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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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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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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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 | 洪棄生 |
| 白话字 | Âng Khì-seng |
| 台语罗马字 | Âng Khì-sing |
| 本名 | |
| 汉字 | 攀桂 |
| 白话字 | Phan-kùi |
| 台语罗马字 | Phan-kuì |
| 表字 | |
| 汉字 | 月樵 |
| 白话字 | Goa̍t-chiâu |
| 台语罗马字 | Gua̍t-tsiâu |
洪弃生（1866年12月17日—1928年），台湾清末、日治时期重要古典文学家、诗人、史家。祖籍福建南安，彰化鹿港人，谱名攀桂，训名一枝，表字月樵，台湾割让后，改名“𦈡”，字“弃生”，以字行。曾用“洪曰尧”，又有笔名“洪弃父”、“洪弃生父”。著有《寄鹤斋诗矕》、《寄鹤斋文矕》、《台湾战纪》、《中东战纪》等[1]。《鹿港乘桴记》三民高中课本第七课。
生平
[编辑]少时就读彰化白沙书院，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以第一名入学生员，光绪15年（1889）中秀才。光绪廿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后，绝意仕进，不再科举，遂潜心于诗词、古文，把台湾历史与社会刻划于诗文中表达反对统治残暴行径。
光绪廿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日军入台，与丘逢甲等拥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创台湾民主国，同主抗日，被任为中路筹饷委员。旋即失败，洪自署为清朝遗民，秉持春秋大义，严夷夏之防，闭户读书，潜心于诗文抗日，拒与日人合作，以示消极抵抗，一面以言行抗日，如不讲日语、保留发辫、反对改历易服、以干支纪年，坚守民族正气与自尊；一面以文笔抗日，创作诗文及史学作品，以犀利之文笔，详实记载日军占领台湾、义军英勇抗日以及日本统治行径，对当时民气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1]。
光绪23年（1897）与蔡启运、施梅樵等组织“鹿苑吟社”，藉吟咏唱和，抒发故国之思与亡国感，不仅延续汉文化，而且潜蕴抗日之志。1919年，蔡惠如、林幼春等正式成立“台湾文社”，发刊《台湾文艺丛志》，洪氏被聘为评议员，并在刊物发表作品；1921年参加陈怀澄、庄太岳为发扬民族气节所组之“大冶吟社”，受聘为顾问。除此之外，他也曾为“莲社”社员以及雾峰林家客卿。1924年，连雅堂创办《台湾诗荟》，所刊登洪氏的作品，计有古诗、古文、《寄鹤斋诗话》、《八州游记》等，皆为传续文化于不坠而努力[1]。
作品
[编辑]洪弃生著作内容丰硕，方面偏重社会写实外，亦有史评、政论、游记、咏史、人物传记、论学等，真实反映时代。多收录于胥端甫所编《洪弃生先生遗书》[1]。
著有《谑𫏋集》、《披晞集》、《枯烂集》等社会写实诗为其重要诗集；文集有《寄鹤斋诗话》、《寄鹤斋骈文集》、《寄鹤斋古文集》、《寄鹤斋制义文集》；专著有《八州游记》、《瀛海偕亡记》、《中西战纪》、《中东战纪》，以《瀛海偕亡记》为代表名作。从这些作品可以了解洪氏在日治前后的内心世界及思想特质，尤其对故国之思与异类之愤表露无遗。洪氏的诗文风格大受日人据台的影响，风格由清领时的温柔婉丽，高雅古朴，一变而为激楚悲慨，沈郁苍凉[1]。洪弃生著作也多有批评西学（现代文明）之处，例如〈铁车路〉一诗中，批评火车是“西人逞巧亦良危”，更认为“又况劳民复伤财，民穷财尽滋内患”。在〈鹿港乘桴记〉中，又批评日本人兴建铁道未经鹿港导致市况没落。
洪在世时，坚持衣发如旧，后虽遭日本警察强行剪去辫发，仍留下“我生跼蹐何不辰，垂老乃为断发民，披发欲向中华去，海天水黑波粼粼”、“长叹无天可避秦，中华远海总蒙尘，本为海岛埋头客，更变伊川披发人。”等诗作[2][3]。
评价及影响
[编辑]在台湾古典文学家中，他的作品堪称各体精工，清辜鸿铭称他的文学造诣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近人梁寒操称他“对于古史时事、山川形势，都有深刻的研究，切身的经历，所以能够发为遗民的哀鸣”；胥端甫则认为从他的作品可见到仁民爱物之思想精神，以及触排异族之殖民统治。后人称他为“真儒”、“君子人”与“贞士”，显见他的人格及作品，已受到尊重与肯定，在台湾古典文学史上，他被称为“台湾诗史”，乃实至名归，并非过誉。[1]
其子为作家洪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