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攘外

安内攘外，全称为“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以攘外，剿匪以抗日”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一文提出的政治导向，以保持国家的领土完整与独立为优先，完成对日抗战之战略准备为最终目标。

蒋介石有鉴于中华民国当时所处于的环境情况下，于一二八事变停战后，1932年6月14日所正式发表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国策，以剿共治标，建设治本，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反蒋抗日政策相对立，被中国共产党形容为“不抵抗政策”。1936年4月，中共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以争取中国国民党之大多数参加抗日。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

历史上的例子

春秋时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口号——先“安内”以“尊王”，“尊王”而后才能“攘外”。

汉景帝老师晁错力主削藩，引起当时朝廷激烈争论，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或认为时机未到，以窦婴为首的认为当时应一致对外，对付匈奴；晁错说服汉景帝，选择继续和匈奴和亲，将注意力集中到削藩。结果，汉景帝削藩除去内忧，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国力，为汉武帝对匈奴动武、解决边患创造条件。

北宋初年，赵普给宋太宗的折子称“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明代于谦《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提到：“臣等看议得，疆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提出“安内方可攘外”之策，以及“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法，而且几乎取得成功。

背景

1930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任外交部长宣誓会上讲演，声称“攘外必先安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武装侵略退让，对中国共产党加紧镇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反共内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五次军事“围剿”。对比著日本武装设备之先进，国民革命军当时并无单独对日作战之条件。加上各国未纳中国为盟邦，因此面对日本进逼（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等），国民政府祇能一方面由国际联盟力促各国干预日本之威胁，另一方面尽其所能延后中国全面对日开战之时间表，以争取时间备战。其表现在于尽量疏导国民情绪，在军事上尽量做有限度对抗，以和谈为主轴，以避免日军挑衅期间，军民的伤亡扩大为战端。

安内

所谓“安内”是指对国内先求团结和稳定，使国家统一，进而讨伐意图分裂者，又称为“统一方能御侮”。当时在国民政府对内主要有两大隐忧：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分离运动，地方势力的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分离运动

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发动南昌暴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占中国东北诸省，乘国军北调之机，于11月7日在中华民国江西省瑞金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共在一二八事变全国上下抵抗日本军阀侵华时，扩大湘赣粤闽“苏区”，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最初首都设在江西瑞金，毛泽东任主席。。

地方势力叛变

由于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军事领袖，不满当时国民党北伐完成后的裁军政策，明为军队国家化政策，但旨在保持蒋军，削弱地方派系势力，于1930年4月联合起来发动中原大战，挑战南京政权。此战争数月后以蒋中正所领导的中央军全面胜利而告终。经此战役，国民政府始有效深入各派系军阀的根据地，税收始能中央处理，实施全国币制统一，发行法币。

1931年，蒋中正在南京汤山软禁胡汉民，同时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引起国民党内其他实力派的不满。党内胡派、汪派、桂系、孙科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彷照孙文护法战争时的做法，在广州另立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在1931年5月28日成立，以汪兆铭为领袖，不设主席，石友三参加，出任广州国民政府第5集团军总司令。同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谋求合作，最终粤、宁两派息争，蒋中正辞去主席和行政院长职务。

1932年6月28日，蒋启程前往武汉。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中国共产党控制之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迫使中国红军向陕北长征。1934年11月27日，蒋、汪精卫联名发表“感电”（“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在和平统一前提下，蒋将孙中山提出中央与地方间均权理论，列举法制、用人、行政、财政、军队五方面内容，作为过渡期间变通办法。

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叛逆组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称兵入湖南。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西南两机关”联席会议，决定以粤桂两军打出抗日旗号，北上讨蒋。对陈济棠来说，抗日只是他为维护自立打出的反蒋旗号，但新桂系真心倾向抗日。7月6日，被蒋收买的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搭乘飞机飞抵南京向蒋中正输诚，宣布归顺中央，蒋中正则允诺倒陈后以余汉谋主政广东。同日，又有粤军副军长李汉魂、邓龙光、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通电反陈。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军委会则宣布撤销陈济棠的职务，以余汉谋取而代之。7月14日，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通牒，要求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时出兵向广州进攻，陈济棠所部第二军不战而退，准备迎余汉谋以代替陈济棠。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8月，蒋在广州对诸将领表示：“中央如果有力而稳固，就是广东的福利，反之中央如失败，亦即是广东失败，就是整个革命的失败，广东与中央的荣辱利害得失，是完全一体的”，“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部不安，怎么能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可以抗日吗？”“我之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7月18日，陈济棠在将过渡政务军务安排妥当后，前往香港，淡出政坛。11月23日上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中国人民救国会的领导人陆续被国民政府逮捕，此为七君子事件。

攘外

所谓攘外就是指对外以维护国家主权，抵抗任何以“扩张”名义，企图侵犯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在国民政府对外有两大隐忧：苏联的入侵，日本的入侵。

苏联的入侵

1929年，当中华民国名义上统一全中国，准备要收回东北中东路（中国东北铁路）的路权时，约瑟夫·斯大林背信弃义，下令8万苏联红军，强占中国东北104个县市，当时国民政府东北陆军第十七旅中将旅长韩光第将军率军抵抗，于11月19日战死沙场。

日本的入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东北军司令官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军队所为，当夜向沈阳江北大营之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严禁部下对日作战，但旅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因作战失利，翌日晨全城即告陷落。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事变两个月内，日本军阀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1932年2月，在日本的扶持下满洲国（日本傀儡政权）建立，满洲国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但政权实际受关东军控制。部分中国学者将九一八事变认作抗日战争的开始。

蒋中正《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节录

“……中正于此，乃了然于粤桂倡乱，石友三叛变，暨赤匪肆虐，以及朝鲜侨胞之惨案。四者互为因果。叛徒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我剿匪将士，风餐露宿，日曛雨浴，黝然面无人色，方冒万难，决必死，与赤匪争最后之运命，而军阀则接济赤匪械弹，以苟延其残喘。我同胞正举国一致，奔走呼号，以抵抗帝国主义者之侵略，而军阀反称兵作乱，甘为帝国主义者之虎伥。嗟乎！人心已死，国亡无日，不意叛徒丧心病狂，竟至于此。尝读“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之语，不禁为我国家与民族抱无穷之忧戚也。举天下至惨至痛至危之事，孰有甚于此者哉？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救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人之爱国，当有同心；阋墙御侮，古有明训。……”

评价

中华民国外交官蒋廷黻于1933年〈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文中支持安内攘外政策：“明朝夏允彝：‘我之兵力每以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东夷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卒之二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夏允彝所说的‘寇’就是流寇李自成；而‘东夷’则指满清。现在的局势与明末何等相像！现在共产党势力蔓延之广几等于明末的流寇，而有组织，有计划，有主义则过之。……现在的日本用不着说，论基本势力之雄厚，野心之大，军器之精，都远过于三百年前的满清。……‘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

中国共产党则反对“统一是抗日前提”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这是蒋要继续进行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实行专制独裁。周恩来指出，这是内战的方针。

外部链接

• 1932年蒋介石写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手令. 人民网. 1932-03-14 [2014-06-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1-30）.