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米特罗·佐约哈迪库苏莫

苏米特罗·佐约哈迪库苏莫 Sumitro Djojohadikusumo
（摄于1954年）
第3任研究事务国务部长
任期 1973年3月28日—1978年3月29日
总统	苏哈托
前任	苏哈迪·雷克索瓦多约（—1966，国家研究机构部长）
继任	优素福·哈比比（研究及技术部长）
第8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财政部长
任期 1955年8月12日—1956年3月24日
总统	苏加诺
总理	布尔汉丁·哈拉哈普
前任	王永利
继任	优素福·维比索诺
任期 1952年4月3日—1953年7月30日
总统	苏加诺
总理	韦洛坡
前任	优素福·维比索诺
继任	王永利
第7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贸易部长
任期 1968年6月6日—1973年3月28日
总统	苏哈托
前任	穆罕默德·优素福
继任	拉迪乌斯·普拉维罗
任期 1950年9月6日—1951年4月27日
总统	苏加诺
总理	穆罕默德·纳席尔
前任	丹迪约诺·马努
继任	苏约诺·哈迪诺托
个人资料
出生	(1917-05-29)1917年5月29日 荷属东印度加布棉县昂望
逝世	2001年3月9日(2001岁—03—09)（83岁）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墓地	卡勒特比瓦克公墓
政党	印度尼西亚社会党（1955—1960）
配偶	多拉·玛丽·西格尔（1947年结婚）
儿女	普拉博沃·苏比延多、哈希姆等4人
父母	马戈诺·佐约哈迪库苏莫（父）
母校	伊拉斯谟经济学院 索邦大学
签名

苏米特罗·佐约哈迪库苏莫（印尼语：Sumitro Djojohadikusumo，旧拼写法：Soemitro Djojohadikoesoemo；1917年5月29日—2001年3月9日），印度尼西亚政治人物，经济学家，苏加诺、苏哈托时期的内阁部长，获学者评为该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印尼经济学家。他于1950年至1978年期间断续参与五届内阁，出任工业和贸易部长、财政部长、研究部长等公职，此外还担任过印度尼西亚大学和安达拉斯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

苏米特罗出身自爪哇贵族，于1935年前往荷兰鹿特丹荷兰经济学院修读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继续留在荷兰，并于1943年成为首位印尼裔经济学博士。二战结束后他返回印尼，随即奉派美国，观察联合国会议，并负责为印尼筹集资金，以及引起国际社会对印尼抗荷独立战争的关注。1949年底，他代表印尼参与海牙圆桌会议，会后荷兰向印尼政府移交主权，他则以印尼社会党党员的身份在纳席尔内阁担任工业和贸易部长，并在韦洛坡和布尔汉丁·哈拉哈普内阁担任财政部长。他于1950年代担任部长期间颁布了带有保护主义性质的堡垒计划，通过限制印尼华人的工商业活动来扶助土著经济，又制订经济计划，促进国家工业化。同时他还主张引入外国投资，但这个提议与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相左，不受民众支持，而且还令他受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攻击。

1950年代末，苏米特罗因为政见不获接纳和涉嫌贪污而逃出雅加达，之后他在外国联系上了西方的情报人员，同时参加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为该运动筹募经费和争取国际支持，他本人也被视为起事领袖之一。起事失败后，他继续留在国外，极力批评苏加诺。1966年苏加诺下台，苏哈托建立新秩序体制后，苏米特罗于翌年应邀返回印尼，并获委任为贸易部长。回任贸易部长后，苏米特罗以鼓励进口资本品、限制原材料出口等措施来推动印尼工业化，又开始和自己在印度尼西亚大学的许多旧学生一起以政府高层的身份规划印尼的经济政策。

1973年，苏米特罗因为和苏哈托在政策上意见不合而调任研究部长，至1978年完全离开政府，之后他继续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工作，并维持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整个新秩序时期，他一直利用自己在政界和外国的人脉，壮大自己的私人业务。晚年的他仍然关心印尼的政治、经济议题，不过认为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措施过紧，需要加以放宽。他的后人在印尼政坛的影响力颇大，其中长子普拉博沃·苏比延多是前国民军将领和苏哈托的前女婿，并于2024年当选印尼总统。

早年生涯

1939年苏米特罗（后排左三）与印尼裔学生足球队队友合照

苏米特罗于1917年5月29日在荷属东印度加布棉县出生，出身自地位较低的爪哇贵族家庭，是家中的长子，父亲马戈诺·佐约哈迪库苏莫是荷属东印度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后来是印尼国家银行的创办人，母亲名为西蒂·卡图米·威罗迪哈佐（Siti Katoemi Wirodihardjo）。他早年曾先后就读于欧洲人小学和万由马士的土著官吏训练学校。

1935年从国民中学毕业后，苏米特罗前往荷兰鹿特丹荷兰经济学院深造，至1937年考获学士学位，随后他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修读了为期一年的哲学及历史课程。他曾在自传中提到，他本来希望加入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并曾在加泰罗尼亚一所训练营短暂受训，但因为年纪太小而被拒绝。据他在1986年忆述，被拒参战后，他转而为西班牙共和派筹款。他留学期间还加入了一个旨在推广印尼艺术文化的印尼裔学生组织。

1940年5月，他在鹿特丹完成博士论文之际，纳粹德军入侵荷兰并轰炸鹿特丹，纳粹德国空军投下的一枚炸弹炸毁了他房间的一面墙，几乎夺去他的性命，不过他幸存下来，并于1943年完成博士论文《大萧条时期的人民信托局》，成为首位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印尼人。毕业后，由于战争的缘故，他无法返回印尼，所以他继续留在荷兰，研究印尼经济，并在二战欧洲战场后期援助滞留鹿特丹的印尼船员。而当学生组织印度尼西亚协会分发反纳粹单张，参与荷兰抵抗运动时，苏米特罗却没有参与其中——早在二战之前，他就以该协会接纳阿卜杜尔·马吉德·佐约阿迪宁拉特等共产主义者为由，拒绝加入该组织。

独立战争时期

更多信息：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

战争初期

二战结束后，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印尼独立。之后苏米特罗曾一度担任荷兰外相埃尔科·范·克莱芬斯的助理，并以此身份加入荷兰代表团，出席1946年1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英国政府报告指出，荷兰让苏米特罗加入联合国代表团，是为了向外界留下好印象，但他很快就因为失望而返回印尼。印尼《独立之声报》（Soeara Merdeka）则表示，苏米特罗参加安理会会议是为了向印尼政府报告与印尼相关的国际事务，与荷兰人重返印尼的计划没有关系。乌克兰、苏联和埃及在该次会议上草拟了一项决议草案，支持印尼参加联合国活动，但结果被否决，苏米特罗认为这是因为印尼代表并没有出席会议。他于1946年3月返回爪哇，并向其他印尼民族主义者讲述他参加安理会会议的经验，让他们了解安理会的开会流程。

苏加诺宣布印尼脱离荷兰独立后，成立了新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并担任共和国总统。苏米特罗回国后也加入共和国政府，他首先担任总理苏丹·夏赫里尔的助理，然后转到财政部工作。这时荷军已经重返印尼，并成立荷属东印度民政机构，但起初他们只守住了数座沿岸城市。1946年6月底，反政府部队由于不满夏赫里尔政府对荷兰立场软弱，而在印尼共和国军第三师师长苏达索诺少将（Sudarsono）的准许下发动政变，在索洛绑架夏赫里尔、苏米特罗等一行人，掀起了一场政治冲突。最终政变因为苏达索诺于7月3日被捕而宣告失败，苏米特罗等人则在日惹获释。

1946年稍后，苏米特罗获委任为印尼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副团长兼经济公使，并以非正式身份为印尼筹措资金，至1950年卸任。独立战争期间，荷兰对共和国控制区实施海上封锁，禁止商船向这些地区运送物资，以及从这些地区运出农产品；夏赫里尔则委托苏米特罗设法突破封锁。代表团团员认为，如果让一艘万吨轮装载着共和国急需的原材料开往共和国控制区，不仅能证明印尼政府营运港口的能力，还能在荷兰扣押船只的时候引发舆论关注。因此，苏米特罗于1947年安排一艘美国货船马丁·贝尔曼号前往共和国控制的井里汶港口装载货物，结果荷兰海军陆战队一如预料，扣押了马丁·贝尔曼号。这次事件引起了全国海员工会的愤慨，美国国会也曾考虑就此举行听证会。苏米特罗回忆说，夏赫里尔事后说过：“我们虽然损失了价值300万美元的货物，但这次行动所引发的公众关注却是无价的。”。出使美国期间，苏米特罗还与美国商人马修·福克斯（Matthew Fox）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合同，成立印度尼西亚-美国公司，专责两国之间部分大宗商品的贸易。

外交谈判

1949年，苏米特罗（左一）代表印尼出席海牙圆桌会议

1948年，荷军发动乌鸦行动，大举进攻共和国控制区，并逮捕了共和国政府的多名领袖。与此同时，印尼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团长兰伯图斯·尼科德穆斯·巴拉尔和苏米特罗等团员则努力令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印尼局势。荷军的军事行动令之前受到忽视的印尼代表团成为关注焦点，期间苏米特罗与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A·洛维特会面，并在会后举行记者会，获得美国传媒的广泛报导。其中《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苏米特罗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谴责荷兰的行动，并呼吁美国停止（经马歇尔计划）向荷兰提供援助。之后，苏米特罗还一度担任印尼驻美大使馆的馆长。

1949年荷兰与印尼在海牙就主权移交问题进行最后谈判期间，苏米特罗是共和国代表团经济及财务小组的主席。谈判期间，荷兰估计印尼将需要承担由荷属东印度政府留下，总值超过61亿荷兰盾的债务，但苏米特罗不同意，他指出其中一大部分债务（约20亿盾）是荷兰动用印尼资金，镇压印尼独立运动的军费支出，不应该由印尼偿还，又估计荷兰应该向印尼偿还约5亿盾的债务。在最后签订的《圆桌会议协定》中，荷兰决定豁免印尼的军费开支，但印尼仍需要向荷兰缴付43亿盾（当时相当于11亿3000万美元）的债务，直至1964年7月为止。苏米特罗要求减免印尼的债务，又反对延后讨论西伊里安问题，却被哈达否决。

部长生涯

参见：印度尼西亚自由民主时期

财政部长沙弗鲁丁·普拉维拉内加拉（摄于1954年）

出掌工贸部及印大经济学院

1951年，苏米特罗以印尼社会党党员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纳席尔内阁，出任工业和贸易部长，接替哈利姆内阁的丹迪约诺·马努，新内阁于1950年9月6日宣誓就职。和财政部长沙弗鲁丁·普拉维拉内加拉主张侧重农业的观点相反，苏米特罗认为要在印尼这个农业社会发展经济，就有必要推动工业化，因此他着手制定“经济紧急计划”，目标是在数年内修复于日占时期和独立战争期间受破坏的工业设施。该计划又称“苏米特罗计划”，于1951年4月（苏米特罗卸任后）发表，内容是使用公帑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发展工业设施。纳席尔内阁倒台后，继任的苏基曼内阁和韦洛坡内阁仍然继续执行该计划，但都未能在两年内达到目标，因此需要把计划的执行年期延长到3年。

1950年代初期，苏米特罗曾出访荷兰等欧洲国家，为印尼建设制造设施的计划争取投资。虽然他倾向利用自由竞争来结束外资垄断印尼进口贸易的局面，但在担任工贸部长期间，他推行了堡垒计划，给予土著进口若干商品的特权和贷款优惠，以削弱华裔商人的实力。1951年4月27日纳席尔内阁倒台后，继任总理的苏基曼·维尔约桑佐约没有给苏米特罗安排内阁职务，而是委任苏约诺·哈迪诺托为贸易部长。同年年中，苏米特罗邀请前纳粹德国财政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到印尼研究经济形势和财政状况，并提出建议。之后沙赫特发表报告，认为印尼应该无视当时印尼民众的想法，大量引入外国投资，以及采纳外国的意见；苏米特罗没有接纳他的看法。当年7月，苏米特罗又参加了一个官方委员会，协助印尼政府把荷兰殖民时期的发钞银行爪哇银行国有化。他还在1955年和哈达一起创立印度尼西亚经济学家协会（Ikatan Sarjana Ekonomi Indonesia, ISEI），担任协会主席，并见证该学术组织的快速增长。

离开政府不久后，苏米特罗接替辞职的苏纳里约·科洛帕京，担任印度尼西亚大学（印大）经济学院第二任院长，任期至1957年结束。担任院长期间，他从荷兰聘请了学者到印尼授课，弥补本地师资不足的问题，并成立经济及社会研究所（Lembaga Penyelidikan Ekonomi dan Masyarakat），后来苏米特罗重返内阁期间，该机构曾协助他研究经济政策。此外，他还促使印大经济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院结为合作伙伴。有鉴于当时印尼的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欧洲式的经济学训练，为了扩阔他们的眼界，苏米特罗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师生交换计划，把美国教授派到印尼教授经济学，同时送印尼学生到美国深造数年。

苏米特罗和沙弗鲁丁都是当时印尼最有名的经济官员，尽管两人来自不同政党，对印尼经济建设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两人于1952年在报刊就印尼的经济议题展开论战——苏米特罗认为独立前东印度群岛是一个农业社会，人民的生活质素很差，所以沙弗鲁丁侧重农业是错误的，又对沙弗鲁丁担任财长期间累积资本储备，不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减税等措施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做法不予赞同。另一方面，两人都批评了当时的苏基曼内阁，又同意挽留外国投资者和留住外国资本，和当时一些民族主义领袖的看法不一样。此外，苏米特罗也支持藉国内移民计划把爪哇岛的居民迁移到人口稀疏的外岛，但认为外岛需要建设工业，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外岛的发展。

财政部长

苏米特罗（摄于约1952年）

1952年4月3日，韦洛坡内阁宣誓就职，苏米特罗则接替优素福·维比索诺，担任财政部长。履新时他发现财政部还有许多在殖民时期入职的荷兰裔官员，他们大都是熟练的政务官，但不懂经济学。他在第一次担任财长期间完成了爪哇银行的国有化程序，并将之改组为印度尼西亚银行；草拟相关法规时，他加入了一项条款，规定银行所有董事都必须是印尼公民。他还扩大了堡垒计划的规模，把限制进口商品种类占所有进口商品种类的比例从原来的10%增加到超过50%。他认为计划难以顺利执行，甚至说过计划扶持的商人当中，可能大部分都是“寄生虫”。

1953年韦洛坡内阁垮台后，五次组阁尝试都因为政治纷争而失败。布尔汉丁·哈拉哈普负责筹组内阁时，曾提名苏米特罗续任财政部长，但被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否决，结果第一届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于1953年7月30日成立，苏米特罗的职务则由王永利接任。下野后苏米特罗批评阿里内阁的政策，宣称他们间接支持外国资本（特别是荷兰资本）撤出印尼。1955年布尔汉丁·哈拉哈普内阁成立后，苏米特罗接替王永利，回任财政部长，并成为内阁中少数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政治经验的阁员。由于当时印尼通胀高企，内阁决定先提高国内总产量，稳定经济，旨在鼓励土著参与经济活动的堡垒计划则被废除。苏米特罗还实行了紧缩政策，大幅减少财政赤字，压抑通胀。

社会党在1955年立法选举中表现欠佳，之后苏米特罗尝试罢黜党魁夏赫里尔，但不成功。事后有社会党党员认为苏米特罗拥有组织管理能力，比重视意识形态的夏赫里尔更适合当党魁。1955年底，苏米特罗、卫生部长约翰内斯·莱梅纳和外交部长伊德·阿纳克·阿贡·格德·阿贡前往瑞士日内瓦，代表印尼与荷兰讨论西伊里安问题。虽然美国、英国和印度对荷兰代表施压，令谈判有所进展，不过印尼政府于1956年1月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要求三名部长回国解释自己的行动。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还考虑过辞去内阁职务；后来谈判于2月破裂。1956年初，哈拉哈普内阁确定解散；在内阁解散前一、两个月，苏米特罗以财长身份，向一些和政治人物有联系的企业提供政府信贷支援。此举被反对党视为政治酬庸，令他们更有决心要求内阁早日下台。其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组织第二次内阁，任命维比索诺为财政部长，并刻意排除了苏米特罗，以及哈拉哈普内阁的其他阁员，新内阁于1955年3月24日就职。

在自由民主时期，苏米特罗是少数来自社会党的部长之一，又获评为当时最有权势的社会党党员。他在1952年一份文件中表明，他的政策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及投资，以及达致国际收支平衡，又指出印尼政府的行政能力低下，所以应该避免直接干预经济。他也支持印尼引入外资，并曾在首次担任财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赶走外国投资者和“自挖坟墓”无异。他还向少数几家愿意到印尼投资的外国企业（主要是石油公司）提供财政奖励，鼓励他们开发印尼的人力资本。

革命政府叛乱

参加雄牛师委员会

1957年朱安达·卡塔维查亚接任总理，当时苏加诺已经公开表明自己厌恶苏米特罗，以及其他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以迪帕·努桑塔拉·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也支持这个看法，其中艾地直接攻击苏米特罗“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一边”，又认为对方借助外国投资发展经济的方针不适合印尼这个农村社会。艾地又反驳苏米特罗的看法，认为造成贫穷的原因不是低投资、低储蓄，而是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外国企业的寻租行为。印尼共还指责苏米特罗，说他提倡开放外国投资和接受发展援助。在此之前，印尼共与社会党、马斯友美党（马党）的关系就已非常恶劣，因为1948年印尼共发动茉莉芬事件，企图推翻政府未遂后，社会党和马党都支持扫荡印尼共党员。1957年5月初，宪兵两度以苏米特罗于1955年立法选举中为社会党筹款期间侵吞公款，以及和一名贿赂罪成入狱的商人来往为由，传召他接受问话。到5月8日宪兵第三次传召他问话时，苏米特罗并没有现身，而是先到朋友在雅加达丹拿望的寓所暂避，然后在夏赫里尔的协助下逃到苏门答腊，躲避宪兵的追捕。他于5月13日抵达中苏门答腊，并在西苏门答腊获得雄牛师委员会（Dewan Banteng）的收留——该委员会于1956年底由前“雄牛师”的司令官和军官成立，他们都曾驻守西苏门答腊，而且不满苏加诺治下权力日益集中的现象。委员会甫成立就提出了容许中苏门答腊省自治的诉求，而地方领导官员也在1956年12月哈达辞任副总统后，开始大力支持他们的运动。

苏米特罗逃亡后，夏赫里尔和社会党领导层曾多次派人探望他，劝他不要参加雄牛师委员会计划中的叛乱，但均告失败，后来苏米特罗甚至故意避开这些劝说者。在雅加达中央政府和异见人士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之际，苏米特罗和雄牛师委员会的领袖都拒绝以哈达重返政府，换取他们放弃斗争，而沙弗鲁丁、哈拉哈普和穆罕默德·纳席尔等马党领袖也因为受到迫害而逃往西苏门答腊，投奔苏米特罗和雄牛师委员会。在此期间，苏米特罗也经常出国，和外国政府人员、记者联系，他还在新加坡重新联系上了他在雅加达认识的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务。同年9月，苏米特罗和异见军官在会面后提出了多项要求，包括地方分权、撤换国民军司令阿卜杜尔·哈里斯·拿骚蒂安，让哈达重返政府，以及禁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米特罗在1957年10月之前就已开始和英、美情报人员通讯——当中部分人以新加坡为活动基地——其中他和美国特务的来往有可能加强了异见军官发动起事的决心。他又向美国人传达了9月初他在巴东和不满政府的校官、政客会面的成果，把雄牛师委员会形容为“反共战线”，又表示自己有意把苏门答腊的农产品卖给英国人，为反政府运动筹集资金。虽然美国外交官向印尼官员保证美国不希望“干涉印尼内政”，但由于忧虑苏加诺改采“指导式民主”，又担心印尼共对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美国人普遍都支持叛军。

在离开雅加达之前，苏米特罗就已经应一名米南加保族商人的建议，开始在巴东筹建一所新的经济学院（即安达拉斯大学经济学院的前身），并于1957年9月该学院开幕时，担任学院院长兼开幕讲座讲者。之后他曾短暂在该校授课，直至革命政府叛乱爆发为止。

叛变及流亡生涯

1958年印尼海军（黑色箭头）进攻全面斗争约章和革命政府根据地（橙色）的示意图

苏米特罗在1957年年底就已经呼吁美国、英国、英属马来亚、菲律宾、泰国的政府官员，以及英国、荷兰和海外华资企业资助叛军，并筹措了一笔款项，加上外国援助和走私大宗商品的收益，叛军已经有能力购买武器和装备。另外，美国还秘密为数千名战士提供了足够的武器。1958年1月，三佛齐第二军区司令巴里安邀请苏米特罗等反政府人士到双溪达勒（Sungai Dareh）开会，希望他们能跟政府妥协，但苏米特罗和雄牛师委员会的军官都打算公然起兵，对抗中央政府，而巴里安即使邀请马党领袖加入会议，中和好战军官的声音，减轻他们带来的压力，到最后仍然拒绝直接对抗中央政府，结果各与会者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会议以僵局收场后不久，苏米特罗就启程前往欧洲，希望能筹得更多款项，以及藉传媒访问，把反政府运动的诉求传出去。同月月底，印尼政府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请求，要求对方把身在新加坡的苏米特罗引渡回国，而苏米特罗则继续流亡在外，发表的言论也越来越激进，例如他于2月2日在日内瓦威胁说印尼有可能爆发内战，之后又说如果这样的话，苏加诺政府“可能会在十天内倒台。”另一边厢，坊间流传苏米特罗家财万贯，为此雅加达的亲政府传媒还给他取外号，将社会党的口号“民主”（kerakjatan）改为“民主百万富翁”（miljioener kerakjatan），把他挖苦一番。

1958年2月15日，叛军在武吉丁宜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由沙弗鲁丁担任总理，由苏米特罗担任贸易兼通讯部长；苏米特罗也被视为叛乱领袖之一。翌日苏加诺下令逮捕革命政府的部长，包括苏米特罗。之后革命政府在与政府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并于1958年中失守苏门答腊岛所有主要城市，包括武吉丁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于是沙弗鲁丁授权另一支反抗势力全面斗争约章成立一个能有效运作的内阁——该运动以万鸦老为据点，和革命政府几乎没有关系——而苏米特罗则担任该内阁的代理外交部长。1960年革命政府领袖在苏门答腊宣布联合数个叛乱组织，成立“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但苏米特罗反对此举，因为他主张印尼应该维持单一制，并拒绝与伊斯兰之家运动合作，因此他逐渐疏远苏门答腊的叛乱运动，转而为全面斗争约章运动走私军火。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运动以失败告终后，苏米特罗继续留在国外，并于1961年秘密成立印度尼西亚革新运动（Gerakan Pembaruan Indonesia, GPI），和运动成员一起公开批评苏加诺，这和苏查莫科等海外异见人士在部分情况下仍然和政府合作的做法并不相同。

流亡期间，苏米特罗曾在新加坡担任商业顾问，也曾在马来西亚和曼谷居住，以及造访欧洲国家，例如到瑞士探望病重的夏赫里尔。为了维持生计，他还撰写了几部著作，介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史。在苏加诺和马来西亚对抗期间，苏米特罗一方面与反共军官和学运人士保持来往，另一方面又支持重建于1960年被苏加诺取缔的社会党。然而，他参加叛乱的经验使许多党友认为他不负责任，葬送了社会党，也使得他的学生学成归国后，无法担任政府职位。苏加诺原打算赦免苏米特罗，但因为对方拒绝接受苏加诺的领导地位而不了了之。

新秩序时期

更多信息：新秩序过渡时期和新秩序 (印度尼西亚)

贸易部长

苏哈托总统（摄于1971年）

1966年苏加诺下台，苏哈托就任总统后，随即起用苏米特罗的旧学生，如维佐约·尼蒂萨斯特罗、穆罕默德·萨德利、埃米尔·萨利姆和苏布罗托，任命他们担任顾问和部长，又委托个人幕僚阿里·穆尔多波游说苏米特罗回国，苏米特罗则于1967年3月在曼谷和阿里会面，并直接同意他的请求。据苏米特罗所述，政府游说他回国，一方面是倚重他的经济学专长，另一方面是为了结束印马对抗，令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关系重回正轨。1967年中阿里安排苏米特罗回国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以免苏加诺的亲信伤害他。之后，苏哈托于1968年6月6日委任苏米特罗加入第一届发展内阁，接替穆罕默德·优素福，担任贸易部长。

重返内阁后不久，苏米特罗就指出苏加诺政府管理经济不善，所造成的破坏“大概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修补。他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促进某些行业的发展： 一、以保障本国工业为由，限制部分商品的进口，并利用双轨汇率制指定刺激出口和压抑进口的商品。二、设立专门机构，分别为咖啡和椰子核制定品质标准和营销方针，同时推行禁止出口劣质橡胶，鼓励企业出资兴建橡胶加工厂等措施，推动橡胶业转型。三、提倡少进口消费品，多进口资本品，同时提出调高关税，以增加政府收入。一方面，他在推行贸易政策之前，需要征询经济、财政与工业事务国务部长哈孟库布沃诺九世和其他部长的意见，不能全权决定经济方针，另一方面，这届内阁首次引进了一群统称为“伯克利黑帮”，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经济学家，而苏米特罗是他们的老师。当时的财长阿里·瓦达纳也是“伯克利黑帮”的成员。担任部长期间，苏米特罗还兼任苏哈托政府经济顾问团的成员。

研究部长

研究部长苏米特罗（摄于1973年）

1973年3月28日，苏哈托组建第二届发展内阁，苏米特罗调任研究事务国务部长，成为自苏加诺时期苏哈迪·雷克索瓦多约去职以来，第一个主管研究事务的内阁官员，拉迪乌斯·普拉维罗则接任贸易部长。苏哈托之所以把苏米特罗调到较不重要的内阁职务，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经济观点并不一致。1973年底，苏米特罗开始和大学生讨论印尼的经济政策，他在印大和大学生们谈得颇为顺利，但万隆理工学院的学生却不太能接受他的措施，使得他在讨论会期间中途离席。大学生批评政府经济发展方针的声音曾因为1974年的马拉里事件而受到打压，数年后却又再度浮现，因此苏米特罗等部长于1977年8月前往印尼各所大学，向大学生解释政府政策，大学生却向他们抗议政府贪污、军队干政的问题，结果苏米特罗等部长于8月中承认失败，又警告学生，政府会“严厉”镇压任何由学生发起的政治运动。

执掌研究部期间，苏米特罗还注意到苏哈托政府的五年建设计划没有考虑到长远趋势和远景，于是成立了一项全国研究计划，委托印尼数家经济学院和研究院深入研究印尼的长远增长趋势，协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虽然后来的五年计划参考了该计划提出的意见，但1978年3月29日内阁解散后，苏米特罗离开了内阁，继任研究部长的优素福·哈比比则没有延续计划。不久后苏米特罗和审计委员会主席乌马尔·威拉哈迪库苏马公布了一项估计，表示每年因为贪污和浪费而损失的政府经费占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

私人部门

除了担任政府部长，苏米特罗亦活跃于商界，并利用在印尼政界和欧美国家的人脉来扩展业务。1967年7月，他在印尼的咨询顾问业刚起步时，和作家兼记者穆赫塔尔·卢比斯共同创立商业顾问公司Indoconsult。1984年，他成为学术组织东亚经济学会的创会会员，并担任该会首任主席。苏米特罗自1950年代起与谢建隆家族建立生意往来，到1968年又协助谢建隆创立的阿斯特拉国际取得丰田汽车在印尼的独家代理权，使该公司增长为大型企业。1992年，阿斯特拉负债累累，面临被多家企业组成的财团收购，这时谢氏委任苏米特罗担任公司董事长，期望他阻止收购，但后来谢氏未征询苏米特罗，便将名下所有股份出售转让，最终苏米特罗于1992年12月辞职，阿斯特拉国际则于1993年1月易手 。

1978年离开政府后，苏米特罗重返印大任教。起初，由于其旧学生仍然担任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所以他对政府施政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例如印尼政府在1980年代初根据他的提议，削弱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同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不过，之后他开始忧虑苏哈托统治下印尼的经济问题——虽然工业化进展迅速，但“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许多行业，政府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也过犹不及。苏米特罗曾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后来却改变立场，认为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过于严苛，需要放宽，并指出印尼工业表面上看似有生产力，实际上却脆弱不堪。1990年代后，苏米特罗不再主动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过仍关注印尼的经济问题，以及寻租成风的现象，并公开嘲讽苏哈托幼子汤米·苏哈托于1996年推出的“国产汽车”品牌蒂莫尔，认为这是对工业政策的嘲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印尼后，苏米特罗认为印尼深受重创，原因是经济和司法体系漏洞百出，出现了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等现象，又指出当局必须立即实行果断的措施，解决上述问题。晚年的苏米特罗还在1998年初表态支持萨利姆竞选副总统，但不成功。

观点

苏米特罗表示，他在荷兰求学期间深受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法兰克·奈特、欧根·博姆-巴维克和欧文·费雪的影响，另外他还受到费边社思想的启发。他同意印尼在荷兰殖民时期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分为生计经济和工商经济两个部门，并赞同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理论，认为工业建设可以吸收生计经济部门的过剩劳动力，提升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因此他在著作中支持引入外资，但外资企业须容许本地资本参股、聘用本地员工、培训本地人才、并将部分利润再投资于印尼。他反对贸易配额和贸易限制措施，却承认印尼政府无法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在1950年代初的许多措施都是为了消除荷兰人对印尼经济的影响，和沙弗鲁丁争论则是因为他认为对方的做法只是在延续荷兰殖民者的经济路线。

苏米特罗偏好专家统治和工业化，所以他在冷战期间倾向西方集团，同时反对共产主义。参加社会党期间，他也不同意党内理论家所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在苏加诺执政初期，他认为在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利用税收来重新分配收入并不可行，更可行的做法是扶持工会和合作社运动，改善收入条件；他也赞成借助合作社运动来发展印尼的农业经济。在财政政策方面，苏米特罗支持制定平衡预算，以确立政府的财政纪律，但反对削减公共建设支出。

个人生活

苏米特罗的父母和4名子女（摄于1963年）

苏米特罗的胞弟苏比延多（Subianto）和苏班迪约（Subandio）曾活跃参与印尼的青年运动，但在1946年的伦孔事件中遇害。苏米特罗的妻子多拉·玛丽·西格尔（Dora Marie Sigar）是万鸦老人，两人在荷兰认识，于1947年1月7日成婚，婚后两人育有两子两女，当中三子普拉博沃·苏比延多于2024年当选印尼总统，幼子为商人哈希姆·佐约哈迪库苏莫。普拉博沃和一名女儿跟随苏米特罗，信奉伊斯兰教，哈希姆则与另一名女儿跟随母亲，信奉基督教。革命政府起事失败后，苏米特罗曾带着妻儿四处流亡。

佐约哈迪库苏莫家族四代从政，又称为政治世家。继马戈诺、苏米特罗和普拉博沃之后，家族第四代，哈希姆的子女拉哈尤·萨拉斯瓦蒂、阿里约·佐约哈迪库苏莫亦于2014年首次参与立法选举，并当选国会议员。普拉博沃也是苏哈托四女蒂蒂·苏哈托的前夫，两人的婚姻维持了15年。1998年5月普拉博沃因涉嫌在1997年至1998年期间绑架民运人士而被解除军职，之后苏米特罗撰文为普拉博沃辩护，又认为怪罪普拉博沃的人不是哈比比，就是普拉博沃的上司维兰托。苏米特罗的妹妹苏卡蒂妮（Sukartini Djojohadikusumo）则于2019年成为人瑞。

苏米特罗热爱打网球，吸烟量也很大。他在1942年至1994年期间合共撰写了130部著作，并于2000年出版自传。苏米特罗患上心脏病和动脉粥样硬化一段时间后，于2001年3月9日凌晨在东雅加达拉瓦芒温达玛·努格拉哈医院因心脏衰竭病逝，遗体安葬于卡勒特比瓦克公墓。

评价及影响

苏米特罗于1986年接受访问，谈及自己在政坛起起伏伏时，表示自己“从未在政治斗争中取胜，但⋯⋯懂得如何克服挫折。”苏哈托上台后，苏米特罗因为疏远从前的社会党党友，以及准许普拉博沃迎娶蒂蒂·苏哈托而被批评为趋炎附势，然而他在1999年接受《时代杂志》访问时否认这个指控，并表示比较希望别人说他“务实”。在同一次访问中，他承认自己接触过中情局特务，但反驳美国历史学家乔治·麦克特南·卡欣将他称为“中情局资产”的说法。印尼学者维迪·R·哈迪兹指出，苏米特罗的经济思想不能用“自由”来形容，不过他强烈反对苏加诺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又认为苏米特罗参加革命政府起事是“为资本主义而战。”

许多学者都认为苏米特罗在苏加诺、苏哈托时期是极具影响力，甚至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雅加达邮报》则在报导其死讯时，称他为“现代印尼经济学之父”，并指出他的许多著作都已列入印尼大专院校的经济学教材。普拉博沃创立的大印尼运动党也在竞选期间强调苏米特罗在独立初期对国家的贡献，以及他的经济理念。另外，印大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大楼、经济学院旁的一条道路，以及美国—印度尼西亚学会的研究资助计划“苏米特罗研究员计划”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参考书目

• Rupiah di tengah rentang sejarah: 45 tahun uang Republik Indonesia, 1946–1991. Kementerian Keuangan Republik Indonesia. 1991 （印度尼西亚语）. 
• Susunan Kabinet R.I. Tahun 1945 S/d 1968. Departemen Penerangan. 1968 （印度尼西亚语）. 
• Hadiz, Vedi (编).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Routledge. 1997. ISBN 978-0-415-14502-2 （英语）. 
• Anderson, Benedict. 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 Equinox Publishing. 2006. ISBN 978-979-3780-14-6 （英语）. 
• Djojohadikusumo, Sumitro. Recollections of My Career.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1986, 22 (3): 27–39 [2024-07-07]. ISSN 0007-4918. doi:10.1080/0007491861233133487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4-10）. 
• Eklöf, Stefan. Indonesian politics in crisis: the long fall of Suharto, 1996–1998. NIAS. 1999. ISBN 87-87062-68-2. 
• Fakih, Farabi. The Ambiguous Position of Economists during the 'Old Order', 1950–65. Schrikker, Alicia; Touwen, Jeroen (编). Promises and Predicaments: Trade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olonial and Independent Indonesi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NUS Press. 2015. ISBN 978-9971-69-851-5 （英语）. 
• Feith, Herbert. The Decline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Indonesia. Equinox Publishing. 2006. ISBN 978-979-3780-45-0 （英语）. 
• Foray, Jennifer L. The Republic at the Table, with Decolonisation on the Agenda: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Question of Indonesian Representation, 1946–1947. Itinerario. 2021, 45 (1): 124–151. S2CID 232422436. doi:10.1017/S0165115321000048. 
• Fuady, Ahmad Helmy. Elite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Indonesia and Nigeria, 1966-1998 (PDF) (博士论文). 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 127. 2012-04-19 [2024-07-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4-09-19）. 
• Gardner, Paul F.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s: Fifty Years Of U.S.–Indonesian Relations. Routledge. 2019. ISBN 978-0-429-97697-1 （英语）. 
• Hadiz, Vedi; Robison, Richard. Reorganising Power in Indonesia: The Politics of Oligarchy in an Age of Markets. Routledge. 2004. ISBN 978-1-134-32028-8 （英语）. 
• Hadiz, Vedi R.; Dhakidae, Daniel. Social Science and Power in Indonesia. Equinox Publishing. 2005. ISBN 978-979-3780-01-6 （英语）. 
• Hill, David T. Jurnalisme dan Politik di Indonesia: Biografi Kritis Mochtar Lubis (1922–2004) sebagai Pemimpin Redaksi dan Pengarang. Yayasan Pustaka Obor Indonesia. 2011. ISBN 978-979-461-788-5 （印度尼西亚语）. 
• Ichimura, Shinichi. Professor Dr Sumitro Djojohadikusumo: An Obituary*.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16, 30 (4): 439–444. ISSN 1351-3958. doi:10.1111/asej.12108 （英语）. 
• Jenkins, David. Suharto and His Generals: Indonesian Military Politics, 1975–1983. Equinox Publishing. 2010. ISBN 978-602-8397-49-0 （英语）. 
• Kahin, Audrey. Rebellion to Integration: West Sumatra and the Indonesian Polity, 1926–1998.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978-90-5356-395-3 （英语）. 
• Kahin, Audrey; Kahin, George McTurna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ISBN 978-0-295-97618-1 （英语）. 
• Kahin, George McTurna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SEAP Publications. 2003. ISBN 978-0-87727-734-7 （英语）. 
• Katoppo, Aristides. Sumitro Djojohadikusumo, jejak perlawanan begawan pejuang. Pustaka Sinar Harapan. 2000. ISBN 978-979-416-632-1 （印度尼西亚语）. 
• Lindblad, J. Th. Bridges to New Business: The Economic Decolonization of Indonesia. Brill Publishers. 2008. ISBN 978-90-04-25397-1 （英语）. 
• McCawley, Peter. Indonesia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Fifty Years of Partnership (PDF).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0 [2024-07-07]. ISBN 978-92-9262-203-9.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6-03）. 
• Mrázek, Rudolf. Sjahrir: Politics and Exile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ISBN 978-1-5017-1881-6 （英语）. 
• Niwandhono, Pradipto.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onesian Intellectuals: The Indonesian Socialist Party (PSI) and Democratic Socialist Ideas, 1930s to mid-1970s (学位论文). University of Sydney. 2021. hdl:2123/27770 （英语）. 
• Poeze, Harry A.; Dijk, Cornelis; van der Meulen, Inge. Di negeri penjajah: orang Indonesia di negeri Belanda, 1600–1950.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2008. ISBN 978-979-9101-23-5 （印度尼西亚语）. 
• Purdey, Jemma. Narratives to power: The case of the Djojohadikusumo family dynasty over four generations.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016, 24 (3): 369–385. S2CID 151698429. doi:10.1177/0967828X16659728. 
• Rice, Robert. Sumitro's Role in Foreign Trade Policy. Indonesia. 1969, (8): 183–211. ISSN 0019-7289. JSTOR 3350674. doi:10.2307/3350674. hdl:1813/53469 . 
• Rice, Robert. The Origins of Basic Economic Ideas and Their Impact on 'New Order' Policies.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1983, 19 (2): 60–82. doi:10.1080/00074918312331334389. 
• Setiono, Benny G. Tionghoa Dalam Pusaran Politik. TransMedia. 2008. ISBN 978-979-799-052-7 （印度尼西亚语）. 
• Thee, Kian Wie. In Memoriam: Professor Sumitro Djojohadikusumo, 1917–2001.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01, 37 (2): 173–181. S2CID 154067950. doi:10.1080/00074910152390865. 
• Thee, Kian Wie (编). Recollections: The Indonesian Economy, 1950s–1990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ISBN 978-981-230-178-9 （英语）. 
• Thee, Kian Wie. Indonesia's Economy Since Independenc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2. ISBN 978-981-4379-63-2 （英语）. 
• Thee, Kian Wie. The Indonesian Economy during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and America's Proposal for Economic Aid. Promises and Predicaments: Trade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olonial and Independent Indonesi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NUS Press. 2015. ISBN 978-9971-69-851-5 （英语）. 
• Thuỷ, Phạm Văn. Beyond Political Skin: Colonial to National Economies in Indonesia and Vietnam (1910s–1960s). Springer. 2019. ISBN 978-981-13-3711-6 （英语）. 
• Webster, David. Development advisors in a time of cold war and decoloniz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 1950–59.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1, 6 (2): 249–272. S2CID 153347824. doi:10.1017/S1740022811000258. 

政府职务
前任者： 苏哈迪·雷克索瓦多约（1966） 为国家研究机构部长	研究事务国务部长 1973年3月28日—1978年3月29日	继任者： 优素福·哈比比 为研究和技术事务国务部长
前任者： 穆罕默德·优素福	贸易部长 1968年6月6日—1973年3月28日	继任者： 拉迪乌斯·普拉威罗
前任者： 王永利	财政部长 1955年8月12日—1956年3月24日	继任者： 优素福·维比索诺
前任者： 优素福·维比索诺	财政部长 1952年4月3日—1953年7月30日	继任者： 王永利
前任者： 丹迪约诺·马努	工业和贸易部长 1950年9月6日—1951年4月27日	继任者： 苏约诺·哈迪诺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