议当局的野蛮封控。视频显示，当晚大量特警手持盾牌棍棒，列队进驻当地社区，镇压民众抗议。后续网传消息显示，事发地七里河上西园附近11月2日凌晨突然断网，官方通知“系统升级”。3日凌晨当地大量居民的手机夜间微信被其他设备偷偷登录，紧随其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郑州、深圳以及青海等地的网友也纷纷爆料，自己的手机也被半夜登录。这些城市都因为长期封控导致民怨沸腾。此前11月2日，联通创投与腾讯创投新设合营企业获批的消息引发关注。3日下午，微信官方被迫回应此事。微信团队的声明证实微信确实会出现“未知设备”登录的情况，并试图为此给出“合理解释”。但其说法备受质疑。

涉疫人员个人信息泄露争议

2020年2月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通知第3项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但仍有多起涉疫人员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事件发生。

2020年春节期间，多地武汉或湖北返乡人员在接受流行病调查后，个人信息被泄露。含有姓名、住址、电话、身份证号、返乡车次、下榻酒店及房间号、每日体温统计等信息的返乡人员情况摸排表格在各微信群里广泛传播。不少人反映收到陌生人的电话或微信骚扰，让他们感到恐惧。有返乡人员要求停止传播，但遭到群友回应“非常时期还谈什么隐私啊”。媒体表示返乡人员的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即使是在特殊时期，也不例外。政府应当只索取必要信息，并加大保护力度，严惩故意泄露信息的行为。

2020年上半年，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云南省文山州、浙江省平湖市、山西省晋城市、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山东省胶州市、河北省三河市等地都发生了涉疫人员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事件。一些医护人员、警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或疫情防控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新冠患者、疑似患者或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传到微信群，并导致其在当地扩散。涉事人员均已受到训诫、停职、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

11月9日，上海市宣告一起新增病例。随后，可能是病患同事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被广泛传播，内含其姓名、身份证号、电话、住址、身高、体重、行动轨迹等详细信息，以及其父母、女友的身份信息。11月12日，上海市静安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在核查此事，并表示内部已发文重申信息安全问题。

2020年11月，随着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现新的本地确诊病例，一份来自非正常渠道的《关于天津市泰达医院报告一例新冠肺炎阳性检测病例的初步调查报告》开始在社交媒体传播，里面记录了确诊病例杨某和其家人的详细家庭住址、手机号等信息，以及杨某近14天全部行程，包括他在不同场合接触过的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等。而杨某的朋友赵明（化名）与杨某接触的细节，包括赵明的住址和手机号也在其中，导致赵明的手机不断有陌生人的来电。赵明也认为此次疫情暴露出来当事人身份信息遭泄露的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2020年12月8日，在成都市公布了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确诊患者赵某的个人隐私信息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被泄露，涉及的图片包含了其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照片等信息。成都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而一张坐在车内、穿白色裙子的女子的照片更被网传为赵某本人，其后照片中的人物辟谣称她在三亚游玩，自己并非此次疫情的当事人。此事件引发网民争议，认为曝光隐私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网络暴力。《成都商报》微博亦对此发表评论，强调“保持平和心态和理性态度，消除内心恐惧，才能更好地缓解焦虑情绪，汇聚起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正能量”。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海霞更为此发表评论，指出“她的个人隐私被泄露，很多网友对她的个人生活评头论足，甚至公开谩骂。我想说的是，她对疫情的传播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需要调查认定。另外，如果她真的有责任，这也不是曝光她个人信息的理由，这事情一码归一码，而且人肉曝光个人信息涉嫌违法。至于个人生活，这不该是公共话题，防疫才是”。海霞还称“我们的敌人是病毒，不是感染病毒的人”。12月9日，赵某在今日头条头条号发文，表示自己之前的工作是在酒吧负责气氛和营销，发现确诊后第一时间配合调查。她还说，隔离期间看到网络上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诽谤和谩骂，不理解为什么被那么多人攻击，自己亦都是一个受害者，并在此向成都市民道歉。同日上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前往成都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坚决制止网络暴力。同日，成都警方通报，散布泄漏赵某隐私的男子王某已被行政处罚。

2020年12月11日，重庆彭水县报告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其家所在的九龙坡区中昂彩云台小区4栋被全面实行封闭管理，居民已进行核酸检测。12日上午，该名无症状感染者徐某某的个人信息遭到了泄露，徐某某表示自己心情不好，电话已经被打爆。其后徐某某报警处理此事，警方正在通过网络溯源查明泄露人。

2020年12月下旬，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受理并审结一起涉疫情侵犯公民隐私权纠纷案，判决被告重庆某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在其注册管理的公众号及权威报纸刊登书面道歉信，向原告赵某道歉，并赔偿赵某精神损害赔偿金1元。该案件的起源为2020年7月14日，重庆市沙坪坝区西部物流园一冷冻仓库部分厄瓜多尔进口冻南美白虾外包装新冠病毒核酸呈阳性，相关部门对涉事产品及购买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不久后，重庆某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却将一份名为《重庆已购进口白虾顾客名单》的文章发布在其管理的公众号供下载。该名单包括原告赵某在内的重庆各区县一万多名购买进口白虾人员的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详细个人信息。原告赵某一纸诉状将被告重庆某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在案涉公众号及权威报纸刊登书面道歉信，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1元。

2020年12月23日，在沈阳市通报1例确诊病例后，患者尹某某及其家人的个人隐私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家庭详细地址等在网络上传开，并遭到言语攻击。尹某某的家属表示自己的精神处于完全崩溃状态，尹某某表示希望有关信息不要再继续转发扩散，并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对泄露资料的人一查到底。而沈阳警方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

2020年12月底，北京健康宝被曝发生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其照片、身份证号码及相关核酸检测信息被放上网售卖，包括3元打包“时代少年团”7人的健康宝照片、2元打包70多名艺人健康宝照片，以及1元出售1000多名艺人身份证号码等。有关买卖交易最先出现在明星“代拍”行业的群组，只需在“北京健康宝”小程序中注册本人信息，通过“健康服务预约查询”中的“他人核酸检测结果代查”，输入明星姓名与身份证号码，毋须再次人脸识别，即可获得相关明星的健康宝照片，甚至可得到该人的检测结果、检测机构及检测时间。随后经媒体查证，部分明星的资料属实。而负责研发北京健康宝的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公司一名公关称，该公司正跟进事件，有相关信息会及时公布。此前，北京市政府曾表示“北京健康宝”的个人信息以脱敏形式呈现，非常安全。2020年12月30日，健康宝查询他人信息功能已加密。

2021年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通报，某航空安保公司员工因传播患者初步流调报告，造成患者及其家属、同事的隐私被泄露而被处以行政拘留。

2021年1月6日，在杭州市通报一例境外输入复阳无症状感染者后，发现该无症状感染者身份信息、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在互联网上大面积传播。翌日，杭州市政府官方微信号“杭州发布”发布通报，西湖区某医院院感科医师因故意泄露流调报告内容，侵犯他人隐私，被行政拘留5天。同日，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发布消息，于1月5日、6日处理两起疫情期间故意散布他人隐私信息治安案件，3人被行政拘留，4人受行政罚款。

2021年1月8日，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纪委监委通报，西布河乡工作人员马海某某在处置疫情流调过程中，擅自将公函发在微信群中，导致密切接触者梁某等人的个人信息在微信朋友圈泄露，造成了不良影响。宁蒗县纪检监察机关已对纪律意识不强、处理方式不当的马海某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落实纪律不严谨，党员管理教育疏忽、监管不到位的西布河乡党委进行通报批评。

2021年1月10日，河南省偃师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1月7日上午，偃师市居民高某（男，城关镇人）未经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同意，私自将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有关疫情防控的相关人员信息发送到微信家庭群中，其姐姐高某某查阅后在微信工作群散播。公安机关依法对二人行政罚款500元、行政拘留5日。

2021年1月23日，随着上海市出现新的本土确诊病例，当日卫健部门公布的疫情流调报告仅提及了主要活动场所，并未提及病例的性别和年龄。北京市也在翌日公布的流调报告隐去确诊病例的年龄、性别等信息。事后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对此做法表示支持，认为此举“在于把握好信息披露的分寸，拿捏好公权与私权的边界”。

2021年9月，福建省莆田市和黑龙江省巴彦县的病例先后遭到网络暴力，其隐私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被部分网友打探并传播。澎湃新闻发表评论称流调报告不应成为窥探隐私的工具。

2022年1月，一大学生从天津返回大连，在其核酸检测阳性后，因个人流调信息泄露而遭到网络暴力。

对感染者及康复者的歧视

参见：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相关排外及种族主义 § 中国大陆

更多信息：2022年3月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聚集性疫情相关争议及事件 § 相关歧视

由于对传染病固有的偏见，不少感染者及康复者受到歧视。部分患者个人信息被泄漏后遭到网络暴力，也有部分患者在康复后被周围人冷落嫌弃或是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不得以新冠肺炎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2022年，中国多地爆发新一轮感染，网络上对感染者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阳性病患被戏称为“小阳人”、“羊”甚至“两脚羊”，而对病患的隔离管控措施也相应地被称作“抓羊”。健康时报表示这一类去人性化的称呼并不尊重病患和防疫工作者。

2022年5月底，知名博主“我是小妖怪的人”称自己因曾感染新冠肺炎而失去了第一份工作。

2022年夏，中国多地出现歧视新冠康复者的事件；浙江13家博物馆等规定参观需“历史无阳”；新冠康复者求职时被企业歧视。因此也有地方要求不得歧视新冠阳性康复者。也有专家表示新冠康复患者并不具备传染性。

2022年7月8日，广东佛山大剧院发布公告，要求曾罹患新冠肺炎的民众不得入场，遭质疑是歧视确诊过的人而引起舆论挞伐。当地时间11日晚上，“佛山大剧院”在微博道歉，表示将立即更改相关规定，不过，中国媒体第一财经记者发现，这一涉及歧视的规定早已在7个多月前即公告。

2022年8月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坚决打击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视的紧急通知》，严禁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由，拒绝招(聘)用新冠肺炎康复者。2022年8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行政司法联动保障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通知》，再次重申严格禁止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并就加强就业歧视案件审理工作作出部署。

中国政府被世卫独立专家小组批评的争议

2021年1月18日，由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委托的一个独立专家小组针对疫情发布了调查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应该更有效压制疫情扩散，却没有及早采取遏制措施，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该独立小组也在报告中强调，这些失误不该成为他国领导人在防疫上屡屡失误的借口。报告指出，即使卫生官员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信号，但是“在太多的国家，这一信号被忽视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回应这个报告时说，“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做得更好，我想不仅是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努力去做得更好，因为我觉得在事关公共卫生这样的问题上，永远都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国拒绝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争议

世卫组织认为，病毒从武汉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将继续调查实验室理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于2021年7月15日公开敦促中国对世卫第二阶段调查给予更多配合，提高透明度，并提及在中国溯源的第一阶段调查遭遇了挑战，关于病毒最初传播阶段的原始数据没有得到分享。

7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称2020年6月中国网民曾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赵立坚认为应该在下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中应对美国德特里克堡以及其他同样存在泄漏隐患的美国病毒实验室进行调查。而不是在未得到进一步线索和确凿证据的同时反复针对中国进行调查。

8月13日，中国外长马朝旭拒绝世卫组织关于进一步溯源调查的呼吁，批评世卫组织的调查计划“对常识的不尊重和科学的傲慢态度”。同年12月，谭德塞再次敦促中国须更加积极地提供与冠状病毒来源有关的数据和信息。

2022年2月4日，来自法国，美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的20位学者在北京奥运开幕之日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遵守奥运会宪章，尊重人类尊严，彻底调查新冠病毒的来源。并谴责中国政府阻止对病毒源头的调查，以及颁布法令禁止中国科学家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发表关于该大流行病起源的研究等等。

其他争议

参见：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相关争议 § 抗议及冲突

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临时代办戴玉明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认为各国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入境做法错误，令人联想二战犹太人遭遇，指犹太人大屠杀时，很多国家对寻求帮助的犹太人关闭大门，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伸出援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随后发声明，说无意将大屠杀的黑暗历史与现时局势及以色列政府保护公民的努力相比较，如有人错误理解讯息，大使馆愿意致歉。《明报》提及以色列已因应疫情，1月30日起拒绝2星期内到过中国的非公民入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香港《苹果日报》将上述发言理解为，华春莹“失言泄露”从2020年1月3日起已经通报美国当局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则认为，“网骂你给美方说30次、给国民说几次”，“但由于中国人民普遍在钟南山于1月20日作出警告后才知道事态严重，因此引发了国内的怒火”。但外交部网上记者会原文并无表述“1月3日起已经通报疫情严重”。

2月9日，中国山西卫视停播电视剧《红高粱》并改播其他节目，有网民向电视台官方微博查询，获回复剧集后20集涉及抗日情节，考虑到日本友好援助中国抗击疫情，决定暂停播出，今后再播。

2月20日，原央视主持人邱孟煌（阿丘）在新浪微博留言：“此时，虽然东亚病夫的牌匾早已踢碎了一个多世纪了，但我们可不可以说话语调稍温和并带些歉意，不怂也不豪横地把口罩戴起来，向世界鞠个躬，说声：对不起，给你们添乱了。”该微博一经发表，立即引发了中国大陆部分网民的强烈不满，例如一篇被中国大陆网民广泛转发的文章指称邱孟煌“为全球跃跃欲试的排华行为提供道德依据”。事后邱孟煌虽然删除了涉事微博，不过仍然持续遭到中国大陆部分网民的谩骂与攻击。该事件发生后，新浪网援引中国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知情人士说法，称邱孟煌已被彻底封杀，其主持的一档节目于2019年年底就由央视进行了调整。

2月27日，游戏《瘟疫公司》被发现在中国区App Store下架，游戏开发商Ndemic Creations随后发表声明称《瘟疫公司》“经中国国家网信办审查存在违反国内法律内容”而从中国 App Store 下架。3月2日，《瘟疫公司》在Steam中国区下架。

2020年3月，意大利著名调查记者蓬皮利（Giulia Pompili）在Il Foglio发表报道指意大利政府购买由中国代表团带上31吨医疗物资。并引述消息指：迪马约此前致电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并提出采购，并由其协调联络可供货的中国厂商。同时，蓬皮利（Giulia Pompili）批评迪马约感谢中国施以援手，旨在误导民众，配合中国官媒近日的“慈善中国”主题展开，并非中意两国官方所宣传的“捐赠”。

3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称在世界各国面临严重疫情情况下，中国作为口罩出口国囤居口罩；并引用加拿大口罩制造商Medicom高管的话，称中国未能为口罩出口提供许可。

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艾瑞克·施米特在美国密苏里东部联邦地区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起诉讼。艾瑞克·施米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全球谎报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的危险性和传染性，让吹哨人噤声，对病毒的传播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导致疫情全球蔓延，从而使得密苏里州居民承受了可能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4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密苏里州的诉讼纯属是恶意滥诉，中国各地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权行为也不受美国法院管辖，美方应驳回滥诉。

4月27日，演员姚晨在微博转发“一位南京民营单位护士自愿援助武汉，援汉结束后也没有掌声和优待，就连返回的车票都是自己默默买的”的文章，并附言“谢谢你，贾晓月”。其后，贾晓月本人对此篇文章否认。同日晚，姚晨发文致歉，指出其转发的本意仅仅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看到这些闪光的志愿者。经网友指正，原文章内容中有不符合事实的信息，于是删除了转发内容。

5月上旬，美国威斯康辛州居民桑德拉‧安德瑞加-莫尔与数十名其他美国染疫者及公司行号联合指控中国必须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传播承担责任。

2021年12月1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年年中曾有官员提议指中国的防疫策略应当由“清零”转为“与病毒共存”，此举令习近平感到十分生气。

2022年3月26日，联合早报评论称中国防疫措施城乡差距仍然很大。

2022年5月，中国大陆多地发生入户消毒事件，引发网友担忧。

2022年11月，部分高校学生为了缓解封控压力，开始制作“纸盒狗”，并举办爬行大赛。据传爬行大赛由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明日方舟游戏中“阴暗的爬行”文案演变，最早出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并很快风靡至其他高校。中国传媒大学称爬行活动是学生自发行为。但也有部分高校的活动被叫停。

配音行业方面，受奥密克戎变异株在2022年11月下旬蔓延，再加上12月7日国务院颁布《新十条》的影响，有诸如李兰陵、叶知秋、赵爽等不少配音员在2019冠状病毒病核酸检测呈阳性。

观点

认为中央政府应对迟缓和隐瞒疫情

参见：对习近平的争议 § 瞒报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争议

冠状病毒病疫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反复强调自己亲自指挥防疫工作，并表示早在2020年1月7日已经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防疫要求。但是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迟迟未到武汉视察疫情，直至3月10日疫情缓和后习近平才去武汉视察疫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在2020年1月27日已亲自前往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工作。

香港《明报》认为，中央领导人初期对疫情并不重视，甚至要求不要造成民众恐慌，影响即将到来的春节气氛，结果湖北省和武汉市党委和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造成疫情在1月下旬大规模暴发。

美国之音及纽约时报中文网认为中国大陆媒体不应当批评美国等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认为这些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攻势，批评网络上部分鼓吹中国抗疫的言论是“盲目自大的扭曲自满情绪缺乏反思”。

2020年4月3日，国际法律家委员会与全印度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控告中国隐瞒疫情，并追讨20万亿美元的赔偿。

2020年4月，美联社根据中国内部文件报导，中国领导人在北京迟了6天公布肺炎疫情扩散的消息。其中一份备忘录指出，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2020年1月14日与省级卫生官员举行秘密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孙春兰关于肺炎疫情的非公开指示。直至1月20日，习近平等才发出公开指示，要求民众加强防疫。报导亦指出如果公众在一周前被警告采取如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和限制旅行等行动，病例最多可减少三分之二。

2020年4月19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想要向中国派遣调查人员，调查疫情相关情况。此前美方表示，如果中国是有意隐瞒疫情，应承担相应后果；另外，两名美国国会议员称应“允许美国公民和政府起诉中国政府”。4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国际社会应当团结协作、同舟共济，而不是相互指责，甚至叫嚣什么追责、索赔。他又反问，“2009年，H1N1流感在美国大面积爆发，并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近20万人死亡。有谁让美国赔偿了吗？上个世纪80年代，艾滋病首先在美国发现，并且蔓延到全世界，不知道给世界上多少人造成痛苦，有谁找美国追责了吗？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接受采访时表示，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动荡，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最终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有谁要求美国为此承担后果？”。

2020年5月9日，德国周刊《明镜》引述德国联邦情报局消息，指1月21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通电话时，要求世卫不要宣布病毒可人传人，并押后发布全球大流行警报。情报局认为，全世界因中国封锁消息，失去4-6星期抗疫时间，西方国家普遍相信中国隐瞒疫情，令疫情失去控制。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则强调中国从未隐瞒疫情，应对亦快速，为全世界争取至少6星期时间，惟一些国家未有重视，又反对将中国推上被告席。

2020年5月12日，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声称取得直属中共中央军委的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外泄的档案，统计日期从2月到4月底，涵盖230个城市，推算中国的肺炎确诊人数多达64万人，是官方数字8倍。

2020年7月10日，来自中国大陆的前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工作的病毒学家阎丽梦（Li-Meng Yan，音译）在逃亡美国后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访问，指她在2019年底曾被其教授潘烈文要求研究当时中国大陆疾病爆发，但中国政府拒绝了包括香港专家的外国专家到当地进行研究工作，而她在2019年12月31日从在中国疾控中心工作的朋友得知病毒有人传人情况，她亦向上司报告发现，但上司只是点头。到了1月16日，她再向上司汇报时上司甚至指“不要作声”、“不要触碰红线”、“我们会陷入麻烦”。她又指，在疫情爆发之初，向主管报告研究时，主管潘烈文无视了她，指她知道中国政府会怎样对待“吹哨者”。而她担心在香港讲出真相会“被消失”和被杀，于是决定在4月28日独自逃往美国。不过在当地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网络攻击，其家人遭当局查问。到7月才公开事件。香港大学发表声明，指阎丽梦曾在港大任职博士后研究员，现已离职。香港大学尊重个人表达自由，但有关报道内容不符事实，又称访问中的重点表述“雷同传言”，没有科学支持。2020年7月15日，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日裔美籍科学家福田敬二（Keiji Fukuda）发布一则声明：香港大学相关研究人员从未进行所谓“秘密研究”，闫丽梦指控并不属实。此外，福田敬二曾在一则内部声明中提醒公共卫生学院及本校相关人士，须注意媒体“怀有敌意、诱导性”的倾向，谨慎提供相关研究和关于本次事件的信息。

有观点认为，在中国的疫情受到控制后，官方传媒将功劳全归功于习近平一人身上，不断吹嘘中国能战胜疫情全靠习近平领导有方，进一步加强其个人崇拜。2020年6月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14亿中国人民都是抗击疫情的伟大战士。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论岗位分工，都自觉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坚韧团结、和衷共济。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武汉人民、湖北人民顾全大局、顽强不屈。

2020年9月8日，中国政府举行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习近平给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等众多抗疫医护工作人员颁奖。但大会未提及因感染肺炎殉职的李文亮医生，引发一些网友的批评与不满。 央视在当月播出的抗疫纪录片《同心战疫》里，第一集就回顾了新型肺炎的源头时，也未有提及李文亮。有新型肺炎死者家属批评官方是在修改历史。

2020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的渎职行为使本可控制住的冠状病毒病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并批评中国政府令本国公民噤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月30日回应称，蓬佩奥的有关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中国司法主权，不仅充满偏见，而且虚伪透顶。他又反问，“当前美国国内疫情形势严峻，请问蓬佩奥先生，你为美国抗击疫情，挽救美国人民生命，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事呢？”，以此回应美国的抗疫不力。

认为中国政府应对较外国政府更妥当

2020年2月26日，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日新增2019冠状病毒病病例已超过中国大陆境内。 3月16日，中国境外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已经超过中国本土的数字。中国内外都有评论表示，国外疫情严重的国家应该研究、学习中国的经验，中国大陆网民一直将此俗称为“抄作业”。《每日经济新闻》指出根据“防止大规模疫情传播指数”195个国家只有10个国家可以组织有效防御，并作出快速反应，呼吁不要妖魔化别国抗疫情况。3月16日，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Facebook上载视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的严谨控制疫情态度，提醒马来西亚人要有纪律，才能有效防疫。他指出，中国武汉疫情受到控制，新的确诊病例逐渐下跌，因为中国人非常有纪律，当受禁止不能离开家门数月时，他们会遵循，因此他们能控制疫情。

中央电视台认为，中国大陆在疫情初期遭受了冲击，但是由于后续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不仅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也为国际抗疫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

中共认为，中国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的表现，展现中国高效动员力组织力协调力，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巨大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强大优势。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引起的疫情开始后，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决策，展开了包括患者救治、科研攻关、物资保障、舆论引导、交通管制、社会隔离等全方位的工作，同时还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内防控疫情和国际合作等工作。

官方文章指出，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显示了中国的两个制度优势：

1. 中国共产党可以对一切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党中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实行统一指挥和调度。党委可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包括协调人大、政府、政协等同级机构，能够全面动员人力、全方位调度资源。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包括企业、乡村、社区、学校、社会组织，都有党组织和健全的组织系统。
2. 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实行的是单一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可以根据中央部署，对地方政府提出防控疫情的要求。包括可以要求各地地方政府派出医疗队、提供医疗设备驰援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像中国各省医疗队对口支援湖北，相比于海外的疫情，中国政府认为这只有中国的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下才能做到。

《察网》报道有自媒体冒充张文宏，发表“其他国家做的再差，我们只能理解，不能比较，不能批评，更不能怀疑和否定西方国家的体制”，“不管是嘲笑别国疫情蔓延，还是猛夸自己国家棒，其实都是对灾难和逝者的亵渎”一类的言论。要小心一些“精神外国人”为了西方的体制神话伪造言论。

5月1日，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得益于非典的经验和所具有的科研力量、医疗资源，中国政府在面对疫情的紧急情况时做出的封城等举措非常果断，不仅是正确的，还向其他国家展示了面对如此严峻威胁时应如何应对，为此应该感谢中国，方舱医院这一中国抗疫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世界其它国家可以学习的重要经验。并称国际政治领导人对中国的批评不仅不公平，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和不真实的。同时，霍顿称西方国家“认为疫情顶多是另一波流感”，对疫情缺乏重视，是严重的判断失误。

5月4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文称，在中国大陆，基于非药物干预的防疫策略看起来是有效的，并为全球赢得了时间窗口，其具体包括城际旅行限制，病例的早期识别和隔离，以及人员接触限制和社交疏远措施。该文估计，截至2月29日，中国大陆可能已有114,325宗感染个案，如果没有非药物干预措施，这个数字可能会增长67倍，即截至29日，有将近766万新冠感染者。8月3日，理查德·霍顿在《卫报》摘文《西方国家以反华情绪掩饰自己抗疫失败》（This wave of anti-China feeling masks the west's own Covid-19 failures）再度重申相关观点。

6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科大学呼吸内科教授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指出中国用事实证明疫情相关信息的公布是“及时、公开、透明的”，又表示境外一些政客和媒体指责“中国刻意瞒报疫情”是“毫无依据的”。

8月，微软联合创始人、盖茨基金会主席比尔·盖茨表示，指出中国“在控制病毒方面做得就非常好”。

10月5日，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杂志公布了由巴塞罗那全球健康研究所与其他国际机构共同推出的新型工具的评测结果，评测统计了来自19个国家的超过1.34万份调查问卷。评测结果显示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获得8分，为全球最高。

2021年11月27日，中国疾控中心发表英文周报《与COVID-19共存：估计和展望》（On Coexistence with COVID-19: Estimations and Perspectives）。这份周报预测说，如果中国采取美国、英国、以色列、西班牙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疫情防疫策略，中国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很可能达到数十万人，其中约一万例会出现严重症状。文章还说，如果中国采用美国的防疫策略，中国每日新增病例数将超63万例；若采用英国的防疫策略，中国每日新增病例数将超27万。

认为地方政府疫情应对迟缓

2020年1月23日，据财新网报道，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在1月21日到达武汉，发现华南海鲜市场已被封锁、地面被清洗消毒，病毒来源第一手证据消失。他又走访了其它菜市场，发现卫生情况很差，只有不到10%的人戴口罩。他经实地考察后认为，“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抵达当晚即预订翌日的机票离开。在机场，管轶观察到机场的地面没有消毒，只有人手握体温计监测体温，安检员只有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卫生防护并无升级，形容“到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认为武汉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

1月23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认为疫情发生时，武汉市人民政府实际应对措施缓慢，也未让公众了解到疫情的严重性，以致让疫情持续扩大。同日，世界卫生组织称湖北封城是“史无前例的”，世卫表示“这是中国政府对遏制病毒暴发的决心”。但是，世卫组织澄清说，此举不是世卫组织提出的建议，当局必须拭目以待，观察措施的效果如何。世卫组织表示，像这样封锁整个城市可能是“科学新事物”。

1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高级记者张欧亚在微博上发文呼吁武汉即时更换高层官员，遣责当前台上者“不具领导指挥力”，引发网民响应，惟其后被《湖北日报》命令删除，《湖北日报》并致函武汉市委及市政府道歉，指言论“错误”，“给当前防控工作添了乱，给各级领导添了堵”。

1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全球卫生问题前高级研究员劳丽·加勒特认为“封城”措施太晚，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管轶亦认为不少人口早已回去过年，现在再封实际效果存疑。CNN批评，武汉本地人和在汉外地人在封城前的大规模离汉，使其它城市的居民在微博上表达了愤怒的情绪，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导致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到他们所在的城市。

1月27日，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访问时指“封城”决定阻断传染源效果非常明显，同时亦承认政府应对危机及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尚待提高，并透露最初疫情之所以不及时披露是因为未获得上级授权，认为1月20日国务院将疫症列入“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要求属地负责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1月27日，香港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香港大学医学院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创立总监梁卓伟在记者会上表示，利用研究模型，仅考虑武汉“封城”的情况下，推算武汉截至25日已有25360宗可确诊，约4.4万人被感染，又认为武汉“封城”的隔离措施是正确，但未必有效斩断感染链，可能不能再明显改善全中国疫情，预计重庆及北上广深会有大暴发。

1月29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曾光表示，此次武汉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并认为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不能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

同日，一篇题为《家人疑似新冠肺炎被隔离 湖北17岁脑瘫儿独自在家6天后死亡》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流传，文中称，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华河镇鄢家村人鄢小文因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被隔离，其17岁脑瘫儿子鄢成独自在家6天，并在1月29日去世。鄢小文担心儿子没人照顾曾发微博求助。但村委会称关照过鄢成。事件曝光后，红安县县委县政府组成联系调查组进行调查。2月1日，调查组在政府官网上发通告，证实确有其事，指华家河镇党委、政府存在工作不实、作风不实，党委书记及镇长已被免职。

1月31日，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访问，称自己内疚、愧疚及自责，若更早采取措施，如1月12日即关闭离开武汉的通道，可能效果更好及缓解疫情，“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翌日，主要医学期刊《柳叶刀》刊发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等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学者团队文章，文章透过模型，推算截至1月25日，武汉可能已有75000人感染，若病毒传播能力不减，疫情将在4月到达高峰；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可能持续有本地暴发，会随武汉高峰期后1、2星期后进入高峰，建议各地应立即采取重大公共卫生措施。

2月5日，香港有线新闻《有线中国组》连线留守武汉的翁维恺记者，直播报道时指有微博认证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宣教中心主任的用户2月4日晚发微博，认为疫情是天灾更是人祸，文章批评一众官员太过谨慎，等待层层上报，耽误抗疫最好时机，呼吁改革选人制度，不要再让卫健委成为行外人的跳板，文章其后被删除。

2月11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路透社专访，指武汉封城是正确决定，但初期疫情失控，武汉政府及卫生部门需要负上部分责任。

2月16日，武汉公布查处4宗防疫不力案件，包括洪山区副区长王在桥严重失职失责，令大量密切接触者未被及时隔离及大量患者未及时入院救治，被政务撤职；硚口区长丰街漏报怀疑个案，未有效组织治疗，令患者自缢身亡，“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有关人员被党内警告、诫勉或责令做出检查。

2月17日出版的《财新》，形容1月23日-2月1日的武汉是“残酷的自然选择”，两位社区书记均表示这段时间基层社区能提供的救助很有限，上级无实际帮助，“看病没车，医院不收”，报道又质疑早期或轻信有专家“轻症自愈，居家隔离”说法，制定政策时疏于管理怀疑个案，“患者无法就医，从轻症拖延成了重症再到危重症，甚至一家多人患病几至灭门的惨剧，仅财新记者在前线所知，就不是一例两例”；而2月提出“应收尽收”，社区对接工作时仍有不少形式主义，如无法顺利召唤救护车或每天重复填表，直至2月9日上级态度转变，“不再是病人求助，而是街道催社区尽快清零入院”。

2月17日，《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武汉疫情持续时间长，而由于期间防控措施未及时到位，令很多社区病例未能被及时救治；重症患者直至住院，平均花费10日，形容是“错失最佳时机”，由轻症变重症。

2月18日，《环球时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的预出版论文，指论文显示1月11日至20日“暴增”5417名新感染者，印证记者采访时了解到的信息，即临床当时已有医护人员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报道说这些临床层面的担忧未能及时转化为有效防控措施，“直到1月22日，湖北方面才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

2月26日，《财经》专访国家卫健委1月8日派武汉第二批专家。这名成员匿名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们在武汉掌握的信息和材料有限，当地隐瞒信息，“不合作”，专家到访所有当地医院均回答“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无法得出病毒“人传人”的结论。但究竟谁向专家组隐瞒了医护人员感染的实情，目前仍不得而知。

同日，《财新》发表独家报道，一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在数家测序公司于2019年年底测得新型冠状病毒之后，2020年1月1日，湖北省卫健委电话通知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数据，“如果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湖北卫健委）报告”。

3月8日，财新网报导，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长钟南山的研究团队，透过研究模型测试发现，若早5天采取隔离防控措施，将有机会降低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甚至减轻过半疫情。

更多信息：2022年3月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聚集性疫情相关争议及事件 § 认为防疫过松

2022年上海疫情初期，有观点认为上海的“精准防控”实为“躺平”，引发争议。

认为地方政府疫情应对过激

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专家言论批评武汉封城措施是“危险的主意”，因为封城迫使湖北省内的健康人群与感染者保持亲密关系，很容易适得其反。在一个有1100万人的城市周围画一个“防疫封锁线”引起了不可避免的道德关注，专家将其与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症期间的封锁进行了比较，该封锁在实施十天后解除。

2020年1月23日据《自然》报道，昆士兰大学病毒学家Ian Mackay担忧武汉封城做法相当于把武汉变成一个巨大的细胞培养皿，所有人互相传染，将制造出更多病例。德国之声指，武汉一些人担心封城期间的物资供应，尤其是医疗物资的供应。印度《经济时报》指，沪深300、上海和深圳股指下跌近3％，是近9个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印度《经济时报》认为投资者因这种严厉措施出现恐慌情绪，寻求投资的避风港。

1月24日，英国广播公司批评，这次封锁导致武汉市等多个湖北省城市出现恐慌，许多人对身处城市应对疫情的能力表示担忧。这项措施的巨额成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人身自由方面，是否都能转化为有效的感染控制，仍是未知数。1月26日，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王晓东在记者会上表示对疫情痛心、内疚及自责。

1月27日，美国医学史专家Howard Markel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可能反应过度，给人民造成了不合理的负担，并且稳定而透明地实施的政策限制往往比严厉执行的措施效果更好”。1月27日，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访问时，指“封城”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人类及城市发展史上史无前例，自己与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愿承担有关“封城”的任何责任，包括“革职以谢天下”；他又指“封城”措施果断及效果明显，感谢武汉市民，指市民“很理性、很配合”。

2月4日，湖北副省长曹广晶在记者会上表示，有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上出现“偏差”，如挖断道路、用土石彻底封闭道路等，又指已禁止堆砌、断路或设置永久隔离来中断公路交通。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李文峰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表示，地方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封路，但不等于断路，若挖沟堆填令道路中断是有可能触犯法例。

2月11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表示部分地方的疫情防控措施“冲过头”，伤害中国经济，有措施不切实际及造成恐慌，要求避免更多限制措施。报道又说中央将出台措施减低冲击，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传媒重点报道经济复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未回复路透社的查询。

2022年5月，胡锡进指出，“有些地方把‘全域静态管理’当成了法宝使用，仿佛不顾经济停摆搞极限防控才是“政治正确”，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中央用最小代价争取最大效果的防控基本方针，打击了公众的信心。”

由于中国防疫政策各省各自为政，所以各省对跨省流动采取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例如部分地方政府（如河南省）随意将外地所有入境人员强行赋予健康码“黄码”、“红码”用以限制外地人员出行，或要求所有返乡人员无论是否来自疫情爆发地区均需要隔离，呈现出“一刀切”的倾向。部分病人无法前往医院看病，因停工导致收入减少而无法偿还贷款，此外部分地区物资供给困难，这些问题也给清零之路带来了挑战。

认为中央政府疫情应对过激

观点

关于对中国大陆“政治防疫”的批评的更多信息：2022年3月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聚集性疫情相关争议及事件 § 认为防疫过严

2022年以来，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较快但毒性较温和的特点使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清零政策面临更多质疑，有人质疑清零政策产生的经济成本过高，防疫主要出于政治导向，把防疫这样的科学问题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处理，以政治压倒科学、压倒民生和经济，造成了方方面面的人造次生灾难。

许多观察人士同意，中国继续坚持这一灾难性造成巨大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的防疫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一政策来自习近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评论，香港奥密克戎死亡率已经超过2020年武汉，中国政府不放松封城清零管控说明他们意识到国产疫苗的低效，但这也不会让中国政府承认自己的疫苗不行或者进口疫苗。他批评道，政府未必是不知道动态清零是不可持续的，但当局主要考量的确实政治因素，如对习近平个人权力的考量。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张杰评论，中国执着于执行清零政策，背后是“人定胜天”的思想导致的，这样的政策继续下去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甚至有可能再一次引发大饥荒。有大陆网民认为，"大跃进"的执政思维与"动态清零"异曲同工，并以大跃进时代扑杀麻雀的运动和动态清零的政策做比较。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表示，在上海疫情爆发以后，上海举行了一次有约60名流行病专家参加的在线会议。根据会议共识，倘若上海按照最新公布的官方指导方针包括放宽隔离要求，当地的日常生活可以正常进行，上海市党政系统及卫生系统的大部分官员均支持这一做法。但这一做法遭到习近平的反对，拒绝听取专家意见，继续执行清零政策。蔡霞认为，倘若领导人更开放地接受影响性的意见或被更有力的制衡，似乎不太可能实施如此严厉的政策；抑或一旦成本和民怨变得显而易见，起码会改弦易辙。

《费加罗报》表示中国的战略确实拯救了生命……但代价是严酷的监狱制度。最骇人的是，没有前景，一条不归路。

台湾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乡认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清零成功的机率几近于零。”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陈希表示，中国实行“动态清零”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短时间内中国不会改变“动态清零”的防疫原则，但可能视情况放宽并调整政策。他称“似乎没有政策制定者愿意承担重新开放的巨大代价，因为这种代价可能比目前保持清零的代价还要更显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大病救助专案前高管任瑞红认为，当局不断强调全国防疫政策的大方向是习近平敲定的，本身就表明“动态清零”同样是个政治任务，上海疫情暴发很可能正是一场政治博弈的结果。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4月8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文说，急于升迁的中国地方官员争先恐后地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以此对习近平表忠。法国世界报刊载的塞尔齐-巴黎大学张伦教授的文章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侵乌战争的强权主义逻辑与习近平做了比较，文章写到：在普京陷入自己构筑的侵乌战争的陷阱的同时，他的盟友和朋友习近平也按照同样的逻辑陷入了一场抗疫战争。两年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直在不惜一切代价运用 "新冠清零 "的方法应付疫情。对习近平来说，权力是神奇的、无所不能的，类似于军事型的组织和对被感染者的极端严厉的隔离措施，旨在根除病毒并使社会 "健康 "和 "净化"。尽管面对病毒的变异，特别是Omicron变种，中国的一些流行病学家对这种做法持保留态度，但 "清零 "政策仍然得到了坚持。因为在习近平眼中，它不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它已经成为中国模式的象征，甚至是我们当今世界特有的"东升西降 "的文明变迁的证明。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评论习近平一意孤行推行清零政策，“这一切不禁让人回想起来黑暗的过去。中国不再重新开启因防疫而关闭的国门。”“这种清零政策的代价极高，已经将国民经济逼向了大萧条的边缘。大白们拳脚相加将数十万上海民众送往隔离中心的同时，北京最高层也显露出了真实面目。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公开宣称，发展经济已经不再是首要目标。”“在习近平看来，市场早已成为威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隐患。如果不对资本进行管控，将会带来无法估量的苦难。”

据BBC中文网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格的防疫政策亦造成了地方财政的收支矛盾。2022年中国大陆高强度的动态清零政策造成了往年财政安排中没有的防疫支出部分增量，同时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减税减费，使各地财政收入减少，两者结合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政吃紧。2022年中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0.6%，为20.4万亿元；但支出却增长6.1%，达到26万亿，其中各地防疫投入大致在财政总支出的2%-6%之间，照此推算，防疫总支出大致在5200亿元至1.56万亿元之间。中国的31个省份中，仅8个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2022年实现正增长。

4月初，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和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关伟杰在中国英文学术期刊《国家科技评论》上，联名发表了《中国在未来新冠时代的重新开放策略》一文。文章指出，长期的“动态清零”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需要有序、有效地重新开放。

4月8日，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发文对病死率低于流感的奥密克隆病毒继续推行防感染政策提出质疑。

4月19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大陆网红王思聪在微信朋友圈直言“每天早上的核算（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而是你的奴性和血性。”随后被禁言。4月27日，王思聪连4000多万人的新浪微博账号都被注销，疑遭全面封杀。

2022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对COVID-19病毒的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世卫组织紧急事务主任迈克·瑞安表示，实施新冠病毒零容忍政策时还需要考虑到该政策对人权的影响。

2022年5月，创办微信的大陆知名企业家马化腾，近期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除了胡锡进，没人关心经济了》的网络文章，并对其中一段文章评论称：“这段描述得太形象了”。马化腾的动作引起外界热议。

中国大陆卫健委匿名官员投书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坦言对清零政策表示怀疑，但COVID-19已高度政治化，任何主张偏离当前清零方针的声音，都会受到惩罚。他们认为当局已经无法接受科学的意见。

有报道认为习近平强推清零政策造成沉没成本已经太高，故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前必须坚持清零是保住他顺利打破限制再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是执行政治任务，将防疫工作政治化，凌驾于科学之上。高盛集团的研究报告指出，习近平的防疫政策在中共二十大后仍会持续，至少2023年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完成领导班子交接后才有转变的可能。世界报刊文表示，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让中国年轻人感到疲惫不堪，以至于他们敢于更公开地批评政权。

2022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主办的《顶端新闻》发出一篇由签约作者撰写的题为《比疫情更可怕的是大量的人失业，破产》的文章，质问为何当下内地解封障碍重重。文章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被大量转载，随后文章被删除。22日，一篇名为“十问”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广传，其最早由公众号“长安课堂”发出，内容是向卫生主管机构卫健委提出十大疑问，包括国产疫苗的有效性、有无客观标准解除管控、当局的政策决策依据、内地为何和香港的疫情政策不同、世界杯现场球迷为何不用戴口罩和核酸证明，以及质疑为何要一味聚焦美国的情况等等。“十问”发表后引发网民广传，目前原文已无法查看，“长安课堂”已被封号，但社交媒体上仍有大量网民转发、讨论。当中不少网民对文章反应正面。

2022年11月24日，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微博上表示，中国法国工商会注意到，自“二十条”宣布以来，实际的执行结果并未达到驻中国法国企业的预期。呼吁，中共官方真正落实二十条措施政策，取消不必要和过度的限制，以及尽快放弃动态清零政策。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方在中日领导人会晤期间也提出希望中方放松防疫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方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本着科学精准的原则，持续优化各项防控政策。

2022年11月下旬，白纸运动在全国各地爆发。

反驳

《深圳特区报》发表署名文章称：“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如何选择，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中国大陆官媒多次声称奥密克戎变异株不是“大号流感”，表示应当贯彻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吴凡指出，现阶段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决策考量主要有5点：1、担心可能产生危害更大的新变异株；2、中国大陆民众普遍未获得对于新冠病毒的足够免疫能力，只有坚定“动态清零”，才能保护好免疫力弱的人群；3、目前没有能力控制2019冠状病毒病在低水平流行，担心大流行后的医疗资源挤兑问题；4、对未来新的抗疫“武器”的期待；5、中国当前的防疫政策是因时因势采取的。

2022年5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远没有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认为2022年末政策转向过急

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新十条”通知，大规模放松防疫措施。防疫政策急转后基础药物十分匮乏，长者疫苗接种率也不足，民众对感染后如何治疗无所适从，也无法了解真实的感染情况。部分民众质疑官方放开太快。联合早报评论文章建议政策发布需要给予民众一定的心理缓冲期。

2022年12月29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防疫政策的调整基于对病毒和疾病的认知、民众免疫水平和卫生健康系统承载能力、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这三方面的判断，科学合法，符合中国防控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