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治士

干治士（英语：George Candidius，拉丁语：Georgius Candidius，1597年—1647年），又译甘地丢斯、康第纽斯、康德、甘地纽士或甘迪纽斯，生于德国普法尔茨的基尔夏尔特，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宣教士，也是首位来台的新教牧师(1627-31年，1633-37年)。干治士以其生活在新港社的经验，写下的《福尔摩沙岛的对话与简短的故事》（荷兰语: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或译《台湾略记》、《台湾岛要略》，描述了当时西拉雅族的社会组织、宗教及风俗习惯。他也编写了西拉雅语辞典，把祈祷文和教理问答书翻译成西拉雅语，为之后的宣教奠定基础。为了纪念他的事迹，19世纪来台的甘为霖牧师，特别以干治士湖来命名日月潭(1873年)。

早年

干治士生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基尔夏特，为躲避三十年战争而离开故乡，前往荷兰莱顿大学神学院就读。2年后，干治士通过牧师资格考试，任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干治士原本预计到科罗曼德尔海岸宣教，不过此地已有了牧师，只好转往德那第岛。干治士上任后，发现依照公司与本地伊斯兰君主所订定的条约，荷兰人虽然可以在此宣教，却不能替任何人洗礼为基督徒。干治士因此和德那第长官发生争执，而被调往台湾任职。

前期宣教

干治士于1627年抵达台湾，但确切的日期有数种说法。例如甘为霖《荷兰时代的福尔摩沙》（Formosa under the Dutch）一书便写说是该年的5月4日抵台，但该书2017年中文版翻译第206页的注释则写说是8月27日。此外还有该年6月的说法。

甘治士来台后受命主持热兰遮城的宗教事务，他却前往新港社宣教，同时学习西拉雅语。此时西拉雅部落之间常爆发冲突，新港社尤其深感北方麻豆社的威胁，为了争取荷兰人的支持，村民接受干治士居住于此。原本干治士抱持很大的期望到新港社宣教，居住一阵子后，却发现不如所想的简单。西拉雅人不少风俗都违背基督教的教义，如膜拜神像、堕胎等；加上西拉雅人相当尊敬传统女祭司—尪姨，他们担心若背离尪姨的教导，将会失去诸神的保庇。

1628年8月，受滨田弥兵卫事件所波及，新港社开始盛传荷兰人将不再保护自己，并打算把他们逐出村庄。面对此种谣言，干治士希望彼得·奴易兹长官能出面澄清，承诺荷兰人将会保护新港社，并且以长官权威来制止尪姨的影响力。不过奴易兹只答应拜访新港社，以干治士的名义赠送礼物给村内长老，而未介入新港社事务。

12月，干治士完成了《台湾略记》后，便向奴易兹提出自己的宣教理念。他希望把欧洲司法制度引进西拉雅部落，借由惩罚他们违背基督教义的行为，引导西拉雅人接受基督教。不过奴易兹认为这需要不少人力，又耗费很多时间，拒绝干治士的提议。

1629年1月，奴易兹突然改变对新港社的立场，率军突袭新港社，强行监禁随滨田弥兵卫到日本的新港人。这时干治士正于热兰遮城主持礼拜，等到干治士回到新港社，族人已不再信任他。6月，又发生了麻豆溪事件，麻豆人大胜荷兰人，新港社也被麻豆人劫掠，干治士只得退回热兰遮城。

西拉雅人往往把战事上的成败，归因于有无神明保庇，所以在西拉雅人眼里，荷军受挫于麻豆溪事件，也就表示基督的法力不如西拉雅诸神。为了挽回荷兰人的威望，干治士鼓动新任长官汉斯·普特曼斯进攻新港社的敌对部落。后来几场战事的胜利，让新港人开始认同基督教，到了1631年3月，共有50位新港人接受干治士洗礼成为基督徒。

干治士对当时台湾先住民描述道：“福尔摩沙人都很友善、忠实和善良。他们对外来人也很好客，以十分的诚意按照他们的方式拿出食物和饮料。…福尔摩沙人对朋友和盟友非常忠实...他们有很好的理解力，记忆力特别强，很容易明白和记住任何事情。”

退隐

同年10月，虽然台湾的宣教事业已有初步进展，干治士因为公司不同意替自己加薪，任期届满后就离开了台湾，回到巴达维亚。之后，干治士和雅克·斯佩克斯总督的女儿Saartje Specx结婚。1633年，干治士再次前来台湾，普特曼斯遂答应在新港社盖一间石房，供干治士夫妻居住。此时干治士已退居幕后，宣教事务大多由继任者罗伯图斯·尤纽斯负责。到了1637年，干治士的任期再次届满，就决定返回荷兰。1643年，干治士再次来到巴达维亚，担任拉丁文学校校长兼图书馆馆长。1647年4月，干治士于巴达维亚过世。

西拉雅文化

干治士牧师的《台湾略记》纪录了西拉雅文化，西拉雅人原来是多神信仰，干治士牧师指出，由于原住民没有文字可以纪录，宗教经验靠口述的传承，只要切断这个口述传统，就会和以前失去连结。经过荷兰喀尔文宗教会的布道，在三十几年之后，西拉雅人改变信仰型态，变成只有崇拜阿立祖的信仰，先前祖先所拜的神明的名字已经在新一代的西拉雅人的记忆中消失。

干治士于1628年1月提到，大武垅社与新港社、萧垄社等西拉雅族部落有相同的风俗、语言与信仰，但美国语言学家费罗礼（Raleigh Ferrell）在分析荷兰时期各史料后发现这是个错误的分类，直指“大武垅族显然是个在文化语言上，均显著不同的族群”，并质疑干治士对大武垅社根本不了解，“几乎可确定的是，（甘治士）他在 1628 年提出那段有名的说法（指干治士宣称包含大武垅社在内的八个部落同属西拉雅族）时，根本还未到过大武垅社。荷兰人第一次拜访大武垅社是在 1636 年 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