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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方孔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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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自突騎施錢
8世纪的粟特文方孔铜币,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中亚方孔钱币,是公元3世纪上半叶至10世纪之间在中亚所铸造的地方货币,这些货币与从东亚输入来的或在中亚发行的货币不同,都是以异文或异、汉文并用作为钱文,采用中国圆形方孔钱币样式,不以通流于西亚西方圆形无孔钱币作为币形。

中亚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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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所出土的地方方孔圆钱主要受两种中国货币所影响,即汉武帝于前118年开铸的“五铢”和唐高祖于621年开铸的“开元通宝”。[1]

龟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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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五铢”或称“汉龟二体”钱,为龟兹王室白氏开铸的方孔铜币,铸行于3世纪上半叶至7世纪初。[2]公元91年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而另立曾在洛阳作侍子的白霸为国王,东汉遂任命班超为都护,并将西域都护府设在龟兹。[3]“白”字有说为印度文献《摩诃婆罗多》中一个勇敢善战的英雄阿周那(义为白)的意译。唐朝初期,龟兹国王苏伐勃驶和其次子诃黎布失毕两人名字的共同组成部分,其音译也为白。在840年回鹘西迁至新疆以前,龟兹王室姓均姓白,后龟兹一地被回鹘人所占据才被阿尔泰化,故宋代史籍上的龟兹传,开头即点明龟兹本回鹘别种。[4]

西汉开始内地的五铢钱便流入新疆,如库车县苏巴什遗址出土的东汉五铢。龟兹五铢是仿照魏晋至南北朝的五铢钱制成的地方钱币。[2]它与在丝路南道的古于阗国于2世纪通流的“和田马钱”或“田汉二体”钱不同,和田马钱与贵霜王朝希腊文佉卢文钱币相差无几,只是希腊文为汉文所取代,其币形为圆形无孔,币面上为骆驼图案及佉卢文国王的姓名,但用汉文记写铢的重量。[5]龟兹五铢以红铜为主,也有黄铜制,圆形方孔,浇铸,广串,薄肉,皆有内外廓和狭缘,龟兹文和汉文合璧,龟兹文源于梵文,随佛教东渐而来。[6]1920年以来等国的探险队在新疆发掘过,1986年发掘数量最多,共计10,000余枚。[7][8]能分为三种不同的版式,即正面铸有龟兹文,光背,无汉文;正面铸有龟兹文和汉文,光背;正面铸龟兹文,背铸汉文,数量多,为双范合铸。[2]汉文为汉篆五铢的字样,龟兹文为重量单位,其另一龟兹文是数词,1铢等于10个[6]

早期的龟兹五铢深受曹魏五铢的影响,可以说是仿曹魏五铢而铸,特点在汉文“五”宽肥,“铢”是直头“金”;外郭压一点钱文;广穿,面无内郭,面无内郭的龟兹五铢要早于有内郭者。曹魏五铢为魏明帝于227年开铸,是龟兹五株通流的上限时间。[9]龟兹五铢通流的下限时间在621年唐朝废止五铢钱制后不久,尤其在640年平定高昌安西都护府后。此外,龟兹还铸造过“无文小铜钱”,无轮廓、无文字、钱体轻小,外缘不规整,铸工窳劣,在新疆各地都有出土,遗址中同时伴有钱范。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出土于两汉时期遗址或墓葬的小铜钱,通流时间为两晋历南北朝而终及隋唐。[2]

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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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康国国王所铸方孔钱。

粟特中亚河中地区商贾民族,亦称昭武九姓,粟特铜币铸行于6世纪至8世纪中叶,但大部分出现于7世纪初以后,6世纪以前均为圆形无孔钱币。康国都城位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是粟特城邦国家的中心,王族对诸国也有宗主关系,具有政治优势地位。从北周至公元751年唐朝与阿拉伯怛罗斯之战以前,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及以东地区,即粟特地区,始终深受中国内地的影响。[10]

左侧:开元通宝正面钱文。
右侧:粟特背文和塔木加,"βgy"粟特文意为统治者或上天,ɿ形为伊赫希德(王)的徽记。[11]

粟特钱币为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和研究,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Panjakent(彭吉肯特)和撒马尔罕州Afrasiyab(阿弗拉西亚布)等遗址都有出土。在学术上以地区分四型的特点归类,即东、西、南粟特和布哈拉钱币,康国属东粟特币的范围。[12]对方孔圆钱研究上则以康国王室所铸造的钱币为代表。粟特铜币分为两型,一汉粟二体钱,正面为汉文开元通宝,背面为粟特文、族徽或素背;二发现量最多,正面为粟特王徽、族标,背面为粟特文的王名、称号,学者以不同的粟特文和徽记分辨属哪位王铸币。[10][13]据铜币铭文,康国王或称粟特王的铸币者可与汉史籍对上音韵的有8人,从隋末唐初的世失毕和屈术支,至咄曷王最后朝贡的记录754年止,即世失毕—屈术支—拂呼缦—笃婆钵提—泥涅师师—突昏—乌勒伽—咄曷,除此8个人外,其余康国王的名字尚不知道。据喀喇王朝学者奈赛斐(1068年—1142年)所著《撒马汗学人传》,阿拉伯人征服下产生的撒马尔罕王朝至少有13个国王。[10][14]

钱币正面为常见的左右形纹饰和形纹饰,而一些上下则是形纹饰和形纹饰,后二者意义不明,形纹饰据说为撒马尔罕的粟特王族族徽,形纹饰是大夏地方强大氏族的族徽。[10]有学者据对561年开铸的“北周布泉”(王莽币)和早期的粟特铜币进行比较,认为币正面上的王徽、族标原形为悬针篆(布泉)字形,因为粟特工匠在仿造过程中不识字体,币文越来越走向图案化、艺术化才逐渐形成后来的图纹,在撒马尔罕也出土过北周布泉。[15]

突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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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骑施,原为西突厥十姓之一,突骑施钱铸行于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突厥前汗国并无钱币,钱币仅在其属国人民中使用,一直到突骑施时期才开始铸币。[16]唐代铜币在新疆出土的数量和分布区域都远超汉代,大量铜币流入西域,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突骑施汗国对唐代铜币的仿铸。[17]七河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又处于丝绸之路中段,因此作为经济交流中介手段的钱币,对突骑施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18]

突骑施钱铭文是粟特文,背文符各异,形制仿制唐开元通宝,方孔圆形,材质精良,铸造规整,是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19]不仅如此,据吐鲁番敦煌出土的有关突骑施的文书,突骑施人还接受了唐代铜钱以为计值单位的货币量值方式。[17]突骑施铜币最早被沙皇和德国考察队于1911年首次发现,后为两国语言学家和突厥学家研究,在七河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Ak Beshim(古碎叶城)和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塔拉兹等地都有出土,在中国境内也有零星发现。突骑施钱颇为罕见,1953年苏联考古学家在Ak Beshim仅发掘到57枚,在此前后,其地地方陆续收集到39枚。[19]学者对钱面的粟特文“突骑施可汗”译意无异议,其余的词组存有不同意见,一般译读为“神圣的突骑施可汗之钱”。背面的符标,也称作弓月纹或蛇形花纹,据说为突骑施黑姓部落的族徽,也有认为是古突厥文的变体。一些制作突骑施钱的工匠,巧妙地把形纹的下部设计在钱币内穿的外缘上,使之浑然一体;由于受圆形外廓的限制,其上部变成弧形,形似弓月。[20]

突骑施钱铸行时间的上下限,贯穿于突骑施由兴起至衰亡的历史。有学者将突骑施钱概括总结为五型和三个铸行阶段,一型钱面铸有“突骑施可汗”铭文,钱背形符标,属苏禄时期,通流于716年至738年,发现量多,分布广泛;二、三型钱面铭文一致,背面符标、铭文各异,是苏禄被莫贺达干杀后,黄、黑两姓围绕汗位继承间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时期,反映了当时混乱局面;四、五型分别属黄姓首领娑葛与其父乌质勒突骑施钱,背面无形纹,四型背文有“托克马克王公”和“我来自十箭部族,的族徽下”,托克马克指碎叶,形纹一说为“帝”字的变形。[20]也有学者认为突骑施钱是碎叶土著粟特工匠所铸造,铸行时间始于苏禄时期,结束于739年唐朝平定突骑施内乱之时。[19]

回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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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汗国铸“日月光金”钱,背书回鹘文

回鹘钱是自匈奴柔然突厥等以来,漠北游牧帝国立国者最早铸造钱币的实例。币形仿开元通宝铸造,方孔圆形,钱文为回鹘文。回鹘最初在漠北兴起,840年遭黠戛斯人所破开始西迁,西迁的回鹘人,以西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汗国,称为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西州在唐代是东西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地区,深受汉地货币文化影响,当地的市价以铜钱来计算。唐代铜钱具有在藩城流通和充当国际货币的职能,粟特与突骑施仿开元通宝的发行与流通,形制与唐钱形制上的划一性,在说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巨大影响的同时,也证明了市场、贸易和交易在其中起的巨大推动作用。[21]

目前所知的回鹘铜币主要有三类,一为胡汉双语钱,钱面汉文顺序在解读上有“日光月金”或“日月光金”,背面是一圈胡文,一般认为是古突厥文的草体,铸币者始于保义可汗(821年卒);二为双面回鹘文钱,面文一般译意为“阙·毗伽·卜古·回鹘天可汗”,背文为“奉王命颁行”,铸币者存有不同说法,有牟羽可汗(779年卒)、怀信可汗(805年卒)或西州回鹘可汗之说;三是单面回鹘文钱,面文一般译意为“奉亦都护之圣命准予通行”,无背文,铸币者有西州回鹘可汗或亦都护之说。大抵上回鹘铸币时间最晚不迟于10世纪中叶,最早在9世纪初。[22]

回鹘钱的铸造量不清楚,据《册府元龟》记述“回鹘钱”在831年的发行量就有1,1400贯之多,有学者认为这里指的是唐钱,不是回鹘自铸的铜币。[23]有关日月光金钱的背文,据研究,单词含义是“太阳·金星·光明·月亮·铜钱”,除了突厥词光明,其余为钵罗婆语梵文粟特语借词,学者一般认为与摩尼教七曜历有关,因为尊崇七星是摩尼教的一大特点。[24]日月光金钱颇为罕见,2007年美国蒙古国联合考古队在哈拉和林城遗址发掘出20多枚。双面回鹘文、单面回鹘文钱一般认为是西州回鹘铸行的钱币,虽双面回鹘文钱铸币者有争议。[22]西州回鹘称可汗的时间为866年,一直到981年仍称可汗,随后改称亦都护,因此,亦都护主要为西州回鹘第二阶段统治者使用的称号,1209年西州回鹘被蒙古人改称畏兀儿[25]

币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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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半两”钱问世(前306年)以来,中国铜钱币上就有星、月、四决纹、四出纹等记号,也是古钱形制特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铸星始于秦“半两”钱;铸月形、四决纹从西汉五铢钱(前118年)开始,星、月一直到明末“崇祯通宝”(1628年)上还有,四决纹似乎未出东汉,汉明帝汉灵帝(57年—189年)东汉五铢钱有月纹,此时还有卍纹,但不多见;铸四出纹从东汉五铢钱(40年)开始,隋五铢(581年)以后已不具有四出纹。汉武帝(前140年—前87年)五铢钱面开始铸上、下半星,至王莽币(7年—23年)止,西汉五铢有面四决纹,至王莽币止,从至今钱币出土上看,东汉时已无此制;背四决纹开始于王莽时的“大泉五十”,西汉尚无此制。钱币上铸星、月等记号,是当时人有意的制作。这些记号在各朝的“五铢”钱上表现得最多样。[26][27]

唐代“开元通宝”背上多铸有仰月纹,也有罕见的孕星、多星、祥云纹等,自中唐始大部分都铸有月纹。对于月纹来源的著述最早见于唐代学者郑虔著的《会粹》,此后常见于各朝钱币,特点是纹识更大更标准。[26]此外,粟特铜币极少数铸币上有类似“开元通宝”的仰月纹,后期则有☪新月纹出现。[12]新月纹最早与伊斯兰教并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5世纪逊尼派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以后,才从拜占庭引入作为旗帜,此后才渐渐成为伊斯兰教代表图案。[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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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杜淑琴,天圆地方铸一统从昌吉出土的古钱浅谈汉唐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的关系,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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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戴建兵,从希腊到中国中西合璧的和田马钱,中外文化交流,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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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22.0 22.1 伊斯拉非尔·玉苏甫等,回鹘钱币再谈,新疆钱币,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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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26.0 26.1 王青. 《钱币鉴定》 (PDF). 自编实验教材.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2004年7月 [2023-11-2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11-21). 
  27. ^ 陆冠臣,面双“卍”字五铢考略,安徽钱币,2008年第01期 。
  28. ^ ^ William Ridgeway, "The Origin of the Turkish Crescent",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38 (Jul. - Dec. 1908), pp. 241-258 (p 241).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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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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