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齐诺事件
纳齐诺事件（俄语：Назин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是苏联政府于1933年间大规模将6,000名苏联公民驱逐至纳齐诺岛（остров Назино），并造成逾4,000人死亡的事件。纳齐诺岛地处偏远，位于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境内的托木斯克北方约800公里处（今亚历山德罗夫斯科耶区），位置靠近鄂毕河与纳齐纳河的汇流处。
纳齐纳岛被当地居民称为“死亡之岛”或“食人之岛”，原因是苏联政府将该6,000名“特殊居民”流放至该地后，仅留下了面粉、少量工具与单薄衣物，随后并将这些居民遗弃于该岛上，导致1933年夏季时已有约4,000名居民死亡。[1][2]
苏联官员瓦西里·亚森维奇·维利奇科（Василий Арсеньевич Величко）呈递了一份关于该事件的报告给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该报告后经由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散布，并广泛流传于政治局成员间，随后报告原件被储存于新西伯利亚的档案库内。[3]报告中声称共有6,114名“过时的公民”（指被政府认定为对社会有害或阶级较低的人民）于1933年5月下旬抵达纳齐诺岛。这些居民自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等地出发，先经由火车抵达托木斯克，后再由平底货船被运往纳齐诺岛。至少27人于路途中死亡。岛上并无任何掩蔽物可供遮蔽，居民们到达后的第一个夜晚即降下大雪，且苏联官方于头四天内皆未分派粮食。第一天即有295人因低温与缺乏食物而丧生。[4]
1933年9月，西西伯利亚共产党区域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殊委员会，调查纳齐诺事件。该委员会所撰述的报告于2002年经集册出版。[5][6]
驱逐计划
[编辑]193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亨利希·亚果达与劳造营管理总局局长马特维·伯曼共同向斯大林提出了一项“宏大的计划”，以“特别安置”的名义将200万名公民迁移至西伯利亚与哈萨克。这些被强迫迁居的居民将会在政府的指导下开辟约100万公顷的土地，并在其上从事农耕、种植等活动。计划声称开垦地区能够在两年内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7]
苏联政府早在此计划被提出前三年（1930年）便已将约200万名富农与其他农业工人强迫迁移至相同地区以实施类似的计划；1933年的计划事实上是此1930年计划的修改版本。然而，供给计划所需的资源却因集体耕作与去富农化等政策引起的大饥荒而严重受限。[7]
流放者
[编辑]原始计划的流放对象主要针对许多不同种类的富农、小农、城市居民、居住于苏联西部边疆区的居民以及微罪罪犯。1933年春季时，流放总人数已从原本的200万人减少至100万人。斯大林于1933年5月回绝了该计划，然而此时多数的流放者已经抵达纳齐诺岛。[8]
许多受流放者原先是居住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等地而无法取得内部护照的居民。政治局于1932年12月27日开使推行全面护照化政策，并要求所有居住于主要城市的居民皆必须持有内部护照。该政策的其中一项目标是“清除苏联境内如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其他大都市内过剩且不事生产、亦非公务人员的居民；富农、罪犯以及其他反社会与社会危险份子亦在清扫之列。”[9]
前业主、贸易商人、逃跑而导致饥荒蔓延至乡村的小农、微罪罪犯或是任何经认定无法融入理想的共产阶级制度内的居民均无法获发护照。换言之，政府在践行概略的行政手续后，即可逮捕并流放这些人；在整个程序中被流放者皆无法声明异议。多数受逮捕的居民都会于逮捕后两日内遭流放。[10]
在1933年3月至7月间，85,937名居住于莫斯科的居民被捕，随后即以未持有护照的理由遭强迫流放；同时期的列宁格勒亦有4,776人因为相同理由被捕。在莫斯科清除政策的执行下，于1933年5月1日劳动节假期前被捕的民众被送往托木斯克中转营，而于劳动节后被捕的民众则送往纳齐诺岛。[10]
维利奇科报告列出了部分被捕的案例：
很难说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未持有合法文件而被捕。然而，部分被流放之人随身携带了个人文件：党证与党候选人证、全联盟列宁主义青年共产主义联盟证、护照、工厂文件与工厂通行证等等....
运输
[编辑]根据亚果达与柏曼的计划，流放者将经由托木斯克、鄂木斯克与阿钦斯克等地的中转营送往目的地。最大的中转营位于托木斯克，但空间仍然不够；因此1933年4月时该营该始扩建，预计可容纳15,000人。然而，4月时即有25,000名流放者被运往该营区，即便扩建工程的预定完工日期为5月1日。往目的地劳动营的水路运送亦因鄂毕河与托木河结冰而暂时停止，直至5月初河面除冰作业完成后才再度继续。第一批到达纳齐诺岛的流放者多为富农、农工与来自其他俄罗斯南部城市的居民。如此庞大数量的流放者使托木斯克行政当局感到紧张，因为当局认为流放者“既饥饿，又有扩散的可能”，因此相当危险。[11]
一班运送流放者的火车于4月30日离开莫斯科；另一班火车则于4月29日离开列宁格勒，而两班车皆于5月10日抵达托木斯克。流放者于路途中所获得的粮食配给为每人每日300公克的面包。此外，流放者中的犯罪份子更会殴打其他流放者，并夺取他们的食物与衣物。由于托木斯克当局不熟悉都市流放者的习性，且认为他们会四处滋事，因此决定将他们送往最偏远的工作地点。流放者抵达托木斯克两日后即因当局未提供饮用水而开始骚乱；然而骚动很快便被武装部队制服。[12]
5月14日，约5,000名流放者登上四艘原先用来装运木头的平底货船。约有三分之一的流放者是犯罪份子，被流放的原因则多为“缓解监狱内拥挤的情况。”当时即将接管托木斯克地区劳动营的亚历山大-伏克霍维斯卡亚军事管制总部（Александро-Верховская комендатура）接获流放者将于5月5日抵达该地区的通报。然而，管理当局从未管理过都市流放者，且也没有足够的粮食、工具或补给品供与流放者。[13]
流放者被关押在平底货船的甲板下，而且如今每人每天仅能获派200公克的面包。约20公吨的面粉同时被运往目的地（每人约可获得4公斤），但货船内并未装载任何多余的食物、厨具或工具。所有的管理人员，包含两位指挥官以及50名守卫，均为新招募人员。此外，管理人员并未获发制服或鞋子。[14]
纳齐诺岛上的生活与死亡
[编辑]四艘平底货船于5月18日下午抵达纳齐诺岛。该岛上的地形多为沼泽地，岛长约3公里，宽约600米。管理人员并未以名册记载抵达岛上的确切人数，但抵达时清点出共有322名女性与4,556位男性，以及27具于路途中死亡的流放者尸体。约三分之一的流放者因营养不良等原故于抵达时甚至无法站立。5月27日时又有约1,200名流放者抵达岛上。[15]
当守卫开始分配面粉时，流放者开始为争夺稀缺的资源而斗殴；守卫为控制事态而向流放者开枪。为免斗殴事件再度发生，守卫将面粉移往岛另一端的岸上储存，并于翌日早晨再度发配面粉，但流放者再度斗殴，而守卫亦再度朝流放者开火。稍后，守卫将所有流放者以每150人编为一组，并将面粉发给组长，再由组长分派与组员。然而，获选为组长的人通常是罪犯，而且经常滥用组长身份欺压组员。由于缺乏烤面包用的火炉，因此流放者仅能以河水和著面粉食用，并因此引发痢疾。[16]
部分流放者制做了简易木筏试图逃跑，但多数的木筏均因不够坚固而崩解，导致数百名流放者丧生。守卫则搜索并射杀了其余的逃跑者。由于该岛地处偏远，缺乏前往国内任何其他地方的交通，且岛的四周均为茂密的北方针叶林，因此少数成功脱逃的流放者亦被推测于脱逃不久后即死亡。[16]
5月21日时，三位健康官员清点出共有70位新死亡的流放者，其中5例死亡中更显示出岛上有食人行为的存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约有50名流放者因食人被捕。6月2日时，共856名流放者被送往纳齐纳河上游一处规模较小的安置地，而纳齐诺岛上则仍有157名患病或受伤的流放者因健康因素无法被送往其他地点。约有数百名流放者于运送路途中死亡；纳齐诺岛上亦有约1,500到2,000位流放者丧生，另有数百名逃跑者不知去向。在运送中存活下来的流放者发现新安置地仅有少量工具，粮食亦相当稀少，流放者间更爆发了斑疹伤寒。多数流放者在抵达新安置地后即拒绝工作。[17]
7月初，管理当局建造了一处新的安置地，但仅有250名流放者被移往该处安置。后续约4,200名抵达托木斯克的流放者则被全数送往该安置地。根据维利奇科写给斯大林的信件，8月20日时，抵达托木斯克的6,700名流放者中仅有约2,200人生还。维利奇科的信件促使特殊委员会开始调查纳齐诺岛上发生的事件。10月时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表明约2,000名流放者于岛上生还，其中约半数流放者患有疾病，仅有约200至300名流放者能够工作。[18]
事件曝光
[编辑]1988年，苏联政府推行开放政策，纳齐诺事件的始末与细节才较为大众所知。[19]
1989年，一位目睹流放者试图逃离纳齐诺岛的当地居民对公民团体表示：[20]
他们试着逃跑。他们问我们：“铁路在哪里？”我们从未见过铁路。他们继续问道：“莫斯科在哪里？列宁格勒在哪里？”他们问错人了，我们从未听过这些地方。我们是在地人。人们饥饿地逃走。据说他们只获得了少量的面粉。他们混着河水将面粉吞下肚，接着立刻腹泻。我们真的见到这种事！到处都有人死掉；他们甚至相互杀害......岛上有个名叫科西塔·凡尼科夫的年轻守卫。他当时在追求一位被送到岛上的漂亮姑娘。他试着保护她。有天他得离开一阵子，于是他要求一位同僚照顾她一会儿，但是当时的流放者有数量上的优势，那名守卫能做的实在不多......人们捉住那位女孩，将她绑在一棵杨树上，切下她的乳房，她的肌肉，以及任何可供食用的部位，任何部位，任何部位......他们太饿了，他们要吃东西。当科西塔回来时，那女孩仍然活着。他试着救她，但她已经失血过多了。
曾参与撰写《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的法国历史学家尼可拉斯·魏斯于2006年出版了《食人之岛》一书，讲述纳齐诺事件。该书于2007年被翻译为英文。2007年，与该书同名的纪录片《食人之岛》（L'île aux Cannibales）亦拍摄完成，同样讲述纳齐诺事件。[21]
参见
[编辑]注记
[编辑]- ^ Werth 2007，第xviii, 181页
- ^ Franchetti, Mark. The cannibal hell of Stalin’s prison island. The Sunday Times. April 8, 2007 [September 29,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4-10）.
- ^ Khlevniuk 2004，第64–67页
- ^ Courtois 1999，第154–155页
- ^ Werth 2007，第xvii, 195页
- ^ Memorial 2002
- ^ 7.0 7.1 Kiernan 2007 Ch. 13
- ^ Werth 2007 pp. 1-12
- ^ Protocol of the Politburo meeting of November 15, 1932, Istochnik no. 6 (1997), p. 104; quoted in Werth 2007 p.15
- ^ 10.0 10.1 Werth 2007 pp. 15-22
- ^ Werth 2007 pp. 86-92
- ^ Werth 2007 pp. 102-120
- ^ Werth 2007 pp. 121-125
- ^ Werth 2007 pp. 121-129
- ^ Werth 2007 pp. 127-130, 146
- ^ 16.0 16.1 Werth 2007 pp. 130-137
- ^ Werth 2007 pp. 138-153
- ^ Werth 2007 pp. 154-170
- ^ Barysheva, A.I. The Island of Death. Memorial. November 18, 1988 [September 29,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4）.
- ^ translated in Werth 2007，第xiv页
- ^ 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上《Cannibal Island》的资料（英文）
参考资料
[编辑]- Courtois, Stephane; Werth, Nicolas; Panne, Jean-Louis; Paczkowski, Andrzej; Bartosek, Karel; Margolin, Jean-Louis & Kramer, Mark,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4–155, 1999, ISBN 0-674-07608-7
- Khlevniuk, Oleg Vitalievich, 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from collectivization to the great terror, Yale University Press: 418, 2004, ISBN 978-0-300-09284-4
- Kiernan, Ben, Blood and soil: a world history of genocide and extermination from Sparta to Darfur, Yale University Press: 724, 2007, ISBN 978-0-300-10098-3
- Memorial;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he Siberia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The Nazino Tragedy: A Documented Scholarly Edition, Tomsk, 2002
- Polian, P.M.,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11, 2004, ISBN 978-963-9241-68-8
- Werth, Nicolas, Cannibal Island: Death in a Siberian Gula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ISBN 9780691130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