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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号交响曲 (肖斯塔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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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调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曲),作品60,是俄国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创作于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于同年12月27日完成。作曲家将乐曲题献给自己的出生和成长地——受德军所围困的列宁格勒

乐曲于1942年3月5日在古比雪夫作首演。3月29日在莫斯科首演,而列宁格勒首演则迟至8月9日才举行,原因是当时列宁格勒广播乐团只剩下15名乐手,其他乐手不是已死于战争中,就是被派往战场,所以乐团管理阶层只好在全市招募能演奏乐器的市民加入,才凑足乐手得以演奏。[1]

在列宁格勒首演时,演出被通过扩音器向全城和德军广播,以展现市民的坚韧和反抗精神。作曲家在萨马拉对乐谱进行微缩拍摄,并将其通过德黑兰开罗秘密运送到纽约。第七交响曲作为抵抗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象征,很快在苏联和西方国家流行开来。1942年7月19日,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在纽约指挥了一场广播演出,而后《时代》杂志将肖斯塔科维奇作为封面人物。1945年后,这部作品的知名度有所下降,但它仍被视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2700万苏联人民的重要音乐见证,并时常于列宁格勒公墓演奏,那里埋葬着列宁格勒围城战900天期间的50万死难者。

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十五首交响曲中演奏时间最长的一首。本曲亦获得1942年斯大林奖一等奖。[2]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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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首交响曲共为成四个乐章,演奏时间大约为75分钟,就他的规模和铺排来看,可以讲这首作品受到其他撰写大型交响作品的作曲家,如布鲁克纳马勒斯特拉文斯基等所影响。

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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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工具书《管弦乐作品手册》指示,上述之配器可简记为"*3 *3 =4 *3—8 6 6 1—tmp+4—2hp, pf—str"[3]

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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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乐章:稍快板(Allegretto),4/4为主,约25—30分钟
是全首交响曲中最长的一个乐章。采用了传统的奏鸣曲式,但结构和篇幅均大幅地扩充。开头由弦乐五部的齐奏弹奏第一旋律,营造战争前繁盛的列宁格勒。管乐随后加入,气氛略带威风堂堂。然后是进入一段较长而宁静的乐段,由长笛及弦乐低音所主导。孤独而阴沉的音色,带出后来不安的“入侵”发展部。
这段是由小鼓重复奏出两小节长的节奏所主导,在整个发展部中,小鼓的节奏从没有停顿过(全个段落小鼓手共奏这节奏动机超过一百次),这个小鼓节奏代表了对列宁格勒步步进逼的德国军队。各乐器分别奏出一段长二十小节的重复旋律乐段(另外两小节小鼓过场),并且加入不同的演奏手法,例如第一次只是长笛的独奏;第二次则是长笛和单簧管的呼应;及后又有主调伴奏,铜管乐模仿空袭警号等等,重复旋律乐段共有十二次,而最后一次重复,铜管的最强奏中带到再演部,乐队重新演奏第一主题,但以小调奏出,及后又回复至平静的气氛,然而小鼓声远远地再度传出,暗示列宁格勒已遭德军所包围。
  • 第二乐章:中板(Moderato),4/4为主,中段为3/8为主,10—12分钟
全交响曲演奏时间最短的乐章。典型的简单三段体式。肖斯塔科维奇曾经将这个乐章标题为“记忆”,但正式出版时却将标题删去。作曲家以这个带有谐跃曲风格的乐章作为一个间奏,先由弦乐奏出一个活泼但安静的主题。在大提琴及低音提琴的节奏引领下,两部小提琴奏出第一主题,并有如赋格的对答,带领双簧管独奏在高音区重复著主题旋律,英国管、巴松管、大提琴等亦先后加入,在小提琴的拨弦中,高音单簧管带入急燥而带尖锐的中段,其他管乐器及打击乐(木琴、铃鼓)亦互相穿插加入,弦乐亦紧奏其后,乐队进入全个乐章的高潮。小提琴及单簧管的齐奏渐渐将气氛带回安静,并重新带引回第一部分的旋律。不过很快就由低音单簧管在高音木管、弦乐拨弦和竖琴的衬托中奏出全新的主题,而伴奏所弹奏的节奏型,令人回想起第一乐章的重复旋律乐段,不过风格则截然不同。接着小提琴重新再将呈现部的音乐动机带回,并在大提琴的伴奏中徐徐结束。
  • 第三乐章:慢板(Adagio)—最缓板(Largo )—果断的中速(Moderato risoluto),约18—20分钟,3/4为主,直入(attacca)
作曲家最初把本乐章定名为“我国广阔的天地”。开头部分尽量维持较弱的声量,先以高音单簧管为首的管乐长音前奏,引领两部小提琴奏出一段具华彩风格的独奏主题。作曲家指这段音乐代表了流经列宁格勒的涅瓦河及其海堤沿岸。接着由长笛、大提琴和小提琴在弦乐拨弦中奏出副题及相关的变奏。开头的旋律动机再次出现,小提琴在符点节奏上逐渐地增强和加快,直接带入速度为"果断的中速"的中段。以低音弦乐和巴松管的四分音伴奏中,小提琴弹奏以增长版的符点“长短二音”节奏--作曲家惯用的节奏型为主的新主题。及后再加上由圆号和中提琴首先带出的切分音节奏,营造出各声部间互相抗衡的混乱景象,后来再加入八分附点节奏后,四个声部间的角力就更为显著(尤其是小鼓及附加铜管乐队加入后)。惟这个角力很快又被木管乐的长音所取缔,速度回复最初,乐曲亦重新返回开首部分,但以近乎倒序的方法处理。在最后一段小提琴华彩乐段后,低音木管乐再次吹奏出长音和弦,并在拨弦、定音鼓滚奏和锣声中,直接进入下个乐章。
  • 第四乐章:不太过分的快板(Allegro non troppo)—中速(Moderato),2/2及3/4为主,中段为3/4,末段为4/4及5/4交替,约18—20分钟,定音鼓和低音提琴的长音中,小提琴奏出带神秘感的旋律,间中被大提琴的附点节奏所打断-这个符点节奏亦作为引申为下一个主题动机的过场。同时双簧管、圆号和定音鼓奏出了连续的“三短一长”节奏型--有如贝多芬在《第5号交响曲》中的“命运动机”;弦乐再接着先前大提琴的过场乐句加以发展,声量渐渐增强,乐曲慢慢过度至进行曲模式,由小提琴和木管乐器所主导下,乐队表现了有力的齐奏。小鼓及附加管乐团再次奏出“命运动机”带动第一个高潮,亦是和第一乐章中的侵略者小鼓节奏作出强烈对比。然而,乐曲随即转慢,变成一首有如萨拉班德舞曲的挽歌,似乎是对这场围困中的死者的一个悼念。第一乐章中的慢板旋律变奏重新被唤起来,及后木管乐器及铜管乐器依次加入,在保持缓慢且深沉的气氛下,声量慢慢的被调高和变得激昂。“命运动机”的变奏型在弦乐器上不断重复出现,当附加管乐团及打击乐器加入后,全国乐队进入了最后的高潮,弦乐和木管继续奏出包含“命运动机”、具节奏性的乐段,而铜管乐则吹出第一乐章最开头的主题旋律,象征列宁格勒的人民最后能战胜敌人,重新回到以往引以为傲的光景,最后以定音鼓的两小节独奏段落中,以最强劲的音量结束。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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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肖斯塔科维奇何时开始创作这部交响曲,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说法。根据官方说法,他是由于德国入侵而开始创作的。但小提琴家罗斯蒂斯拉夫·杜宾斯基在回忆录中表示,肖斯塔科维奇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前就已经完成了第一乐章。[4]根据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见证》中作曲家的陈述,肖斯塔科维奇在德国进攻之前就已经开始计划创作这部交响曲,并且在创作第一乐章的“入侵主题”时,他想到的是“人类的其他敌人”。他还在书中表示,在将这部交响曲献给列宁格勒时,他想到的不是被德国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 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5]

苏联音乐评论家列夫·列别丁斯基是作曲家多年的朋友,他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开放政策时代到来后证实,肖斯塔科维奇在希特勒入侵俄罗斯之前就构思了《第七交响曲》:[6]

第一乐章中著名的主题最初被肖斯塔科维奇称为斯大林主题(作曲家的密友们都知道这一点)。在战争开始后,作曲家将其称为反希特勒主题。后来,肖斯塔科维奇将“德国”主题称为“邪恶主题”,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这个主题既反希特勒又反斯大林,尽管全球音乐界只关注了前者。[6]

另一个重要证人是马克西姆·李特维诺夫的儿媳利特维诺娃,前者在战前曾担任苏联外交部长,后来被斯大林解除职务。战争期间,利特维诺娃在一所私人住宅中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用钢琴演奏《第七交响曲》。 嘉宾们随后讨论了音乐:

然后肖斯塔科维奇沉思着说:“当然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但音乐,真正的音乐,从来都不是依附于某个主题的。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国家社会主义。这种音乐是关于恐怖、奴役和精神束缚的。”后来,当肖斯塔科维奇熟悉了我并开始信任我时,他直接告诉我,第七交响曲(以及第五交响曲)不仅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也是关于我们的制度的,总之是关于任何极权主义的。[7]

肖斯塔科维奇坚称第一乐章的核心不是“入侵部分”(记者通常首先询问的部分),而是入侵部分之后的悲剧音乐,作曲家将其描述为“葬礼进行曲,或者更确切地说,安魂曲”。肖斯塔科维奇接着说:“安魂曲之后,是更为悲惨的一幕。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那段音乐。也许是母亲的眼泪,甚至是悲伤到流不出眼泪的感觉。”[8]

尽管评论家在许多文章和评论中使用了“入侵”一词,但肖斯塔科维奇从未用它来描述这一事件或主题。他说:“我并没有把自然主义地描绘军事行动(如飞机的轰鸣、坦克的撞击、炮火声)作为自己的目标。我并没有创作所谓的战斗音乐。我想表达的是严峻事件的背景。”[9]

9月2日,也就是德国人开始轰炸列宁格勒的当天,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创作第二乐章。他在前往防空洞的间隙高强度工作,并在两周内完成了第二乐章。9月17日,他的声音在列宁格勒广播电台播出:

当天晚上,肖斯塔科维奇在家中向一些列宁格勒音乐家演奏了他迄今为止创作的作品。当他演奏完第一乐章后,现场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这时,防空警报响起,但没有人动,每个人都想再听一遍这首乐曲。肖斯塔科维奇提议稍事休息后继续演奏,以便他可以护送妻子和孩子前往防空洞。他回来后重新演奏了第一乐章,并为客人们演奏了第二乐章。[10]客人们的反应鼓励他当晚开始创作第三乐章的广板。肖斯塔科维奇于9月29日在列宁格勒完成了这一乐章。随后,他和家人于1941年10月1日被疏散到莫斯科,10月22日,他们迁往古比雪夫(现萨马拉),肖斯塔科维奇最终在那里完成了交响曲。

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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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5日,第七交响曲在古比雪夫举行了世界首演。由萨缪尔·萨摩苏德指挥的莫斯科大剧院管弦乐团进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出,该演出在整个苏联广播,随后在西方国家广播。1942年3月29日,莫斯科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全联盟无线电管弦乐团的联合乐团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圆柱厅举行了首演。

这部作品乐谱的微缩胶片被空运到德黑兰,并于1942年4月运往西方。交响曲于1942年6月22日在伦敦首次通过广播演出,由亨利·伍德爵士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演奏,并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逍遥音乐会上进行了现场首演。北美首演于 1942年7月19日在纽约举行,由阿图罗·托斯卡尼尼指挥的 NBC 交响乐团演出,并通过NBC无线电网络在全美广播。

第七交响曲在列宁格勒的首演进行之前,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卡尔·埃利亚斯伯格指挥的列宁格勒广播乐团是仅存的交响乐团。乐团在战时勉强幸存下来,但没有继续演出,也停止了音乐广播。 当时,党的官员并不认为音乐是电台的优先事项,政治号召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即使如此,由于缺乏宣传者,广播仍会出现长达数小时的沉默。[11]至于列宁格勒本身,这座被纳粹包围的城市已成为人间地狱,据目击者报告,死于寒冷和饥饿的人的尸体被抛弃在楼梯间的门口。[12]“尸体被弃置在那里,就像过去抛弃新生儿一样。清洁工每天早上把它们像垃圾一样扫走。葬礼、坟墓和棺材早已被人们遗忘。这是无法控制的死亡洪流。整个家庭不复存在,整座公寓连同居住其中的集体家庭不复存在。房屋、街道和社区也不复存在。”[13]

为了交响曲能够顺利演出,官方必须恢复音乐广播。当局迅速改变了态度,接下来需要重组乐团。列宁格勒广播乐团当时仅剩15名成员,其他人要么饿死,要么已经前往前线与敌人作战。[14]组织者张贴了招募海报,呼吁所有列宁格勒的音乐家前往广播委员会报道,同时努力寻找那些无法前来的音乐家。“天哪,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那样的瘦弱,”一名演出组织者回忆道,“当我们把他们从阴暗的公寓里找出来时,他们多么振奋。当看到他们拿出自己的演出服、小提琴、大提琴和长笛时,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排练在冰冷的录音棚下进行。”[14]管弦乐团的成员还获得了额外的口粮。[12]

在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之前,埃利亚斯伯格先让演奏者们练习了标准曲目——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他们也将这些曲目进行了广播表演。由于当时这座城市仍被封锁,7月初,第七交响曲的乐谱连夜通过空运被送至列宁格勒。[7]

音乐会于1942年8月9日举行。无论这个日期是否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希特勒都已在此前选定,将在这一天于阿斯托里亚酒店举行豪华宴会,以庆祝列宁格勒的陷落。[15]演出进行时,扬声器将演出广播到整个城市,并作为一种心理战的手段广播给德国军队。[7]列宁格勒前线的苏军指挥官戈沃罗夫将军下令提前轰炸德军炮兵阵地,以确保他们在交响乐演出期间保持安静。代号为“风暴”的特别行动正是为此目的而执行的。[14]三千发大口径炮弹被投向敌军阵地。[12]

这首交响曲直到战后才在德国首演。演出于1946年12月22日在柏林举行,由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凯指挥柏林爱乐乐团进行表演。[16]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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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曲的首演时间,正值是德军对列宁格勒进行猛烈的攻击,因此开初不少音乐评论都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藉这首交响曲去舒发他的爱国情怀,宣示对德国纳粹政权和军权主义令列宁格勒人民受苦的愤恨,因此首演后乐曲即备受好评,同年六月及七月,乐曲亦在伦敦和纽约作欧洲及美洲的首演。不过,当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以至是苏联人民都普遍认为这首作品的政治宣传意识太浓。再加上进入冷战时期,因此这首交响曲的受欢迎程度大减,在往后的数十年,和其他被指同样政治宣传味道甚浓的第2、3、11、12号交响曲都鲜有演出的机会。

然而,随着音乐学者对肖斯塔科维奇有更多的研究,他们开始意识到《第7号交响曲》背后的含意并非如此。当时夹在苏共“意识形态”和创作自由夹隙中的肖斯塔科维奇,经历过1936年因歌剧《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被斯大林猛烈批评,继而第一次被苏共公开谴责过,要藉风格保守的《第5号交响曲》向苏共妥协才能翻身,《第7号交响曲》亦是源于这种妥协心态。另一方面,长时期受到当局的审查,他其实是借《列宁格勒交响曲》中的侵略主题,暗指当时斯大林所推行的暴政和极权主义统治模式,才是列宁格勒人民所恐惧的。

衍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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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在1942年所创作的《乐队协奏曲》,当中第四乐章中段由第一单簧管所吹奏的主题,便是取材自交响曲第一乐章中段“入侵”旋律后半部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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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1. ^ Sollertinsky, Dmitri; Sollertinsky, Ludmilla. Pages from the Life of Dmitri Shostakovich. 由Graham Hobbs; Charles Midgley翻译.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107. 
  2. ^ Sikorski Complete Catalogue of Shostakovich (2005), p.81 ISBN 3-935196-60-1
  3. ^ Daniels, David. ORCHESTRAL MUSIC: A Handbook. 3rd ed. Lanham: Scarecrow Press, Inc. 1996: 379. ISBN 0-8108-3228-3. 
  4. ^ Dubinsky, Rostislav. Stormy applause: making music in a worker's state 1. e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9. ISBN 978-0-8090-8895-9. 
  5. ^ 所罗门·伏尔科夫.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作家出版社. 2015. ISBN 7506382725. 
  6. ^ 6.0 6.1 Novyi mir. New World. 1990. 
  7. ^ 7.0 7.1 7.2 Fay, Laurel E. Shostakovich: a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978-0-19-518251-4. 
  8. ^ Sovietskoe iskusstvo. Soviet Art. 1941. 
  9. ^ Quoted in D. Shostakovich o vremeni i o sebe 1926–1975. Moscow. 1980. 
  10. ^ Solertinsky. : 102–103. 
  11. ^ Fadayev, Alexander. Lenningrad v dni blokady. Moscow. 1944. 
  12. ^ 12.0 12.1 12.2 Volkov. Shostakovich and Stalin. 
  13. ^ Minuvshee. issue 3. Paris. 1987. 
  14. ^ 14.0 14.1 14.2 Sollertinsky. 
  15. ^ Figes. : 493. 
  16. ^ Dmitri Shostakovich Catalogue: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and Beyond. Scarecrow Press. 2010: 231.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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