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 (杂志)
| 自由中国 | |
|---|---|
 杂志封面 | |
| 英文名 | Free China |
| 编辑者 | 夏道平、殷海光、聂华苓、罗鸿诏等 |
| 发行期间 | 半月刊 |
| 发行者 | 雷震 |
| 创办者 | 雷震、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 |
| 首发日期 | 1949年11月20日 |
| 最后发行日期 | 1960年9月4日（雷震事件） |
| 创刊地区 |  中华民国 |
| 总部所在地 | 中华民国 |
《自由中国》（1949年11月20日－1960年9月4日[1]），于中华民国发行，以扩展民主自由空间为宗旨的政治刊物，由从中国大陆来台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政治人物所出版，至1960年9月1日，共刊出260期，存活十年又九个月。因为在当时的国民党于台湾的威权统治下，该杂志在台湾的言论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几乎是整个1950年代在台面上唯一可以听到的异议声响。因雷震等台港在野人士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藉《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殷海光写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等人逮捕，该杂志停刊。[2]
沿革
[编辑]《自由中国》杂志最初的构想是在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之前发生的。当时有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党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要坚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须要有一宣扬自由民主的言论机关，因此胡适、雷震、杭立武、张佛泉等人，研议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但不久后中华民国政府暂退至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无法在大陆地区发行，遂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由胡适担任发行人，主要编辑是雷震和殷海光。
《自由中国》创办之初，与时任总统的蒋中正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因此创办初期得到国民党高层的赞助。自1949年11月至1950年底，得到教育部补助经费约新台币三万元。1951年3月至1953年5月，吴国桢的省政府财政厅每年资助新台币两万元。美国国务院拨款的亚洲协会自1953年元旦起每期购买一千本，自1954年元旦起，每期加购五百本，邮资另加，平均每年约资助两千美元。[3]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中正重获美国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争取美援的必要性大减；加上中国国民党实施党改造后，强人威权政治体制逐渐成形、巩固。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于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从批判共产主义转向检讨台湾内部问题，及批评国民党政府政策弊病，而和执政当局关系逐渐恶化。
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国》刊登投书〈抢救教育危机〉一文，批评党国干扰学校教育（如救国团）之后，12月蒋中正在“宣传汇报会”上下令开除其党籍（薛化元 1996，120）。国民党秘书长唐纵表示雷震到台湾后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归队登记，蒋中正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1958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发表《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两篇文章响应雷震。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更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十五篇社论，指出蒋政府一党独大，为所欲为。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张台湾必须出现一个反对党，以适度给予执政党压力制衡。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中正寻求总统三连任。1960年，《自由中国》发表七论反对党的文章，宣称：“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没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就不会有健全的民主，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也不会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雷震开始多方奔走，试图结合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组成一个反对党。6月26日，雷宣布李万居、高玉树、雷震3人为新党发言人；雷震、李万居、夏涛声、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郭国基、黄玉娇等17人为召集委员，由雷任新党秘书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编辑群的举动逐渐进逼至国民党当局的禁忌，国民党三大党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于是对雷震等人予以反击，宣称组建新党是配合中共“统战政策”、“造成台湾混乱”、“企图颠覆政府阴谋”。雷震终于在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为其罪名是“包庇匪谍”，10月8日宣判当天，蒋中正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4]。《自由中国》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杨碧川 1997，405）。
左舜生针对此一事件，曾批评蒋中正“不失为东方一个硕果仅存的标准独裁者，同时也通明透亮表示了他对民主丝毫不能理解，丝毫不感兴趣，不惜以走极端的态度，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同国内外一切主持公道与正直人士挑战。”[5]
版面内容
[编辑]文艺栏
[编辑]聂华苓1949年起在《自由中国》半月刊担任编辑委员与文艺栏主编。陈之藩《旅美小简》中的文章即在《自由中国》文艺栏发表。
各界评价
[编辑]
根据林淇瀁（1999年）的整理，从反对运动的角度来审视，《自由中国》至少有以下三点重要的贡献：
第一，在台湾自由报业理念的传扬上，《自由中国》杂志以小媒介的形式，却发挥了大媒介的功能，它在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加紧新闻箝制的政策之际，坚持媒介应有的新闻自由价值及理念，为后来的党外杂志树立了争取新闻自由的典型。这是《自由中国》在台湾报业史上发散的可贵光芒。
再者，《自由中国》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为基础，透过政治论述，宣扬民主宪政理念，在国民党戒严体制之中寻求突破牢笼的奋斗与实践，也给予后起的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相当的思想启发，“影响了从1970年代开始，逐渐再抬头的政治运动”，“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薛化元，1996:391-392）。这是《自由中国》杂志在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即使《自由中国》对台湾民主运动贡献良多，但亦有其缺失[原创研究？]：
- 理论层面的论述，缺乏实际层面思考
- 中国格局论述，少见台湾在地观点
- 省籍意识强烈
亦有说法指出，因中国民主党吸收了大量的台籍菁英，造成执政当局不满，乃至日后遭到迫害。雷震狱中手稿亦提到：“台湾人的心目中，总觉得大陆人都是统治阶层...而觉得自己吃了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自由中国》编委会委员戴杜衡甚至说过：“把台湾人搞起来，大陆人将来是要受其欺压的。”《自由中国》为一追求自由民主的政论杂志，于发行期间却没注意到台湾最根本、日后渐趋严重的省籍认同问题，而大多数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论述。
最后，《自由中国》由政治论述起，终于政治实践的特质，表现了论述与实践相与结合，言谈与改革并进的政论杂志/政治机器典范，更是深刻地启发了其后的党外民主运动，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三合一的民主参与模式，从此成为党外杂志与国民党党政军三合一体制对抗的本钱。1970年代末期的《美丽岛杂志》及政团并体雏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点。'
杂录
[编辑]- 2009年电影《泪王子》戏中出现《自由中国》杂志一幕，该年是1954年在台中清泉岗机场，空军刘将军之妻欧阳千珺（关颖饰）喜读该杂志，并出现在她的书桌。不过刘将军曾嘱咐属下不要再提供该杂志供她阅读，意含不希望受之影响。
相关条目
[编辑]注释
[编辑]- ^ 高淑芬. 《臺灣歷史辭典補正·期刊詞條補正》. 台北市: 台湾学生书局. : 105、106页. ISBN 978-957-15-1477-2.
- ^ 李筱峰，台湾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类型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4-10-09.，新台湾新闻周刊, 2000/11/23
- ^ 杨天石.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4.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8: 212. ISBN 978-7-5207-0464-9.
- ^ 《雷震案史料汇编》第331至332页，国史馆
- ^ 《联合评论周刊》119期，〈雷震与团结〉，1960年12月2日。
参考资料
[编辑]- 小田三郎：〈《自由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与文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沈超群，2007年4月，〈白色恐怖与新闻自由─政经氛围与党外杂志传承的系谱（1950-1980）〉，《史辙》，第3期，页141-180。
- 傅正，1992，《自由中国》的时代意义，见澄社，台湾自由民主的曲折历程：纪念雷震案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349-269。台北：自立晚报。
- 钱永祥，2001，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对《自由中国》经验的反省，见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页179-236。台北：联经。
- 任育德，1999，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 薛化元，1998，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1949-1960)：以《自由中国》的反对党问题为中心，见殷海光基金会编，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反思。台北：桂冠。
- 薛化元，1999，战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互动的一个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国》的国家定位为中心。当代 141：32-45。
- 魏诚，1984，民国四十、五十年代台湾政论杂志的发展：自由中国半月刊内容演变与政治主张。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 林淇瀁（向阳），1999，〈台湾报业史〉初论 1 暗夜‧黑潮‧《美丽岛》：台湾“党外”报业政治传播路径的历史分析 [online]。np：向阳网联。[引用于2004年10月29日]。万维网网址：[1]。
- 薛化元，1996，《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1950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台北县板桥市：稻香。
- 杨碧川，1997，台湾历史词典。台北：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